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别犯傻了，我对自己说，随即便把被子推到一边，精神抖擞地从床上一跃而起，准备先去浴室洗个澡，好把刚才那些五花八门的幻想一劳永逸地冲掉，我决定不浪费精力打手枪了，也命自己不要再想那段永远不会变成小说的原住民证词。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都不会再有兴趣创作、出版或阅读关于印第安人被屠杀的历史的小说了，真是够了，我竟然在休息日还像平时在大主教宫里一样心系着那些报告，就好像他们付我报酬是为了扫我周末的兴似的，我一边责备着自己，一边等待从淋浴喷头里出来的水慢慢升温，期盼着法蒂玛能跟皮拉尔一样漂亮，但最好不要有前一段苦恋遗留下来的斩不断理还乱的情思，我足足有一个半月没跟女人上床了，从抵达这座城市那一天开始，就被迫过上了这种可悲的无性生活，就好像他们在为培养我恪守贞操的习惯和美德做准备似的。我这样想着，走到温热的水流下面，真舒服，我往腹股沟处擦上香皂，时而扯两下下体，脑子里则细细盘算着衣橱里有什么可以穿的，我一定要穿得帅气十足又神采奕奕地出门，好让女孩们看见我就忍不住低声赞叹。为此，我挑了一件流行款式的鲑鱼红保罗衫，一条水洗牛仔裤，配一双棕色莫卡辛鞋。穿鞋的时候，毫无防备地，我听到街上传来五声枪响，震耳欲聋，从声音推测是一把口径9毫米的手枪，而且我确信是五枪，因为从听到第一声我就开始数了，然而，我下楼碰到门卫，他非说是六枪，活脱儿一个只会害怕，不知道留心观察的白痴，枪响的时候，他说他拔腿就从门口跑到楼里面躲了起来；而我则一个箭步来到了窗前，从五楼的窗户向外探视，鼻子里闻到一股从街上飘上来的弹药味，急切地想知道这场突如其来的事件背后的真相，毕竟我已经在这间市中心公寓里住了一个半月了，今天是第一次听到枪声，实在好奇难耐，因此一分钟之后我就下楼来到公寓楼一层大厅了，跟白痴门卫争论是五枪还是六枪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他坚称是六枪，说是一场汽车追击，跟电影里的场景似的，追击的人从车里朝被追的车不断开枪示警，倒是没有人受伤，马路上也找不到发生过枪击的痕迹，说着说着我俩就走到了门口，从那里往外看，我发现一切似乎已经恢复了常态，流动小商贩们正在他们搭在街边的塑料帐篷下面安安稳稳地坐着，我走到一个卖盗版碟的摊子前，它摆在第六大道和十一街的交叉口，距公寓楼入口就十步远，我想问问摊主刚才看到了什么。“什么都没看到，我马上趴到地上了。”这个矮胖的拉迪诺人回答道，都没敢看我的眼睛，估计是把我当作前来调查取证的警员了，可我唯一想知道的是他听见了几声枪响，到底是认真听了的我所认为的五枪，还是那位忙着躲藏未必听清了的门卫所坚持说的六枪，摊主答说他也没注意，可能是五枪，也可能是六枪，他嘴里这样嘟哝着，态度极其含混，我决定纠缠下去，跟他解释说只可能是五枪，因为第一声刚响，我就开始出声数了，这是我在我自己国家的战争年代养成的老习惯，我出声数着“二、三、四、五”之后，“六”就悬在嘴边，没念出来，因为压根就没有第六枪，另外，我还敢打包票那是把9毫米口径的手枪，我的耳朵可不是一般的耳朵，不信我们可以沿街找找弹头，结果一定会证实我说的是对的，他们用的是口径为9毫米的手枪，听我说完这一番话，小贩只是装作听不懂，假装忙碌起来，拿起一块抹布开始擦拭他的盗版碟。今天的车辆比以往少，我穿过马路，在一家麦当劳店门口买了两份星期日报——不是那家我绝口不会再提的毁谤我的烂报纸，准备一边读新闻一边用早餐，顺便再向卖报的人打听下刚刚发生的枪击，没想到这个卖报员能提供的信息还不如刚才那个卖盗版碟的摊主呢，于是我继续在第六大道上阔步走着，享受着这大好晨光，不去理会满街的垃圾和飘浮在空气中的臭味，免得坏了我的兴致，同时为没有任何路人或商贩能猜到我此刻的心思而暗暗高兴，我准备去中心饭店，那里的本地自助餐是我在这座城市逗留期间每个星期日必选的早点，用餐过程中唯一的干扰是每隔一会儿就要响起的马林巴琴声，它总是不由分说地钻进人的耳朵，不过，这种干扰无论在哪家餐厅都能碰到，简直跟瘟疫没两样。
