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施威尔鼓足勇气，总算用哽住的声音问了一句：“什么怎么样，上尉……？”这一问的结果是引得布勒笑了起来：
“怎么样？”布勒再问一遍，他倒没有显出怎样的不耐烦。
“就是我说过的清洗呀，镇长先生！您还想要我说什么呢？你们的清洗搞到什么程度啦？”
奥施威尔张大嘴巴，不知该如何回答，他看看迪奥代姆，但迪奥代姆连吞咽吐沫都做不到了。
奥施威尔再一次看看迪奥代姆，迪奥代姆却竭力避开他的眼睛，把头埋下去。接着，奥施威尔，一个平时那么自信的男人，一个说话斩钉截铁、无所畏惧、具备了有钱有势之人一切特质的人，竟在此时此刻结巴起来，竟在这个穿着军装、几乎比他矮一半的小人物面前狼狈不堪，一筹莫展，而那老抽搐的粗鄙小矮个儿却一个劲抚摩他的马鞭，动作与娘儿们一般。
“怎么样？”他终于说道。
“是因为……上尉……我们……我们不太理解……是的……我们不明白……您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坐在那里的布勒正忙着写信。他背对着他们。他不慌不忙地把信写完，再读一遍，把信纸放进信封，用糨糊贴上信封，再把信封放在写字台上，这才朝他们转过身来，而他们俩当然是站在那里等着，不敢妄动一步。布勒默默地看着他们，看了很长时间，显然是在琢磨他将和怎样的人打交道。迪奥代姆感到自己的心狂跳起来，两个手心也被冷汗弄得湿漉漉的。他在思索自己待在这里干什么，这样的刑罚还要延续多久。神经质的抽搐使布勒的下巴动来动去，每次停歇的时间很有规律。他抓起身边行军床上的马鞭，抚摩着鞭子，轻轻地，慢慢地，仿佛那是他的一个动物伙伴。
奥施威尔弓背弯腰，肩膀也塌了下去，仿佛过分的劳累把他压垮了。布勒禁不住出声笑了笑，然后站起身，开始在帐篷里踱起了方步，他仿佛在思考着什么，然后在他们面前站定。
他在他的帐篷里接待他们俩。帐篷里有一张行军床，一个写字台，一把椅子，一个类似军官用的那种旅行箱，一个布料的挂衣服的壁橱，形状像一个大罩子，里面似乎挂着几件衣服。写字台上放着印有团队名称的纸张、墨水、笔、吸墨水纸，还有像框里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一个胖胖的女人，女人两边有六个孩子，最小的不过两岁，最大的约莫十五岁。
“你们曾经观察过蝴蝶吗，镇长先生，还有您，小学教师先生，对，蝴蝶，无论哪个种群的蝴蝶？没有？从没有？遗憾……太遗憾了！我可不一样，我把我的一生都贡献给了蝴蝶。有些人关心化学、医学、矿物学、哲学、历史，我呢，我整个的生活都奉献给了蝴蝶。它们完全值得我这样的奉献，但很少有人能明白这点。这很可悲，因为如果人们更关心一些这种华丽而脆弱的创造物，就可以从中吸取对人类具有非凡作用的教训。你们想想，比如，在鳞翅目里有一种以‘火焰王’之名著称的昆虫，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它们有一种行为乍一看似乎毫无道理，但后来的许多事实证明，那种行为完全合乎逻辑。谈到蝴蝶，可以说用极其聪明几个字来形容它们是很有道理的。‘火焰王’大约二十只一群。当它们当中有一只找到了足够的食物供给全体食用时，你会想它们当中一定存在某种团结精神促使它们共同生活。它们往往能容忍自己的群体内存在其他种群的蝴蝶，然而，一旦有一只捕食类动物闯入它们的群体，‘火焰王’之间似乎会互相通报，用一种不知什么样的语言，于是，大家都躲藏起来。而那些普通的蝴蝶在片刻之前还与之同在一个群体内生活，但它们好像没有得到消息，于是，被鸟吃掉的就是它们。‘火焰王’把一个猎获物送给捕食动物，就保全了大家的生命。当它们群体内一切都很顺利时，一个或者几个外来户并不会让它们感到别扭，它们也许还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利用那些外来者呢，然而，一旦出现了危险，事关它们整个群体的生存时，它们会毫不犹豫地牺牲与它们不同种群的蝴蝶。”
