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宾特洛甫先生估计还要一个多钟头才能到，爵爷于是就建议先带客人参观一下达林顿府——这个策略曾帮助不少精神紧张的客人放松下来。不过我在继续忙我的工作的时候，多次听到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府里不同的地方不断地表达着他对于当晚那次会晤的疑虑之情，达林顿勋爵对他的反复安抚也终归是徒劳。可是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突然听到哈利法克斯勋爵惊呼道：“我的天哪，达林顿，尊府的这些银器真是太赏心悦目了。”当时我听到这样的赞誉自然是非常高兴，不过这个小插曲所带来的真正令人满意的结果却是两三天后才出现的，达林顿勋爵特意对我说：“顺便说一句，史蒂文斯，咱们的银器那天晚上给哈利法克斯勋爵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美好印象，使得他整个的心绪都为之而一变。”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爵爷的原话，所以那可绝非是我个人的想入非非：银器所保持的良好状态对于缓和那晚哈利法克斯勋爵和里宾特洛甫先生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确做出了虽说微不足道却又是意义重大的贡献。
结果，那次特别的来访只是哈利法克斯勋爵与时任德国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4]先生之间整个一连串此类“非官方”会晤的开始。不过在那第一个晚上，哈利法克斯勋爵的态度却极为审慎；实际上他来到达林顿府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实话，达林顿，我真不知道你敦促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我知道我肯定会为此而后悔的。”
话已至此，关于里宾特洛甫先生的情况我再多说几句或许也不为过。当然，现在大家普遍接受的看法是里宾特洛甫先生是个大骗子手：那些年间希特勒的计划就是尽可能长时间地欺骗英国，隐瞒其真实意图，而里宾特洛甫先生在我们国家唯一的使命即具体地实施这一骗术。如我所说，这是大家普遍持有的观点，我并不想在此提出异议。然而，令人着恼的是听到大家如今说起这件事来的那种口气，就仿佛他们从未有一时一刻上过里宾特洛甫先生的当似的——仿佛就只有达林顿勋爵一个人相信他是位高尚的绅士，只有爵爷一个人跟他建立过工作上的关系似的。事实是，在整个的三十年代，里宾特洛甫先生在所有那些最为显赫的宅第中都被视为一位备受尊敬的人物，甚至是位光彩照人、富有魅力的人物。尤其是在一九三六和三七年间，我还记得仆役大厅里随侍主人来访的仆佣们围绕着“那位德国大使”的所有那些话题，从他们的谈话当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时本国的许多最为显赫的名媛和士绅都很为他着迷和倾倒。如前所说，听到同样这些人现在谈起当时的情况居然完全变了样，尤其是有些人说到爵爷的那些话，实在是令人着恼。只要看看他们其中几位当年的邀客名单，你立刻就会明白这些人有多么伪善；你就会看得清清楚楚，当初里宾特洛甫先生不仅仅是在同样这些人的餐桌上用过餐，而且还经常是作为贵宾被奉为上座的。
我很高兴能够回忆起，达林顿府的银器有好几次都对于客人产生了可喜的影响。比如说，我记得阿斯特夫人曾经说过，语气中不无一定的苦涩，我们的银器“有可能是无与伦比的”。我还记得曾亲眼看到萧伯纳[2]先生，那位著名的剧作家，有天晚上在餐桌上极为仔细地检查他面前的那把吃甜点的小银匙，还特意把它举到灯光底下，拿它的表面跟手边的主菜盘进行细细的比照，对于周围的客人则完全视而不见。不过，如今回忆起来最让我感到得意的，应属某个夜晚一位相当显赫的人物——一位内阁大臣，不久后即出任外交大臣——对达林顿府进行的一次绝对“不宜公开”的访问。事实上，既然当时那些来访所造成的结果早已详细地记录于文献当中，我也就没有理由再遮遮掩掩了，我所说的这位访客就是哈利法克斯[3]勋爵。
