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出去大人物画廊看看。女画家说：“现在我就不去了。”我说：“我其实不真的懂画，只会瞎说，怕说不到点子上。”她说：“由你怎么写吧，你有经验。”我说：“我说得天花乱坠也是对外行说，把你的画都可惜糟蹋了。”她说：“现在也不管那么多了。”我说：“那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瞎说了。”她不做声。我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她望了我还是不做声。我抬腕看看表，她轻轻地吐出几个字：“由你了。”
朋友陪我去见了汪莉娟。女画家开始还很矜持，想回避销路不好的严酷事实，只说多伦多的人不懂艺术。说起孙老板她就激动起来，说：“孙老板根本不像个搞艺术的人，一点理解力都没有。”又用尽可能文雅的刻毒语言把孙老板骂了个够，说着说着就哭起来，说眼见着自己多年的心血就被这个市侩糟蹋了，好心疼的。孙老板跟我也算个朋友，我不能陪着她骂。我说：“老板就是老板，又不是慈善家，他是在做生意又不是做别的。他哪里又不想销路好，好了他也多得钱。你要他亏本为你办画展，那不现实。”女画家哭着说：“他太损人了，太毒辣了，他要钱不要脸！”我的朋友也说：“他要钱不要脸！”我说：“怪只怪多伦多这个城市没有艺术气质。孙老板他办了这个画廊也不容易，他自己都想关掉了。”女画家只是哭着说：“他太损人了，太毒辣了，他要钱不要脸！”我说：“合同订了，伤心也没有用。孙老板租房子要钱，裱画要钱，做广告要钱，吃饭开车要钱，都要从你的画里面来。大家都理解一点，生意人心不狠不毒不行哦，不然，怎么叫他老板呢！”
到大人物画廊看了她的画，我没有多少信心。孙老板说：“听她自己说得过这个奖那个奖，我以为货色多么起眼多么亮泽呢，早知道这样子，我也不办她来了。这一趟我是一场空还要倒贴。”又指了画说：“都是一个模式。”我心中知道孙老板说的都确实，这些水粉画在色彩和构图上有个人的特色，互相之间却雷同，几乎张张都是只有面孔的轮廓而没有五官的人物，再配上不同的背景。我悄声对朋友说：“不行啊，别人买要买个与众不同，这大同小异的人家怎么会有兴趣！其实纽约她也不用去了，去了也是空的。”朋友说：“那你还是要帮她个忙，吹一吹，吹出去几张算几张。”我想一想说：“我还是老办法，从意义上去说。对她的人物我讲两点，一是商业化社会扼杀了人的个性，造成个性的消失；二是现代生活造成了人们之间的冷漠。这些没有五官的人物恰恰艺术化地表现了对世界的这种理解，这样她的形式就有意义了。不知她会不会让我这样写。”朋友说：“老高，是这么回事，我看了就是这么回事，又说不出。”我说：“画家在心里骂我胡说八道呢。”他说：“不会，不会。”我要他去问女画家这样写行不行，我刚回到家他就打电话过来，说：“就照你说的那个意思去写，她说可以。”又叮嘱我说：“写好点。”
这天多伦多大学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来说，国内一个女画家叫汪莉娟的，在大人物画廊办画展，销路不好，她想把画抽回来移到纽约去，孙老板却把画扣住准备贱卖掉。因为合同订在前面，那些画她想抽也抽不回，只好在多伦多想办法。朋友要我尽快写篇文章发表，看能不能挽回局面。这个画展我在《星岛日报》上看到了广告，还没去看过。我知道这些画家为了出国，不管画廊老板条件多么苛刻，也接受了，这样至少可以出国看看，回去又可以说是在国外办过画展的。到了这里，老板按合同行事，画家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状，满心委屈也无可奈何。