一天晚上，那是“同根兄弟”进入小镇的第三个晚上，布勒命人召来奥施威尔和迪奥代姆。召奥施威尔，这可以理解，因为他是镇长，但召迪奥代姆，那就出人意料了。布勒抢先提出一个无论如何迪奥代姆都永远不敢提出的问题，并且对他说，既然他是小学教师，他应该没有其他人那么蠢笨，因此，他应该能够理解他。
布勒停止说话，然后重新开始一边踱方步，一边观察汗流浃背的奥施威尔和迪奥代姆。
执行死刑那天晚上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迪奥代姆。我下面所写的一切都是从他写给我的长信里得知的。
“也许有些思想狭隘的人会认为那些蝴蝶的行为缺乏道德，但道德是什么，道德有什么用？唯一的、占压倒优势的道德就是生命。只有死人永远是错误的。”
所有的居民都好像呆了傻了。很少有人说话。出门只买必需品，走路都低着头。人人都沉浸在惊慌失措当中。
上尉又坐到写字台旁边，而且再也不理会镇长和迪奥代姆。他们俩便悄悄从帐篷走了出来。
布勒上尉始终由他的习惯性抽搐和两个中尉伴随，每天一早一晚都要拖着他又短又瘦的两条腿在大街上散步。他走得很快，好像有谁在某个地方等待着他，从不注意一路上遇到的男人和女人。有时，他用马鞭抽打空气或驱赶蜜蜂。
几个钟头之后，我的命运便铁板钉钉了。
在这期间，士兵们行端坐正，无懈可击，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没有偷窃，没有抢劫，没有敲诈勒索，没有苛求。他们去店铺购物一律付钱。他们遇到妇人或年轻姑娘一律摘下橄榄帽。他们为年老的寡妇劈柴。他们与孩子们开玩笑，但孩子们一见到他们就吓得逃跑。他们见到镇长、神甫和迪奥代姆都要行礼。
我前面谈到过的“觉醒联谊会”在施罗斯客栈紧里头的一个小包间里开了会。迪奥代姆也列席了会议。在他给我的信里，他起誓说他不是这个联谊会的成员，那是头一次请他参加会议。那又有什么重要性？第一次，最后一次，那能改变什么？迪奥代姆没有说出与会者的姓名。他只提到与会者的人数。除了他，一共还有六个人。他没有提及奥施威尔，但我估计奥施威尔准定是其中之一，是他报告了阿道夫·布勒关于蝴蝶的独白。他们仔细掂量了上尉的话。他们明白了必须明白的东西，或者不如说他们明白了他们很愿意明白的东西。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就是那些“火焰王”，即上尉谈到过的那种遐迩闻名的蝴蝶，因此，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将那些不属于他们种群的人从他们的群体里排除出去。每个人都取一个小纸条把他心目中坏蝴蝶的名字写在上面。我估计是镇长把名单收集起来，然后念了上面的人名。
整个小镇都充斥着这种令人恶心的臭味。好像秋风也成了布勒的同伙。风刮到教堂前的小广场上，以风暴的气势与尸体散发的疫气沆瀣一气，吹到每一条街，回旋着，活蹦乱跳地钻进每家的大门，穿透关得不严的窗户，进入合缝不紧的屋瓦，最后把卡托尔惨死的恶臭印记带到我们身边。
所有的小纸条上都写着两个名字：西蒙·弗里普曼和我。迪奥代姆对我发誓说他没有写我的名字，但我不相信。即使那是真的，其余的人后来也很容易说服他相信写我名字的必要性。
我显然低估了阿洛伊斯·卡托尔被执行死刑的后果。我在那个事件中感受到什么叫憎恶，什么叫卑劣和残酷，然而，我并不明白那死刑在人们的思想上会留下多深的烙印，也不明白布勒上尉发表的言论在几百人的头脑里经过仔细探究之后在多大程度上震撼了他们，引导他们作出了以我为牺牲品的决定。还有，当然，卡托尔的尸体，抛在地上、离尸体几米远的头颅，射在尸体上的太阳，还有那些早上出生晚上死亡的初秋的短命昆虫，它们虽然命短，却一味地在尸体周围嗡嗡，大快朵颐，左旋右转，忽上忽下，轰轰乱叫，被那一大堆腐烂的人肉引诱得发了疯。