不仅如此，你还会听到同样这些人说起来就好像是因为达林顿勋爵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所以他在那些年间的几次德国之行才受到了纳粹的特别礼遇。如果，比方说，只要《泰晤士报》刊登一份纽伦堡集会[5]期间德国人大宴宾客的邀客名单，我想这些人肯定就不会这么大言不惭地胡说八道了。事实上，英国最为显贵、最受尊敬的名媛和士绅都曾受到德国领导人的殷勤款待，而且我敢发誓，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这些人当中的绝大多数从德国回来以后对于招待他们的东道主都赞誉有加。任何对于达林顿勋爵当初是在跟一位众所周知的敌人暗通款曲的暗示，都可以说是只图自己方便而完全罔顾了当时真实的政治气候。
我记得，吉芬银器上光剂是二十年代初问世的，而且我能肯定，我并非唯一一个将这一产品的出现与我们业内心态上的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那一转变将为银器清洁上光的工作推到了至为重要的中心位置，而且总体说来直到今天仍是如此。这一重心的转移，我认为，就像这一时期其他众多的转变一样，是一种代际间的变革；正是在那些年间，我们这一代管家已经“长大成人”，尤其是像马歇尔先生这样的人物，在使银器上光成为核心要务方面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当然这并不是说为银器清洁上光的工作——尤其是那些会摆上餐桌的银制器皿——在过去并没有得到严肃的对待。但如果说，比如家父那一代管家并没有把这项工作看得有如此重要，这应该不算是有失公允的；有如下事实可资证明：在当时，大户人家的管家极少有人亲自监管银器清洁上光的工作，大都认为交给像是副管家这样的下属去督管也就足够了，只不过时不时地检查一下而已。大家公认是马歇尔先生首度全面认识到了银器的重要意义——亦即，阖府上下再也没有其他任何物件会像餐桌上的银器那般受到外人如此深入的仔细审视，由是，银器也就起到了衡量一户人家整体水准的公共指数的作用。马歇尔先生是第一位因为将沙勒维尔府的银器抛光到前此无法想象的程度，使得来访的淑女士绅为之而心醉神迷的人物。势所必然，全国上下的管家们在各自雇主的压力之下，很快也就将全副精力集中在银器的清洁上光这一问题之上了。我记得，很快也就有好几位管家异军突起，每一位都宣称自己发现了可以超过马歇尔先生的妙方——这种妙方他们又无不装模作样地当作独得之秘概不外传，就如同那些独守祖传食谱秘方的法国名厨一般。可是我确信——在当时我就这么认为——像是杰克·内伯斯之辈所卖弄的那些煞有介事而又神秘兮兮的上光步骤对于最终的结果是极少甚至根本就不会有任何作用的。在我看来，这项工作并无任何神秘可言：只要你使用上好的上光剂，只要你加以严格的督责即可。吉芬曾是当时所有独具慧眼的管家们的共同选择，只要使用得法，你就无须担心自家的银器会比任何人家的有丝毫逊色。
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有人声称达林顿勋爵是个排犹主义者，或者说他跟类似英国法西斯主义者同盟那样的组织过从甚密，这都绝对是卑鄙龌龊的无耻谰言。这类说法只能是那些对于爵爷的为人一无所知之辈的诬罔之词。达林顿勋爵对于排犹主义憎恶之极；我就亲耳听他在好几个不同的场合表达过他在面对排犹主义情绪时的厌恶之情。还有人指控爵爷从不允许犹太人踏入达林顿府一步或者从不雇用犹太员工，这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信口雌黄——唯一一次例外或许就是三十年代发生过的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小插曲，结果后来却被言过其实地大肆渲染。