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西取出了一支烟，略带思索地把烟在桌子上轻轻弹着，但并没有点着。
“好吧，反正已经是多少年前的事了。说说又有什么打紧？我并不在乎对你实说。他写的那些并不全对。那只是他个人的猜测罢了。使我吃惊的是，他居然想象出了那么多的东西。真实的情形我并没有向他讲过。”
“我们从医院回来的情形正像他写的那样。我们是走着回来的；我觉得我在马车里边坐不下去。我觉得我身体里的那颗心全死了。因为哭得太久，我已经再也哭不出来了。我太累了，台德安慰我，可我对他说。‘看在上帝的分上，闭上嘴吧。’以后他也就没有再说什么。那时候我们的住处在沃厅桥路，我们住在二层，只有一间起居室和一间卧室，这也是我们不得不把那可怜的小东西送进医院的原因；我们那种住处没法给她养病。再说房东太太也不让留在家里，最后台德说去了医院也许能照顾得好些。房东太太倒不是个坏心肠的人，嘴头上尖刻一点罢了。台德过去和她一聊就是一个钟头。听到我们回屋，她走了进来。
她疑疑惑惑地望了我一阵，唇边又泛起了微笑，那依旧美丽的微笑。
“‘孩子今晚怎么样了？’她询问道。
“你能告诉我件事吗，露西？”我问道，“书里孩子死后发生的那些——那些事是真的吗？”
“‘已经死了，’台德回答她说。
于是他们走进了皮卡迪利一条小街上的一家小酒馆，这里正是那种妓女拉人，嫖客常来的地方。他们坐下来喝了一些啤酒。然后她便和那陌生人有说有笑地聊了起来。她还信口开河地胡诌了一篇自己的身世。很快他便问她是否可以和他一起回家；不，她说道，那可不行，不过可以去旅馆开个房间。接着他们跳上了一辆马车，去了布卢姆斯伯里，要了个房间过夜。第二天一早，她乘公共汽车回到特拉法尔加广场，步行穿过公园；她到家时，她丈夫正准备吃早饭。早饭后，他们又返回医院去办理孩子埋葬的事。
“我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随后她给我们端进茶来。我什么也不想吃，可台德还是硬让我吃了些火腿。然后我坐在窗前。房东太太进来收拾桌子的时候，我头也没回。我谁也不想答理。台德开始看起书来，至少是装着在看。其实他一页也没有翻；可泪水已经弄湿了书本。我的眼睛一直望着窗外。当时已经六月底了，六月二十八号，天还很长。我们的住处正好把着街角，所以我就只顾望着那旅店里进进出出的人，来来往往的电车。我觉得时间实在是长得没有尽头；可又像没过多久，我猛地一下发现外面已经黑了。街灯闪烁，行人熙熙攘攘。我忽然感到困乏极了，两条腿重得抬不起来。
“我不反对。”
“‘为什么不点上煤气灯？’我问台德。
“你能和我一起去喝点什么吗？”他问她。
“‘想要点吗？’
她也停下脚步，微微一笑。
“‘这么黑乎乎地坐着干什么？’
“晚上好。”
“他点上了灯，又抽起他的烟来。我知道这样他会觉着好些。我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地方，望着下面的街道。我不知道当时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只觉得再这么坐下去，我会疯的。我必须得到什么地方去，到有人的地方去，我得从台德身边走开；不过，当然还不到那程度，我只是想从台德的思想和感情里摆脱出来。我们当时只有两间屋子。我走进卧室，孩子的摇床还在那里面，我简直不忍心看。我戴上帽子面纱，换了衣服，走到台德面前。
“晚上好。”
“‘我出去一下，’我说。
他们住的地方离维多利亚车站不远。她顺着白金汉宫路走去，穿过公园，然后出了皮卡迪利，缓缓向着赛克斯广场走去。一个男的细看了她一眼，踌躇了片刻，然后转过身对她说：
“台德看了下我。我敢肯定他注意到我换上了新衣服。或许是我说话的口气使他意识到我不想和他在一起。
“好吧。”
“‘好吧，’他说。
“我出去一下。”
