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是赞扬新君主的思想，把他的远见卓识和聪明才智记载于史册。这位新君王从来不赞成形式主义的繁琐的军事操练，并且认为传播文明比增强军事更加重要。他喜欢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打交道，因为很多人都能从这些人的身上得到快乐。就如同他给夏米索写的那封热情洋溢、清心寡欲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他与这些有知有识之人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到多么的放松和自然（参看“夏米索的生活”第二卷，93页）。王储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画家，因此他应该对作家的语言表达并不陌生。当时的情况证明，大家总是想让他当一些匿名小册子的作者！大家对所谓的高贵的爱好一无所知，而是更习惯于遵循权威。他的道德观得到了赞扬。他参观了公认的虔诚牧师的教堂。他如此支持神学是否是出于爱好，亦或是被传教士过人的演说才能所说服，现在的我无从得知。不管怎样，宗教在他身上的烙印之深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就是说，他有可能推崇的是理智信教，而不是盲目的虔诚。毫无疑问，新的国王更喜欢对历史事实进行抽象，当然，他对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也有一定的了解，因此，历史的进步对于他来说并不陌生，除此之外，他对理解重建新时代的影响也并没有敌对情绪。腓特烈四世从来不做冒险的事情。他的脑海里一定有一个目标，尽管目标是什么需要时间去证明。他从不会疏忽国事，并且还乐于听取不同的意见。尽管他信仰基督教，他还是会为自己对公共事务不熟悉而感到悔恨。他宁愿改变发展方向，也不愿意重走回头路。他的内心热情似火，他的理智会克制住强烈的情感。当我们能够运用上天赋予我们的能力控制住自己情感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有成就感。我们可以尝试画一幅肖像，但同时必须承认，这个尝试纯属敷衍。
人们绞尽脑汁地想要猜测新国王的政治信条，大家把它称之为高贵气派；有些有天赋的公民不会感谢当时的王储将自己推荐到部委就职吗？大家不会把新国王优雅的、令人满意的举止与同情混淆吗？大家把他称作是史蒂芬等思想家们著作的忠实粉丝。但是，如果当时的王储史蒂芬认真考量一下就会发现，这些思想活跃、但却不脚踏实地的思想家们不安稳的生活就是他们太过于相信自己的政治梦想所导致的。当时的王储非常喜欢被荣耀加冕的祖先腓特烈二世，这样的偏好怎么才能与哈勒、雷欧、史蒂芬等，认为腓特烈大帝只不过是一个加冕了的雅各宾派而已，主张的政治理论相符？
范哈根·冯·尹泽的思想催生出了许多热衷革新的人物，以至于我都很好奇，他们中的某一个，比如当时的改革家根茨（在腓特烈三世登基的时候就毛遂自荐地写了一封请愿书），到底向新的统治者提出了些什么紧急的建议。如果按照忒勒玛科斯为王室继承人们准备的文书中所主张的理念来做，就会和马基雅维利做的一样少。王侯不应该信任一位奉承的臣下，蒙托尔总是如是说；弗劳伦迪尔说建议通过一方政治力量压制住另一方政治力量；但是我们没有生活在凡尔赛，也没有生活在佛罗伦萨。还是人们把好的教育条件都给了皇室！如果大家只在确定的某几种情况下使用它们，它们就会显得特别可笑，或是它们认为贵族群体天生就是应当受到嘉奖的，这就是生活在19世纪文明社会中的普通民众对自身社会地位的理解。更困难的是给出一个能够解决当下问题的建议。如何解决天主教的问题，如何开启普鲁士和俄国之间的通商；如何开始实现制定宪法的梦想？给新君主提建议？他花了很长时间来观察父亲是如何管理国家的：因此早就做好了接管这个国家的准备了。胸有成竹者，必定会功成名就！ 腓特烈四世很有可能震惊整个欧洲。
等待的时间也许已经结束，战争的阴云不再笼罩着整个国家，普鲁士渴望着积极的改变，国家体制已经开始要发生剧变，普鲁士、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在拭目以待，想看看腓特烈·威廉姆IV作何反应。新施行的政府议会统治代替了皇位世袭更替，这样，民众就不用再担心被一个只懂得用书本上学到的理论知识来治理国家的孩子所统治了，而是会看到一个有能力监管政府执行力的成熟男性治理着国家。这种新的统治形式对他来说就像是一本有名的书，他可以自己选择学习书中的哪一个部分，在书中任意做标记。当书中出现了很多处标记的时候，在柏林流传开来的新年就会证明一个新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用了很长时间才摸索出来的、效果突出的社会体制。
我们说了太多关于腓特烈二世的事情。一说起他，第一个跳入你脑海的是什么？西里西亚战争？君主集权？不，都不是，你应该赞叹的是腓特烈二世的个人魅力。腓特烈二世自由的、独立的、开放的思维方式是他的核心魅力所在。你可以在腓特烈遗留下的文件中找到那些在现在看来有些危害国家发展的观点。.毫无疑问，带着对腓特烈大帝的无限崇拜，民众们当然对他的接班人有着更高的期待；推崇过去通常会导致对现实的不满。