至于说到那个英国法西斯主义者同盟，我只能说任何有关将爵爷跟这些人联系起来的说法都是非常荒唐可笑的。我要说的是，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6]，领导“黑衫党”的头目对达林顿府的造访最多只有三次，而且全都是在该组织成立的早期，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背叛其初衷。一旦黑衫党运动的丑恶嘴脸大白于天下——且不说爵爷比大多数人都更早地看穿了他们的真面目——达林顿勋爵就再未跟这些人有任何瓜葛了。
我自己几乎隐藏在茶室最里面的靠墙位置，不过即便隔着整个房间的距离，我依然能清楚地看到户外阳光朗照的街道，还能辨认得出对面人行道上的路标，上面指出了几个附近的目的地。其中一个目的地是默斯登村。您或许也会觉得“默斯登”这个地方听来耳熟，我昨天在道路交通图上第一次看到这个地方时心里也是一动。实际上，我必须承认，我甚至一度想稍稍调整一下既定的路线，绕点路前去亲眼看看那个村庄。萨默塞特郡的默斯登曾是吉芬公司的所在地，在过去，人们都是向默斯登发送订单，订购吉芬公司生产的抛光用深色蜡烛的，该产品是“切成薄片后与上光蜡粉以手工混制而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吉芬的产品绝对是市面上最好的银器上光剂，一直到战前不久，市场上出现了新式化工替代品以后，对这一优质产品的需求才开始衰落。
再怎么说，这类组织对于本国政治生活的核心而言也根本就是无足轻重的。您应该能够理解，达林顿勋爵是那种只会致力于那些真正的核心事务的绅士，而且多年以来他所努力罗致的也都是那些对于这类令人厌恶的边缘组织避之唯恐不及、距离十万八千里的人士。他们不但备受尊敬，而且都是对英国的政治生活具有真正影响力的人物：政治家、外交家、军方人士和神职人员。的确，这其中就有犹太人，单单这一个事实就足以说明，有关爵爷的大多数传闻是多么地荒诞无稽。
也许，我昨晚本该在我眼下正愉快地享用一杯早茶的这家店里住宿的。因为的确，外面的店招上大字写着，店里不仅提供“茶点、小吃和蛋糕”，还有“干净、安静而又舒适的客房”。这家店就位于汤顿的主街之上，离市集广场咫尺之遥，是一幢有些沉陷的建筑，外观以深色的木质桁梁为特色。眼下我就坐在它那宽敞的茶室里，墙面是橡木镶板，茶桌的数量我猜就是同时招待二十几位客人都丝毫不会显得拥挤。两位快活的年轻姑娘站在柜台后面负责招待顾客，柜台上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各色糕点。总而言之，这是个享用早茶的绝佳场所，可是愿意光顾此地的汤顿居民却出奇地稀少。眼下，店内的顾客除了我以外就只有两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并肩坐在我对面靠墙的一张桌子边；还有一位男士——可能是位退休的农夫——坐在一扇巨大的凸窗旁边。我看不清他的长相，因为明亮的晨光此刻将他照得只剩下了一个剪影。不过我能看得出他正在仔细地阅读手里的报纸，时不时地抬头望一下窗外人行道上的过路人。他的这一举止起先让我以为他是在等什么人，不过后来看来他不过是想跟路经此处的熟人们打个招呼。
不过我跑题了。我谈的原本是银器，以及哈利法克斯勋爵跟里宾特洛甫先生会晤的那天晚上，达林顿府的银器给他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请允许我特别澄清一下，我可从来就没有暗示过一个原本极有可能令我的雇主大为失望的夜晚，完全是因为银器擦得雪亮就变得无比成功了。不过，正如我说过的，达林顿勋爵就曾亲口表示过，那些银器至少有可能是那晚使来宾的心情大为改观的一个小小的因素，如果我在回顾这样的事例时怀有一种称心满意的心情，或许也不算是太过荒唐可笑吧。
