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就说过，赫森太太最好到乡下弄所房子，自己去住算了，”海斯特继续插嘴道，根本不管赫森太太的申斥。
“少管闲事，我的小姐，”赫森太太对她毫不客气。“如果真的退休，那就退休到坟地去吧。你想想看，一天到晚除了乔治和海斯特外，再没个人可以谈谈，这日子谁受得了！”
“再别跟我说去乡下的事了。今年夏天大夫还劝我到乡下住了一个多月。你猜怎么着？真是差点要了人的命。那声音简直把你吵死。又是鸟叫，又是鸡叫，又是牛叫，一天也不能让你安生。我再也受不了啦。如果你这些年来也像我一样的安静惯了，你也一样受不了那整天价吵吵嚷嚷。”
“乔治就说过，赫森太太也该考虑一下自己的退休问题了，”海斯特在给我递茶的时候插嘴说道。
其实，离这里几户人家之外就是热闹的沃厅桥路，在那上面一天到晚都是那铃声不断的电车的当啷声，公共汽车的隆隆声，出租汽车的喇叭声。这一切赫森太太没有听到吗？但她听到的却是那可爱的伦敦的声响，它宛如母亲口里的咕哝声，只会使烦躁不安的孩子安然睡去。
“说起来这事也真是够吓人的。第一，你得给人家修盖洗澡房间，接着，安装电灯，再接着，便是非给安电话不可。至于以后还得闹些什么，你真是说不上来了。”
我环视了一下这间舒适、破旧而又普通的小客厅——赫森太太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了。我这时心里真是巴不得能为她干点什么。我注意到了这屋里有只留声机。除此之外我再想不出什么别的了。
由于物价上涨，赫森太太的房租收入已比我住的时候好了一些，因而以低标准说，她这时也还算过得不错。只是今天人们的要求全都高了。
“有什么你想要办的事吗，赫森太太？”我问她。
“是的，总算运气。”
她把那亮晶晶的眼睛向我凝注了一晌，然后充满思虑地讲道：
“你的房间都还出租吧？”
“我说不清，不过你既然提起这个，也可以说只求身体和精力再维持一二十年，这样我还能再干一段。”
“我倒是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只是不像过去那么年轻了，”她回答道，“我已经干不了你在时那么多的活了。所以对那些先生们，我现在也就只管早饭，不再管午饭晚饭了。”
我知道我自己平时不是个好动感情的人，但是她的这句话，也许是因为来得突然和太典型了，竟使得我几乎哽咽起来。
“一向好吧，赫森太太？”
到了该告辞的时候，我问赫森太太能不能再看看那间我曾经住过五年的房子。
赫森太太的体态此刻已比我最初见着她时笨重了些，行动上也比那时来得缓慢，但头上却仍旧见不着什么白发，一双眼睛还是那么乌黑晶亮，洋溢着戏谑味道。我坐在了一张已经相当陈旧的栗色漆皮的小扶手椅上。
“海斯特，上楼去看看格雷姆先生在不在。即使不在，你上去看上一眼也不会有什么的。”
“天哪，该不是阿显敦先生！谁会想到能见着你？水开了吗？海斯特，快坐下来好好喝杯茶吧！”
海斯特匆匆跑了上去，接着气喘吁吁地下来说他出去了。赫森太太陪我上了楼。进屋之后发现，那床还是我曾经在那上面大睡高卧的那只窄钢丝床，衣柜还是那旧日的衣柜，面盆架也是那原来的面盆架；一切几乎没有变样。但是那间客厅里却来了股体育家的粗犷热闹的气息；墙壁上挂的是板球队和穿着短裤的划船队员的照片，墙角竖着高尔夫球棍，壁炉架上胡乱堆放着烟斗、烟草罐和学院的院徽，等等。我们那个时候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信徒[2]，具体做法是，我总不免要在壁炉前面铺块摩尔地毯，挂起漂亮的哔叽窗帘，上有褐色枝叶饰物，周围四壁上则尽是佩鲁吉诺[3]、梵戴克与霍贝玛[4]的复制作品。
