有些基本的大事件是基于事实的。比如在画室换装，神秘的流血现象，在德累斯顿市立妇科诊所住院等。这些事实来源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资料。但我这本小说很多地方是虚构的。为什么呢？我第一次到丹麦为这本小说做研究，开始积累和勾勒莉莉一生的轮廓时，就开始挣扎如何来解读这个故事。毫无疑问，莉莉是变性运动的一个先锋。从今天的看法往回看，很容易理解她在历史上的地位，看到她的一生充满自我接受的巨大勇气。作为首批接受变性手术并勇敢面对公众的人之一，她把自己卷入了为所有变性人争取公民权利和人性尊严的运动，这个运动汹涌澎湃，至今尚未结束。从这个角度出发，她值得被纪念，被歌颂。但我从着手写作这本书之初，就意识到我们这种“未来”的观念和她当时的看法绝对不一样。我更感兴趣的是她对自己怎样看，怎么过自己的生活，不太关心现在对她的“盖棺定论”。当然，很多人都把她奉为先驱和勇者，把她的故事放到今天变性者的背景下去讨论和定义，我对此持理解和欢迎的态度。但《丹麦女孩》这本书想要把读者带进莉莉为自己构建的私密生活中，这和把她放在历史背景下去评价有着本质的不同。（当然，我也很乐意看到记者和学者去写她的故事，把她放在历史背景下，这是很有用也很有趣的。2000年《丹麦女孩》首次出版以来，一些学者和作家做了很多重要且必要的工作，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莉莉和格尔达。其中包括撒拜恩·麦尔、帕米拉·科菲和尼克拉·波尔斯，他们正在写作一本准确性很高的莉莉·易北传记。）
《丹麦女孩》有多少是基于事实的？为什么有时候你选择脱离事实？比如格蕾塔这个人物，她本来的名字是格尔达·高特列布。
在丹麦的一天，我坐火车沿海岸北上，来到赫尔辛格的克伦堡宫。如果没记错的话，这里应该曾经是一位丹麦王子的宅邸，而他正是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原型。我在克伦堡宫参观游览，穿过厄勒海峡大桥眺望近处的瑞典。这次旅行让我了解了，莎士比亚写成这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他偏离了多少事实。先别指责我自比莎士比亚，我的重点并不是这个。但作家都是从大师那里学习的。那个秋日，在克伦堡宫冰冷的黄灰色石墙之中，我从莎士比亚那里学到了重要的一课，整个文学史上，作家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寻找事实，同时又偏离事实，以便更接近一个故事的情感核心。我想要传达的莉莉一生的情感核心，要和莉莉的认知一致。她在历史记录中留下了一些自我的看法和观点，比如一些采访、信件、《从男人到女人》这本书，以及她作为格尔达的“缪斯”所留下来的那些画作。但我相信这其中还有很大的空白，可以说是“未上色的画布”，我需要去填满这些空白，才能真正理解莉莉的内心。这些历史上的空白画布，就是我作为一个虚构小说家，可以添加一些色彩的地方。
1931年，莉莉·易北去世后不久，她的朋友，尼尔斯·霍伊尔对她的日记和信件进行了一定的编辑与删改，发表在那本名为《从男人到女人》的书中。这本书对我来说可谓无价之宝，特别是莉莉的变性过程，她在德累斯顿市立妇科诊所的住院经历，和那些医学检查及手术过程。莉莉参与了这本书的写作，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还努力修改书稿。她很热切地要讲述自己的故事，但也有意要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神秘感。就像格尔达那些风格鲜明的画作表现的是她眼中的莉莉；莉莉所参与的那些新闻报道、《从男人到女人》的写作，等等。凡是关于她的故事，都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都是对她一生的再次解读。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资料，但不是完全真实的。而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觉得这是一种解脱，让我非常自由。毕竟，这个故事是关于艺术家的，他们浑身散发的气质，就是创造、想象和形成属于自己的现实。
那么，再说回你关于格蕾塔的问题。我对这个故事的思考越多，越意识到，莉莉的妻子不是一个配角，而是同等重要的主角。而我在书中提到，她们之间的空间，婚姻营造出来的私密洞穴，正是我想引领读者到达的目的地。有一些相关方面的记录，但并不全面。因为婚姻关系中的亲密，或者爱人之间的互动，通常都不是历史记录的重点。写作一个爱情故事，一个关于婚姻的故事，就需要想象和猜测，创造一些他们生活、工作、争吵、彼此关爱和照顾、接近又远离的细节。我决定创造一个人物，格蕾塔，她和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格尔达既有相似之处，又完全不同。格蕾塔的灵感来源于真正的格尔达，她本身就是个画家，通过画莉莉的肖像取得了成功。但书中很多关于她生活与经历的细节都是我的杜撰。我改了她的名字和国籍（格尔达本人是丹麦人），目的是为了表明，这个人物偏离了事实，但却道出了这个故事的情感真谛。读《丹麦女孩》，你无法了解真实的格尔达的人生经历，但我相信，你能够勾勒出她的精神内核，她真实的情感和内心深处的本来面目。
