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就是你情愿抛弃一切也要追求的女人，只不过你没有去做。”儿子的话令他吃惊。
“我的范妮——？”
“我没有去做。”阿切尔语气郑重地重复道。
达拉斯是不折不扣的新一代。他是纽兰和梅·阿切尔的长子，他们却没能向他灌输最基本的谨言慎行。“故弄玄虚有什么用？只会让人想要探听。”嘱咐他谨慎时，他总是这么不以为然。但是阿切尔却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顽皮背后的孝心。
“是的，你瞧，你很守旧，亲爱的爸爸。不过妈妈说过——”
“见鬼，爸爸，别老古董了。她——以前——不就是你的范妮吗？”
“你妈妈？”
他父亲退后一步，将胳膊抽出来。“对范妮的感觉？可是，亲爱的儿子——我倒想这样呢！只是我看不出——”
“是的。她临死那天把我单独叫到身边——你记得吗？她说她知道我们和你在一起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永远不会，因为有一次，她叫你去追求你最想要的东西，你却放弃了。”
“啊——你说着了！从来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她出现在你面前，与众不同——你却不知道是为什么。这正是我对范妮的感觉。”
第一次听见这样的话，阿切尔沉默不语，眼睛依旧茫然地望着窗外阳光下熙熙攘攘的广场。最后他低声说：“她从来没有叫我去追求。”
“可爱？我不知道。她很不同。”
“是的，我忘了，你们从来不叫对方做任何事，对不对？你们也从来不告诉对方任何事。你们只是坐着观察对方，猜测对方的心思。简直就像聋哑人福利院！我敢打赌，你们这代人都知道彼此心里的秘密，而我们却连了解我们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我说，爸爸，”达拉斯突然不再说下去，“你不生我的气吧？你要是生气了，我们就去亨利饭店吃午饭弥补一下，好不好？吃完饭我还得去凡尔赛呢。”
儿子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阿切尔觉得脸都红了。“得了，坦白吧。你跟她很要好，是不是？她是不是非常可爱？”
阿切尔没有陪儿子去凡尔赛。他宁可独自漫步巴黎街头，消磨这一下午。突然间他不得不面对平生郁结心中的无数悔恨和回忆。
“我说，爸爸，她什么样？”
过了一会儿，他不再为达拉斯的鲁莽而遗憾。仿佛他的心上被除去了一道铁箍，毕竟有人猜透了他的心事，并为他可惜……而这个人竟是他妻子，他的感慨难以形容。达拉斯固然爱他，明白他的想法，但不可能理解。毫无疑问，在这孩子看来，那不过是一段徒受挫折、枉费心力的可怜插曲。但果真仅此而已吗？阿切尔坐在香榭丽舍大街的长椅上沉思许久，岁月之河滚滚奔流……
“当然——为什么不能说？”达拉斯调皮地挑一挑眉毛。见父亲不作声，他又亲密地重重勾住父亲的胳膊。
再过几条街，再过几个小时，艾伦·奥兰斯卡就会在等着他。她从没有回到丈夫身边，几年前他去世了，她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现在，再也没有什么能将她和阿切尔隔开——而今天下午，他就要去看她。
阿切尔依然瞪着他。“你告诉她我在这儿？”
他站起身，穿过协和广场和杜伊勒里花园，往卢浮宫走去。她曾对他说过她经常去那儿，他突然想在见到她之前去一个她最近可能去过的地方。于是，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就在一个又一个展厅里徘徊，在午后明媚的阳光中，一幅又一幅绘画在他面前展开已被淡忘的壮丽，在他心中激起悠长的美的回响。毕竟，他的生活太贫瘠了……
