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马正飞的社会保险号和工作证拿了，我疯了似的满城跑着去找工作。每天以第一时间等着在东区唐人街买了《星岛日报》，查到了广告立即打电话去。可那边不是说已经有人了，就是要我去填一张表，毫无结果。我每次去了都发现总是有好些人赶在我前面，怎么可能？后来明白了很多人等在大唐人街抢第一时间，那边的报纸出来早一两个小时。于是我每天也早早地骑了车到大唐人街买报，然后立即行动。有家无线电装配厂招四十个人，我马上乘地铁到了东边士嘉堡工业区找到那家厂，屋子里已经挤满了人，讲上海话的人多。我挤进去抢了一张表，以马正飞的名义填了，交的时候遮遮掩掩眼睛转溜着，怕有人认识我，发现我冒名顶替。女秘书是好漂亮一位小姐，看去也像大陆来的，神气地把一大摞表拍得“哗哗”响说：“你看，你看！”交了表的人都不肯走，呆着就有希望似的，也许想等别人走了自己再对秘书小姐作个特别提醒。我看大家都不走，也呆着，呆了一会儿心里难受，嚅动着嘴唇骂了声娘，开了门出去。出了门想着张小禾还真是个好样的，像这位小姐真叫人恶心。这样又过了几天还是没有希望，才明白失业严重到如此地步，如果这时候才到加拿大可怎么得了。又买了英文的《太阳报》来看，想到西餐馆去找份洗碗的工作。这样奔忙了十几天，在餐馆、塑料厂、加油站、机械厂……几十个地方碰了壁，人都快气疯了。
看来要找工作非借工作许可证不可。我打电话给思文，她说：“违法的事，我不敢做，电脑里查出来不得了。你倒是赚钱走了，我还得呆一辈子呢。”我再三说查不出，她只是不肯，说：“你一定要我有个违法记录才称了你的愿吧！”我说：“你保护自己保护得滴水不漏。”她说：“那讲明的，我不保护自己谁还来保护我？”我只好算了，心想，最后这几千块钱看样子是赚不到了。过几天思文打电话来说：“马正飞要回国去几个月，你去借他的工作证。”我说：“你都不肯借，他会肯借？”她说：“你做满二十个星期，再想办法要老板炒了你，让他拿失业金，他会肯的。”我说：“这失业金你拿不好些？你正没钱！”她说：“我又没回国，我在这里读书，电脑一按就出来了。”我照她说的打电话过去，果然一说就成。
这天我给城郊的一家汽车旅馆打了电话，他们登出广告需要一个值夜的人。我说了自己的情况，老板娘叫我过去看看。我对找工作几乎已经绝望，路又这么远，我犹豫着还是去了。下了地铁列车转了市内公共汽车，到尽头又转了去市郊的车，下了车对着地图又走了好久，路上冷冷清清的。我想，如果要了我呢，我就住在这里算了。老板没房给我，我在附近租一间，电话也不装了，忍了最后这几个月，与世隔绝也顾不得了。见了老板娘，她漫不经心地和我说话，我知道没希望了，但还是填了张表留在那里。回去的时候一路想：“跟张小禾分了手还是对的，来三年了，还这样惶惶然若丧家之犬到处窜，这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又想到认识的几个漂亮姑娘嫁给了年龄大的富人，自己原来还想不通，又不是没有饭吃，当个靠男人吃饭的人！这时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她们只要在感情上作了妥协，一切一切的艰难困苦都没有了。不知道张小禾林思文会不会走这条路。坐在地铁车厢里，我那么强烈地感到了心中对钱的那种物质的饥渴，是一种噬血的饥渴。我还在银行里存着四万块钱呢，现在还拿着失业金呢，可心里都闷得要爆炸了。这时我也理解了终日惶惶然的亿万富翁和街头流浪汉，我理解了人。听见耳边“轰隆轰隆”地响，看着车厢里寥寥的几个人，忽然想起那些做强盗的人，一瞬间我理解了他们，连我也想去做个强盗了。我盯着斜对面一个白人望了一会，闭上了眼，想象着自己怀里揣着手枪，硬硬地顶着胸口。我右手慢慢伸进去摸了摸，食指扣住了扳机，轻轻地拨动感到了弹性，犹豫着是否掏出来向那个人走去。手在胸前进进出出有几次，最后还是伸了进去。枪身一边冷一边热，我把手心贴紧了冷的一面，让自己冷静下来，告诫自己犯法的事可不能做。可就这样想着却醉汉似的站起来，身子在车厢里摇晃着，向那个人走去，在他身边坐下，把枪口顶着他的腰，微笑了说：“Money，money.（钱，钱）”一只手就把他的皮包拿了过来。他张了嘴想叫，手飞快地往前一伸想抢回皮包，我枪那么用力一顶，他手就缩了回去。他紧张地四下张望，我咳嗽一声，他就老实了，缩了脖子坐着。到站了，我从容把枪放到衣服底下，枪口在衣服里抬了抬，对他做了一个残忍的眼神，下了列车。车门关了，列车启动，那人用手使劲拍着玻璃窗。我衣服下枪口一抬，他的头就缩下去不见了。正想着车身一震，车停了。我睁眼看去那人还平静地坐在那里，一手按着棕色的皮包。想到自己刚才想象中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列车行劫，我抽动着嘴角笑了一笑，体会到了自己这一笑中所包含的残忍，又明白了有时候残忍也有残忍的那一份理由。