“在作品里，他写的是我步行穿过公园，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去了维多利亚车站，然后坐双轮马车到了查令十字广场。车费只花了一个先令。接着我步行去了河滨路。其实出门以前，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干什么了。你还记得哈理·赖特弗得吧？他当时正在阿道尔菲剧院演出，是那出喜剧的第二主角。我跑到后台门口，报进了我的名字。我一直喜欢哈理·赖特弗得。他虽说有些无赖劲，在钱的问题上也有些可笑，可他确实是够滑稽的。所以缺点归缺点，他还是个难得的好人。你没听说他后来在南非战争中被打死了？”
正是《生命之杯》引起了那阵十分强烈的抗议风潮；其中孩子的死以及接下来的那段文字尤其给德律菲尔招致了恶毒的辱骂。那段描写我至今仍然完全记得。那的确是够悲惨的。但是笔调绝不脆弱，也丝毫没有想赚读者眼泪的意思，作者想要表达的实际上是他的一腔愤怒：这么残酷的折磨为什么竟要落在一个幼小的孩童身上。读后你会感到上帝在最后的审判日也不能不对这类情形做番解释。这是一段气势非凡的精彩文字。现在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如果幼儿之死这段取自真实生活，紧接着的那段是否也是这样？要知道，正是这件事触怒了九十年代的英国社会，另外也正是这件事使得批评家们不仅痛骂这是冒犯，而且还斥之为诞妄。在《生命之杯》里，那对夫妇（他们的名字我记不起了）在孩子死后从医院回到家里来——他们都是穷人，在这个破旧的住处生活够拮据的——喝了杯茶。这时天色已经不早，快七点了。一个星期的焦虑和劳累早已使得他们忧伤过度，精疲力竭。他们彼此一句话也没有了。他们只是痛苦地默默坐在那里。几个小时过去了。突然妻子站起身来，走进卧室去戴帽子。
“没听说。我只是觉得他不露面了，戏报节目单上也再没有见着他的名字。我还以为他去经商了或是干了什么的。”
“一点不错。我总觉得台德够好笑的。他向来不忍心提起这事；可是却把它详详细细地写了下来，连那些零星小事也没漏掉，甚至一些我当时没太注意到的地方，他也全都写了进去，我是在看后才又想起来的。你也许会认为他这个人一点儿没有心肝，其实也并非如此；他和我一样心全乱啦。每次夜晚我们走回家门的时候，他会像个孩子似的大哭起来。这人够好笑吧？”
“不，战事刚一爆发他就去了。后来在一个叫莱提史密斯的地方死的。我没等多大工夫，他就下来了。我对他说：‘哈理，今晚我们去好好喝上一通吧，到罗曼诺去吃饭怎么样？’‘太好了，’他说，‘你在这儿等着，戏一结束，我卸了装就来。’见到了他，我觉得心情稍好了些。他正扮演一个马场卖秘密的人；看见他那格子服、宽边帽和红鼻子，也是够让人好笑的。我一直等到演出结束。散场后没多一会儿他就下来了，我们便步行向罗曼诺走去。
“德律菲尔在《生命之杯》里写的就是这件事？”
“‘你饿了？’他问我。
露西的声音哽咽了。
“‘简直饿坏了，’我说，我当时也确实是饿极了。
“没有，我也不忍心来提她。她患的是脑膜炎，于是我们把她送进医院。医生把她安置在一个单间，允许我们陪她。我永远也忘不了她受的罪。她一直哭个不停，可谁也无能为力。”
“‘那就好酒好饭，拣好的来，’他说，‘钱算什么！我跟比尔·台利斯[6]说了，我这可是请漂亮女人去下馆子。我从他那里搞来了好几镑。’
“你从没有提起过她。”
“‘来点香槟吧，’我提议道。
“是的，我也生过。这样台德才娶了我。可孩子出世时，我的身体很不好；医生说我不能再生育了。可怜的小家伙，要是这小女儿还活着，我想我也就不会和乔治走了。她死的时候只有六岁。真是个可爱的小东西，美得像张画似的。”
“‘那就香槟万岁！’他回答。
“你也生过孩子？”我感到很突然。
“我不知道你去过罗曼诺没有。那里挺不错的。那地方你能碰见不少戏院和马场的人。欢乐舞厅的姑娘也常去那儿。那里真是个最让人开心的地方。还有那个意大利人。哈理跟他很熟，于是他也来到我们的餐桌上。他好用一种滑稽的蹩脚英语跟人谈话；我明白他是故意这样来逗人笑的。不过遇上他的熟人真的交了厄运，他倒也能帮你点忙。