“哦，我没告诉你吗？”达拉斯接着说道，“范妮要我答应在巴黎做三件事：买德彪西最新歌曲的谱子，去大木偶剧院看惊悚剧，拜访奥兰斯卡夫人。你知道有一年圣母升天节的时候波福特先生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送范妮来这儿住，奥兰斯卡夫人对她特别好。范妮在巴黎一个朋友也没有，奥兰斯卡夫人非常亲切，假日里还带着她到处跑。我想她跟第一位波福特夫人是好朋友，当然，也是我们的表亲。所以我今天早晨出门前就给她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和你要在这儿住两天，想去看看她。”
在一幅璀璨夺目的提香(3)作品前，他猛然想到：“可我只有五十七岁——”然后转身离去。追求那些盛年的梦想已然太晚，但默默地待在她身旁，静静地收获志同道合的情谊却并不会晚。
他说得漫不经心，仿佛那只是随随便便的一件事情，就像在说明晚去佛罗伦萨的火车几点发车似的。阿切尔看着他，觉得他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眼睛里流露出曾外祖母明戈特老夫人那种不怀好意般的神气。
他回到旅馆，与达拉斯会合，然后一同步行穿过协和广场，跨过通往国民议会的大桥。
达拉斯兴高采烈地拍拍他的肩膀。“嘿，爸爸，这儿不错，对不对？”他们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望着窗外，然后年轻人又说道：“对了，我给你带来个口信——奥兰斯卡伯爵夫人等着我们五点半过去。”
达拉斯没有意识到父亲的想法，他兴奋地大谈凡尔赛。此前他只在一次假期旅行时匆匆去过那里，当时他将不得不跟家人去瑞士而错过的所有名胜都走了一遍。他激动得满嘴都是武断的评论。
最初心烦意乱的那几年，阿切尔多少次想象自己重返巴黎；但渐渐地，身临其境的幻想退去，他只想去看一看这座城市，因为它是奥兰斯卡夫人生活的舞台。夜晚，当家人都已入睡，他便独坐书房，唤起明媚春光洒满沿街的七叶树以及公园里的花丛和雕塑，花车上飘来丁香的淡淡芬芳，壮丽的桥下大河奔流，充满艺术与学术之乐的生活令人热血沸腾。而现在，这壮阔的景象就铺展在他面前，可是当他果真望着它的时候，却畏缩起来，他觉得自己过时了，力不从心了：他曾梦想自己成为一个非凡的冷血男儿，而现实中的他却如此渺小可悲……
阿切尔听着，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无法表达。他知道这孩子并非冷漠无情，但他的天赋与自信是由于他并不认为自己受制于命运，而是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它。“正是如此：他们平等地对待世事——他们知道如何处世。”他思索着。他认为儿子代表着全新的一代，他们将一切历史遗迹连同指示方向和危险的标志一并扫除干净。
“哦，可以——当然啦，”达拉斯一口答应，“我会带你去个老派的快活地方——比如说，勒布里斯托——”阿切尔听了目瞪口呆，这百年历史的帝王下榻之地仿佛成了一家老式客栈，去那里仿佛只是为了感受古老陈旧，品味残存的地方色彩。
突然，达拉斯不再说下去，紧紧抓住父亲的胳膊。“我的天啊！”他嚷道。
这是他们抵达巴黎的第二天，阿切尔坐在敞开的窗前，笼罩在春天的阳光里，脚下就是银光闪耀的旺多姆广场。他答应跟达拉斯来巴黎的时候，提出一个条件——几乎是唯一的条件——不能要他去看那些新奇古怪的“宫殿”。
