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父亲柳青林去世已经两年，海燕再次出现在海红家，她这时已经是回乡知识青年，在老家陆安县乡下当了三年农民。在海红看来，她完全是个大人了，稳重、沉静；也黑，稍胖。她收到慕芳的信，让她来圭宁县城接她的妹妹弟弟回陆安乡下老家。
然后她就消失了。如同一只海燕，冲进了雾蒙蒙的灰色雨幕中。
陆安县离圭宁县二百公里，需要先坐车到玉林，再从玉林转车到陆安县城，到了县城还要再坐两小时汽车到公社，之后还要步行一小时才能到老家。
她把自己在北京天安门照的相拿出来，是黑白两寸，遥远的天安门，地上用粉笔划了一个圆圈，她就站在圆圈里，穿一件格子上衣，戴了袖章，胸前握着语录红宝书。风把她的留海吹起来了，更显意气风发。她跟慕芳说，她要组一支长征战斗队，重走两万五千里长征路。
海红把自己刷牙用的小搪瓷杯和牙刷带上，再加上一支铅笔和一个算术本。旅行袋由海燕拎着，姐弟三人就上路了。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滂礴走泥丸。”她又教海红唱毛主席诗词。她的嗓音是高亢的，犹如对着山川大河；头呢，昂着，又仿佛是对天而唱。
5，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她的声音清脆、激越，朗朗响彻在幽暗潮湿的青苔上，带着青春的亮光，仿佛老旧的庭院里猛然长出一株木棉树，而树上木棉花艳红灼灼。
1971年，海红第一次出远门。她坐在班车上，头有一点晕，窗外的树木在倒退，时快时慢，阳光照在刚插秧的水田上，晃得眼睛发痛。忽然海燕拍拍她，让她看前方的鬼门关。这是古代流放犯人的必经之地，山两边一边一块巨石，石壁上凹进去的大大三个字“鬼门关”。
她教海红念语录，不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也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而是：
相比圭宁，玉林是一个大地方，有两个圭宁县城大，通火车，是地区政府所在地。
海燕大笑。
路边有两幢三层的楼房，颇气派，路也宽，人也多。但海红听见了玉林人说话，虽然这里和圭宁只隔了三十公里，话却完全不同。玉林话的语调是凶狠的，没来由的恶狠狠，短促、生硬、忽高忽低，圭宁话是多好听啊，简直是绵长和柔软的。她听到，他们把“我”说成“我人”，“你”呢，则是“你人”。
海燕笑而不答。海红想起来问：那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多么奇怪！
那我妈妈也是你的妈妈吗？
但这时，海燕也说起了这种难听的玉林话，海红深感不适，她昂起头看海燕，眉毛皱成了一堆。
海燕笑起来：我的爸爸就是你的爸爸，你的爸爸也是我的爸爸。咱俩同一个爸爸啊！
海燕带着两个小的进了一家食品店，她们要到海燕的中学同学家里去，海燕准备买一包饼干作为上门的礼物。但是一掏衣袋，钱不见了！
爸爸？谁的爸爸？这显然是一个令海红困惑的问题。
五块钱，用手绢包得好好的，是妈妈给的路费。海燕掏遍了所有的口袋，终于不得不确认，钱是被小偷摸走了。海燕愣了一小会儿，立即叮嘱海红和海豆，丢钱的事千万不要告诉妈妈，妈妈会非常心疼的。好在去陆安县城的车票在出站的时候已经买好了。
海燕捏捏海红的耳垂说：咱俩都长得像爸爸。
海燕的女同学闲居在家。文革一来，再也没有学上。但她也没有下乡插队，街道的人来动员，她病了，脸色苍白，贫血。女同学看到海燕，立即两眼泪汪汪的，啊她深感前途无望，悲观、厌世，生活毫无目标。她家是玉林的老居民，也有两进天井，屋子里虽然暗，却比较阔大，能放得下一台织布机。