“台德是想多要几个孩子的。生下第一个孩子后，我就不能再生了。这对他是个沉重打击。”
“‘小娃娃怎么样了？’哈理问我。
“没有。”
“‘好些了，’我说。
“台德去世的时候，美国新闻界大吹大捧的做法真是叫人不可思议。我知道他们很看重他，可我从来也没有认为他就像他们所吹嘘的那么伟大。各个报上登的全都是他的消息；全是他的照片和佛恩院的照片；过去他常说他总有一天要住到那里去的。他怎么会和那个医院护士结了婚？我倒以为他会娶下那个巴登·特莱福德。他们后来没生孩子吗？”
“我不打算告诉他实情。你不知道男人有时候有多可笑；有些事情他们干脆就不懂得。哈理会觉得，孩子刚死在医院里，你就跑出来吃饭，也实在有点太不像话了。而且，他还会感伤一大通的。可我需要的并不是这个；我需要的是好好笑笑。”
这使我想起小时候我第一次见着露西打惠斯特牌的情景，她那神出鬼没的手法实在让我太佩服了。我对她的牌路是有所体会的：大胆、敏捷、准确，理想的搭档，危险的对手。
露西点起了那支已经在手里头拨弄了半天的烟。
“我过去倒是更爱看历史书，可是现在也就没有工夫多看书了。我特别喜欢过星期天。这里星期天的报纸最有趣了。在这方面英国无法与之相比。当然我也打桥牌；我对合约桥牌尤其着迷。”
“你知道，一个女人如果怀上了孩子，有时候她丈夫会觉得受不了，于是就出去另找女人。一旦让她发现，她的做法也常常是可笑的。她会为了这件事没完没了地大吵大闹；她会讲，她正在死去活来地受这么大罪，她的男人居然好意思去干那种事。这也太过分了。我也常去劝劝她们别那么傻。这并不一定就是他已经不爱她了，或者他们心里就不着急，这不一定就是不得了的。这只是他心里太乱了；如果不乱，他也就不会去想那些事了。我能理解这一点，因为我有过亲身体验。
“你平时不大看小说吧？”
“吃完晚饭，哈理问了我一句：‘喂，怎么样？’
“还没有，也亏着还没有；不然我这个房间早就会让新闻记者们给乱成马蜂窝了。有时候在牌桌上，人们也谈起过台德的东西，每逢这时候我简直忍不住想笑。美国人对他的崇拜似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可是我从来看不出这些书有多大意思。”
“‘什么怎么样？’我反问他。
“我想这里恐怕还没有人知道你就是爱德华·德律菲尔的前妻吧？”
“那个时候跳舞还不流行，我们没有地方好去。
回想当时我并不知道露西已死的说法已经到了黑斯太堡。我估计很可能是有人把乔治的死讯带了回去，以致造成误传。
“‘到我的住处，去看看我的相册怎么样？’哈理提议。
“我已经有三十年没去过那里了。”
“‘我不反对，’我说。
“当然我有时候也想知道，黑斯太堡的乡亲们后来都怎么样了。估计他们中大部分人此刻已不在人世了，我想他们认为我也是这样。”
“他在查令十字街有个栖身地方，不过两间房子，一个洗澡间和一个小厨房。我们坐车去了那里。当夜我就没回去。
我笑了，但我能理解她的意思。虽说这里到处都是电车、汽车、电影院和霓虹灯广告之类的东西，可在扬克斯市区，特别是那条弯弯曲曲的主要街道，的确有着几分英国小镇的风味，只不过是“爵士”化了。
“第二天一早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桌上已经摆好了早饭。台德已经开始吃了。我早已经打定了主意，他只要开口说三道四，我就跟他大闹一场。我才不管后果哪。以前我就是自己挣钱养活我自己的，以后我也准备就这么办。半句话不对劲，我就会箱子一拿，掉头就走。从此和他一刀两断。可我刚一进门，他就抬起头来。
“原因是，我一直就喜欢这里。过去我就常对乔治讲过，退休之后，我们就住到扬克斯市去吧。在我眼里，这地方是个小英国；诸如梅德斯通、吉尔福特一类的地方。”
“‘你回来得正好，’他说，‘不然你那份香肠我也给吃了。’
