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继续向前走，手上缠着绷带，脸上挂着一副蠢相。刚刚转过囚室的一角，一个苍老的声音传入耳中。这时，他看到一名军士领着几名刚被送来的战俘，站在通往主路的大门后面。天性好奇的郑恩屋在转角处停住了脚步，清晨的阳光斜斜洒落，建筑物投下的阴影刚好为他提供了掩护。他一边听着几人的谈话，一边佯装整理手上的绷带。
他在囚室间转悠着，一副卑躬屈膝、猥猥琐琐的神情——每逢遭受日本军官或士兵的殴打和责骂，他的脸上便会露出这样的神色。凭借着这种近乎“隐形”的伪装（至少他心里是这样期待的），郑恩屋小心翼翼地穿行在C区的战俘中间。他注意到，这些日本战俘年纪不大，看起来似乎还很“幼稚”，有的人在囚室里的台阶上坐着、站着，有的在练习摔跤，有的在打棒球，还有的人在一小块菜圃上种蔬菜。
那名军士正跟几名战俘谈论着各自所属的部队，并且说自己曾跟少校一起，在中国东北服过役。难道那个少校死了？郑恩屋心想。
然而令他失望的是，加韦尔镇刚一入秋，他在农场的工作便提前结束了——在往车上装稻草时，他的手磨出了水泡，继而化了脓。他被送到日本战俘区的医生那里，抽出了脓血，抹了药膏，然后包扎了绷带。有了病号的身份作掩护，他终于不再害怕被人欺负，于是便怀着前所未有的信心在日本战俘区里四处侦查起来。
说到这里，众人沉默起来，神情里流露出惯常的羞愧。C区的战俘不喜欢追忆过去。新来的战俘重复了同样的故事：指挥官带着他们朝着机枪冲去，手里挥舞着早已打空的手枪。郑恩屋注意到，这些混蛋从没提起过，在敌军如潮水般涌来，将他们变成俘虏之前，他们是如何心惊胆战、跪地号哭，或是如何吓得尿了裤子。
被派到农场劳动时，所有韩国战俘都在一处干活。在郑恩屋看来，送饭女人的出现恰好预示着韩国同胞有望团结起来，因为所有人都用同样灼热的目光细细地打量着她，所有人的血液里都沸腾着那种不可救药的欲望。
只听那位年长的军士说道：“用不着绝望，你们不会永远待在这里。相信我，总会有机会的。用不了多久，月亏之后，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趁黑爬过那些刺网。再说，咱们手里可不缺家伙。”
在B区，两人见到其他同胞，但心里却感受不到“回家”的亲切感。并非所有韩国战俘都是民族主义者，有的人甚至还为加入日本军队感到骄傲，战俘之间时常发生恶性斗殴。郑恩屋和嘉林用攒了几周的香烟换了两副指虎——娱乐大厅的舞台下方有个秘密的小作坊，那里专门生产武器——这让那些对日本人忠心耿耿的韩国战俘恼怒不已，顿时将两人视作头号劲敌。
“是钢丝钳吗？”众人七嘴八舌地问了起来，“要搭人梯吗？有人愿意冒险吗？”听到关于细节的种种问题，年长的军士挥了挥手。眼下还不到时候，没有必要把这些告诉他们。“守备队里都是些牙齿快掉光的老骨头，不可能抓住所有人。只要咱们动作够快，就可以抢过他们的武器和弹药，痛痛快快地干一场。我们已经探听清楚，镇子不远处有个新兵训练营，里面都是些只会吃干饭的毛头小子和乡巴佬，他们连脑子都还没长全，再怎么训练也是白搭。”
刚刚来到战俘营时，他和他的朋友嘉林——军队里的韩国厨师——不可避免地要被分到C区。但不久后，战俘营的翻译说，他们已经确认了两人在军队里的身份（尽管郑恩屋也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于是便在当天晚上，将两人分配到韩国同胞所在的B区。那里虽然关押着来自不同国家的战俘，但比C区安全得多。
听了这话，郑恩屋有些纳闷——这家伙怎么知道他们的脑子还没长全？