弗里普曼和我一样，都不是出生在本镇，长得也不像本地人，眼睛的颜色太深，头发太黑，皮肤都是深褐色。我们都来自远方，过去的一切都模糊不清，家庭都有一段痛苦而久远的、颠沛流离的历史。我曾谈到我自己是如何来到这个小镇的，坐在费多琳的大车上，经过无数的断壁残垣和死人堆，既失去了父母，也失去了记忆。至于弗里普曼，他来到小镇比我早十年，当时只能用费多琳教给我的那种古老语言连缀着讲些含混不清的字词。因为很多人都不懂他的话，大家就叫我当翻译。他好像大脑曾受过重伤。他不停地重复说着他的姓名，但除此之外，他对自己的一切都不甚了了。由于他显得十分温和，这里的人倒不排斥他。大家在富尔滕豪农庄属下的一个谷仓里替他找到一张床。他很勇敢。他常常去这家或那家帮忙，打短工，收割草料、耕地、挤奶、伐木，从不表示厌倦。主人不开工资，只管饭。他从不抱怨，还喜欢吹口哨，吹的都是大家不熟悉的小调。大家领养了他。他也让大家毫无困难地驯养了他。
与仇恨或别的什么感情相比，最主要是另外一些人感到的恐惧使我变成了牺牲品。因为恐惧攫住了某些人的咽喉，我才被出卖给了刽子手。而那些刽子手，那些昔日跟我一样的人，也是恐惧把他们变成了魔鬼，恐惧使他们身上恶的胚芽不断繁衍成长，而在我们自身也都存在这样的胚芽。
西蒙·弗里普曼和我，我们因此成了“外来人”—败类加外地人—某些时候，当一切还顺利时，大家可以容忍的；一切不顺利时，大家便奉献出来当牺牲品的蝴蝶。奇怪的是，那些决定把我们出卖给布勒的人—也就是把我们赶向死亡的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点！—竟一致同意饶费多琳和艾梅莉亚一命，而她们俩却都是坏蝴蝶呀。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把这种疏忽、把这种饶她们一命的愿望说成勇气。我宁愿认为这样的举动属于赎罪的范畴。那些揭发我们的人需要在良心上保持一块未受损害的净土、一块尚未被恶污染的处女地，这样一块净土可以让他们忘记他们犯下的一切，最起码可以让他们带着犯罪感不顾一切地生活下去。
集中营教给了我这个悖论：人是伟大的，然而，我们永远达不到我们自己的高度。这种不可能性与我们的天性有着内在的联系。在令人晕眩的这次旅行中，在沿着肮脏卑鄙的梯子一级一级往火山口越走越深的过程中，我不仅越来越否定我个人，同时也越来越意识到整我的那些刽子手以及把我出卖给那些刽子手的人们的各种动机。因此，可以这么说，我越来越倾向于原谅他们。
临近午夜，士兵们便冲我们家破门而入了。此前不久，那些在施罗斯客栈开会的人曾去见过布勒上尉，并把我们两人的名单交给了他。迪奥代姆也在其中。他在信里说他哭了。他哭了，但他也去了那里。
昔日我对此不甚了了，但后来我对此已有所了解。那是在集中营里。我曾看见一些人尖声叫喊，将自己的头往石墙上撞，朝与刮胡刀一般锋利的铁丝网扑过去。我曾看见一些人吓得在长裤里撒尿、拉屎，呕吐，把他们脏腑里所有的液体、体液、气体全部吐了出来。我见过一些人恐惧时进行祈祷，但也见过另一些人否定上帝，将上帝骂得狗血喷头。我甚至见过一个人因恐惧而死亡，被吓死了。一天清晨，他在看守们赌输赢游戏中刚被指定为下一个受绞刑的对象。当那个看守在他面前停下来，笑着对他说：“你”，那个人却一动不动。他的面孔没有表露一点激动、一点忧虑，也没有任何思考的迹象。当那看守开始收敛笑容，举起棍棒时，那男人竟轰然倒地，看守还没来得及揍他，他已经死了。
我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大兵们已经闯入了我们的卧室。他们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拖到外面，而艾梅莉亚大声叫喊着，使劲抱住我不放，而且试图用她孱弱的拳头打那些当兵的。士兵根本不把她当一回事。费多琳则老泪横流。我感到自己又变成了那个丢失的小男孩，我知道费多琳在那一刻也跟我想的一样。这时，我们已经来到大街上。我看见西蒙·弗里普曼双手剪在背上，在两个大兵中间等着。他向我微笑，问我晚上好，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还对我说，天气不算太热。艾梅莉亚试图拥抱我，但被他们推开了，她摔到地上。
我知道恐惧可能如何改变一个人。
“你一定要回来，布罗岱克！你一定要回来！”她大叫着，而她的话却引来大兵们一阵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