那时候，海红终日坐在角落里啃手背，海燕拿出一枚毛主席像章别到海红的前襟。像章是从北京带回来的，全圭安县都没人见过。拇指大，小而圆，亮闪闪的红色底子上金色浮雕的主席侧面头像。
大屋里就放着一台织布机，庞大的家伙，它正在工作。
一个中学生，就这样和后母慕芳的领导交谈了十多分钟。之后她对慕芳说，她跟领导谈了，妈在运动中表现不错，问题是要彻底划清地主家庭的阶级界限。
经线一排排，密密绷直，叉开。
在走廊，她拦住了慕芳单位的领导，劈头就问：这里的运动搞得怎么样？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红卫兵小将……领导被这样严肃的问题噎住了。海燕呢，进一步问道：我想问问我妈在运动中的表现，她没有什么问题吧？领导再一次愣住了，谁是“我妈”？
一个妇人，把一只缠满棉线的梭子从这头穿到那头，她用脚一踩，咯嚓，织机上的木条压上去，纬线紧紧地织进了布里。真是新奇。妇人白白的圆脸，稀疏的头发挽在脑后，插了一根长长的银簮。她专注在织机上，连头都没抬。
一个胸怀世界的人就是这样宽广的——海燕一见章慕芳就叫妈妈，那时候，她的生母还在，但她叫慕芳叫得亲，仿佛这也是她的生身母亲。
女同学，虽然贫血，人却漂亮。眼皮里含着一包眼泪，更是楚楚动人。她穿着一条灰色的宽腿裤，白色的半袖上衣，看上去既像囚徒，又像落难的公主。她跟海燕站在一边，叽叽咕咕，又说又叹气，刺耳的玉林话从她嘴里出来，似乎也变了个样子。
文革改变了一切。1968年，柳海燕和同学们串连到了北京，在天安门受到伟大领袖的接见，她激情澎湃，一路从北京回到玉林，又从玉林到圭安县城看望她的后母和弟弟妹妹。
那个沉默的织布妇人，是寄居在家中的亲戚。女同学的父母都热情，很把海燕当回事。他们招待这姐弟三人吃饭，是别致好吃的炒米粉，有肥瘦肉、豆芽、香葱，香喷喷的，把海红都吃撑了。
1971年海红九岁，八月底，眼看就要开学，家里却来了柳海燕。这个生于1949年的大姐，比海红大十三岁，是柳青林在陆安老家的前妻所生，同父异母。海燕在乡下长大，却是一个读书的材料，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全地区八个县最好的高中：玉林高中。玉高是天空中明晃晃的一面大锣，威振八方，它的升学率是百分之百！整个家族都坚信，海燕定会考上清华，或者北大。
到了汽车站，上了班车，坐到了位置上，司机也上来了，一看，海豆不见了。海燕惊出了一身汗，她连忙给司机讲好话，让海红千万别动，自己下车找海豆。还好，不到五分钟，就把他押了回来。六岁的海豆看见另一辆车里有个小孩牵着一只红汽球，他眼睛追着汽球，自己不知怎么就下了车。
4
汽油味特别浓，它带着重量，浊浊闷闷地从四处压上来，一直压进五脏六腑。车一动，海红就想吐，却吐不出来。油腻腻的汽油和刚刚吃下去的炒米粉缠在一团，这团东西乱糟糟的顶到了喉咙眼，它们堵着海红的咽喉，使她呼吸不畅，四肢发软。
但是海红被舅舅抱起来放进了箩筐里。原来是要送她回县城交给母亲。外婆往箩筐拍了一巴掌，她感到箩筐一升，身子晃荡起来，不一会儿，地坪变远了，在地坪边站着的外婆越来越小。一下坡，外婆不见了。再一拐弯，水塘也不见了。
有人在吃一只芒果，酸甜的果味也使她恶心。她强忍着恶心看了那芒果一眼，它正被剥开，露出金黄色的果肉。像屎一样。屎！这时候她喉咙里顶着的那团东西仿佛获得了动力，它往上奔涌。海红握紧了双拳，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也没能挡住那个。“昂”的一声，哗啦一下，腿上一阵湿热，一股黏乎乎灰扑扑的东西就喷了出来。
