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硬挺着坚持了两三个星期，睡眠调整过来了，腰也不疼了，塑料味儿也不再那么难闻。两个星期的时候，领到了第一张支票，心中有一种充实的感觉，只是时间却分外地难熬了。每天刚上班我就开始计算时间，心里紧绷着像上了发条的钟表。每过去一小时，那发条就松一点，带来一种轻松的感觉。下班前的一两个小时是最困难的时刻，我已经被单调的动作折磨得焦躁不宁，只好装着对心中的焦躁麻木不仁，做着深呼吸压下去。我经常用右手的食指在手表的表面顺时间方向虚画着圈儿，催促老人似的指针快走。工间休息的时候我问那些黑人印度人的工友是不是对时间也有这么强烈的感受，一个告诉我，他已经这样过了七年，另一个则说，她已经做了十一年了。我竖了大拇指啧啧有声表示惊叹和敬佩，可也非常明白自己根本不可能如此。我的愿望是赶快过了这二十个星期，赶快回国。
一整天都躺在床上，把电话线拔了想睡，却怎么也睡不着。腰像断了似的里面酸疼，脑子里丫丫叉叉像布满了小钢针，一刺一刺的，眼角也像结了洗也洗不去的灰垢。想着晚上还要上班，心里越急就越睡不着，到了中午干脆起来去外面游走。游走了回来拼命喝了几口牛奶，又后悔喝这么多一会儿又要解手了。躺在床上老想着解手的事，一会儿就起来去了水房，一下午倒去了十来次。好容易睡了又睡得不踏实，怕过了上班时间。突然一惊而起，看着天还亮着，才七点多钟。我不敢再睡，起来做饭吃了，剩下一半用盒子装了带到工厂去吃。九点多出门的时候我把腰伸缩几下，里面扭伤了似的还疼着，头也昏昏沉沉，这一夜可怎么熬得过去。想到这份工作来得太不容易，在心里唱着“这是最后的斗争”，果然有了几分豪迈之气，大步迈下台阶。
操作机器的唯一白人是个波兰小伙子，每天穿件T恤，干得很来劲的样子。据说老板是个犹太人，可从来没见过。工友之间都是下了班各自匆匆回家，一起干上十年也不用想交上一个朋友。在车间里每天出现的另一个白人是个从巴西来的女人，做检验员的，每天到机器上来检查几遍，指手画脚的，神气得不得了，每句话的语调，每一个动作，都尽量体现着某种优越。我也不知她的底细，她到底有多大权力，弄不好把这份工作丢了可不是玩的，只好唯唯诺诺顺着她，心想：“就让你在我面前神气几天，又怎么样呢？”又明白世界各个角落的人原来都是一样，有了威风总要把威风抖出来。开始几天她到机器边来就叫我“Chinese”，我听了不舒服，也没怎么计较，不认识嘛。过了几天她再这么叫，我说：“My name is Ma.（我的名字叫马）”她“OK”一声。可下一次还是叫“Chinese”。我告诉她自己的名字有五次她还是不改口。我气愤起来，别人就没个名字吗？犹豫了好久，终于咽不下这口气，在她再叫“Chinese”的时候，我不再叫她的名字，就叫“Brazilian（巴西人）”。她马上变了脸色，我装着没看见去操作机器。我以为她会跟老板说把我炒了，心中七上八下几天，倒也没有事。只是见了我她脸就垮下去，检验也分外挑剔起来。有一次我放产品不小心碰了她的脚，她瞪了眼冲着我说：“Be careful！（小心点）”我脸上赔笑着心里骂着：“猪！威风你威风啥呢，我踹你一脚你趴在地上爬得起来？”我想象着自己这一脚飞成一条弧线踹过去，她滚在油湿的地上，四肢撑着地却支不起身子，肥大的屁股小山似的翘着，衣服上沾满了塑料末儿。想到这里我自己笑了，又想：“要忍受单调性残酷的折磨，还要看这种势利鬼的脸色，这样过了七年、十一年、一辈子，即使天天开了奔驰车，住了花园别墅，又有什么意思？哪怕为了张小禾也不行！要是她知道我的这一副没出息的嘴脸，她心里也不会另外有一点想法？”