不管怎么说吧，我很遗憾地向诸位报告，昨晚那些当地人当作玩笑话来说的——预计我是睡不好的，因为楼下不时地会有干扰——倒是被证实了果不其然。老板娘倒是并没有大呼小叫，可是你能听到她跟她丈夫两个人一直在楼下四处走动忙活这忙活那，一边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而且今天一大早就又开始了。不过，我能够体谅这对夫妻，因为他们很显然已经养成了辛勤劳作的习惯，至于他们制造出来的那些噪声，也全都应该归因于此。再者说了，我昨天也说过那么一句很不得体的俏皮话，所以我在向店老板致谢的时候丝毫没有提及我其实一夜未曾安枕，然后我就动身前去探访汤顿这个著名的集镇[1]了。
我们这一行中也有一些人认为无论为什么样的雇主服务都是没什么实质性的不同的；认为我们这代人中盛行的那种理想主义——即我们这些做管家的应力争去为那些能够促进人类福祉的伟大的绅士们服务的这种观念——只不过是唱高调，并无现实的基础。当然，显而易见，散布这种怀疑主义论调的个人，结果无一例外地证明自己只是我们这一行中的平庸之辈——他们知道自己根本就不具备跃居显要位置的能力，所以只能力图将尽可能多的同行拉低到他们自己的水平——没有人愿意认真对待这样的观点。即便如此，如果能够从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举出一些实例，以清楚地烛照出他们是何等大谬不然，这仍旧是令人感到满意的赏心乐事。当然了，我们所追求的是为自己的雇主提供全面而又持久的服务，其价值绝不该被降低至几个特定的实例——比如上述跟哈利法克斯勋爵有关的这件事。但我要说的是，正是这一类的实例，透过时间的流逝愈加清晰地彰显出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即此人曾经有幸身处于那些重大事件至为枢纽的位置，实践了自己的职业操守。而且此人或许有权利体验到一种满足感，这是那些安于为平庸的雇主服务之辈所永远无缘体味的——这种满足感就在于，它让你有理由可以说，我所付出的努力，不管多么微不足道，毕竟对于历史的进程做出了属于自己的贡献。
不过这个小小的插曲极好地说明了那些脱口而出的俏皮话有可能带来的风险。由于谐趣的本质就在于当下的急智反应，你在顺应情势把一句俏皮话抛出去之前是不会有时间去充分评估它可能引发的各种后果的，你要是没有事先就掌握了必要的技巧和经验，就有极大的风险会脱口说出各种不甚得体的话语来。只要假以时间和勤学苦练，没有理由认定我在这个领域就成不了行家里手，不过既然存在这样的风险，我已经决定现在最好还是暂时不要急着去履行法拉戴先生期望于我的这一责任，等我多加练习、熟谙此道以后再去表现不迟。
不过也许一个人不该如此频繁地回望过去。毕竟，摆在我面前的仍有要求我尽心服务的好多个年头。法拉戴先生不仅是位最好的雇主，他还是位美国绅士，这肯定是我责无旁贷的义务，向他充分展示英国最高的服务水准。既然如此，将自己的注意力聚焦于当下就是至为重要的了；必须谨防因为过去所取得的一点点成就而滋生任何自满的情绪。因为不得不承认，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达林顿府内的现状已经显得不那么尽如人意了。近来已经出现了几次小小的疏失，这其中就包括去年四月发生的那个跟银器有关的小插曲。万幸的是当时法拉戴先生并没有客人在场，不过即便如此，那对我而言也是极端难堪的一刻。
如此一来，您可能也就会理解对于昨天晚上的那句俏皮话，我所感到的失望之情了。起先，我以为它不太成功的原因可能是我说得不够清楚。可是在我已经回房休息以后，我才想到我有可能已经冒犯了这些当地人。毕竟，我那句俏皮话很容易被理解为我是在暗示老板娘就像一只鸡——当时我可是绝无此意的。这个想法在我尽力入睡的过程中继续不断地折磨着我，我甚至都有些想在今天一早跟店老板正式道歉了。可是他在为我端来早餐时表现得非常愉快，情绪上没有任何的保留，最后我也就决定略过不提了。