“什么使你挑中了扬克斯市这个地方？”
“我坐了下来，给他倒了杯茶。他继续看他的报纸。早饭后，我们一起去了医院。他一直没问过我那天夜里去哪儿啦。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那段时间他对我非常好。你知道我当时难受极了。我觉得恐怕这一辈子再也高兴不起来了。他可是处处想着法地来宽慰我。”
“没有，我从没有过想回去的念头。乔治倒念叨过这事，可也只是说去旅行，不过我们并没有认真对待。现在他已经撒手走了，我也就再没有这种打算。我认为在纽约住过以后，就会觉得伦敦没意思了。你知道，过去我们一直住在纽约。只是他死了以后，我才搬到这里。”
“你看了他那本书以后有过什么想法？”我问她。
“那你们后来就再没有回过英国？”
“说实在，真是把我吓了一跳——那天晚上的事他简直猜出个差不离来。我不明白的是，他干吗要写那个？按说这种事他是绝不会愿意往书里去写的。你们全是怪物，你们当作家的。”
“是啊，他在这儿干得相当不坏。他搞房产贸易，这一行他本来就有兴趣。另外他和坦慕尼协会[5]很熟。他常说他生平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早来这里二十年。他从踏上这片国土的第一天就爱上这儿啦。他这个人浑身都是劲头，而这里需要的正是这一点。他确实是个能够出人头地的人。”
这时电话铃响了。露西拿起耳机，注意听着。
“那太好了。”
“是凡努齐先生！你又打电话来问，太客气了。谢谢，我挺好的。精神也好，气色也好。希望你到了我的岁数，人们也都这么说你。”
“哎，他也上了年纪，七十多岁了。可从外表一点也瞧不出来。这对我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丈夫了。自我们结婚那天到他去世为止，我们连一次口角也没有发生过。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他没少给我留下家产。”
她同对方谈起来了。从她的口气来看，那谈话是带有几分滑稽甚至调情的味道的。我也没有多去注意他们的谈话，但由于话匣子一开，一时半会儿收不住了，这工夫我不免思考起作家的生涯来。那里面是充满着艰难困苦的。首先他必须准备受穷，准备受人冷遇；接着，在取得了几分成就之后，他又不得不心甘情愿地去接受各种意想不到的局面。他所赖以生存的广大读者也是捉摸不透的。他还不得不受到各种各样人的摆布：来访的记者；要给他拍照的摄影师；火急索稿的编辑；催交所得税的税收员；邀他赴宴的上流人士；请他做演讲的学会秘书，想要嫁给他与想和他离婚的女人；求他签名的青年；求他写戏以便能够上演的演员；向他厚颜提出借款的陌生人；恳请他对她们自己的婚姻问题发表高见的、喋喋不休的太太；征求他对他们的文章的看法的热情青年；以及代理人、出版商、剧院经理、啰嗦鬼、崇拜者、批评家，等等，甚至连他自己的良心也在不停地折磨着他。不过他至少在一点上能得到补偿，这即是，每当他心有所感，不管是烦恼的思索、对亡友的伤痛，还是不得回报的苦恋、受到挫折的自尊心以及对那些恩将仇报的人的一腔怒火，一句话，不管是多么复杂的情感或恼人的思绪，只要他一旦诉诸笔墨，将上述种种敷演成一个故事装点进某篇文章，这时他们的一切苦恼也就都将烟消云散，忘在脑后了。因此作家又是天底下唯一能享受到自由的人。
“听到这个，我很难过。”
露西放下了听筒，转向我说。
“可怜的乔治，十年前他就去世了。”
“这是一个爱向我献殷勤的人。今天晚上我打算去打桥牌。他于是就打电话来说他要用车来接我。尽管他是移居在这里的南欧人，可人确实不错。过去他在纽约市区里经营过食品店，现在已经退休不干了。”
我惘然地点了点头。
“你一直没有想过再结婚吗，露西？”
“你接到我的信感到意外吗？我补上德律菲尔的字样你就不会弄不清是谁的信了。依格尔登这个名字是我们为了来这里才取的。乔治从黑斯太堡走的时候发生过些不顺利的事，也许你早已听说过了。他认为既然到了一个新的国家，也就最好用个新的名字。我想你会理解我的意思。”
