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加韦尔镇发生了几件无关痛痒的事。一名日本战俘闯入当地的农场，手里拿着斧子威逼一名农妇，农妇被迫开枪，将对方打死。令人诧异的是，农场雇用的意大利战俘反应过于激烈，用同一把斧子毁掉了他居住的宿舍。目前，他被关押在意大利战俘区的禁闭室里，萨特很快便淡忘了这件事。
加韦尔战俘营再也没收到过大主教或宗座代表的来信。至于瑞士方面，越狱事件发生后的那个星期天，几名代表被派到战俘营。他们跟萨特站在尸体遍布的C区，忍受着空气中弥漫的腐臭，望着一具具尸体从外围被抬进去，供法医检验。不论是代表们还是萨特，都对这起可怕的事件充满了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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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博凯尔上校的坟墓坐落在加韦尔镇的墓园内，仍然接受着人们的敬仰和祭拜。迪肯上校依旧指挥着训练营，而萨特不久便被调往悉尼总部的信息中心。萨特巴不得离开加韦尔镇。上级已经任命了新的指挥官，为C区指派了新的少校。萨特的名字始终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他的身份得到军方严密的保护。他继续创作着《莫顿一家》，并且把它视为头等重要的工作。
青木向一些战俘发表了自己对奥卡的意见，几个小时后，他被起诉。他被转移到悉尼附近的一所监狱，这里守备森严，不时有日本战俘被送进来，又被带出去。等待他的，将是一场严格的审判。
与此同时，训练营的迪肯上校也接受了严格的讯问。多数问题都针对他在派兵搜捕时，为何只给士兵配备刺刀。但最终，上级只是严厉地训斥了他一番，没有继续追究。整场听证会的目的——至少是主要目的——在于判定三名军官是否有罪。即便有罪也不至于身陷牢狱，充其量只是责骂几句或是予以贬职，而这种不痛不痒的处罚只会被国际社会嘲笑。因此，不论是守备队还是训练营的长官，都被当庭宣布无罪。
三天的庭审过程中，青木通过一名翻译讲出了事实的真相。他承认自己谋杀了西里中尉——那名新兵指挥官，但法庭没有搜集到可以定罪的证据，因为那群带着刺刀的新兵在逃走时，都是转身逃下山去，没有人看到事情的经过。因此，法官认为，青木之所以认罪，主要是为了求死。最终，法庭将青木判为从犯，并作出十年徒刑的判决。他将在悉尼郊外的一所军事监狱里度过漫长的十年。
在总部举行的军事听证会上，萨特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就像他在广播剧本中讲述故事一般。法律顾问表示，若不是战俘一心求死，绝对不会造成任何伤亡。因此，法庭并没有追究艾博凯尔的责任，至于他提前通知战俘转移一事，法庭将其解读为“人性的文明之举”，将战俘的越狱行为视作粗鲁野蛮的回应。
这便意味着，青木要不断地遭受心理上的煎熬——C区的死难者将永远以鬼魂的形象徘徊在他的脑海里。为了防止他自杀，监狱特别安排了随身警卫，每次用餐结束，刀叉都会被没收，每周会派专门的理发师为他剃须，他接触不到任何锋利的物品。
C区改变了往日的模样。新人源源不断地被运进来，多数战俘都十分年轻，还没被改造成合格的士兵，便匆匆忙忙地被送到战场上。这些人对各自的长官心怀怨愤、无比失望，后勤物资的缺乏更是增强了他们的怨念。如今，那些活下来的极端分子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风。
青木之所以没有发疯，主要得益于一名年轻的战俘。这个年轻人眼神清亮，身上有种苦行者的气质，每次可以连续冥想三个小时，一动也不动。年轻人曾被关押在加韦尔西部的一座战俘营里，因为经受不住战友的强烈请求，动手杀死了对方。尽管他的信仰会遭到许多神道教人士的鄙视，但年轻人仍然表示，如果可能的话，他将来想成为一名牧师。
最令他心痛的是他的儿子大卫，以及所有身为人子的战俘。艾博凯尔玩忽职守，但他的死已经赎清了罪孽；可萨特还没有。此时此刻，他根本不需要大主教对他指手画脚。他早就开始为自己的罪过忏悔，这种愧悔会伴随他的余生。