年轻人唱歌，《英雄儿女》，“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有大海的海字。蚕结茧了，回乡的女知青，把蚕蛹弄出来用油炸，焦黄的一盘，她招呼大家到她家尝新鲜，人人吃得一嘴油。歌呢，“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已经唱得烂熟，他们开始唱一首新歌，《珊瑚颂》，不知谁搞来的歌词歌谱，各人抄在自己的本子上，大家就唱起来了：“一树红花照碧海，一团火焰出水来……”
车座跟前、自己腿上，溅得到处都是，还溅了几点到旁边人的鞋上，那人还算好，自己找了张废纸擦掉了。
还有蚕，生产队在祠堂里养了蚕。地上摆满了圆圆的簸箕，簸箕上蠕动着一些像针那么细的蚕蛆，绿油油新鲜的木薯叶摘来了，铺到簸箕上，这些蚕不是吃桑叶的，它们吃木薯叶！叫木薯蚕。但它们跟桑蚕并没有什么两样，叶子啃得沙沙响．日生夜长，也变肥，也吐丝，也结茧。祠堂屋顶的亮瓦漏下两束光，一束正照在一只蚕的身上，啊，它是半透明的，刚吃下去的叶子变成了汁液在它身体里微绿着。
轻快了一时。远方的山峦是灰蓝的，近处的稻田、池塘、树木、房屋，也开始明亮起来。但没一会儿，头晕又开始了，稻田和池塘，人、树木、房屋、牛……无不变得古怪丑陋。胃里的炒米粉再次奔涌到胸口，直顶喉咙。
她还会染袜子，小小的人儿，在柴草里捡到了一只黄罂果，她用一只石臼把它捣烂，再放进外婆熬药的瓦罐里，加上水和自己的一只袜子，放在灶头上煮。是真的，白袜子就染成了姜一样的黄色！一只袜子黄一只袜子白，海红就这样穿着。红色的木薯杆，小舅舅编成了一顶小小的红轿子；竹篾呢，编成一只蚂蚱。小舅手巧得很，玩耍的东西简直无穷无尽。
一次次，五脏六腑翻腾，它们像一匹怪兽，在身子里东冲西撞，把胆汁搅起来，并发出嗷嗷的叫声。嘴里又酸又苦，吃下去的炒米粉完全变了模样，紧一阵，慢一阵，阵阵都从胃里涌到胸口。永无休止。最后，连胆汁都吐出来了。
海红学会了用竹壳做鞋垫。竹壳满地都是，拣几张大的厚的，泡在洗澡用的大木盆里，用几块砖头压着，压一整夜，压平了，在阴处晾干，比着鞋底，一剪，就成了。
通往老家的路上，一切都是那样令人厌恶。
外婆把这只母鸡抱在怀里，胸前湿了一片，宛如一名哺乳期妇女。
到达陆安县城的时候她眼窝深陷，脸色发青。跌跌撞撞下了汽车，连拖带拽被海燕拖到亲戚家，吃了一碗粥，总算又活了过来。第二天，还要接着走，因路费被偷走了，没钱坐班车，好在海燕在陆安县城的朋友帮忙，让这姐弟三人上了一辆到西河公社运生猪的大卡车。
有时候，舅舅会把不下蛋的母鸡扔进水塘里。他一把抓起鸡翅膀，几步走到塘边，手臂一挥，只见空中掠过一道黑线（这是只黑花鸡），母鸡像一发猛烈的炮弹，从塘岸飞到塘中央，“嘭”的一下，它从空中掉了下来，水塘击起一道水柱。不过谁也想不到，这只鸡不愿沉塘，它奋力扑腾，在这片冰冷陌生的水里，母鸡英勇顽强死命扑腾，谁听说过鸡会游泳呢？但它真聪明，在茫茫的水塘里知道往家的方向使劲。母鸡在塘里游了十几米，它竟上了岸，全身湿淋淋滴着水，羽毛紧贴，体积骤然缩小一半。
卡车车厢里铺着一层干稻草，车顶盖了一大幅油布，算是挡住了太阳，海燕连连说，不错不错，她笑着向朋友道谢，眼睛忽闪忽闪的，朋友也笑起来。但海红却咳嗽开了，一声跟一声咳着，直到开车，车一开，她又开始晕车，稍有不同的是，她比先前更加肆无忌惮，整个卡车车厢没别的人，想吐就吐，吐在稻草上，再扔掉。
母鸡喜欢在地坪晒着的柴草里爬梳，扒着扒着就会咕咕咕唱起来，它还会脸红呢，眼睛眨着也是双眼皮。有一只鸡懒洋洋趴在窝里不爱动，羽毛耸着，看上去头不梳脸不洗。这种懒惰的抱窝鸡舅舅们是不容的！于是，懒鸡的鼻孔里，被插上了一根羽毛。
