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在一个周末的中午，那两个警察又来了。我正在厨房做饭，他们自己推了门进来问：“Does Lin Siwen live here？（林思文是住在这里吗）”我拍拍自己的胸说：“My wife，my wife！（我妻子，我妻子）”警察诡秘地一笑，指指门外。我跟他们说不清楚，把电炉拧关了说：“My wife is upstairs!（我妻子在楼上）”警察像是吃了一惊，交换一个眼色，我拿着英文的调儿喊着“思文，思文”跑上楼去。思文跑出来，警察也跟上楼来。思文跟他们谈了一阵，才明白有人shoplifting（商店行窃）被逮住了，自称是林思文，住在这里。思文冲到楼下隔了玻璃车窗看见警车后面坐着的是赵霞。警察问她可认识这个人，我在一边悄声要思文说“不认识”，思文不理我，马上告诉警察说认识这个人，是纽芬兰大学的学生。警察把赵霞放出来，赵霞说要解手了，拉着思文的手上楼去，说了好一会儿又下来。思文下楼时慢一步，告诉我赵霞已经哭着给她道歉了。赵霞装着不懂英文，警察问什么她都摇头。警察要带她去警察局，请思文去做翻译。赵霞恳求她不要跟去，我也拉拉她的衣袖要她别去。思文等赵霞进了警车，把我的手甩开说：“干什么呢！以为做了好人她会惦你的恩吧。一个人再没有用至少也得能保了自己！”钻进了车子。
楼上还住着两个单身男人。一个五十多岁，说话结结巴巴。他住着一间几乎只能放一张床的小房间，从来没有人来看他。他从不做饭，每天靠喝啤酒为生，我和思文叫这个可怜人做“啤酒老倌”。另一个是年轻的酒鬼，我们搬来不久的一天晚上，他喝醉了倒在我们门口，拼命地拍打我们的门，嚷着：“We are good friends. Open the door.（开门，我们是好朋友）”我和思文吓得不敢开门，隔着门叫他走开。这样僵持有一个多小时，思文打电话到警察局，不一会儿来了两个穿着深色制服的高大的警察。听见警察在上楼我们开了门，酒鬼看见警察似乎有了一点清醒，四肢着地从楼梯上爬到三楼去，一边回头望着警察。思文怕他等会又要下来敲门，建议警察把他送到医院去醒酒，警察说，他自己不愿意去我们也没有权利。只好算了。
到了晚上思文才回来。她告诉我，赵霞在商店偷了一支口红一瓶洗发香波，被老板发现，问她三次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记付钱了，她都否认，老板打电话叫了警察。在警察局她不肯说自己的姓名住址，最后告诉她不说就要在警察局过夜了，她才说了。为了这八块钱的东西，赵霞还要在两个星期后上法庭，警察已经请了思文去做翻译。
我们的楼上是一对从家里逃出来的少年同居男女，经常半夜在上面打架，踏得楼板也“咚咚”响。我忍不住就沿用大学读书时的方法，拿根棍子戳得天花板“咚咚”地响，这样他们就安静一些。以为他们打了架第二天会生气互相不理，谁知道还是缠在一起亲密得不得了。有一次我在厨房做饭时那姑娘也在做饭，问了她知道她名字叫安妮，在一家餐馆做侍应，工资很低。她那么年轻又那么漂亮，眼睛亮亮的惹人想入非非。说着话我们忽然交换了一个眼神，我从她眼中似乎看出一种轻浮的允诺。我全身的血一涌，双手像通了电似的就要伸了过去。她忽然就不做声了，我也不做声。沉默中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我感到周身的血在流动，激荡着使人憋涨，又如饥鼠般的心痒难熬。犹豫着终于决定了放弃，放弃了又觉得遗憾。站在那里感到了头脑中的血带着轻微的隐约的隆隆声流回四肢，发烧的面孔带着微痒渐渐平静。我体会到有些遥远的梦想要实现了是多么容易，在心里暗暗叹息自己没有钱也没有勇气。还有一次思文告诉我安妮借了她五块钱几个星期了问她要她竟不肯还。思文一定要我一起上楼去。我说：“五块钱就算了，加起来也只有五块钱。”她说：“五块钱只有五块钱，让她赖过去我就不心甘。”我说：“吵一架费去的精神也不止五块钱。”她说：“你反过来包庇她？照你的意思是算了？”我只好去了。安妮和另一个姑娘在脸上涂着什么，花花白白的。她抽着烟说：“I am broken.（我破产了）”不肯还钱。说着要把门关了。我用脚抵了门一声不吭，听思文和她争吵。最后安妮答应过一星期还钱。我真的难以想象她一个加拿大人连五块钱还要赖账，就一包烟钱。
