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辈或者近亲也来了，他们走到门口，人堆羡慕地让出一条道，他们进屋、落座、和客人说话。看热闹的女人呢，她挤过门口的闲人和孩子，搭讪着走进堂屋，又绕过堂屋的桌子到后面的厨房去，她自说自话地要帮忙张罗呢，但其实，她东望望西瞅瞅，像孩子一样好奇。
糖和肉，道良也都带了回来。糖是白糖，粒粒晶莹透亮。有谁见识过这种跟盐一样白的糖啊！本地都是棕黄色的、自制的黄糖。朱尔决定把白糖留起来，给娘家带一点，剩下的可以供人参观，不用说，天一亮，来看热闹的人就更多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小孩子呢，是一串一串的，大小孩背小小孩，背着抱着拖着，然后他们站在门口，眼巴巴地朝里张望。不用望他们也知道，肯定有好吃的，空气中有一种味道，像炒过的芝麻花生和红薯煮熟后流出的甜浆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又香又甜，啊不对，比所有这一切都更香更甜，这种味道……嗯像供销社里有卖的饼干糖果，那是过年才会有卖的呢！孩子们站在门口，把手指放进嘴里吮着，仿佛空气里的甜味会沿着手指流进他的嘴里，他的眼睛呢，盯着堂屋桌子上那一堆东西，世上最好吃最稀奇的就是它们了。忽然，有一只手往那上头抓了一把，这只手奇迹般地朝门口走来了，糖果的玻璃纸闪闪烁烁在这只手上像星星一样闪着光，像做梦似的，星星一粒一粒落到了他们的怀里，那包裹着玻璃纸的糖果，甜甜地闪着亮晃动在他们怀里，那只手说，拿着吧拿着吧，它把糖果放进了他们的小手或者口袋里。
1963年，道良从北京回老家过年，他带回了许许多多吃的，富强粉、挂面、白糖、糖果、饼干、酱牛肉、酱猪头肉、水果罐头，有的三斤有的两斤，有的五斤有的十斤，真是重得不得了，此外还有穿的用的，给父亲买的棉鞋和暖水袋，还有手电筒，给家里买的暖水壶，剪指甲用的指甲刀，给孩子们买的《三打白骨精》小人书，洗衣服用的灯塔牌肥皂。
一袋挂面条，一袋富强面粉，那真是救人命的好东西啊。即使太平年景，这面条也都是待客的吃食，来了客，客人在堂屋里喝茶抽烟，男人陪着说话，堂客就要张罗着到厨房去，她蹲在灶前，塞一把柴草，用吹火筒一吹，柴草就着了，锅里的水沸腾起来，面条放下去，灶间的面香洇到前面堂屋来，客人吸着鼻子，暖洋洋地坐着，这就是客人到来的气氛。面粉就更好了，大集体时代，生产队里只种水稻，少种麦子，面粉总是稀奇。道良带回来的富强面粉，又白又细，用它做馒头，或者千层饼，抹上一层油一层糖，放在锅里煎一煎，如果有肉就更好了……
1963年，史永年第一次用暖水袋代替了手烘炉。
大地从饥馑中挣扎出来，面黄肌瘦的人喘了一口气，再也不用吃油树皮马齿苋了，更不用吃糠和观音土了，这一年，道良回家省亲，他在北京买了所有能买到的吃的东西，装满了七八个旅行袋，他要给饿坏了的父亲和哥哥一家带吃的回去。多年以后仁良还能清楚地记起，那些从鼓鼓嚢嚢的旅行袋里，一样又一样掏出的东西：
暖水袋，这个东西比起烘炉，简直一个是天，一个是地，它干净，一点灰都没有，它又轻又便利，把滚水冲进去拧紧，你就放心搁进被窝里吧，不用担心它把被褥烧个大洞。这种被子上的窟窿哪家没有？到冬天，谁能不靠烘炉取暖，实在是太冷了，“冻得耳朵都冻落了”“冻得牙齿磕磕儿的”穿上棉衣也不管用——只有用烘炉。除了小孩，大人是人手一只，用竹子编的，像个小小的提篮，它把一只小小的瓦盆编在底头，瓦盆里放上炭，盖上灰，提在手上就能烤火了。手冷就烤手，脚冷就烤脚，胸口冷就捂在怀里。去串门手上也不离烘炉的，碰到哪家主人热情，她会问你，烘炉的炭烧尽没？给你加一块，她就从灶台边的一只瓦罐子里夹上一块大大的炭放进你的烘炉，那是年前烧树根留下的炭呢。男人们聚在一起烧烟说话，女人们聚着纳鞋底，腿间是人人一只烘炉。到了晚上，烘炉就要去暖被窝了，被窝又湿又冷，它为什么会湿呢？不知道，反正它在冬天就是湿的，或者，空气都是又冷又湿，被窝又怎么能暖和？烘炉放在被窝里要特别小心，洒一点灰不要紧，最要紧的是不能让它翻倒了，通红的火炭倒在被子上，它先阴燃，接着冒烟，如果抢救得及时，被子不过是烧出一个窟窿而已。在冬天，在灰屑乱飞的屋子里，一只暖水袋，那真是要比一头肥猪更让人羡慕。