民众很容易相信蒙田曾说过的话，即“统治”是最艰深和困难的事情，或者如一则意大利谚语说的（乌克森谢纳[1]认为这个概念颇具讽刺意味），统治是最不需要动脑子的事情（这个观点已经被莱比锡大学教授阿达姆·艾辛伯格在他1676年所著的书中驳斥了），除此之外，民众们也很容易遗忘那些对已逝之人的评价，后世的人们不可能自己取消那么多感动的瞬间和个人利益，普鲁士王朝和腓特烈三世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一个不快乐的青年很早就开始放弃对命运的抗争。在控制他的激情和感情的过程中，他也锻炼出了面对幸运时的淡然心态，他接受命运的馈赠，能够在自己完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平静地接受一切。每一个过分要求都使他担心不能够克制自己的冲动情绪。即便在最后执政的时期，他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克制。我们应该放弃一个对内强权，对外封闭的普鲁士。腓特烈三世的脾气比较容易冲动，所以要尽量避免自己做出草率的决定，这对国家的繁荣富强来说也许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抱有狂热的思想，有些政治家还特别喜欢宣扬布伦瑞克公爵的新宣言，武断地表达对时局的看法。腓特烈三世的伟大功绩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杜绝了国家陷入动荡的可能。
如今的统治者们能从腓特烈大帝的身上学到些什么呢？值得学习的方面更多的是人，而不是事。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照搬腓特烈二世的所有的做法，而是要更多地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认为提供治国理论的理论家们都是骗子，比起未来，他更注重的是当下。腓特烈对宗教的看法虽然不利于教育，却有利于教堂，并且还能够推动科技进步。他的做法不利于促进新事物的形成，但却有助于打破旧的糟粕。我们可以把他当做武器来使用。这种泾渭分明、不带偏见的性格正是腓特烈二世身上最值得后人学习的品质。如果你能够耐心读一读他的批文以及决议草案，你就会感觉到，他的痛苦没有人能够给予安慰。是他的理想和热情支撑着他积极应对每一个突发事件。民众如果要控告一名大臣，就不必害怕这一诉讼最终落到了对方的手里。
埃及人热衷于谈论古代君王们制定的刑法。大家可以长时间乐此不疲地讨论，从一小段断章取义的碑文中，就可以编造出关于腓特烈三世的许多不实的消息。人们往往倾向于选择那些自己认为对的信息，将它们组合起来，形成对人对事的看法。根据这一点，民众甚至可以杜撰出腓特烈三世是一个谦恭的人，尽管实际上他性格很骄傲。更有甚者，也许你称赞他的那一点，正好是他自己生前特别讨厌自己的原因。国王就像空气一样，他们会因为一件事，被成千上万的民众所咒骂，同时也被另外一群支持者狂热的赞许。一场暴风雨可以使一个母亲失去孩子，比如孩子不幸被闪电击中，同时，它还可以浸透焦渴的大地，带来期盼已久的甘霖。
民众对腓特烈四世的期待是急切的。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双亲开追悼会。幽暗的云杉树林埋藏着双亲的遗体。民众观察他观察得过于仔细，就好像真的能从他的眼睛里发现除了泪水之外的其他东西。他最终还是没有彻底推翻父亲的政策，没有让任何一位支持旧秩序的臣下卸甲归田。但是，他始终没有停止尝试。或许接下俩的一步就是重新竞选部长，克里翁已经摩拳擦掌，削尖了笔，把手臂放在新的历史书上，抱着严肃活泼、满心喜悦的希望倾听着。
即将登基的新国王跟随着弥留之际的老国王，一起出席腓特烈大帝的纪念碑奠基仪式，难道不令人动容吗？怎样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过去、今天和未来都压缩在一起！梦想和希望必须保持鲜活，而忧虑却要消逝，也可以关注其他的方面，比如考虑一下异见者们的看法。谁能够了解已逝之人的内心世界，民众们真的相信新国王能够知道老国王的想法？是什么造成腓特烈三世必须把追忆普鲁士王朝开国帝王对整个欧洲的态度当做执政生涯中的最后一件在公开场合做的事？这是对过去的补偿还是对未来的指示？浓雾把影响历史进程的英雄人物的功绩遮盖住了，只有在遥远的未来，历史学家们才能拨云见日，还原真相。
[1] 阿克塞尔·乌克森谢纳：Axel Gustafsson Oxenstierna af Södermöre（1583～1654年），瑞典政治家。首相(1612～1654)，他奠定了瑞典中央管理的基础。（译者注）
当我还在绞尽脑汁想着用什么方式描述腓特烈三世生平时，就听到了腓特烈·威廉姆三世去世的消息。更令我震惊的是，民间早就流传着“国王活不过今年”这个消息了。死者生前长时间深入简出的生活不可能让民众获悉自己的健康状况。每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因为长时间不见，尽管民众会惊异于他的面貌和上次相比衰老的速度如此之快，可是国王的气色和尊贵的气质还是和往常一样，因此，大家应该有理由相信，国王的寿命不会太短。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愈发对民间流言的准确性感到震惊。民间迷信普遍认为，每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普鲁士就会经历一次王位更替，或者经历一次大事件，人们把它称之为霍亨索伦王室家族的劫难。即便去剧院，国王也会坐在为其专门准备的看台的红色幕布后面。因此国王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可能撑不过圣灵节这个消息，只有那些经常出入王宫的人才有可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