从某些方面来说，写一本小说，特别是一本以过去为背景，以曾经的真实人物为主角的小说，需要积累足够的细节，然后进行周密得体的排列组合，好给读者们提供一种栩栩如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好满足他们对眼前这个故事的好奇心。然而，这个过程中的语气和风格，必须要属于小说家本人，有他独特的风格。写作《丹麦女孩》的过程中，我先后造访了五个图书馆，每个图书馆都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源，对这本书的对象、主题和发生的地点、背景贡献良多。其中有哥本哈根的皇家图书馆、皇家艺术学院图书馆、德累斯顿医疗博物馆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和帕萨迪纳公共图书馆。这本小说参考的重要内容包括了1930年和1931年间丹麦媒体对莉莉变性的新闻报道，特别是《政治家》和《国家杂志》。1931年，莉莉·易北变性的消息逐渐被欧洲媒体知晓。她勇敢地站出来，将自己的经历公之于众。与《政治家》的记者合作完成了一系列报道。这些报道向全世界讲述了她变性的经历，既描述了她的心路历程，也写到了德国那些对她进行评估并为她手术的医生。这些报道发表后的几个月，作为这个系列的收尾，并对莉莉·易北的勇气与突破致敬，《政治家》发表了一份作者署名为“露露女士”的讣告。我们有理由认为莉莉也参与准备了这份讣告（就像她参与了《从男人到女人》的写作，尽管这本书在她去世后才出版）；因此，莉莉又一次展现了自己鲜明的个性，参与左右了全世界对自己的评价和看法，生前身后，一贯如此。
关于事实和虚构还想多说一句。在接受《新鲜空气》杂志记者泰利·格罗斯的采访时，伟大的小说家E.L.多克托罗列出了写作历史虚构小说的一些原则。多克托罗一直是我心中的英雄。《但以理书》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在我个人心目中，他一直是个榜样式的人物，因为他事业很成功，既是一个优秀的图书编辑，也在写作以过去事件为灵感的小说。在这个采访中，他提到了事实和虚构的问题。他质疑虚构和非虚构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他谈起自己写过的历史人物，“我写的虚构内容也是他们自己在人生中创造出来的”，他说那种“为自己创造神秘气息”的人物是最吸引他的。多克托罗解释说，他写作一本书时，总是从“人们所创造的属于自己的虚构内容”着手，然后再一步步进行下去。
你是怎么去搜寻和研究现存事实资料的？
这句话引起我很深的共鸣，也是我写作生涯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仅仅是《丹麦女孩》，还有我的上一本书《第十九个妻子》，某种程度上，还有我手上正在写的这本书。“我们每天都在创造自己的生活。”这是多克托罗的原话。每一次的描写都是解读。每一次的构建都有杜撰的因素。莉莉的那些肖像画，还有莉莉生前自己的叙述，都是对前面这句话的注脚。
所以，我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表现这个人物的过去，因为她说得很清楚，几乎是和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那么她记忆中的童年，到底是谁的童年，那些生理上或感情上的回忆，又属于谁呢？莉莉心中和口中的埃纳尔都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她常常说他是自己的哥哥或家里的亲戚。我必须要表达出这种情绪，好让这个故事既具有真实性，又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丹麦女孩》中的某些内容可能会让今天的读者都很吃惊，会觉得那些变性的男人女人怎么会这么谈论自己的经历。但其中所记叙的莉莉对自己的看法，都是真实的，都是她亲口说的。我喜欢的虚构作品，需要将读者带进一个人物的内心深处；让我对主要人物的了解程度能够超越我们对大多数人，甚至对我们自己。这就是历史类虚构作品一直以来扮演的角色之一。这是由事实激发的想象，引领读者进入一个和书中人物亲密接触的世界，而单纯的事实往往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在塑造莉莉这个人物时，我决定让读者进入一个她认知中的世界，而不展现我们今天对她的看法。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她眼中的自己（或是她还没能发现的自己）。
格蕾塔这个人物很令人着迷。在本书开头的一幕中，她为什么会建议丈夫换装？她有什么样的动机？而莉莉变化的过程中她也受到了伤害，感到痛苦，她又是怎样调和自己的动机与痛苦的呢？