今天星期日，早晨我在床上一直赖到十点，中间迷迷糊糊的，有那么一会儿，我开始幻想皮拉尔，一边想一边试着打手枪，可惜精力没能集中很久，因为伊采尔的名字突然潜入我脑海中，她模样如何我无从知晓，但这个名字一路蜿蜒曲折地钻进我的脑海深处，激发起我的欲望，紧接着，法蒂玛的名字又跃入脑中，就是皮拉尔那位室友，还有几小时就能见到她了，我、法蒂玛，还有皮拉尔，我们三人中午会一起出去喝几杯啤酒，吃一顿秘鲁菜柠檬腌生鱼，这是我星期五跟皮拉尔就约好的。星期五下午，我在大主教宫庭院碰到她，给她讲了我与大主教先生的短暂会面，当时，我仍在为大主教死死盯着我手上动作的举动，以及当天上午读到的一段证词而感到惊讶不已，证词内容很像我之前看过的一部小说里的场景。今天早上赖床的时候，那段证词重新在脑海中浮现，让我突然萌生一股冲动，想以它为素材，创作一个天马行空的故事，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小说，有的只是把它创作出来的欲望，我要反转口述报告中的悲剧故事，以那个惨死的人口登记员的幽魂为第一人称讲述者：现实中，他生活在一个叫作托托尼卡潘的城镇，其愚蠢最终导致他双手的手指被一根根尽数砍去，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截一截的指骨相继被削下，而身体则被士兵们死死摁在地上，骨头早已不知道被打断了多少根，那帮人只是想让他明白，别自以为聪明，忠于职守要有个度，这个度得取决于眼前这位领头中尉，而中尉早已有了决断，只见他举起大刀，一个干净利落的动作，托托尼卡潘人口登记员的脑袋便被横刀砍下，像个椰子一样掉落到了海滩上。人口登记处的简陋大厅已经溅满鲜血和脑浆，受害者在死去之前，曾多次拒绝向中尉提供城里死亡人口登记簿，天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固执。中尉急需城里过去十年的死亡人口名单，意图把死人算成活人，添作投给里奥斯·蒙特将军所在政党的赞成票，那个靠一场政变夺了权的杀人犯，现在不光需要活人投的票，还要死人的，以使自己的政权合法化，好让全国上下都对他再无质疑，关于这一点，托托尼卡潘人口登记员始终没能明白，甚至在看到一队士兵闯进家门，知道自己难逃此劫的那一刻，他也没有明白；即便在感受到锋利的刀刃正一截一截地削下他的手指，甚至被截肢时，他也没有承认登记簿在自己手上，虽然登记簿的确在他那里，被他埋到了家中庭院一角的某截树桩下，这是我的版本，因为口述史料里没有这么多细节，他宁死也不愿把登记簿交给当地驻军的中尉，我构思中的小说要讲的恰恰就是这个问题：托托尼卡潘人口登记员为什么宁可被折磨至死，也不愿向行刑者交出死亡人口名单？而小说的开头准备使用这一幕：中尉举起砍刀，敲开了人口登记员的脑袋，像敲开一颗椰子一样，他将从中挖出美味的奶白椰肉，而不是掺杂着血水、仍在颤动的脑浆，虽然后者对某些人的味蕾来说也是诱人的，我可以不带任何偏见地承认这一点，被一击毙命的那一刻，人口登记员的幽魂便开始张口讲述他的故事，总是用失去了十指的双手扶住他那碎成两半的脑袋，好让脑浆不流出来，看，魔幻现实主义那套把戏我也不是不会嘛。起头时，他说，他的魂魄会一直受苦，四处飘荡，除非有人把他的名字列入死亡人口登记簿，而这件事的困难之处在于，只有他知道登记簿藏在哪里。所以接下来的情节会围绕登记员的魂魄如何试图与朋友取得联系展开，讲他如何请求朋友们在不惊动军队的情况下，帮忙把他录入死亡人口名单；与此同时，这本小册子背后的历史及其重要性也慢慢被揭开，原来它已由登记员家族保管了上百年，他的父亲、祖父都曾跟他一样恪尽职守，总之，是一个充满悬疑与冒险的故事。这个星期日的早晨，当我还躺在被子下面、思绪像乒乓球一样四处乱蹦的时候，心里就在想，如果我是个小说家，而非这些野蛮罪行的口述史料校对员，就会马上着手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世界真美好啊！