“没有，”她笑道，“这倒不是因为没有向我求婚的。我现在一个人过得挺快活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这么看的：我不想嫁给个岁数大的，可嫁给个年轻人，在我这个年纪就又可笑了。我已经是过来人了，当然也就不再有这念头。”
我总是觉得和她容易谈到一块儿。所以一会儿工夫我们就畅谈开了，就像不久之前还见过面似的。
“请问是什么使你跟乔治·坎普走的？”
“有一件东西我总去不掉——这就是我的茶点，”露西说道，一边吃着抹着黄油的热烤饼。“我最喜欢吃这个了。我也知道应当少吃这种东西，我的医生就常提醒我：‘依格尔登太太，要是每次喝茶都吃上六七块甜饼，你的体重就别想降下来了。’”说着她向我一笑，这一笑使我猛地感到，尽管是有了这些烫发、香粉和发胖的身体等等，露西还是那过去的露西，并没有变。“不过我的看法是：如果你想吃什么就来上点，这也是有好处的。”
“这个嘛，我本来就喜欢他。你知道，我认识乔治要比我认识台德更早得多。当然，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能有机会去嫁给他。别的不说，他至少已经是个有了家室的人；再说他也不能不考虑他自己的地位身份。后来有一天他找上了我，对我说他现在一切全都完了，他破产了，不出几天拘捕令就要发下来去逮他，所以他马上就去美国，又问我能不能也跟他一道走。好了，我又能怎么办！我不能看着他一个人走那么老远；说不定他身上没钱；再说他那个人也是多少年来一直排场讲究惯了，有宅院，有车马的。我是不怕走了以后要出去干活挣饭吃的。”
黑女佣端进了一桌相当丰盛的茶点，馅饼三明治、各式甜饼和糖果，等等。刀叉餐巾也都样样雅洁精致。
“有时候我也想过，是不是你这一辈子就只爱他，”我大胆问了一句。
露西这时少说也有七十岁了。她穿着一件俊美的绿绸无袖上衣，方领浅口，遍饰珠宝，丰腴得几乎脱体欲出。从形体上看，我猜她内着紧身胸衣。她的指甲染得绯红，眉毛也细细描过。她已经发福了，下巴圆圆，胸上虽然敷粉不少，仍然盖不住那偏红的肤色，脸也发红。她看上去气色良好，身体健康，精力也很旺盛。她的头发依旧浓密，只是大半花白，现在烫作短发。她年轻时本来生得一头轻柔飘动的鬈发，而如今她那仿佛刚从理发店里走出来的僵硬波浪似乎比什么都更使得她变了原样。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她的笑，从那里面你仍然可以看到那旧日的雅气、顽皮和甜蜜。她的牙齿过去本不大好，参差不齐，其状不美，但现在早已被一口晶光整齐的洁白假牙所替代；很明显这完全是高昂的费用给换来的。
“我觉着这话倒有几分道理。”
“天啊，真真地意想不到，”她高兴地说，“快别去想我们这一别有多少年了。对不起，请等一下。”她走到门边喊道：“杰西，茶点可以端上来了。水一定要滚开。”然后转过身道：“你简直想不到要教会她沏杯茶有多费劲。”
“我闹不清你到底看上了他什么？”
大约五分钟后，门开了。这时只见露西轻快地跑了进来。她向我伸出了双手。
露西的目光移到了墙上挂的一幅像上。不知什么原因，这幅像我刚才一直没注意到。这是一张乔治的放大像；相框上镀金雕花，挺讲究的。看上去像是他初到美国以后照的；也许就是他们结婚时拍摄的。这是张半身像。相片上的他身穿长礼服，扣子系得紧紧的，一顶高高的绸帽歪着戴着；扣眼上别着一朵大玫瑰花；一只胳膊下夹着银头手杖，另一只手里的那支大雪茄上正冒着烟。他的须髭浓密，下端敷着凡士林油，眼神之间透着调皮味道，整个神情傲慢而又浮夸。他的领带上还别着一枚马蹄形的钻石饰物。一眼望去，他真是活像一名盛装待发、前去达比市赛马场的酒店老板。