吃了晚饭思文兴奋着开始打电话。我说：“你答应了赵霞保密的，放她一马算了。”她说：“她偷东西冒我的名我还替她保密！傻瓜也没有那么傻！”她搬张椅子坐下来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把事情告诉每一个要好的人，最后又嘱咐他们一定要保密。电话打了一两个小时完了，思文说：“高力伟我说你这个人就是没有用，别人都骑到你头上来拉粪了你还做好人，做好人也要看对谁！”我说：“你自己说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多一个仇人就多一把刀，今天你又多一把刀了。”她说：“好人啊，看着你可怜呢，好人！这世界人自己没有几拳几爪可怎么活！”这时电话铃又一个接一个响起来，那些间接听到消息的人不满足，打电话过来追问细节种种。思文不厌其烦，一遍一遍复述详细过程，打完电话已经十一点多钟，我说：“你舌头起茧了没有，我耳朵听了十多二十遍可真听起茧来了。”
有一晚上我正捧了教科书在看，忽然隔壁什么东西倒了似的一声巨响。我和思文跑出去，比尔的房门虚掩着，里面有呻吟之声。我做了一个推门的动作，思文点点头答应了。我们开门，看见比尔穿着一条短裤光着身子在地毯上筛糠般地抖动，肥大的肚子往一边垂着。我们叫了他几声毫无反应。思文忙去打电话叫医生。几分钟后医院来了救护车，几个人抬他去了。我们猜他是吸毒，又猜是羊癫疯。几天后比尔回来了，见了我们理也不理。最后我们也不知他那天晚上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当晚就在纽芬兰大学几十个留学生中传遍了。大家愤怒着也满意着，异口同声地责骂赵霞丢了中国人的脸丢了留学生的脸，同时又为能有这么一件新奇的事给平寂单调的日子带来一点活力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有人又把赵霞打了国际长途拒绝交钱的故事拿出来重新传播，还有人补充说，有一次赵霞在旧货市场买了一张沙发，在门口拦了几个白人帮忙抬回去，说是只有几步路，路上几次说快了快了，结果差不多一个小时才到，使那几个人哭笑不得。以后几天总有人打电话来问事情的最新进展，对“上法庭”这样一个富于刺激性的事件兴奋不已。一星期后思文收到了警察局的正式通知，请她在某一天去法庭当翻译，并告知了报酬的多少。到了那天早上，赵霞突然打了电话来说，开庭已经取消。思文马上打了电话去警察局询问，得知开庭如期举行。她马上换了衣服就走，一边说：“跟我耍小聪明！以为我是谁呢！我不奉陪到底那我还算个人！”我说：“关你什么事呢，你就是好奇！不管这闲事心里就痒抓抓的吗！”她也不理我，把两块面包涂了黄油果酱，急急地骑车走了。
隔壁邻居比尔高高大大，一部大胡子绕脸一周，很威风似的。据说他在那间房里已经住了八年。我们共用一个电话，这是魏力留下来的传统。每次电话来了若是他的，我们就叫一声：“Bill，your phone.（比尔，你的电话）”等他接了电话再把话筒挂了。每个月的那一天，他就拿了账单来向我们收电话费。他平时不理人，见了我们连头也不点一下，若不是共用电话，那大概住上一年也不会知道他的名字。他一天到晚呆在家里很少出门，也不知道他凭什么生活。最奇怪的是从来没有姑娘来找过他，我很难想象一个外国人竟是这样窝囊地生活。我对思文说：“怎么他们加拿大人也省这几块钱，和我们共电话？这家伙到中国去了不知该多威风呢，屁股后面姑娘跟着一串，谁知他在这里是个废人。中国不知多少好姑娘都被这样的人骗了，真可惜糟踏了。我要是他呢，就到中国去。”思文说：“要是你去了就不可惜糟踏了。”我说：“思文你一开口就是酸的。”她说：“别以为呢，你去了谁跟你屁股后面？他可以把她们搞到北美来，你可以吗？”我说：“原来到北美还要付出如此的代价，我真的是忘记自己有多么幸福了。”
从法庭回来她有些失望，说，有个华人律师帮赵霞出了主意，要她说当时手里拿了伞，把东西塞在口袋里，加上考试昏了头，忘记了。法庭竟倾向于同意这种解释，等第二次开庭再做结论。然后补充说：“加拿大的法官太蠢了，so foolish（这样傻）！”我说：“那下次你再去，又好了奇又报了仇又赚了翻译费。”她说：“懒得去了。”这件事就这样过去，第二次开庭的情况无人知晓。
我们住的地方也许就是所谓的贫民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