乡道的坑到处都是，像是刚刚遭了空袭。他们坐在铺着稻草的底板上，每过一道坑，屁股都要“咚”的一下砸在底板上。天又热，油布不透气……故乡的面目真是狰狞。
不是用肥皂水——肥皂在六十年代的乡下是珍贵的东西。用皂角吧，皂角树就在后山上，枝繁叶茂，满树的豆荚在树上摇晃，随便捣烂泡在一只竹筒里，那皂角水就能吹泡泡。阳光下鲜艳晶亮的皂泡升起在头顶，又落在泥地、水塘、草丛中。落在五色花上的时候，泡泡也像一朵大大的五色花，黄紫金红明灼灼的；泡泡落到母鸡的冠子上，母鸡警惕地一摔头，泡泡破了。
海红连海燕都讨厌起来，因为她拍她的背。姐姐尽可能地照顾她，摸索着，拍她的后背，摸她的头，用自己的手绢擦她的嘴角，让她躺在她的腿上，“舒服些么？”她总问她。
海红用它来吹泡泡。
摇晃、颠荡，卡车上的一切都在变形，连海燕和海豆的脸都是变形的，连好闻的稻草也陡然变了样，奇怪地散发出一股六六粉的气味。
地坪上整日晒着柴草，最多的是狼蕨草和松毛。松毛棕黄色亮着油光，散发出松脂好闻的气味；狼蕨草从山上挑回来的时候叶子是张开的，晒一两天，细长的叶尖卷起来，像菊花的长花瓣。茎杆最奇妙，折断它，把中间的那根芯扽出来，茎杆就成了一根细长的吸管。
6，
地坪上晒着的柴草铺满了一地，简直无边无际。海红从柴缝间走进地坪的中央，四面看过去，就像是在海上，一浪一浪，房屋远着哪，太阳在头顶，气浪从柴草上热烘烘地升起，令人眩晕。
陆安县老家是客家人地区，客家话海红一句都听不懂，不像玉林话，虽凶悍，还是能听个七八成。客家话语调婉转柔顺，甚至是好听的——海燕说的时候就是动听的。但它一句都不让你听懂，它飞快地缭绕在每一个人的嘴唇上，像鸟一样吱吱咕咕的，你瞪着眼睛看它，它也瞪着眼睛看你，哪怕你把眼睛瞪出了眼眶，你照样听不懂这鸟语。
外婆陈碧薇坐在地坪上，穿一件黑布大襟衫，身上沾着鸡毛和柴草。
姐弟二人住在父亲最小的弟弟五叔家，因海燕也住五叔家。五叔已经有了从一岁到六岁的三个孩子，个个都是稀里哗啦的脏——拖着鼻涕、头上沾着草泥、衣服不是长得拖地就是短得露出肚脐眼。
六十年代的那些日子，四岁的海红来到外婆家。
不能指望海红帮忙带孩子，她都九岁了，一点用都没有，见了脏兮兮的小孩她就讨厌，躲得远远的。有一次她壮着胆，给最小的那个揩鼻涕，手指碰到的东西黏乎乎滑溜溜冰凉凉的，真是恶心，她强忍着，把这摊鼻涕从孩子脸上揩下来，再擦到草堆上。五婶冷冷地看着她，一句话都不说。
外婆家在一个叫竹冲的村子里。从圭宁县城坐汽车三个小时，之后步行两小时。1950年土改，陈碧薇躲过一劫，没有被打成地主分子。在旧政权当车站站长的丈夫1949年春天病亡——适时而逝，恰到好处，否则，有两种情况他定然是逃不掉的：陪绑，再打成地主分子。从此祸及妻儿后代，永不得翻身。丈夫的长兄是旧政权的县长，1950年被镇压。就在圭宁县城北的松石坡大印地，枪毙了。大印地后来成为县体育场，海红中学时到那里练自行车，她对历史一无所知。
这里吃的也跟圭宁大不同，咸干萝卜，在圭宁是最常见的下饭菜，洗一洗，斜刀切成菱形的小长片，用猪油炒。在陆安乡下却一次都没见过。他们吃萝卜腩——用一大镬水，萝卜整根放下去，再放上几大杓粗盐，烧一个树根蔸子熬它，熬个三天三夜，熬到一镬清水变成半镬黑水，萝卜呢，成了烂烂的棕黑色，捞起来放进瓦缸里，吃饭时用筷子夹上半截直接上桌。熬出的黑水呢，用来当酱油，炒菜的时候放上一点，菜有了咸味，却没有酱香。
外婆陈碧薇，她永远穿一件黑色的大襟衫。在地坪上，站起来是喂鸡，坐下去是做女红：勾枕头套、缝衣服。她不甚说话，看上去，一半是安详，另一半，谁知道呢，也许是隐忍。