挑战之一就是想象莉莉思考过去和现在时的心理状态。她对于自己身为男人的过去说得很清楚，她说埃纳尔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拥有另一个灵魂。这可能和今天很多讲述自己经历的变性人不一样。但莉莉坚持自己的说法。
格蕾塔是一个独立与忠诚并存的非凡女人。她很有自主性，非常注重保护自己的个性。但同时她又对自己的伴侣忠心耿耿，无悔付出。小说的一开始她就对丈夫有着最深层次的了解（或者说她自己这么认为）。格蕾塔鼓励莉莉勇敢做自己，因为她了解她的真面目。而格蕾塔做很多事的原因就是“事实如此”。不过没什么事情是这么简单的。格蕾塔画了莉莉之后，事业腾飞。她依赖莉莉，正如同莉莉依赖自己。我认为格蕾塔从未对自己或对莉莉说过实话，没有说过莉莉对作为艺术家的她的影响有多大。没有莉莉，格蕾塔就无法成为自己理想中的艺术家。两人的动机与行为，互相纠缠，难舍难分。
这个人物是个变性人，但她身处的时代却远在当代变性人权利运动之前，创造这个人物有些什么挑战？
莉莉·易北的故事近几年才又进入人们的视线，之前几乎被遗忘了，你觉得原因何在？
那是很久以前了，还没有谷歌，所以我就像那时候的所有作家一样，去了纽约公共图书馆，开始搜索提到她的资料。我找到了一些20世纪30年代早期关于莉莉的新闻报道，她首次面对媒体讲出自己的故事，是在一个丹麦记者的采访中。还有其他一些资料，都很简短，很多还自相矛盾。最后，我找到了《从男人到女人》，这是一本半虚构的传记，1933年出版的，她去世后不久。由这本书，我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搜索和研究。任何人想要进一步了解莉莉·易北，《从男人到女人》都是一份重要资料。至少对我来说，这本书意义重大。它回答了很多疑问，同时也疑窦丛生。我在早期的一些研究中还找到了格尔达一些作品的照片，也打开了通往这个故事的一扇重要窗口。
为什么这几十年来，莉莉都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这其中的原因谁也说不清。20世纪30年代早期，莉莉接受了一系列手术。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很焦虑，特别是她居住的西欧地区——哥本哈根、巴黎、德累斯顿。经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最后的纳粹猖狂和战争爆发，无不像巨大的阴云，笼罩在那片大陆上空。在接下来十五年的生灵涂炭、战火纷飞之中，这个故事被遗忘，被掩埋，我一点儿也不吃惊。这是原因之一。当然，还有个原因是莉莉这个故事的本质。就算到了今天，变性的男人和女人们也经常面临偏见、无知甚至可怕的暴力。而在20世纪30年代，全世界大多数人应该都无法想象莉莉的事情。很多人都是在听说了莉莉·易北之后，才第一次知道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变性手术。当时这件事很轰动，但莉莉·易北1931年去世之后，就连哥本哈根那些对她表示支持和理解的报纸，也都说她是“独一无二”的，并没有把她写成“变性人权利运动”的开端。很少有人能看到她是某种意义上的先锋，也看不到她的意义其实超越了自己本身。然而，她留下来的东西，没有被历史的汹涌潮水淹没。她巨大的勇气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不容遗忘。
很多年前我读到一个关于她的简要介绍，说莉莉是第一个成功接受变性手术的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她是第一批之一，但不是第一个）。我之前一直认为第一个是克里斯汀·约根森，纽约布朗克斯的一个二战老兵。所以我就想，这个莉莉是谁呢，为什么如此名不见经传。这个故事中有艺术、艺术家和婚姻，也让我非常好奇。
这个故事有什么特别之处，让你将其作为自己第一本小说的主题？
你是怎么听说莉莉·易北的？
最吸引我的是婚姻。我们如何去商议和决定婚姻的长短，在婚姻中如何改变自己，而婚姻又如何改变自身。为什么有的婚姻关系白头到老，有的就走不到最后。随便找一个婚姻，都能写成一本内容丰富的小说。在我看来，这个故事的核心就是这个婚姻关系中属于两人的亲密空间。他们的婚姻处在这个空间中，被他们的爱所保护着。莉莉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可以第一次诚实地面对自己。我很好奇，什么样的婚姻可以张开双臂欢迎莉莉的进入呢？简而言之，这是一个我们永远在扪心自问的问题：什么是爱？爱能做成什么事情？我开始搜寻和阅读关于莉莉·易北的资料时，还明白了另一个道理，我们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努力在自己的生命中挣扎，想要了解我们是谁，并且接受那个真实的自己。我相信每个人都至少有那么一次，看着镜子，心想：“这个世界看不到真实的我。”所以莉莉关于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有着普遍性。我们都希望这个世界能接受真实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