过了两天文章在《星岛日报》登出来，我说服孙老板又花钱做了一次广告，画的销路见着就好了起来。过了一个多星期，孙老板打电话来告诉我，那些画卖得差不多了，还剩几张让画家包回去了。他很高兴，请我去翠园酒楼去喝茶。我去了，孙老板塞给我一个二百元的红包。我也不推辞就收了，说：“孙老板你把汪莉娟的画甩卖掉了，她亏了你也亏了，那种价别人买去只当装饰品，不当艺术品。”孙老板说：“我跟她赌气！自己的东西走不动，怨我！这不是笑话吗？”我说：“老板你当然不容易，大陆来的画家更不容易，有时候您放松一点，他们也喘口气，瘦死的骆驼大过马呢。”他笑了说：“好歹我也算个搞艺术的人呢，心就那么辣？没有办法！我也要找口饭吃是不是？说穿了说透了我这也是生意，商场如战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血淋淋你死我活的事！我今天破产了，跳楼也不会有人拉着我！你信不信？我也想心软呢，能软吗？”他说着眼中放出一种光来。我看了心颤，不自然地笑了一下说：“孙老板别说得那么可怕，我心都被你吓跳了。”他又笑了说：“这就吓着你了？嘿！十年前我破产了一次，为朋友的事抹不开面子。朋友做生意贷款请我担保，又算着有把握就签了字，可到了期他还不了账，银行把我账上的钱哗啦一下就划去了，又封了我的房子，那次不是我太太死拉着我，我真跳了楼，不想活了！我想人的心要硬啊要硬啊，想着想着真的就硬了。生意嘛，杀人见血的事！”我跟他碰杯喝了口啤酒，说：“老板您说得这么恐怖，那个意思我也领会到了。这么说，我这个人就做不得生意？”他“嘿嘿”地笑，不回答。我说：“我还想等赚足了五万块钱做个什么小生意呢。”他说：“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是朋友啊，别不高兴啊，你根本不行。你不够狠，生意上的事要狠心，狠心！该咬的时候要一口咬紧，怕他疼？我做二十年的生意，经验主要就是这个‘狠’字。没有良心的吃饱饭，心肠一软，倒血霉是一定的。生意上的事就是要钻牛角去，要腆着脸横下心钻到牛角尖尖尖上去。这中间的真理我跟你吹三天三夜也没有用，一定到那一天你自己出血了，疼了，才会明白。生意上的经验说是说不明白的。说这次吧，我放她走了，好人吗？好人！可损失我就一个人扛了。甩卖了她的我还少亏几个！”我说：“孙老板你看死了我？说不定哪天我就发了！”他眯了眼对我笑，说：“那也许你会走运，这样的运气我是碰不到的，想都不敢想会碰到自己头上来。你要做生意也可以，要倒一次血霉，把这五万块钱鼓捣完了再欠上几万，从头来过！那时候你就知道生死之间只隔一层纸。有这种决心你就去做。”我举了杯说：“孙老板谢谢你提醒我，我敬你一杯。”他跟我碰了杯说：“恕我直言，你只要心里明白我不是害你，就别生我的气。”我说：“老板我还要谢谢你呢，怎么说得到生气上去！”他把啤酒一饮而尽，说：“谢谢我倒不必，别在心里惦记着孙老板是一头狼就谢谢你了。”
在报纸上写文章多了，也写出了一点小名气。报纸上称我为“大陆作家”，我感到惶恐又有一点得意。慢慢地我有了一点自信，把稿子寄到美国的报刊上去，发表了，又寄到香港去，也发表了。这使我有了勇气以平等的心态与别人交往，哪怕对方是个博士什么的呢，我也用不着那样躲躲闪闪畏畏缩缩了。这样我交了一些朋友，他们有什么聚会就叫我过去。孤独虽然依旧，毕竟是好多了。有时候干活回来已是深夜一点，我依然精神振奋，写到三四点钟再睡。不知怎么一来，餐馆里的同事也知道经常在报纸上写文章的孟浪就是我。阿良说：“孟浪也在餐馆里，怎么回事！孟浪也切菜包春卷，怎么回事，嘿嘿！”阿长说：“孟浪怎么跟我们干一样打湿手的事，这不对嘛，人家是个知识分子嘛！”说了两个人互相望了哈哈地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