有天下雨，家里没有人，五叔去大队了，五婶带着孩子串门缝衣服。海燕说，走，看看去。她带着海红走进一间储物屋子，里面大大小小坛坛罐罐，她逐个揭开看，一边说着：这是花生，这是黄豆，这是红薯……忽然，一股咸萝卜干的香味从一只小瓦罐里奔出，仿佛是圭宁藏在咸萝卜里，伺机与海红重逢，海红愣着，不停地吸鼻子。海燕说，知道你想吃这个，就掏出了两根，海红一看，跟圭宁的咸萝卜干完全一样，也是金黄色的，散发着醇香。她们折到灶间，舀了半杓水缸水洗过，海燕见海红不动，问她怎么不吃，海红说家里都要炒过才吃的。海燕说：这里才是你真正的家呢！意味深长。
2，
一天吃两顿，中午那顿是很稀的粥，天天都是黑糊糊的萝卜腩，咸萝卜干是用来待客的。晚饭倒是有米饭吃，但那米饭跟圭宁的饭也不同，叫捞饭，连水带米一大锅煮开，再用一只竹筲把半熟的米捞到一只小木盆里盖上盖，把饭闷熟。米汤呢，喂猪。用慕芳的话说，就是，太不科学了，营养可都全在米汤里！
父亲犯了右倾错误之后搬出了俞家舍，他们开始各住各的，各吃各的。自海红出生，就再也没有过一个像样的家。
晚饭的菜经常是葱，葱这时不是配料，它是自己炒成一大盘，也是一人一筷子就没有了。有两个傍晚，海燕收工回来兴冲冲地跟海红说，收木薯了，生产队给每户都分一点，她告诉海红，新鲜的木薯剥皮切成片，用猪油炒，再放一点葱，特别好吃，特别特别好吃，她一定要让五婶炒来吃。木薯外婆家也有，不过是整根煮来吃的，并不炒。于是海红就盼着，盼了一个星期，木薯放在外面晒干又收了回来，还是没有看见炒木薯片。海燕只好又告诉海红，五婶说木薯不炒，要晒干放着。
俞家舍，是父母亲共住的短暂时光，那时候海红尚未出生。
他们让海红海豆姐弟俩到山坡打柴，两人合一只畚箕，一只竹筢，这个山坡不像圭宁有许多松树，是光秃的，只有稀疏的草。一筢下去，收回来不过几根烂草尖。海红毫无责任心，她并不认为自己应该好好打柴，她领着海豆在坡上东逛逛西走走，走烦了才蹲下身拔一两把草。她的畚箕大半是空的，空就空吧，无论多少，五婶从不跟她说话的。她站在山坡上看远处，连绵的丘陵，没有看见大路，也没有河，这个地方真是贫瘠啊，她往各个方向看，不知从哪里可以回到她的圭宁。
窗外就是公路，卡车隆隆，震得窗玻璃嘎嘎响，而屋子里常年一层灰尘。这是省会南宁至广州的必经之路，在繁忙的季节，运货的卡车川流不息，昼夜不已。
天凉了，学校早已经开学，翻过一面山坡就是一所小学校，海红掮着空畚箕走过去，学校传来了当当的钟声，上课了，海红迎着钟声奔跑，然后她站在学校外面，又羡慕又委屈——她一点都不想打柴，她想上学啊。
搬到了旧车站，谁又知道外公就在这里当过站长呢？这里门廊是方的，有两尊青石的方蹲，颜色青黑润泽，年深日久。四十年之后，海红才知道，这是外公让石匠做的。
她想圭宁，到陆安老家的第二天她就给母亲写信，她问妈妈，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再晚回去功课就赶不上了。之后她就开始等回信，信都是寄到大队的，海燕常常在收工之后拐去看信。经不起海红天天问，海燕只好说，别等了，你妈不会来信了，等也是白等。海红奇怪：那我不回家啦？海燕说：圭宁怎么是你家？这里才是你真正的家。
刚刚玩上兴致，又搬了。
海燕知道的内情是：慕芳打算再婚，她让海燕把两个孩子带回老家，并没有明确表示还让他们再回圭宁。这事很是微妙，将来会怎样海燕心里也没底，但慕芳肯定不会给海红回信，所以她得让海红死心，不再天天苦等。
孩子们玩“农业学大寨”，在院子里用瓦片挖土，然后种上草，啊没有水浇灌，于是要修水利，从水龙头那里划一道线，众人用棍子或者瓦片，挖的挖，戳的戳，开出了一条两指宽的浅沟。水龙头一开，水从中间泛滥了，流了一地，人人踩一脚烂泥。