领着失业金我只能去打黑工，黑工只能到唐人街去找。打黑工工资低，工作也累，人人都可以挤着你，欺负你。但再怎么样，总比呆在家好，时间已经非常紧迫。我到几个唐人街挨门挨户问了三天，看了多少轻蔑的眼色，还是没人要我，打黑工的人太多了。对这些眼色我麻木不仁，我的苦就要熬到头了。有一家超级市场老板似乎有意思要我去杀鱼，指着池中十来斤一条的鱼问我能不能干？我说：“除了杀人，没有不能干的事。”他说：“一份工呢，那是很难的，现在是什么时候！来帮帮忙怎么样？”我奇怪地望着他，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帮忙？加拿大也有这么一说？！我差点笑出来，他马上解释说：“也不是全部帮忙，吃我的，另外还有点意思意思。”我说：“这点意思意思是个什么意思呢？”他说：“两块钱一个钟点意思意思怎么样？”我说：“不好意思，老板！这个忙就难帮了。”他说：“你觉得多少意思才够意思呢？”我说：“意思意思总要够意思才有意思，不然没意思了还意思什么呢？十几块钱一个钟点我也赚了几年，两块钱一个钟点！”他眼睛鼓出来，像听天方夜谭一般，忽又轻蔑地一笑说：“十几块钱一个钟点，这些人都拿十几块钱一个钟点我短裤都要输给你。你去找你的十几块钱一个钟点，找我干什么！我求着了你吗？”我也轻蔑地一笑说：“两块钱，你好意思说，我不好意思听。我出三块钱一个钟点意思意思，你帮我去搞家里的卫生你愿意不？三块钱，愿意这就跟我走！”趁他一怔，我说声“拜拜”转身就走，到了门外，听见他在高声骂什么。
我明白这样下去我将找不到工作，便给纪先生打了电话，问他能不能让我先一天下午去看报纸清样上的广告，在时间上抢个先手。他说：“你没事来玩嘛，有什么顺便看也看了。”这样我还是碰了几次钉子。有次看到多伦多西北角一家塑料厂招人的广告，第二天清早就赶去，下地铁转了公共汽车，差不多两个小时才到，已经有一大群黑人、阿拉伯人、印度人挤在那个小窗口。我心想又完了，站在边上犹豫了一会儿，又不断有人到来往里面挤。这些人的勇气鼓励了我，便不再犹豫，也侧了身子往里面挤。有人领了表出来填，又有人填了表挤去交。几乎挤出油来，我总算领到一张表。我不再出去，让到一边贴着玻璃把表填了。靠着墙直直地站了一个多小时，里面白人女秘书叫马正飞的名字，我没反应过来，又叫一声，就叫了下一个名字。我突然醒悟了，拍着玻璃指了自己和鼻子，就让我进去了。秘书小姐只跟我说了几句话，把社会保险号和工作许可证复印了，告诉我晚上十一点钟来上班，今天第一天，提前十五分钟来。我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找到一份工作，谢过了她，从后门出来，再转过去看前面，来了一大群中国人，有几个女孩子挤在中间“哇哇”地叫，却不肯出来。我想着要是今天看了报纸再来，又没有戏了，暗自庆幸。一会儿挤在窗口的几个人说：“满了，满了！”要后面的人不要再挤，却不肯出来。里面几个黑人挤出来，嘴里一边骂着。马上又有人补进去，嘴里却说着：“没生意，还挤什么！”后面的人说：“没生意，你出来！”过了好久发现的确没希望了，后面的人才慢慢散开，站在旁边等着。我踮了脚朝中间望去，玻璃小门已经放下，几个中国人趴在台子上，不停地拍玻璃窗。里面女秘书理也不理，低头清理表格。偶尔抬一下头，几双手就一起用力拍玻璃窗。女秘书走到窗前示意要他们别敲，却敲得更响。有人指了自己的鼻子，有人拍着胸，还有个人抱了拳点头哈腰作揖。女秘书坐回去，作揖的那个人骂：“操不死的烂×！”我笑起来，笑了又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在后面说：“算了，算了。”没人理我。我又说：“算了，丢脸呢，都知道是从中国来的。”几张脸一起转过来气势汹汹望着我。一个说：“什么脸不脸，要捞饭吃！”另一个说：“要难受等我们领了表再难受还不迟，表现在还没领到呢。”我说：“哥们儿，我难受还是谁难受！”还想多说几句，证明工作自己已经得了，转念一想，干什么呢！转身走了。
我把注意力转移到回国的事情上去了。如果我愿意呢，明天就可以走。只剩下最后一件事没有完成了：钱。不知什么时候我为自己订下了五万块钱的目标，这目标一旦确定，就变得那样神圣，赚满了四万九千块钱我也不会死心。好几次我想说服自己，少几千块钱也就算了，就这样等着，拿完失业金就走人。可是不行，每次这样想了以后又给了自己一个坚决的否定。我心里觉得可笑，五万块不是自己定下来的吗，怎么今天连自己改变也不行呢？人真的有这么奇怪，虚设的目标竟可以变得如此神秘不可移易。前一段张小禾在这里，我不敢说找工作的事，怕找不到或者找到很差的她会看不起我。现在，我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