他们才刚走进荣军院前那片树木葱茏的空地。新芽初绽的高树和长长的灰色立面上方，孟萨尔(4)设计的穹顶轻盈地飘浮着，将午后阳光完全汇聚于一身，成为这民族荣耀的直观象征。
“区别在于，现在这些年轻人以为他们理所当然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我们当时总是以为我们理所当然不应得到。只不过，我不知道，如果某样东西你早就认定自己能够得到，那么它还会让你心跳加速吗？”
阿切尔知道，奥兰斯卡夫人就住在荣军院周围某条大街附近的一个街区；他曾想象那里幽静得几乎偏僻，却忘了还有这样一处光彩照人的胜景。此刻，在他离奇的幻想中，那片金色的光芒氤氲成一片辉煌，将她围绕。近三十年来，她就生活在这样浓郁的氛围中，令他感觉自己的肺都无法承受这强烈的刺激——而他对她的生活竟然几乎一无所知。他想象着她必定去过的剧院，她必定看过的绘画，她必定时常出入的庄严壮丽的老宅，她必定交谈过的人，还有这个热衷交际的民族借着自古流传的礼仪不断抛出的所有新颖的观点和物品、影像和联想。突然间，他记起那个法国年轻人曾对他说过：“啊，高雅的对话——没有什么可与之比拟，对不对？”
他日益宽阔的马甲下面，那颗心已许久没有这样冲动和兴奋过，但转眼间，却又让他一阵空虚，太阳穴发烫。不知道儿子见到范妮·波福特小姐时心里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但他仔细一想，又断定不是。“他无疑也会激动，但不会是同样的节奏。”他回想起年轻人宣布订婚时那副冷静镇定的样子，认为家里人当然会赞成。
阿切尔有近三十年没有见过里维埃先生了，也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由此可见他并不知道奥兰斯卡夫人的状况。横亘于他们之间的已是大半生的光阴，在这漫漫岁月中，她生活在他素昧平生的人中间，生活在一个他只能猜测一二的社交圈，一个他永远无法完全理解的环境里。在此期间，他一直保留着年轻时关于她的记忆，而她却毫无疑问有过其他更为真实的同伴。也许她也保留着一份关于他的独特记忆，但即便如此，那也仅仅如同昏暗狭小的礼拜堂里的一件遗存，不可能天天去祷告……
纽兰·阿切尔从旅馆窗前眺望优雅欢快的巴黎街景，觉得自己胸中跃动起青春的惶惑和热望。
他们穿过荣军院广场，走上旁边一条大道。虽然这个街区景致壮丽，历史悠久，但依然是一个僻静的所在。这样优美的地方留给了少数普通人，巴黎能够动用的财富可见一斑。
沧海桑田由此可见。今天的人们太忙碌——忙于各种改革和“运动”，忙于各种风潮、崇拜和无聊活动——再没有工夫理会邻居家的事情。万千原子都在同一个平面上旋转——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万花筒中，某个人的过去又算得了什么？
白昼渐渐退去，日光柔和的雾霭时不时被电灯的黄色光芒穿透。他们转入一处小广场，行人稀少。达拉斯突然再次停下，抬头张望。
范妮·波福特父母已双双亡故，她十八岁初到纽约，像三十年前的奥兰斯卡夫人一般赢得了社交界的心，只是这个圈子并没有怀疑她、惧怕她，而是开开心心、顺理成章地接纳了她。这姑娘漂亮风趣、才华出众：还想怎么样呢？再没有人会心胸狭窄地翻出那些几乎被遗忘的旧事，再去提她父亲的过去和她自己的出身。只有老人还依稀记得波福特破产在纽约生意场上掀起的波澜，记得他在妻子死后就悄悄娶了声名狼藉的范妮·瑞茵，后来带着续弦和继承她美貌的小女孩离开了美国。有人听说他去了君士坦丁堡，然后又去了俄国；十几年后，有美国游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得到了他的热情款待，他在那里管理着一家大保险公司，直到有一天他和妻子在荣华富贵中离开人世。后来，他们的女儿孤身来到纽约，由梅·阿切尔的弟媳杰克·韦兰照顾，因为她的丈夫被指定为小女孩的监护人。就这样她和纽兰·阿切尔的孩子们几乎就是表兄妹了，因此当达拉斯订婚的消息宣布，没有人感到意外。