不但想妈妈，海红也想圭宁小学的同班同学，她每天掮着一只空畚箕到坡上的小学校外面站着看，钟原来不是钟，是一截挂着的厚铁片，她仰着脸，入迷地看这截铁片。铁片用一根麻绳挂在屋檐下，在风中兀自晃荡转动，圭宁小学同学的脸也一张张地从这铁片上转出来……她想念她们每一个人，不但要好的，连叫过她外号的、平日里最讨厌的也想。她们吵架的声音、不堪入耳的粗口话，这时全都像钟声一样灿烂，如同鸟群，吱吱鸣叫着，飞往湛蓝悠远的天空。她给她们写信。然后，收到了回信，同学比妈妈还要把她当回事呢。这封信鼓着，塞进了七八页纸，是作文本或算术本上撕下的纸，每人都给她写了回信，人人的信开头都抄了一段毛主席语录。
街上还有农业局和林业局，很大的院子，新盖的砖房间有枇杷树杨桃树，还有扶桑树和甲壳虫。有孩子，是她的同学，于是她有了玩伴。玩白毛女跳下娘娘庙的供台，台子有一米多高，女孩子们把辫子散开，一个个往下跳，气流把她们的头发冲起，她们大笑，大叫。
海红把信压在枕头底下，每天睡前拿出来看一次，这一看，当当的钟声就在枕头上响了起来，她问海燕：我什么时候上学呢？海燕叹口气，她也不知道啊。她自己更是前路茫茫，回乡知青的出路取决于家族在村子里的势力，没有势力的，参军、招工、上学，一概没指望。二十多岁，在乡下已经是老姑娘了。海燕被生产队分派管理一片菠萝地，她站在一片刀戟般坚硬尖利的菠萝叶中唱道“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千村僻苈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她的裤腿上湿滞滞的沾满了露水，湿滞滞地，她把毛主席诗词唱得越来越凄清。
在黑暗中，她紧紧抱住自己。她把自己小小的乳房抓得紧紧的，仿佛那就是她至亲的亲人。
十岁生日到了，海红向来认真自己的生日，她心生幻想，觉得会在这天收到母亲的信，让她回圭宁上学……啊也说不定，母亲说不定亲自到陆安接她回去……空想的巨大狂喜使海红透不过气来，她仔细编好自己的辫子，一个人走到大队去看信。傍晚海燕收工回来，海红跟她嘟哝，她又委屈又生气，眼睛里噙了泪。海燕惊讶道：呀，今天是你的出世日啊？你怎么不早说呢，十岁是大生日啊，你早说我一定让五婶给你做一只荷包蛋！多么古怪，这里把生日说成是出世日。海燕拍拍她的头，说：一定一定，让五婶明天一定给你补上。
孩子独自一人到外单位搭伙吃饭，再独自回来。独自生病，做恶梦。她无师自通，自我抚摸，安慰自已饥饿的皮肤。一寸又一寸的身体，寸寸都是饥饿的，她一点都没想起来，母亲什么时候抱过她。
说完海燕就开始收拾行李，她已经报名参加三线修铁路，那是一条国家的战略性铁路，动员民工无数。海燕将要成为一支青年突击队的队员，苦战数年，落下各种病根，然后，得以被推荐到玉林师范学校上学，说来荒谬，这家学校正是文革前她就读的省级重点高中改制而成。这是后话。
若隐若现的阴暗影子，在阴气浓重的青苔上浮动，一路飘到空无一人的阁楼上，楼上没有安电灯，是厚厚的灰尘和浓重的黑。那上面的鬼和天井的鬼是不是同一个？海红想像它身穿宽大的黑色衣裳，在上面走来走去。因为她真切地听到了阁楼上的窃窃私语。
第二天一早，海红还没起床，海燕就带上行李走了，她要赶到大队集合，之后去公社集中，再到陆安县城，再到玉林，从玉林到柳州，那条铁路，叫枝柳线。
青苔长满了天井的四周，惟有中央一小块是白的，其余皆是暗绿。青苔的潮气在夜晚里浮动，阴影隐隐。细碎的声音是鬼在说话么？鬼的传说在新时代里难以泯灭，它们像泡沫也像石头，生长在小镇的日常生活中。
海红没有吃到鸡蛋。