外面空气新鲜，夏天的朝阳向大地散播着温热。在这市郊看不见几个行人，四周显得空旷，远处的街道上有汽车来来往往，使田园般的静穆中透出一点繁忙。对这一切我无法摆脱那种陌生的感觉。这种陌生感提醒着自己，三年了我仍是一个异乡的游子，是社会生活的局外人。上了公共汽车没有座位，我拉着扶手昏昏欲睡，旁边坐的是一个中年白人，过了一站又一站他老不下车，我简直有点恨了起来，后悔不该选在他旁边站了。似乎有了点动静。我睁了眼，那人已经准备下车，一个黑人已经插进来占了位子，目无表情地望着窗外。车开了五十分钟进了地铁站，因为是起点站倒有座位，可又没了睡意。那些上学去的中学生少男少女搂在一起亲嘴嬉笑，旁若无人。姑娘们个个是美女，满脸的稚气。我觉得这些少年们的福气未免太大了点，可也明白这些事离自己非常遥远。
一个多月以后我换了一个工作，去操作压注塑料垃圾桶的机器。产品要堆得高，女人和矮个子堆不上去，活该我占了这个便宜。机器每一分零五秒吐出来一只桶，我把它提起来放好即可。刚压注出来的产品有高压静电，手一碰就直冒小火花。我学着别人的样子，在手腕上脚上戴了铜丝圈儿，就好了些。我搬了一把塑料椅子在机器边，间歇的时候就坐了。工头过来把椅子搬走，我就把一只桶倒过来，仍旧坐了，把身子藏在堆起来的桶后面。有时我困极了，在间歇的那一分钟也能眯一下眼，听见桶掉下来“扑通”一响，马上跳起来，把桶放好又眯上眼。有一次我在这一分钟里还做了一个梦，跳起来放好桶还记得梦中的景象。好多次提着垃圾桶，我想起在纽芬兰那些发豆芽的日子，觉得已经非常遥远，似梦非梦。我掰着指头数着日子，快熬到头了。一想到自己不久以后就可以带了这一把钱回去，心里就飘起来，摇头晃脑地对着注塑机嘿嘿地傻笑，把口哨吹得直响。后面那部粉碎机开动起来了，我躲在堆起来的桶后面，借着那震耳欲聋的声音的掩护，像足球运动员进了球似的，双手握了拳一次次举向空中，“哈哈哈！哈哈哈！”仰面大笑几声。
走进车间，机器轰轰地响成一片。一股很强烈的塑料味呛得我透不过气来，我本能地用手捂了鼻子。新来的工人围成一圈，听印度工头分配工作。工头点我的名时，眼神有点奇怪，我马上意识到不该这样捂着鼻子，就装着是擦脸，把手从鼻子上移开去，满脸地擦了几下。塑料味儿又冲到鼻子里来，我想：“哪里就会中毒死了，有法律保护呢。”就放开了去呼吸。工头把我领到机器上去，交给一个很胖的黑人妇女，让我接她的班。她稍微给我示范了一下，下班铃响了，她就急急地走了。这台注塑机有十多米长，一个人操作，有管道自动添料，机器一进一退不断地吐出成品。我的任务就是把成品拿起来放好。机器每次掉下十个塑料小圆筒，我把不合格的清出来，合格的装到一个大纸箱里。工作非常简单，但我干了半天就觉得这种单调难以忍受，每四十秒就要把动作重复一遍。中间休息十五分钟，机器不停，有人接替我工作。我伸直腰，才发现腰弯了这几个小时，像被谁砍了一刀，里面断了似的。到休息室我把带来的面包就着牛奶咽了，把苹果在裤子上擦擦吃下去。对面一个印度人把带的饭塞在微波炉里热了，打开是咖喱米饭和一只鸡腿，咖喱味飘过来，很难闻的。看着十五分钟快到了，去了厕所又去工作。那个人指着手表对我说：“Two minutes more.（超过了两分钟）”我看他剩下一大堆塑料小圆筒在机器下的盒子里没捡出来，指了说：“You left too much！（剩下太多了）”他不理我，又去接替另一个人的工作。我对着他的背影骂一句：“太王八蛋了！”弯了腰加快动作。下半夜更加漫长，手表的指针移动特别慢。好不容易从窗口看到天有了一点亮色，就觉得有了希望。我不停地看手表指针一点点移动，每过去一分钟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鼻子已经不那么灵敏，再也闻不出什么，头却分外地沉重起来。我在心中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鼓励自己。我还是第一次做这种一个动作做到底的工作，才知道这种单调多么难以忍受。看着天色一点一点亮透，下班铃终于响了，接班的人在这一瞬间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