对于青木而言，他能苟活至今纯属巧合，但这样活下去不但痛苦，而且让他的心里充满了迷茫。无奈之下，他只好向那个年轻人求助，让他给自己占卜命运。不幸的是，监狱没收了占卜用的重要工具——带着神秘符号的牌子，但年轻人依然用各种方式继续着他的占卜。他会在心里默数警卫在走廊里走了多少步，会盯着草场上的鸟儿，观察它们的飞行高度和飞行方向，有时还会观察杯子。这场占卜花了好几天时间。这期间，年轻人不停地计算着，思索着。终于有一天，在放风的时候，年轻人开口了。他表示，经过一番繁复的卜算，他已经得出结论——青木几番求死不成，都是鬼神的安排。他必须忍受悲痛的煎熬，直到死神主动来找他。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令他悲痛的还有一件事：艾博凯尔和他一直没有提高警惕，他们终日对着守备队的警卫们训诫、说教，谈论警惕性有多么重要，然而言传不如身教，两人的懈怠和疏忽最终影响了警卫们，让他们也疏忽懈怠下来。
在那段精神恍惚的日子里，这番预言就像是一道神谕，支撑着青木活了下来。想到自己活着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他的心里终于释然。这也解释了为何每每试图自杀时，他总会遇到意外。
一想到大主教和宗座代表要来找麻烦，本已悲痛不堪的萨特愈发心神不宁起来。他为C区那些死去的战俘感到悲痛，为守备队牺牲的战士感到悲痛，特别是沃伦·海顿，他几乎不大认得这个下属，但他破坏机枪的英勇之举却挽救了守备队的许多士兵，甚至还挽救了不少战俘。
世界大战结束五个月后，青木获得了减刑。1946年年中，他被遣送回国。当时，尼维尔·赫尔曼已经安然回国，在家里待了八个多月。他继续操持起农务，与父亲和妻子生活在一起。他和爱丽丝收养了一个孩子，不久后又收养了第二个。两人是众人眼里的模范夫妻，还在加韦尔镇的网球俱乐部里结交了许多朋友。后来，尼维尔收购了哈蒙德农场——詹卡洛去过的那个农场，成为当地的议员，又当选为新南威尔士乡村板球协会的理事。在他们生活的地区，棒球运动已经消失。
对于冷血屠杀日本平民的行为，我方表示无比愤慨。我方要求彻查300名无辜平民被杀的真相。惨案发生一个月后，相关报道才见诸报端，且语焉不详、闪烁其词。日本国民知道，这些在战俘营惨遭屠杀的死难者绝对不是被俘的军人，而是平民，因为日本军人绝对不会甘为俘虏、苟且偷生。战争爆发前，这些无辜的死难者已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多年，直到那天半夜，惨遭敌方屠戮。他们早已适应了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方式，结交了澳大利亚朋友、恋人，既然如此，何必无故反叛？至今，澳大利亚军方、罗马教廷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等，均未就屠杀事件发表官方声明。显然，敌军正在阻挠调查。罗马教廷曾反复表示，坚决反对迫害轴心国平民的行为。有鉴于此，我方向悉尼的吉尔罗伊大主教和罗马教廷的宗座代表发出呼吁，请求对此事进行彻查。
年轻的大卫·萨特也安然归来。之前，他一直被囚禁在新加坡的樟宜，随后被带到缅甸，然后又回到樟宜。抵达悉尼码头时，他的体重只有被俘时的45％，不过体重并不是大的问题。他返回悉尼后，又在被人称作“精神病院”的地方接受了四个月的心理治疗，直到能够完全适应外界的生活。1946年末，他离开家乡前往伦敦，此后成为一名蜚声海外的小说家——萨特从来没有取得过这样的成就——他的几个女友都是英国著名的画家或演员。
1944年9月，敌军的电台用英语广播了一条新闻，这条新闻被人抄录下来，送到了加韦尔战俘营，摆在萨特少校的办公桌上。萨特看到后，全身的血液顿时凝固了。
直到上了岁数，青木才开始觉得奇怪，不知那位算命先生是否为了防止他发疯，想让他活下去，才进行了当初那番占卜。然而占卜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此，等到种种疑惑浮出心底时，青木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