阳光照进天井几乎要到正午。到下午两三点又没了。屋子里常年是潮的，有时有一层细细的水珠。空气中总有一股咸味，低头一看，墙皮剥落的旧砖上，渗出盐一样的白硝。
海燕一走，天更加暗了，也更加冷了。海红当天就发起了烧，没有吃晚饭，全身都是软的，头昏，嗓子和胸口都像着了火，辣辣地痛，却又感到冷。她梦到母亲，慕芳围着那条枣红色的围巾坐在圭宁县文化馆门口的石狮子上，这只石狮子是海红三岁时迷路的地方，在梦中它变得有些古怪，仿佛瞪着眼睛。她喊妈妈，却喊不应，再大声喊，慕芳站起身，走了，连头都没回。海红在梦中半明白，半糊涂。她眼泪滚下来，冒着烟，她觉得连头发都在疼。海豆叫来了五叔，他让五婶捣烂葱姜做了一碗热粥，海红喝下去，哇的又全吐了出来。
这所房子是旧时代的盐仓，底层是盐仓，楼上是客栈。1949年后收归国有。这个时候，母亲的单位是一个小单位，小如细胞，一共只有五个人，全部是妇女。她们常年下乡，计划生育、妇幼卫生。房子幽深窄长，像一根细细的肠子，三进天井，一重又一重。天井用来采光和晾衣。
冬天到来了，海红姐弟带的是夏天的单衣，两人把所有衣服全部穿在身上，又找出两件海燕没带走的旧衣服，拖沓着穿。海红不再打柴，她出门就空着手，她到坡上的小学校，站在教室外听学生们唱歌和朗读，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唱过歌了，这里跟外婆家的竹冲村大大不同，没有人唱歌看书演节目，没有蚕，也没有河，连水塘都没有。人人都像有仇，邻近有人娶媳妇，五叔警告姐弟俩，不让去看热闹。有半年没看过电影了——大队从来没有电影放映队来过，公社呢，要翻过好几座大山。
沙街在河边。大河流淌，码头热闹。船只从远方到远方。卸下盐和松木，装上粗瓷瓦缸和大米。木头堆在码头上，老人和孩子，赶集一般奔来。一堆蚂蚁，围住一根骨头，兴高采烈。他们叮叮当当，把原木的树皮剥下来做柴。一只蚂蚁站在近处，她不动手，不吭声，我们的海红，她家不开火，她吃食堂。而且她也没有家，她孤零一人，回到一所幽深寂静、空无一人的房子里。
从家里带来的一根铅笔，省着用也用完了，一分钱都没有，再也不能有铅笔了。
孩子自己打水洗澡。木柴在灶里熊熊燃烧，大铁镬里热水蒸汽腾腾，炊事员——一个退伍的小伙子，他帮海红舀上两大杓沸水，哗哗两下倒进桶里，海红摇摇晃晃，拎着小半桶沸水进洗澡房，她用一只木杓接凉水，一趟趟运送，兑进沸水里。然后洗澡。衣服呢——她五岁就会自己洗。
她沉浸在她的绝望中，对一切视而不见。她整天不说话，见到五叔五婶也像见到陌生人。她不学陆安的客家话，因为客家话于她不亲。她也不帮叔婶干活，到了吃饭时间，她就站到灶间门口，一碟葱，或者一碗包菜放到饭桌上了，她就自己盛饭，然后夹一筷子菜，端到睡觉的屋子里自己吃。
灯笼桥没有灯笼，是一条青石板的小巷子。一个房间，没有窗，屋里是暗的。一张大床隐没在微薄的光线中。孩子自已吃饭，在食堂里开半碟菜，五分钱，半份。亲人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们永远不在。父亲柳青林，他在柳州；母亲章慕芳，她到一个边远的公社出差工作。弟弟海豆呢？他刚满月，就送到了外婆家。
天冷，她不洗头，头发结成了饼，梳也梳不通。她也不洗澡，衣服呢，有两个月没换过了。天下起了雨，又冷又湿，真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如果死了就好了。这样的念头从脑子里滚出来，像石头一样砸着她的胸口。但她不甘心啊，她要长大，如果能长大，她将永远不理章慕芳。
陌生的地方令人不安。