事情发生在某天上午的早餐时间，在他那方面，法拉戴先生——要么是他宅心仁厚，不忍苛责，要么就是因为他是个美国人，所以对那次差错的程度缺乏认识——自始至终未曾有过只字的埋怨。他在餐桌前就座以后，只是拿起一把餐叉细看了一下，用指尖碰了碰叉尖，然后就将注意力转移到晨报的头版新闻上去了。他整个的姿态都是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做出的，不过当然了，我已经全都看在了眼里，马上快步走上前去，拿走了那样碍眼的东西。可能因为我心里不安，动作太快了一点，因为法拉戴先生略为有些吃惊，嘟囔了一句：“啊，史蒂文斯。”
比如说，近来我只要有一点空余时间，就会回到房间里去听无线电广播——像是碰到法拉戴先生晚间外出的时候。我经常收听的一个节目叫作《每周两次或更多》，实际上每周播出三次，基本上是由两位主持人针对读者来信提出的各种话题进行幽默的评论。我一直都在认真地研究这个节目，因为它表现出来的谐趣，其品位一直都是最高的，而且在我看来，其基调也跟法拉戴先生可能期待我表现出来的风趣相去不远。从这个节目得到启发以后，我已经设计出了一个简单的演练方案，我争取每天至少实际操练一次；只要一有空闲，我就尝试以当时所处的即时环境为素材，构想出三句俏皮话来。或者，作为这同一种演练的变通方式，也可能会尝试着以过去一个钟头内发生的事件构想出三句俏皮话来。
我拿着那把餐叉快步走出房间，没作任何耽搁马上又拿了一把令人满意的餐叉回来。我朝餐桌走去的时候——法拉戴先生显然已经全神贯注于他的报纸当中——我也想到我可以悄没声地把餐叉放在桌布上，不要打搅了我的主人读报。可是，我已经想到了法拉戴先生有可能是为了不让我感到难堪才佯装浑然不觉的，如果我这么偷偷摸摸地把餐叉换回去，恐怕会被主人误解为对于自己的疏失我非但不痛心疾首，反而自鸣得意——或者更糟，是试图予以遮掩了。正是为此，我于是决定我应该带有某种强调的意味把餐叉放回到桌上才算合适，结果是又让主人吃了一惊，他抬眼一看，又嘟囔了一句：“啊，史蒂文斯。”
我刚想到那句俏皮话的时候，还颇曾感觉沾沾自喜，而且我得承认，眼看着它的效果居然不过如此，我还是稍稍有些失望的。我尤其感到失望之处，我想，正在于最近的这几个月来我颇花了不少时间特用来提升我在这一领域的技巧。也就是说，最近我一直竭尽所能将这一技巧添加到我的职业锦囊当中，以便于可以满有把握地充分满足法拉戴先生在打趣调侃方面对我所抱的期望。
类似这样的疏失，在过去的这几个月里，自然是对我身为管家的自尊心的一种伤害，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认为这只是人手短缺造成的，并没有理由相信它们是更加严重的问题的先兆。并不是说人手短缺的问题无足轻重；不过只要肯顿小姐当真愿意重返达林顿府，我相信这样的小小疏漏也就自然会成为过去。当然了，我们必须谨记，肯顿小姐在来信上并没有愿意复职的明确表示——顺带提一下，昨晚在关灯之前我又在房内重读了一遍。事实上，我必须承认确实有这种可能，即我出于一厢情愿的工作上的考虑，而过于夸大了她那方面有此意愿的蛛丝马迹。因为我必须承认，昨晚我不无惊讶地发现，还真的很难明确指出她来信当中有任何一段清楚明白地表示出了她想回来工作的愿望。
起先，沉默仍在继续，仿佛那些当地人以为我还有进一步的发挥。不过在注意到我脸上那逗人发笑的表情时，这才爆发出一阵笑声，但笑得总有点困惑不解的意思。完了以后他们又重新回到之前的闲谈当中，我也再没有跟他们有什么言谈往还，直到不久之后互道了一声晚安。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现在也不值当地再在这样的问题上煞费苦心地去思忖揣测，因为很可能在四十八个钟头之内我就能够跟肯顿小姐当面进行晤谈了。不过我还是得承认，昨天晚上我躺在黑暗当中，听着楼下传来的店老板和老板娘洗洗涮涮的声响，我还是颇花了不少的时间，在我脑子里反复地琢磨肯顿小姐信中的字句。
“堪称本地的鸡鸣变奏曲喽，无疑该是。”
