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下午，我第一次跟大主教有了一次短暂的会面，地点就在我的——实为他的——办公室。他在八字胡小个子的陪同下进来，互相介绍认识之后，他开始询问档案校对工作的进展。此人体格高大健壮，那副不言自威的气派，立刻让人联想到意大利黑手党教父，或者梵蒂冈教会高层人士。我暗暗地想，这位有着意大利血统的大主教先生完全可以扮演《教父》中马龙·白兰度的角色，甚至可能会诠释得更加传神。这让我顿时对他印象大好，因为受小时候上慈幼学校的经历的影响，我头脑中的神父都是一副基佬样，目光奸邪阴险，宛若一只只披着教袍的乌鸦，跟眼前这位寡言而不失威仪的大主教没有丝毫共同点。他倒没问太多问题，而是好奇地盯着我手上的动作，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忍不住开始担心自己双手的动作会无意间暴露出内心深处的什么秘密，妈的，怎么突然感觉自己正在通过手势忏悔罪责似的呢。我向大主教解释道，报告可以被划分为四卷，前两卷分析屠杀给村民带来的诸多后果，第三卷解释历史背景，第四卷罗列出所有的屠杀及受害者姓名，这样安排，我补充道，会使那一千一百页档案更便于读者日后查阅，虽然我目前刚读到第二卷前半部分，但可以向他保证，这份报告质量很高。我这么说的时候似乎都忘了，眼前这位身穿紫色长袍的大主教早就看过此刻摆在我桌上的所有材料——这时，他注视着我手势的目光让我感到不适了，于是我把两只手臂收了起来，抱在了胸前。报告对事实的分析非常精准，搜集到的幸存者证词更是令人震撼，极其迷人，特别是文中所使用的表现力极强的语言，称得上一流的文学作品，我一边赞叹着，一边差点要掏出笔记本念一念那些让我无比振奋的句子，好让大主教和小个子米诺亲耳听一听，感受一下它们是多么琅琅上口。然而，那一刻我突然想到，他们若发现了我的摘抄本，可能会误认为我未经许可就抄取办公室数据，而这些数据是被明确规定不允许带出办公室的，所以我转而去拿桌上的几页报告原本，找到第一处被我画线的地方，念道：“我有时甚至不知道，这满腔愤怒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到底该向谁发泄……”透过玳瑁镜框托着的两块有色镜片，大主教突然向我投来难以解读的目光，令我不禁担忧起自己是不是被他误会了：他一定在怀疑我无视史料中政府军对原住民所实施的反人类罪行、无视该口述史项目旨在揭发和控诉这些暴行的初衷，却像个疯癫文人一样，一心只知道从中搜寻优美诗句；他一定认为我罔顾报告内容而只关心其语言风格。想到这里，我决定不再念下去了，而是专心谈论报告的章节布置、社会心理分析，以及对幸存者所造成的不同种类精神创伤等内容，可大主教依然挂着那副无法解读的神情，一言不发，这让我紧张得要命，想想吧，谁愿意站在一个牢牢盯着你、只等着你忏悔所犯罪孽的神父面前呢？这恰恰就是我此刻的处境。不过话说回来，我倒还真有一件深感沮丧的事想抱怨一下：在大主教宫找到的唯一好看的妞最后竟然不允许我干她热辣的屁股！正在这时，小个子米诺突然说，他和大主教两人马上要去接待一个重要的国际组织代表团，这句话就像一阵突然响起的铃声，把我从眼看就要逃不掉的一场忏悔中解救了出来，而我最终也没能找到机会跟小个子聊一聊《二十世纪》今天早上发表的那篇攻击我的文章，也不知他会做何评论。
那天早上，我在位于恩喀斯大楼的公寓里醒来，全然没有预料到接下来这一天有什么肮脏把戏在等着我。我先是裹在毯子里一动不动地待了几分钟，半睡半醒间，把下体放进手心感受它的温热，又想起今天是星期五，心情大好，外面流动商贩们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一大早就从街口一路向上攀爬，轻松传到五楼，钻进了我的房间，这栋高屋顶、大窗户的公寓楼恰好位于第六大道和十一街的交叉口，是城市正中心的所在。我拉开窗帘，看到阳光倾泻在房顶上、楼宇间，目光所及之处，建筑物并不多，视野极佳，公寓内家具配备齐全，有清洁服务，有洗衣房，也会定期更换床单和浴巾，跟酒店差不多。我刚抵达这座城市就在这里住下了，租金是一个月四百美元，考虑到它的黄金位置，我认为还称得上划算，这里到大主教区仅需步行六个街区，我最钟爱的几家酒馆也触手可及，此外，安全保障也做得不错，门卫二十四小时在岗。