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为了让德国在灾难性的危机面前总能够再一次从这些有用的记述中获得忠告，人们应当平静地接纳这份出版物的古怪之处。那些此处描述为“流氓”和“混蛋”的人，他们当中有一些还活着，却并不应当相信，因为他们在此处被这样称呼，人们就会真的认为他们是这样，并且在历史中这样彪炳他们。他们其中的许多人应该已经足够实实在在地为他们的行为负了责任，可是这些人也会认为，公众相信他们的悔过，相信他们的良心发现。不论如何，这两本新出的书的语气表明，这份“日记”的编纂者的确受到那个时代的伤害，并且常常因为他的期待受到背叛而感到心碎。这种痛苦让人感受并呈现的那种真实，实际上是令人不安的，并且使我们不仅与他描述中的刻薄本身和解，还使我们与瓦尔哈根性格中的某些方面彻底和解，我们此前并不能与之交好。我们在此遇见一种对新时代正义的信念，对自由的最终胜利的信念，对人民的价值与高贵的信念，他在最著名的自由英雄的作品中并不能找到更加美好的信念，不能在富兰克林身上找到更纯粹的信念。
这些1848至1849年间的记述几乎达到了疯癫的边缘，不过，对于共同经历的日子，难道我们就不对自己的感受和思想加以任何病态的夸大吗？谁当年没有站在街头，想要高声喊叫，为了警告人们危险正在逼近？为了揭露虚伪的民众领袖，用庄重的抗议揭发变节者，倾泻所有时代的诅咒？伴随着大炮的滚动和轰鸣声，伴随着人群上迸发的欢呼声，伴随着刚开始的防御工事建筑的噪声，兴奋的幻想，对祖国、对自由的热爱一通高涨，对啊也只有官员客厅和君主内室中平时最安静的想法，为了使他们的意见生效，便设定了莽撞的、虚伪的、同最微小的智慧背道而驰的律法。每天都有新一颗新的炸弹爆炸，为了点燃思想的火焰；还有瓦尔哈根在此处仅仅言简意赅地写下的：“都是些流氓、混蛋、无赖！”我们自己也曾时常喊出或者在牙缝间挤出这些话来。它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时代最忠实的、最生动的景象，却不幸在它本应为我们呈现的事物之外又将我们引得太远，引向徒劳无功且毫无用处的过去的一年又一年。年轻的一代总是还未领略上一时代，便踏上了舞台，用不上从前的经验。倘若我们当代以及我们的政权本身也无能为力的境况被拯救之时，人们已经忘记了1848年和1849年的教训，那便会是我们祖国不可估量的不幸。
这些新书也会在许多方面提供用多种方式了解它有趣内容的机会。我们的报纸篇幅有限。只有一个评价是我们不愿克制的，它同普鲁士和德意志的政治特征相关。那些年的确有大范围的混乱，然而最混乱的还是发生在柏林。我们此时所想并非是巴塞曼式的人物，不是无助的被人耍来耍去的国民军，不是在任何时代都难以征服的柏林街头精神，而是智识的领域以及享有特权的政治家。后者奇怪地招募了反对派的公职人员，让已有部署的军事人员退役，瓦尔哈根本人就是这样一位已有部署的外交家。这一领域中的来来去去，发生的事情，还有先见之明，诽谤污蔑，搬弄是非都如此令人瞩目，以至于关于王位的危机，人们对民主领域的关注远远少于对国王如何培植自己的党羽的关注。虚荣、不可靠性、复仇、恶意的幸灾乐祸再次同一种无赖式的幻想相结合，毫不间断地警醒自己和他人，并且想象着一艘在风暴的旅途颠簸中沉没的小船。这便是那种人和那一地区的令人担忧的性格，众所周知，他们的目的是德国的霸权，并在危险之中目注于战争。人们若考虑到战役初期或者屠杀前夕这些特殊的柏林-普鲁士的因素，如此非凡的智慧，如此非凡活跃的想象（仅仅是因为恐惧！）——同八分之三拍的长篇大论中的相结合——就会令我们忧心忡忡了。
关于瓦尔哈根日记的存在，以及由提早出版引发的震惊还有多重的思考，我们无需赘述。现在公众可以读到它，这仅仅是自然而然，没有任何算计。它本身就是一种指控，而眼前的例子不论如何都无需陈庭审判，因为人们只需承认与此相关的仅仅是文学历史上的事件，心理上的谜团，同一位杰出人物生命中至今未公开的不寻常现象有关。作者本身应当期待那些一直心怀嫉妒并愿继续如此的人解除戒备，他这么多年以来为我们展现了一副中庸的楷模，并且向着时代和世界的核心努力。看到他现在突然这样完全偏离他之前颇有建树的轨道，是十分令人疑惑且十分奇怪的，以至于它仅让我们应当从心理、生平和时代历史的角度上允许将一本书的出版打上逝者的烙印。一位重要人物变得头脑混淆，本身还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场既有趣又有益的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