[1]集镇（market town），定期举行集市贸易的市镇。
“确实如此吗？”我说。说话间，我突然想到——最近有好多次在法拉戴先生面前也有同样的念头浮起——这时候我应该回应一句俏皮话之类的。的确，那帮当地人此时都颇有礼貌地保持着沉默，等着我下面的言辞。我于是搜索枯肠，最后终于道：
[2]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英国剧作家、评论家，费边社会主义者，主要剧作有《恺撒和克娄巴特拉》、《人与超人》、《巴巴拉少校》、《皮格马利翁》、《圣女贞德》等，获一九二五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尽管店老板一叠声地抗议，还是引来周围人等的哄堂大笑。
[3]哈利法克斯（Edward Frederick Lindley Wood Halifax，1881—1959），英国保守党人，历任印度总督、上院领袖等要职，在外交大臣任内对纳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后任驻美大使，称号为哈利法克斯伯爵一世。
我跟他说正是如此，说话的那位表示怀疑地摇了摇头道：“您在楼上恐怕是睡不了几个钟头的，先生。除非是您喜欢老鲍勃弄出来的动静，”——他指了指店老板——“砰砰地在这底下一直闹到夜半三更。天刚破晓您就会被他老婆冲他吼叫的声音给吵醒的。”
[4]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纳粹德国战犯，外交部部长，一九三六至三八年曾任驻英大使，一九三九年赴莫斯科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战后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看来您是要在楼上住一宿了，先生。”
[5]纽伦堡集会（Nuremberg Rally），即德意志帝国一九二三至一九三八年每年一度的纳粹党代会，在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掌权后尤其成为盛大的年度纳粹宣传活动。
总共有五六位顾客，全都聚在吧台周围——从外表看来都是干各种农活儿的——房间的其余部分还是空荡荡的。我向店老板要了一啤酒杯的苹果酒，在距离吧台有段距离的一张桌子边坐下来，打算放松一下，并且整理一下这一天来的思绪。不过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我的出现还是干扰了那几位本地人，他们似乎觉得有必要表现一下好客之道。每次他们的闲谈稍有停歇，他们其中就总有一位朝我坐的方向偷瞄上一眼，仿佛是一心想找个机会跟我攀谈两句。最后，终于有个人提高嗓门对我说：
[6]莫斯利爵士（Sir Oswald Mosley, 6th Baronet，1896—1980），英国法西斯主义者同盟头目，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一年在下院工作，相继为保守党党员、无党派人士和工党党员，一九二九至三〇年在工党政府任职，一九三二年创立英国法西斯主义者同盟。
昨夜我投宿于萨默塞特郡汤顿城外不远处的一家小旅店，名叫“马车与马”。这是位于路边的一幢茅草屋顶的小村舍，在最后一线夕阳当中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从福特车内望去，那小旅店显得异常迷人。店老板领我走上一段木质楼梯，来到个小房间里，屋内陈设相当简朴却非常适用。他问我是否用过了晚餐，我就请他送一份三明治到我房间里，结果证明我这个选择虽说简单无比，却非常令人满意。不过随着夜幕的降临，我在房间里开始有点坐立不安了，最后我决定还是到楼下的酒吧里去尝一点当地的苹果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