“一定是这儿。”他说着，伸手轻轻挽住父亲的胳膊。阿切尔并没有避开，两人站在那儿，一起抬头看那房子。
而这正是阿切尔的长子——他一生的骄傲——就要做的事情；却并没有人诧异或责难。就连孩子的姑姑简妮——她还是当年闺中老姑娘的模样——也从粉色棉絮包中取出她母亲留下的芥子珠和祖母绿，双手颤抖着交给未来的新娘。没有收到巴黎定制珠宝，范妮·波福特非但不失望，反而赞叹那古朴之美，并说她戴上之后会觉得自己仿佛一帧伊沙贝(2)的小像了。
这是一栋新式建筑，毫无特别之处，但窗子很多，宽阔的米黄色立面点缀着漂亮的阳台。高处的阳台遥遥挂在广场七叶树的树冠顶端之上，其中有一个依然遮篷低垂，仿佛阳光才刚离开它似的。
他在一个小世界长大成人，并屈服于它的准则，而如今这个小世界还剩下些什么？他还记得可怜的劳伦斯·莱弗茨多年以前曾在这间书房里发出嘲讽的预言：“如果照此速度发展下去，我们的孩子就会娶波福特家的杂种！”
“不知道在几楼——？”达拉斯一边揣摩着，一边往门廊走去，往门房里探了探头，然后退回来说：“在五楼。一定是有遮篷的那一家。”
如今，当他回首往事，才发现自己深深陷入了刻板的生活。履行义务的最坏后果便是使人明显不再适合做其他事情了。至少他那一代男人就是这么认为的。对与错、诚实与欺骗、高尚与卑劣，它们的分野太过鲜明，容不下意料之外的情况发生。一个人的想象力往往受制于生活的环境，却偶尔有可能突然超越日常，得以审视命运的曲折起伏。阿切尔坐在那里，思索着……
阿切尔没有动，抬头凝视上面的窗子，仿佛已经抵达了朝圣之旅的终点。
自从两年前她去世之后，他便再没有理由恪守成规。孩子们都鼓励他旅行：玛丽·契佛斯相信出国去“看看画展”对他有好处。这种疗法的神秘性更使她坚信其效果。但阿切尔却发现自己已被习惯、被记忆以及对新事物的惊恐畏惧牢牢束缚。
“我说，你看都快六点了。”终于儿子提醒他说。
其实他并没有任何理由不抓住这次机会，只有一个深层的原因——他已经没有旅行的习惯了。梅不喜欢出门，除非有充分的理由，比如要带孩子们去海边或去山里：她想不出有其他理由要离开三十九街的家，或纽波特舒适的韦兰别墅。达拉斯获得学位后，她认为有义务旅行六个月；全家人去英格兰、瑞士和意大利作了一次老派的旅行。因为时间有限（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去法国。阿切尔还记得，当要求达拉斯考虑去布朗峰，而不要去兰斯大教堂和沙特尔大教堂时，他竟勃然大怒。但玛丽和比尔都想爬山，达拉斯参观英格兰的那些大教堂时，他们两个早就跟在后面一路打哈欠了。而梅总是力求公平对待每个孩子，坚持要在他们的运动爱好和艺术爱好之间保持平衡；她的确建议过丈夫去巴黎待上两个星期，他们则去“完成”瑞士，最后在意大利湖区汇合。但阿切尔拒绝了。“我们要在一起。”他说。梅立刻喜形于色，因为他给达拉斯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父亲回头看见树下一张空长椅。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以这种方式一起旅行了：儿子说得没错。做父亲的相信，达拉斯结婚后，他们还是会有“许多次”一起旅行的机会；因为父子俩天生志同道合，至于范妮·波福特，无论别人怎么看她，似乎并不会干涉他们的亲密关系。相反，根据对她的观察，他认为她会自然而然地被吸纳进来。但不管怎么说，变化总归是变化，差异总归是差异，尽管他对未来的儿媳有好感，但依然希望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和儿子单独在一起。