我走下了地下室的台阶，前来开门的正是这海斯特，这时她已年近五旬，身体肥胖，但那腼腆好笑的面孔上仍然带着股当年傻丫头般的嘻嘻哈哈的神气。我被引进地下室前面房间时，赫森太太正在给乔治补袜子，这时她马上取下眼镜，仔细瞅了瞅我。
“你那时候也是挺艺术的，是吧？”赫森太太评论道，话里不是没有揶揄的味道。
自那时以后，我曾有两三年时间没再见过赫森太太。我最后那回去她们家是应她的一次吃茶之请。那请柬上面写道：“下星期六恰值亡夫赫森逝世三阅月，谨备薄茶恭候。乔治与海斯特附笔致意。”乔治是她与其亡夫所生，那时已接近中年，在乌里支兵工厂工作。多少年来他母亲一直在讲他不久一定会娶上一房媳妇回来。至于海斯特，那个样样能行的女孩，则是我在赫森太太家居住的后期她雇下的，至今说起她时赫森太太仍然是口口声声“我那个傻丫头”。尽管我租她房子时赫森太太早已年过三十，而这又已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此刻当我漫步穿过通往她家的格林公园时，我却丝毫也不怀疑她这时还会活着。她在我青年时代的记忆中已经成了一个不可磨灭的部分，正如一些人工湖的水边少不了塘鹅之类的东西似的。
“不错，”我嘟囔道。
“就是昨天晚上我还和赫森说起过这件事，只听他讲道，‘那就快着点吧，全部拔掉，这事也就了啦。’果真这样，我可就再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一想到自我离开这个房间又是那么多年过去了，以及其间遭逢的种种变故，我心上竟不由得一阵绞痛。正是在那张桌子上我曾经高高兴兴地用我的早餐，清清苦苦地吃我的午饭，阅读我的医书和我写的第一本小说。正是在那把安乐椅上我才第一次读了华兹华斯和斯丹达尔、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和俄罗斯小说，读了吉本、鲍斯韦尔、伏尔泰和卢梭。我不禁纳闷后来哪些人又住过这里。肯定还会是些医校学生、临时雇员、寻找职业的年轻人、从殖民地退休回来的或者因为离婚分产而一时无家可归的上岁数的人。这个住处，如果用赫森太太的话说，确实使我觉得古怪透了。试想这里曾经产生过多少希望——对未来的鲜明憧憬，对幸福的火热感情；多少悔恨、失望、厌倦和无可奈何；在这间房子里所曾感受到的东西是那么多，多到人生的酸甜苦辣全部包括进去，而且那感受者的数目又是如此之大，所以这间房子也就仿佛染上了某种令人困惑不安和诡秘难解的奇特色彩。我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但这时我的脑海里确实浮现出一个女人，她站在十字路口处，一只手放在唇边，然后转过身来，用那另一只手向人招呼。可怪的是，我内心深处的这点独得之秘，或曰腼腆感受，不知怎的竟也传到了赫森太太的心里，因为这时她发出了一声会心的笑，一边以那特有的姿势揉揉她的鼻子。
但是赫森太太的牙齿却相当不行。是不是该把它们全部拔掉，另换上一副假牙，光这件事她便谈论了两三年，而且每次谈时都是滑稽透顶，花样百出。
“我总觉得，人实在是太滑稽了，”她说道。“说起我这里的好多房客先生，我敢说，就是我把他们的一些事情告诉了你，你也很难相信的，他们真是一个要比一个滑稽。所以有时候躺在床上一想起他们，我简直会笑出声来。可话说回来，一个人如果连偶尔笑笑的机会也没有，这个世界也不免太乏味了。可是，天哪，这些房客也真是太好笑了。”
“那真是个讨尽人嫌的老妖精，可我敢保险，如果上帝哪天真的把她收拾了去，我还是会想念她的。只是上帝将要怎么去对付她，那我就说不清了。她这一辈子真是天天能让你笑破肚皮。”
[1] 英国著名女演员。
赫森太太的幽默属于那“累积式”的，即一点一点，慢慢来的。她和那住在14号、也出租房子的布契小姐间的一番宿怨新仇实在够得上一部非同凡响的伟大滑稽史诗，而且那历时之长真是你多少年也讲不完的。