投降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向那个美籍情报官供出了自己的日本和韩国名字，心里没有半分羞愧。他正是用这种方式来报复那位一直欺侮他的军士长。从那天起，他开始把自己看作一名反叛者，决心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朝鲜半岛。不论是扛麦袋、砍树，还是铺路、修路，都是在为这个目标而奋斗。战俘营的警卫曾向指挥官报告说，韩国战俘很少跟守备队的士兵发生冲突。对于这一点，郑恩屋感到十分自豪。
“所以，只要能活着逃出去，咱们就可以在外面拉开架势，跟那群蠢货决一死战。”
来到农场干活时，他刚刚被俘不久。起初，郑恩屋跟着军士和所在的部队发起了冲锋。进攻失利后，他忙不迭地行使了投降的权利。在战俘营里，许多韩国同胞——包括这些临时派来扛袋子的人——都很年轻，刚刚入伍不久，但他们大多受到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影响。郑恩屋则属于极少数的“异类”，对军国主义的野心持有不同看法。其他韩国人在投降时，至少会装出一副深以为耻的样子，不过这些人并没有像郑恩屋一样，在爪哇岛、拉包尔、新几内亚岛等地，长期受日本军士的欺压。作为一名民族主义者，一位心存反叛的异见人士，郑恩屋期待的，是一场属于自己的战争——既不针对英美两国，也不针对白人士兵，而是针对那些逼他参军、利用他的日本人，那些“假亚洲人”。日本帝国曾大肆鼓吹对亚洲诸国的兄弟之情，却通过残杀亚洲人来证明这份“情谊”。因此，他的战争是针对日本帝国的。投降的时候，他见过许多日本军官切腹自尽，士兵们则把手榴弹按在胸口，拉响引线。这些人知道，他们的雄霸大业失败了，败得如此可笑。看到这些场景，郑恩屋总会感到无比欣慰。
新来的战俘兴奋起来，七嘴八舌地附和着。不过在郑恩屋看来，这种附和不值得完全信任。听到鼓舞人心的消息，众人纷纷向老军士表示感谢。但郑恩屋十分确定，其中一些人虽然看起来意志坚决，但心里仍然向往着安定的生活。他们定然会感到奇怪：既然老军士这样急着去送死，为什么不在今晚用餐的时候，用餐刀自我了结呢？
郑恩屋感受到了老农邓肯的喜悦，心里也跟着高兴起来。每次看到那个深色头发的女人，他都会忍不住感叹几句——这么俏丽的女人居然嫁给了一个糟老头子，真是太可悲了。每天中午，女人会骑着自行车，沿着那条泥泞不堪的小路，给他们送来面包和肉罐头。面包淡而无味，肉罐头也只有一股咸味，然而看到女人一系列近乎仪式般的动作——来到农场，把托盘放在干草垛临时搭成的“桌子”上，揭开蒙在托盘上的布，等等——郑恩屋顿时觉得这些东西没有那么难吃了。
接着，老军士又对这群新人说，为了越狱大计着想，他们要尽量顺着警卫，即使不逢迎拍马，也要装出一副谦恭卑微的样子，让人误以为他们正沉迷于棒球、摔跤、羽毛球和戏剧表演。
爱丽丝发现，在詹卡洛的监督下，这群韩国人在赫尔曼农场干得十分卖力。詹卡洛的指令里混杂了蹩脚的日语和英语，这些脸庞宽阔的小伙子听到后，总会笑得十分开心。过去几周的雨水并没有给庄稼造成损害，爱丽丝终于为邓肯松了口气。虽然粮食市场受到战争的影响，但今年一定会有个好收成。
郑恩屋已经包好了绷带，伪装就此结束。接下来的谈话再也没有引起他的兴趣。
在夏季最热的几天里，韩国战俘郑恩屋和同区的战俘被派到加韦尔战俘营附近的农场，负责把一袋袋小麦装到卡车上去。对于郑恩屋而言，在农场劳动的这段时间算得上是被俘以来最快乐的日子。通过心甘情愿的劳动，他可以证明自己跟C区那群阴沉乖戾的战俘并不是一路人。在他的眼里，这种证明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他既是个民族主义者，又是个坚定的反日者。有人给他取了个日本名字——笼目，但他坚持要求其他韩国战俘叫他的本名。
囚室的转角处突然刮起一阵大风，他走到主路的大门口，让警卫把他带回自己所属的区域。在那里，外国人和韩国人之间的斗殴，以及韩国人内部的争斗正日趋激烈，这些人不爱耍嘴皮子，更不爱吹嘘“自我牺牲”有多么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