“我想我要在那儿坐一会儿。”他说。
芝加哥那边挂断了电话，阿切尔站起身，在屋里踱起步来。
“怎么了——你不舒服？”儿子嚷道。
话筒里的声音再次响起：“还要考虑？不行，先生，一分钟也不行。你现在就得答应。为什么不行呢，你倒说说看？如果你能说出一条理由——不行，这个我早知道了。那么就说定了？因为我相信你明天一大早就会先给丘纳德轮船公司打电话的；而且你最好订一张到马赛的往返票。我说爸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旅行了——以这种方式。哦，很好！我就知道你会答应的。”
“噢，我很好。但我希望你一个人上去。”
达拉斯的声音听上去就像在这间屋子里似的，这么切近而自然，仿佛他正坐在炉边他最喜欢的那张扶手椅里。阿切尔并不惊讶，因为长途电话已经和电灯以及五天横渡大西洋一样平常了。但达拉斯的笑声还是吓了他一跳：真是一种神奇的感觉，虽然相距遥远，虽然有森林、河流、山脉、平原、喧嚣的城市和无数奔忙的陌生人阻隔其间，但依然能听出达拉斯的笑声仿佛是在说：“当然喽，无论怎样我都必须一号回来，因为六月五号我就要和范妮·波福特结婚了。”
达拉斯看着父亲说不出话来，显然非常不解。“可是，听我说，爸爸，你是说你根本不想上去？”
“喂，爸爸——对，是我达拉斯。我说——星期三出一次海怎么样？毛里塔尼亚，没错，就是下星期三。客户要我去看几处意大利花园，然后再确定方案，要我赶下一班船出发。我六月一号回来——”他突然刻意地开怀大笑——“所以我们得打起精神来哦。我说，爸爸，我需要你帮忙，你一定要来。”
“我不知道。”阿切尔慢慢说道。
啊——一定是达拉斯打来的长途电话。达拉斯被事务所派去芝加哥，同一位年轻富豪商谈密歇根湖畔宅邸的建筑构思。这一类任务事务所总是派达拉斯完成。
“如果你不上去，她会不理解的。”
“芝加哥来电。”
“去吧，孩子，也许我随后就去。”
电话铃响，将阿切尔的思绪从照片上拉回。他摘下身边的听筒。身穿黄铜纽扣制服的信差那两条腿曾是纽约唯一的快速通讯工具，而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
达拉斯在暮色中久久望着他。
正对着梅的照片，摆着她女儿的一张照片。玛丽·契佛斯和她母亲一样身材高挑，金发碧眼，但腰身粗阔，胸脯扁平，略显慵懒，符合已改变的时尚要求。如果玛丽·契佛斯的腰身只有二十英寸，能够轻松系上梅的那根天蓝色腰带，那么她的运动才能也就无从发挥了。这一差别显得很有象征意义，母亲的人生同她的身体一样受到严格束缚，而玛丽，虽然并不比母亲更开放更聪慧，却拥有更广阔的生活和更宽容的观念。新秩序也自有其好处。
“可我到底该说什么呢？”
照片上的梅，高挑婀娜、胸脯圆润，身穿浆过的细棉长裙，头戴飘逸的宽边草帽，正是他在传教堂花园橘子树下见到的装束。而她就一直是那天的样子，既没有太动人，也没有特别逊色：她慷慨、忠诚，永远精神抖擞，却那么缺乏想象力，那么难有长进，她年轻时的世界早已崩溃又重塑，她却浑然不觉。这样坚定而快乐的视而不见显然使她的眼界一成不变。既然她无法看到改变，于是孩子们也同阿切尔一样，向她隐瞒起自己的看法；从一开始，父亲和孩子便在无意中合力制造出一种始终如一的假象，一种单纯却虚伪的家庭氛围。