我穿好衣服，洗漱完毕，吃下一碗酸奶麦片——健康第一嘛，随后给房门上了两道锁，穿过走廊来到电梯口，按了到一楼的键，来到大厅，先后跟女大堂经理和门卫道声早安，接着转身上了街，一面观察着来往的行人，一面沿着十一街朝第八大道走去，目的地是莱昂咖啡厅。那里有市里最好的咖啡，也是个可以安安静静读报纸的地方，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次去办公室之前，我都会先来这里，坐在吧台旁，点一小杯特浓咖啡、两三根西班牙油条，抓起手边摆着的随便一份报纸来看。而这个星期五早晨，我拿到手里的是一份叫《二十世纪》的名不见经传的小报，浏览下来，都是些不痛不痒的消息，直到我翻开保罗·罗萨斯的专栏，猛然看见自己的名字：这个下三滥的作家竟然在毁谤我！他只不过数年前在墨西哥跟我碰过两次面，此刻竟在专栏里大谈特谈我向他透露过某某告诉我的关于另一个人十年前如何反对把某小说奖颁给保罗·罗萨斯的事，我看完惊得目瞪口呆，不光因为这纯属捏造，更重要的是，他如此处心积虑大费周章，就是为了向世人证明我是个泄密者，我本可以把这看作一条无关痛痒的八卦流言一笑而过，可问题是，眼下我所从事的这份工作极度敏感：我的工作内容是记录和揭发当地政府军对手无寸铁的原住民部落所实施的种族屠杀罪行！想到这儿，我差点被刚喝下去的咖啡呛了一口，油条也突然变得难以下咽。我意识到，这一定是总统护卫队向我发出的一条明确无误的信息，他们想让我知道，对于我来到这座城市、被卷入了什么勾当，他们了如指掌，实际上这也并不意外，毕竟政府军的情报服务高效异常；令人意外的反倒是，他们竟借一个以激进左派立场知名的三流作家之笔来传达这条信息，除我之外，目标读者也一定包括与我共事的神父，他们读到这篇暗示我是个泄密者的文章之后，自然不会再信任我的为人和我的工作了……我明白了，一瞬间心乱如麻，差点要一边扯开嗓子大喊，一边用拳头捶打莱昂咖啡厅的吧台。这个诽谤直击要害，不仅伤了我的自尊，而且害得我疑心病发作，咖啡也喝不下，油条也吃不完了，我结了账，气冲冲地朝大主教区奔去，我的朋友埃里克和那个叫米诺的小个子一定也看到那篇专栏文章了，搞不好甚至已经获取了更多的信息。结果他们两个都没在办公室，我正急着想抓住一个人说一说这个保罗·罗萨斯跟我玩的肮脏把戏呢！不光是因为自尊心受伤之后需要发泄情绪——我的自尊心的确深受重创，更是为了分析一下这个奸计会带来的后果，以及应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于是我把自己锁在办公室，开始给我那农夫兼诗人的托托老兄打电话。他既然算诗人，想必也十分了解当地文学圈的八卦，于是我在电话里提议，中午出来喝一杯，确切地说，是十一点、老地方，我骗他说正闹宿醉，难受得要命，半句没提保罗·罗萨斯的诡计。军队情报员们时刻监听着每一通打出和打进大主教宫的电话，这帮人害得我方寸大乱，我是不会让他们心满意足地获知自己计谋得逞的。其实，从早上八点半我怒气冲冲又惴惴不安地跨进教堂大木门，到十点四十五分从那里出来准备去往“小门户”酒馆，这段时间内我根本没能集中起精神去校对那一千一百页报告，我的脑海里只是不断闪过一个接一个关于如何回应那篇专栏文章的念头。一个平生只见过两次面的三流作家，竟然如此中伤我！我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除了那光秃秃的脑壳，以及一杯酒下肚就暴露无遗的毫无涵养与愤世嫉俗，没别的了，他脑壳边缘仅存的几缕灰白头发，倒是毫不费力地让我联想到此刻正摊在眼前的报告上的一句话，我着了魔似的来回念了一遍又一遍，并迅速把它摘抄到笔记本上。它是这样写的：白色丝兰上沾着脑浆，像是被一棍子打出来溅上去的。每念一遍，我的怒火就增长一分，一时竟神志恍惚，眼前出现一截晃动着的巨型木棍，几缕沾满脑浆的灰白头发随着它被甩到了半空中……三小时过去了，我仍然一筹莫展，在我的追问下，一个秘书告诉我，埃里克和八字胡小个子上午都不会来大主教宫了，两人不能过来，是因为今天跟大主教先生有个重要会面，这个消息立刻让我疑心更重了，我不能不担心，他们凑到一起的目的就是要讨论那篇中伤我的小报文章。不出所料，托托老兄果然跟我说他没看到那篇专栏，他比我早到，正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等我，原来他昨晚才真是大醉了一场。“我才不看那些玩意儿。”