[2] 上个世纪的后十年正是斐德与王尔德等人的唯美主义大行的时期，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盛极一时。
明天午后正好没事，我忽然来了个念头，想去看望一下我旧日的房东太太，同她一起喝上杯茶。这位房东名叫赫森太太，这个名字还是我这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初到伦敦找房子时，圣路加医学院的一个秘书告诉我的。这位太太在文森广场有所房子。我在她那里曾一住五年，住的是二楼的两间房子；住在我客厅上面那间的则是威斯敏斯特公学的一位教师。我的房租为每周一镑，他是25个先令。赫森太太个子不高，但却是个非常活跃和充满生气的女人，一张焦黄的脸上长着一个鹰钩鼻子，至于那眼睛，真是我所见过的最黑、最亮和最有精神的眼睛了。她还长着一头碧油油的黑发，每逢下午和礼拜天，她总是额前飘着刘海，颈背盘个高髻，完全是旧日照片上吉西·莉莉[1]那副模样。她有着一颗金子般的真纯的心（尽管当时我并不太能体会，一个年轻人总是把别人对他的好处视作理所当然），另外烹饪的本领相当高明。她制作的奶酥蛋卷是谁也比不过的。每天清早她都按时起来，先把各位房客作息室里的炉火挨个生好，生怕他们吃早饭的时候给冻坏了，一边还念叨着“今天早上还是真够冷的”；再有，如果她没有听到你洗澡的声音（这澡盆是个扁底的锡铁盆，平时放在床下，头天夜里舀好了水，以免第二天洗时太凉），这时她就会说：“你瞧，楼上那个人还没起来，他上课又该要迟到了，”说着她又会匆匆跑上楼去，一边捣门，一边尖声喊道：“如果你还不马上起来，你就来不及吃早饭了。我已经给你做了一条最好吃的大头鱼。”她每天从早忙到晚，一边干活，一边唱着，什么时候也是有说有笑，高高兴兴。她丈夫的年龄比她要大得多。他在一些体面人家当过管事，留着两撇胡子，仪表相当不错；后来在附近的教堂里当了个差，很受人们尊重，另外也常伺候酒筵，捎带做点涮靴洗涤的事。赫森太太的唯一消遣是在伺候房客吃罢饭后（我六点半吃，那位教师七点钟吃），走上楼来同他们聊上几句。我真巴不得我当时就能有那心计把她的谈话记录下来（正像艾米对待她那有名的丈夫那样），因为赫森太太实在是一位伦敦土话的幽默大师。她的那副天然生就的应对本领确实使人什么时候也难不倒她，她的句子来得那么流畅地道，用词那么恰当而又富于变化，种种滑稽的比喻和精彩的话语更是脱口而出，源源不绝。她在各个方面都不愧是礼貌规矩的典范。只是她的这所宅子从不接受女性房客，她没法对她们的行为保险（“这些人的嘴里总是整天男人、男人、男人个没完，而且一会儿要茶，一会儿又要奶油面包，奶油又是多了厚了不行，又是开门关门不停，又是按铃要水，又是天知道还要什么。”）；不过谈起话来她倒也并不完全避讳使用一些当时人们认为的脏字。我们这里完全不妨拿她用来形容一个叫玛利·劳埃德的女人的话来形容一下她：“我喜欢她，因为她能叫你开怀大笑。有时候她那话再多说半句，就要成下流笑话了，可妙在她就是刚好不捅破。”赫森太太对她自己的幽默是得意的。我觉得她所以特别好和房客们聊天，主要因为她的丈夫是个性情严肃的人（“这也是免不了的，”用她的话来说，“既然干了教堂差事，整天管的尽是些婚丧之类的事。”），不太能够欣赏什么幽默。“我对赫森就常好讲，能有机会笑笑就笑笑吧，等到黄土埋了你的脖子，你就是再想笑也笑不成了。”
[3] 佩鲁吉诺（1446？—1523？），意大利画家。
一旦应承下了罗依，我的思想不由得又返回到了我伦敦的早年生涯中去了。
[4] 霍贝玛（1638—1709），荷兰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