临死时，她仍然以为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每个家庭都和她的家一样和睦而充满爱意。离开这个世界，她毫无怨言，因为她相信无论发生什么，曾经塑造他们人生的那些原则和成见都会由纽兰灌输给达拉斯，然后，当纽兰随她离去，达拉斯也会将这神圣的信念传递给小比尔。至于玛丽，她像信任自己一样信任她。因此，当她将小比尔从死神手里夺回，却因此献出自己的生命后，她是心满意足地进入圣马可大教堂阿切尔家族墓园的；那里也是阿切尔老夫人的长眠之地，她早已安然避开了可怕的“潮流”，而她的儿媳却丝毫没有察觉到这“潮流”的存在。
“好孩子，你不总是知道该说什么的吗？”父亲微笑着答道。
他环顾这间书房——达拉斯新添了英国铜版画、齐彭代尔式书橱、精美的蓝白色小摆设和漂亮灯罩的电灯——最后目光回到他永不会放弃的那张伊斯特雷克写字台，回到依然放在墨水台边的那帧梅的照片，这是他拥有的第一帧梅的照片。
“好吧，我就说你过时了，不喜欢电梯，宁可爬五楼。”
他知道自己错失了什么：生命之花。但是此刻，他认为那是不可能企及的东西，为此而苦恼就如同抽奖时为没抽中头奖而绝望。他的人生奖券数不胜数，奖品却只有一个；概率实在微乎其微。每当他想起艾伦·奥兰斯卡，一切便总是显得缥缈而宁静，如同追忆一本书或一幅画里所钟爱的虚构人物：他将自己错失的所有东西都集中在她身上，成为一个模糊微弱的幻影，使他再也不会想到其他女人。他一直就是人们所谓的忠实的丈夫；当梅猝然离世——她在照料他们最小的孩子时罹患传染性肺炎——他真诚地悼念她。他们共同度过的漫长岁月已使他懂得，婚姻是否仅为一段无聊的责任，这并不重要，只要能够维持责任的尊严：一旦放弃责任，婚姻就沦为丑陋欲望的争斗。回首往事，他以自己的过去为荣，却也为之感伤。毕竟，老派规矩自有其好处。
父亲又笑起来。“就说我过时了，这就够了。”
总而言之，他一直就是人们开始说的那种“好公民”。在纽约，多年以来，每一个新活动，无论是慈善事业、市政工作还是艺术活动，都会考虑他的意见，提到他的名字。当人们遇到问题，无论是开办第一所残疾儿童学校，重建艺术博物馆，还是设立格罗里埃俱乐部(1)，创建新纽约图书馆，组织室内乐学会，大家都会说：“去问阿切尔。”他的生活充实而体面，在他看来这就是一个男人应有的追求。
达拉斯又看着他，然后做了一个不敢相信的手势，便走进拱廊不见了。
回想当年，阿切尔不敢肯定他这样的人是否果真为国家所需要，至少是否能够适应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所谓的积极尽责；事实上，有理由认为国家并不需要他，因为进入州议会一年之后，他竞选连任失败，谢天谢地回到了默默无闻但也许有用的市政工作中，而后又开始为一份旨在扫荡国内冷漠氛围的改革派周刊偶尔写几篇文章。并没有太多往事值得回忆；不过，当他想起他那一代、那个圈子里的年轻人也曾有所向往——尽管挣钱、消遣和社交的窠臼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他对新世界的贡献就如同一堵高墙中的一块砖，虽然绵薄却似乎还是有意义的。对于公共事业，他所做的不多，他生性就只适于思考和粗浅的涉猎；但他曾经思考过重大的事情，曾经在高尚的事物中尝到乐趣，也曾经从一位伟大人物的友谊中获得自豪和力量。
阿切尔在长椅上坐下，继续望着那个带遮篷的阳台。他默默计算着时间，想着儿子坐电梯到了五楼，按响门铃，被让进门厅，然后引进客厅。他仿佛看见达拉斯自信而敏捷的步伐、讨人喜欢的笑容；有人说这孩子“像他”，不知可果真如此。