他一脸不以为然，批评我浪费时间读那种小报，还如此在意一个搞房屋出租的人写的东西，所有人都知道他暗地里做着G-2，也就是军队情报机构的眼线——果然如我所料；保罗·罗萨斯根本称不上小说家，而是一个在城里多个街区拥有房产的业主，其法定代表人兼收租人是一位律师，同他一起为军队做事。托托老兄这样跟我介绍着，此刻的酒馆仿佛还没从睡梦中醒过来似的，没有马林巴琴声，顾客也只有我们和一对懒懒地靠在吧台上的情侣，真是万幸。托托刚说的话，解释了那个老秃头写的小说为什么统统是关于游击队里的告密者和逃兵的。更可恶的是，此人曾两次加入左派游击队阵营，均在多数同伴被杀害的情况下，毫发无伤地全身而退，托托云淡风轻地说着，仿佛在描述一个从打印机里偷纸张的办公室勤杂工，而不是一个奸诈的诽谤者。而从托托刚才透露的信息来看，那人更是平添一股邪恶之气，我的疑心病眼看着又要犯了，尤其是听到托托接下来这句话之后：“别瞎操心了，那些兔崽子要是真想警告你，至少得先让你好好尝一顿皮肉之苦。”这就是我最害怕的啊，走在街上总担心会冷不丁被杀手刺上一刀……他又接着说，所以啊，如果那帮人想给我些教训，实在没必要通过一个前列腺功能失调的秃老头，那老头估计只是想借那篇专栏文章惹恼我，仅此而已。他也的确成功了。我还没来得及对托托老兄的分析做出回应，却看到“鬼娃恰吉”正从吧台处朝我们这边走来，那是一个矮小敦实的家伙，远远看上去像极了一只蓝眼睛的斗牛犬，他的部下，包括托托老兄在内，都拿电影人物鬼娃恰吉的名字当作他的绰号来打趣他，不只因为外形神似，还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曾主导策划过各种凶险的行动，自己玩命，也害许多旁人丢了性命，虽然他如今的身份是一个致力于宣传地方自治权的非政府组织的领导，备受尊敬。托托就是他的下属之一，负责处理公关事务。在他手中丧命的，包括十七年前试图抓捕他的四名士兵，彼时的他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城区左派游击队队长，有一天跟搭档一起遭遇了突袭，被绑住手腕塞进了一辆吉普车的后座，士兵们以为这样就制伏他们了，没想到却在车里遭到恰吉及其战友的奋力反击，两人勇猛异常，最后四名士兵全部死在了吉普车里，而恰吉只丢了右手的小拇指和无名指。关于这一段冒险经历，我从托托老兄和英雄本人口中已经听过不止一遍，故事的主人公朝我们走来的时候，看上去已经喝了不少，我握住那只向我伸过来的右手，感受着断指处的纹理，同时听到他那句熟悉的问候语：“嘿，基佬，干吗呢？”坐下后，他拍了几声响亮的巴掌招呼店员，仿佛他是酒馆主人。店员匆忙过来听令。随后，恰吉吐露了一条今天上午的最新消息：一小时前，在第九区，反对党总统候选人刚从一次袭击中惊险脱身。“不会吧？！”托托老兄惊呼道，亏他还是公关负责人，不光没读到攻击我的那篇专栏，对刚刚发生的刺杀行动竟也同样一无所知，而他的上司则对这两件事均已了如指掌，因为过了没一会儿我就听到恰吉说，保罗·罗萨斯是个嫉妒心很重的老浑蛋，丝毫不值得信任，像我正在做的这类敏感工作，是绝不会有人愿意托付给他的。听到这句话，恰吉在我心中从一个可爱的刺客一瞬间变成一位有真知灼见的智者。他随后绘声绘色地讲起，十五年前他率领的城区游击队也袭击过当时的主要反对党，即基督教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不同之处在于，那次是一场误会，恰吉讲到这里忍不住乐得哈哈大笑起来：一天，从一处配有几十名保镖、守卫森严的豪宅之中，驶出一排装着有色玻璃防护窗的越野车，看阵势很像右翼组织内部的行刑队，那是个形势紧迫的年代，在未做调查的情况下，他判定这是一支意欲对大学出版社展开突袭的特遣行刑队，于是决定立即行动，冲着一辆驶出来的轿车开起了枪并投起了炸弹，行动结束后游击队安全撤离了，等到事后听广播，他们才知道袭击的是民主党派候选人、后来当选为总统的比尼西奥·塞雷索的手下。塞雷索福大命大，当天并没有在遭到伏击的那辆车上，所以毫发无伤；此外，他坚持认为该事件是右翼组织的行刑队所为，说到这里恰吉又大笑起来，但这次带了点挑逗意味。原来那个一直被他唤作“亲爱的”的女服务生，此刻给他端来了一盘纳豆吐司，看起来这位两眼正放光的斗牛犬帅哥时刻准备拿下那位小胖妞了，但想勾引成功，光有胆量还不够。于是，他继续讲着他过去亲历的那些奇闻逸事，这成功帮我转移了注意力，不再继续为那篇专栏文章心神不宁了，也不再想那个不知廉耻的秃头肥耳的狗腿子作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