过年的时候海燕从三线请假回来，见到叫花子般的海红海豆，她连夜给慕芳写了一封长信。她是写文章的好手，洋洋洒洒写了五页纸，她满怀深情写道：妈妈，请您一定让我把海红海豆送回到您身边，我向您保证，海红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您无论如何要让她继续上学，她将来定会有出息……
太多了。
海燕的信改变了海红的命运，慕芳寄来了路费。半年寄人篱下的日子之后，海红姐弟俩重新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母亲的单位不停变动，合并，分散，再合并，再分散——公家的宿舍散落在县城的东南西北，人也随之颠荡。灯笼桥、俞家舍、沙街、水浸舍、旧车站，以及火烧桥，当年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7，
两岁多，送进镇办托儿所日托，和许多大哭大叫大闹的孩子们关在一起，没有游戏和唱歌，也没有滑梯。到了饭点，阿姨用一只大木盆端来一大盆白粥，她把木盆架在腰上，另一只手端了一只粗瓷碗，满满一碗炒咸菜，用猪油炒得亮汪汪的。饥饿的孩子们高兴坏了——抢得稀里哗啦。海红人弱，抢不过，常常半饥饱。
海红和母亲成了陌生人。
周岁前寄养在一个姓潘的婶婶家，吃不着奶，只能吃米糊和黄豆粉；潘婶出门就把她锁在家里，屎尿拉在床上，人呢，泡在屎尿中。
她不再开口叫妈，有时甚至，冷冷看慕芳一眼，像一个成年人。遇到这样的眼神，慕芳心中一凛。她想讨好海红，把她值夜班的宵夜省下来，带给女儿吃，猪肉粥、鸡蛋米汤粉，有时还有一只菜包，海红看了看，说，你吃吧。慕芳只要有时间做饭，也总做海红爱吃的，番茄烧豆腐，蒸塘角鱼，炒酸菜，用猪油，还加酱油和糖，再搁上香蒜。海红吃得高兴，但她不说话。
即使是在圭宁县城，居所也是不停变换的。
她讨厌所有的亲戚。
人在深井里，沿着井壁一点点往上爬，湿滑、黑暗、没有依靠。好不容易见到了井口的亮光，不知从哪来的一只手，毫不讲理，捉住她，“咚”的一声，把她扔进另一个井。
慕芳出生在一个大家族里，同辈人散得到处都是，海红有无数姓陈的表姨表舅，还有同样多的章姓同宗的姨和舅。亲戚们来到圭宁县城，会来看看，但基本上不留宿，也不留饭。亲戚有从乡下来的，也有从大连、新疆、广州来。从新疆来的某姨穿着一身军装，长得身材匀称皮肤白，一看就是跟慕芳同一血脉，她见了海红就说：呀，你女儿啊，怎么不像你。
九岁之前，海红被频繁辗转托养：圭宁县城、外婆家乡下，以及父亲的老家陆安县乡下。一个地方少则三两月，最多半年。常常是，刚刚把一张陌生的床睡踏实，把一个地方的饭菜吃惯，把周围小伙伴的脾气摸清楚，母亲就托人来接她了——把她送到又一个陌生的地方。
无论是体面，还是不体面的亲戚，家里来了人海红就溜出门。她不爱说话。慕芳就对客人说，这个女儿很古怪的，不理她。
在海红看来，她异峰突起的婚姻、兀促的爱情、她高低起伏的易变情绪，以及节节败退的生活，无一不与她的幼年有关。
她与母亲更生分了。甚至不能忍受跟母亲在同一个屋顶下。她在屋子里待得好好的，母亲进来了，空气陡然长出了刺似的，别扭着、难受着，一眨眼，她就溜了出去。她若从外面回来，母亲正在家里呢，她磨蹭着，不怎么乐意进去。母亲的话，她是连一句都听不进去的，她也不顶嘴，她只是不应话。到了初中，海红住校，两顿饭仍旧回家吃，吃完就走，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慕芳说：你把自己家当成客栈啊？
1,
这个孩子，我们的海红，她从别扭中来，到别扭中去。她从来都不知道，一个正常的家庭是怎样的。她的问题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