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能带走么？”

“没事。”

我点头，将为他准备的茶水放向茶几，由着他走出去。“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可以来找我。”我说。

我走回客厅。年轻人抬起湿嗒嗒的睫毛，“我得走了，打扰您很久了。”

“嗯。”他匆匆答道。

我知道，小莉不停晃荡着脑袋，你最好把它们全撕了。

我关上门，走向窗边，一直等到他出现。他走错路，很久才知返回。他仰面朝天，吊垂双手，放肆地哭泣着。几个路人停下来，他差点撞上一个。我想这时就是有人朝他脸上吐痰，他也不管；就是照着他胸口插一刀，他也会带着流血的创口朝前走。他要哭很久很久，为着自己造的孽。

“没这回事。”我说。

我将酒搁在腿间，坐在沙发上发呆。上午走，下午来，灰暗从天空压下，天黑了。然后，从那狭小卧室传出若有若无的呻吟。也许只是感冒，但春天像经验丰富的老太婆，在四周沉默时她沉默，一听见脚步，便赶紧呻吟。我们走到门口，那呻吟便极大。

他接过去。在那本《茶花女》的扉页上，有一行字：玛格丽特对春天惭愧。他刚看见，便像罪犯在铁证面前栽下头。笔迹稚嫩、自信而草率。现在他可以校验自己当初的赞唱与誓言。他即将打开的日记本，每一页都划着叉，有的页面甚至划破，仿佛还能看见春天的歇斯底里。我去厨房倒水，年轻人不停翻着，最终抱紧头，抽泣起来。我看见他的背部微微颤抖，接着肩膀、胳膊和衣服明显地耸动，仿佛整个身躯都参与到这场哭泣中。春天这样写：我找不到说话的人。想了所有人，没一个合适。可能不是别人不合适我，而是别人不愿意来听。我快要死了。他们刚刚问我：“你怎样了？要不要喝点热水？”你不在。即使你在也会狠心地走开。我不可能再去相信你。我病得快要死了。我会死在野外，总是下雨，下很多天的雨，尸体都淋透了，你们也不来。我不在你们的名单里。我活该这样。整本日记留的都是一个被迫害妄想症患者的胡言乱语。我早撕掉说我的几页，她写我如何处心积虑地勾引她：路过时蹭她，勾她下巴，捞她的阴部。她构陷了所有人。

“你怎么了？”我们走进去问。

“别这样。”我说，“我一直没给别人看过，你坐。”

“我快死了，你看，没什么血色。”她眼泪朝外滚。奸诈，小莉看我。我点点头，说：“喝点热水吧，我这就去倒。”后来我们路过时不再停留，那呻吟便徒劳。现在她都死了，我却还听见她在里边像织布一样织着自己的呻吟。“够了。”我摇摇晃晃地踹开房门。那里有一张暗红色的小席梦思。我找到扫帚，扫遍每个角落，“够了，别他妈再叫。”那声音便消失。有一阵子我感觉她正紧抿嘴唇躲在身后沉默地看我，仓促转身，她便像一口气吹飞的碎片，无声地散掉。

“嗯。是我害了她。”

我打电话给小莉，说：“我从没像现在这样想你。”

“春天也不是小姐。”

“将房子卖了吧，我实在是住不下去了。”她是这样回答的。

“我知道。”

“过完元旦就卖。”

“炒作一阵子了，本来是自杀，非说他杀。”

“能早就早。我实在没这么倒霉过。”

“进来吧。”我说。他鞠躬致谢，同时蹲下解鞋带，被我制止。我去那间小卧室取来东西，发现他还留在门口。“我是看到报上消息赶来的，没想到她死了。”他说。

“那你还回来么？”

就是他啊，我打量着。他说：“说起来都因为我。”我觉得他应该有着让女人崇拜的危险面容以及冷漠残忍的脾性，可他看起来过于老实。只有额头一块不大的疤痕似乎证明他有过暴力史，而我宁愿相信他是挨了揍。

“不回。”

“想看她有什么遗物没有。”

我整夜开着灯和电视，比任何时候都盼望早晨到来。在白天，我穿过一条条街，嘴里摹拟着，嗯唵，嗯唵，嗯唵。可总有一股引力将我扯回来，即使背对着家门，我也会倒退着回来。嗯唵，嗯唵，嗯唵，我摹拟着，像头驴被迫回来。

“你有什么事？”

“这不就来了吗？”

“我是春天以前的男人。”

保安的手越过年轻人肩膀，指着我。他转过身，眼睛像棍子打向我。几天工夫，他头发凌乱，脸色灰白，嘴唇不见半点血色，连着眉毛也灰了。就像常年吸毒，或者连续熬夜打牌，在生理上极为疲倦，却在精神上极为亢奋。

“什么？”

“我是特为来向您告别的。”他说。

“我是春天以前的男友。”他说。

“事情处理好了？”

“我身体不舒服，不接受你们谁采访。”我关上门。一会儿，敲门声响起。我拉开门吼道：“我说朋友，够了。”

“还没，我这就是要去看春天。”

“请问是陈先生么？”

“还没看到？”

“有什么事？”我说。

他便咒骂殡仪馆的看守。说起这老实人的愤怒，因为并不践行，便在嘴皮上极尽凶狠。他一边在包里翻介绍信，一边破口大骂。

我走进小区。电梯在四层开启，一个年轻人蹲在墙角。他迎着我的眼光，欲言又止。我去开房门，听到他站直。我转过头，他的嘴唇再度开启，再度抿下去，像支起的帐篷扑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