我被领进一间兼作餐厅的起居室里，这从房间里的布置就可以看出来：屋的一角摆着一张雕饰厚重的栎木方桌，一个橱柜和四把激流市[1]的制造商们肯定会说成是詹姆斯一世[2]时的椅子。屋子的另一端放着一套镀金、用淡蓝色绸缎装饰的路易十四时期式的家具；还有许多小巧、镀金细雕的桌子，上面摆着塞弗尔[3]产的花瓶，上有各式锡金装饰以及女性裸体铜像，那仿佛迎风而起的裙衫恰巧遮掩住了某些不宜外露的部分；另外玉臂舒展处，各自手拿一个灯泡。留声机属于店铺橱窗里那种最昂贵的，金光灿灿，状若肩舆，上面绘有华托[4]式的廷臣贵妇之类。
“这我完全可以告诉你，”露西解释道，“他多少年来一直是个头等的好人。”
“快请进来，”她说，“依格尔登太太正等着您。”
[1] 激流市，美国密执安州西南部城镇名。
阿尔伯马尔是一幢巨大的公寓大楼，外观仍比较新，里面住户大都是生活富裕的人家。一个身穿制服的黑人门房用电话把我的姓名通报上去，另一个把我送上电梯。我忽然意想不到地紧张起来。这时跑出来开门的是个黑人女用人。
[2] 指英国十七世纪初期詹姆斯一世时所盛行的繁缛浓重的装饰风格。
我看了看地址，是从阿尔伯马尔来的，显然是某家旅馆或公寓的名字，下面则是街道名和扬克斯市。顿时一阵颤抖流过我的全身，仿佛有人从我坟头走过似的。在过去那些岁月里，我也曾偶尔想起过露西，不过后来我渐渐觉得她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信上的署名也一时令我感到不解。为什么会是依格尔登而不是坎普？后来我才想起，这是他们逃离英国后另取的姓名，不过倒也是肯特人的姓名。我最初的反应是找个借口不见算了；我每次和久未见面的人再见面时总是有点窘迫，但又抵不住好奇心的驱使。我想耳闻目睹一下她目前的状况，也想了解一下这些年来她是怎么过的。当时我正准备到道伯斯渡去度周末，正好经过扬克斯市，于是我回信说本星期六下午四点左右去她那里。
[3] 巴黎西市郊镇名，以盛产陶瓷著称。
露西·依格尔登（前德律菲尔）
[4] 华托（1684—1721），法国风俗画画家。
我刚刚从报上得知你来了纽约，故很想再见你一面。我现在已经不再住在纽约，不过扬克斯市距离那里不远。乘汽车前去的话，半小时可达。估计你会很忙，因此见面时间，可由你定。虽然自我们最后一面如今已有多年，但我想你总不会忘记你的老友吧。
[5] 美国民主党的一派，1789年在纽约的坦慕尼大厅建立，故名。
不久前我为了剧本上演的事来到纽约。由于经理的那位精力充沛的报界代理人向社会各界做了广泛的宣传，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封来信，那上面的字体我曾经见过，只是一时记不起是谁的笔迹。字体又大又圆，笔下有力，但显然出自文化不高的人之手。但是字迹这么熟悉却又记不起来，我简直对自己有点恼火。本来一下子把它拆开，问题就解决了，可我偏偏要盯着那信去绞脑汁。来信给人的感情是很不同的，有一见面令人生畏的信，也有的信见了那么让人打不起劲，简直一个星期也不想去拆它。当我终于打开了这封信时，一读之下给我的感觉实在是不寻常的。信文也起得突兀。
[6] 显然是哈理在剧院的同行之类。
德律菲尔太太非常客气地提出要用车把我送回黑斯太堡，不过我宁愿自己步行回去。我答应第二天和他们在佛恩院里共进午餐，借此机会我可以把和爱德华·德律菲尔常常见面的那两段时间的情况尽量追述下来。当我沿着那弯弯曲曲的无人小路返回时，我已经开始寻思我该写些什么。人们不是常好讲吗，文章之妙全在一个“省”字？果真这样，我这次一定能写出一篇相当不错的东西，但是如此妙文却只能给罗依去充当素材，委实是太可惜了。我心中暗笑，要是我愿意的话，我这次是能够抛出一颗炸弹来的。看来目前也只剩下了这个人能够把有关爱德华·德律菲尔和他第一次婚姻的全部情况公诸于世，可这一节，我只准备藏在心里，秘不示人了。他们以为露西已经死去；可他们错了。露西仍然活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