三小时后，第一眼看到跟皮拉尔一同出现的那位女士时，我忍不住发出这声感叹，她就是法蒂玛，那时我对她还知之甚少，但她一出现就牢牢地吸引住了我的目光，不只是我，其余六七个正懒洋洋地喝着啤酒的乡巴佬看到她也立刻做出一样的反应，这是一家名叫“典范”的塞维切餐馆，实际上就是个简陋的便亭，寥寥几把塑胶椅拥挤地摆在音乐学院小小的广场一侧，我略带嫌弃地坐在了这六七个乡巴佬中间，却同他们一起流着口水，眼巴巴地看着两个女孩绕过音乐学院的街角，穿过广场人行道，朝我们所在的餐馆走来，我早就知道两人分别是皮拉尔和法蒂玛，而其余的几个男人只是被眼前两个光彩照人的异国佳人弄得极其亢奋，盼望着她们能进来停留片刻，肯定会为店里增色不少，毕竟这里唯一能吸引人目光的，就是那台正播放墨西哥对阵阿根廷周末场赛事的电视机了。快进来啊，女孩们，你们的光临能让这帮穿着大裤衩、挺着大肚腩的傻帽美一番呢！要不是那群乡巴佬看起来不太好惹，而且又坐得太近，可以听到我说话，我差点都想用这句话跟两位女士打招呼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刚进来的两位小甜心分别亲了我两边的脸——这让我的日子都亮堂起来了，而那帮大肚腩的脸则迅速阴沉下来，他们齐齐向我投来嫉恨的目光，因为两位美人看都没看他们一眼，而是径直在我身旁坐了下来，一人一边，几乎是坐到了我的两条腿上，只有墨西哥跟阿根廷的球赛有助于减缓一下那帮人对我的嫉恨，但他们显然已无法集中精力看球，而是不时色眯眯地瞟向两位女孩，观察她们如何一边有滋有味地品尝着柠檬腌生鱼和啤酒，一边跟服务生愉快地交谈。我看到法蒂玛之后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吻遍她的全身，吻她粉嫩柔滑的肌肤，红色紧身牛仔裤下的完美曲线，薄纱衬衫里面若隐若现的诱人肚脐，顺着肚脐附近的一条绒毛小径，我的眼睛继续向下行进，而此时她正讲着她最近一次到高原村庄的走访经历，说在多年前，村子里的一半人口死在另一半村民的刀下——参与行刑的乡民一开始是受军队指使，但无疑他们自己后来也杀红了眼，这是那一千一百页档案中所记录的四百二十二场屠杀中的一场，那些档案此刻正摞在大主教的办公桌上，等着我第二天回去继续编校，但我现在根本不想去思考工作的事，只想顺着刚才那条绒毛小径，从肚脐一路下滑到法蒂玛丰腴的私密处，然后一头钻进去，这样就能躲开那帮乡巴佬不时向这边窥探的视线，也不用再听从电视机里传出来的球赛解说员的呐喊，更不必去想突然跃入脑海的那几百名原住民的模样。一两小时前，我正在中央公园慢吞吞地吃着早餐，悠闲地打发时间，周围则是几百位盛装庆祝的印第安人，在她们身上众多的喜庆色彩中，红色显得尤其活泼亮眼，在那一刻，这种颜色似乎跟鲜血与苦痛毫无关联，而只是眼前这数百位女佣幸福快乐的象征，她们正在宽阔的广场上享受着短暂假日，广场的外围分别是教堂、总统府，以及一些破旧的商铺。总体来说，那场灿烂天空下的漫步惬意而清醒，因为我意识到，在那群细长眼睛、褐色皮肤的女人中，没有一个能激起我的性欲，连半点跟性有关的联想都没有，而既然没有幻想的干扰，我就得以轻盈又敏捷地穿梭于她们中间，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这些民族服饰的布料质地和剪裁设计上。五颜六色的裙子把这些女人裹得严严实实的，一寸皮肤都露不出来；法蒂玛就完全不一样了，她那诱人的肚脐仿佛正冲我挤眉弄眼，幸好那帮乡巴佬没有发现。这会儿，他们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看球赛呢，解说员把这场对决命名为“巨人之战”，嘶吼的嗓音引得两位女士都忍不住转过头去看。她们平时显然都不关心足球，但此刻店里激昂的氛围难以忽视，法蒂玛甚至还问了我一句支持哪个队，墨西哥还是阿根廷，我怎么会感受不到身旁那帮大肚腩乡巴佬对阿兹特克文明后裔流露的仇恨呢，因此立刻回答说，所有中美洲人都支持阿根廷，盼着它能打败我们可恶的大块头邻国墨西哥，我把话说得铿锵有力，以便过一会儿能在这两位女孩的陪同下安全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