“你这样的人——”这话曾让阿切尔有多么得意！他又是多么热情地响应这召唤！就如同内德·温塞特曾力劝他“卷起袖子，下到污泥里”，而这次是由一位以身作则的人物提出，他的召唤让阿切尔难以抗拒。
然后他想象着已经在客厅里的其他人——正是社交时间，那儿可能不止一个人——其中有一位面庞苍白的深色头发的夫人，她立刻抬起头，微微起身，伸出一只纤长的手，手上戴着三枚戒指……他想她也许靠着火炉坐在沙发一角，身后的桌上杜鹃花正在怒放。
不过，最重要的是——阿切尔有时候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纽约州长有一次从阿巴尼过来吃晚饭并过夜，就是在这间书房里，他咬着眼镜，握紧拳头猛一砸桌子，对主人说：“该死的职业政客！你才是这个国家需要的人才，阿切尔。如果要像赫拉克勒斯那样把马厩打扫干净，你这样的人就该出来帮忙。”
“对我来说，留在这里比上楼去更真实。”突然他听见自己说。他害怕真实失去最后一丝力量，于是一动不动地坐着，等着时间一分一分过去。
现在的年轻人已不限于从事法律和商业，而进入各种新行业。如果对国家政治或市政改革不感兴趣，他们就很可能致力于中美洲考古、建筑和园林工程，热衷于本国独立战争前的建筑，研究并改造乔治王朝风格，反对滥用“殖民地时期”一词。如今已经没人拥有什么“殖民地时期”住宅了，除了郊区那些腰缠万贯的杂货商。
他在长椅上坐了很久，暮色越来越浓，他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那阳台。最后，一道灯光从窗子透出，过了一会儿，一名男仆走上阳台，拉起遮篷，关好百叶窗。
他和梅总是在这间书房里讨论孩子的未来：达拉斯和幼子比尔的学业，玛丽对“成就”的不可救药的漠然以及对运动和慈善的热情，而活泼好奇的达拉斯出于对“艺术”的朦胧爱好，最后进入了纽约一家新兴的建筑事务所。
这时候，纽兰·阿切尔仿佛看到了久等的信号，慢慢站起身，独自朝旅馆走去。
这间书房见证了他真实人生中的大多数事件。大约二十六年前，他妻子是在这里告诉他说已经怀孕，她红着脸闪烁其词的样子，新一代女子见了必然莞尔而笑；他们的长子达拉斯因为体弱，不能在隆冬时节带去教堂，便是由他们的老朋友——出类拔萃、无可取代的纽约主教，这个教区的骄傲和荣耀——在这里施洗。达拉斯在这里第一次蹒跚学步，叫着“爸爸”，梅和保姆躲在门后哈哈大笑；他们第二个孩子玛丽（简直跟母亲一模一样）是在这里宣布与瑞吉·契佛斯那些儿子中最木讷却最可靠的一个订婚；阿切尔是在这里隔着婚纱吻了女儿，然后一同下楼坐汽车去恩典堂——在这个一切从根基上动摇的世界，“恩典堂婚礼”却仍是不变的习俗。
(1)纽约著名的藏书家协会，以法国藏书家Jean Grolier de Servires（1489—1565）的名字命名。
这景象又引发出一连串联想，而他坐在那里，以全新的眼光看着这间书房，这个三十多年来他孤独沉思以及家人闲谈的地方。
(2)Jean-Baptiste Isabey（1767—1855）：法国画家。
“哟，这儿老早就是塞斯诺拉展厅中的一间嘛。”他听见有人这么说。周围的一切瞬间消失，他仿佛独自坐在热水汀旁的硬皮长沙发上，望着一个身穿海豹皮大氅的纤细背影沿着老馆狭窄的走廊远去。
(3)Titian（1490？—1576）：意大利画家。
他刚参加了大都会博物馆新展厅落成的盛大官方招待会，阔大的空间摆满岁月的遗迹，时髦的人群在科学分类的宝藏之间穿行，此情此景猛然压紧了锈迹斑斑的记忆弹簧。
(4)Jules Hardouin-Mansart（1645—1708）：法国建筑师。
纽兰·阿切尔坐在东三十九街他的书房写字台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