1963年——
灯塔牌肥皂，那是最好的肥皂，如果道良不带肥皂回来，家里洗衣服就只有用三样东西：皂角、茶饼、稻草灰。这是新世纪的人们再有想象力也想不到的。
无论是道良还是仁良，常常喜欢回忆1963年。
——皂角这种植物它长在皂角树上，一棵大树，枝繁叶茂，树枝上长着粗刺，春夏它就开花了，到秋天它结了果，它的果子是一只只豆荚，挂在树枝上随风摇晃。你摘下它放在屋角里，洗衣服的时候就带上一只，用刀削掉皂头的一点皮，它硬梆梆的，好就好在它硬，在粗布衣服上使劲蹭，两样都是粗的硬的，真是旗鼓相当，这两个就蹭出了沫，沫不大，也是结实的，足够洗干净衣物。茶饼跟任何豆饼一样，是圆的，杂着许多杂质，是榨完茶油之后的茶麸渣，它也是植物变成的洗衣皂，它从油茶树长出茶籽，茶籽榨出油，剩下的渣压成饼状。如果要洗衣服，那就把它敲一块下来吧，它硬得跟石头一样，要让它出一点黄沫，你要在土布衣服上使劲蹭。
信是写给父亲史永年收的，父亲看完了信就给仁良看，仁良虽然没有上私塾，却也能认字，他是很聪明的，能把《三国演义》看下来。他看完了信，还给父亲，父亲把它放在书柜里，和那几本“善成堂藏板”的诗经放在一起，《周南召南》《王风郑风齐风魏风》之间，就压着这些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某某部”的牛皮纸信封，有了这些信封，史永年就感到，自己的一生也就满足了，当年是没有去成黄埔军校，去了又怎么样？当年一起结伴南下的同伴，他们倒是上了黄埔，也都当上了军官，结果如何，不是死于非命就是流落他乡。如果去了，也就不会有道良了。1927年，那一年，仁良刚刚生下来。史永年故后，道良的信就寄给了大哥仁良，仁良看完了信，小心翼翼地把信纸叠好放进信封，再把信封压在案桌上父亲的遗像下。
那些从地里长出来的棉花，经朱尔们纺成棉线，经二妈们织成粗布，又在靛桶里染成黑色，再经大姨表姐们做成衣服，穿到了金禾银禾仁良朱尔和爷爷们的身上。如果是白色的衣物要洗，怎么办呢？那就用稻草灰，你一定要用稻草灰，别的草一烧就成了末，化在水里，是一盆黑水，谁洗谁？只有稻草灰是硬朗的，你绕成一把放进灶里烧，烧尽后用铁钳夹出来，它是一根还一根的，半点都不散，放到水里，泡一会儿，它还是不散。好了，用一只筛过滤掉，草灰水非常清，再白的衣物也不会染脏，洗完了，晒在太阳底下，洁白耀眼！
长久以来道良喜欢给乡下老家写信，他用单位的信笺，这种信笺纸厚厚的，天头一道庄严的红杠，杠上是更加庄严的毛式手书“某某大学”，令人肃然起敬。有段时间他借调到中央某部工作，信封就更加威风了，厚实的牛皮纸，红色的印刷体下款，如同一个人穿上了某种高等级的制服，带着与生俱来的威严，一路从中央到到地方，到县里，到公社，到大队，人人看了都说，这封信是从中央寄下来的呢，不得了！所到之处，招了一片“啧啧”声，方圆几十里，谁不知道，史仁良家有人在中央。因为有人在“中央”，有一年县里开什么会，还请仁良去吃了一顿饭。道良真是给仁良挣脸！
1963年，道良一个人守着七八只旅行袋在火车上过了一天一夜，然后他在武昌站下了车。那时没有电话，就发电报吧。他就在武汉给父亲发了电报，发完电报再坐火车到黄石，从黄石坐船渡过长江到南溪，再从南溪坐汽车到浠川县城。从县城到家就没有汽车了：三十里路，需要步行。
那几年，许久许久没有吃饱过了，已经忘记了吃饱饭的感觉，他想，吃饱了是什么样的呢，他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怎么也记不起吃饱是什么样了。为了找回吃饱饭的感觉，道良一个人跑到北展西边的莫斯科餐厅吃了一顿西餐，花了五块钱，也无非是罗宋汤和面包，却总算吃饱了。吃饱了，身上是暖的，肚子是满的，一颗心安安稳稳的待在胸口，脸上的肌肉呢，也有了劲，它们原本是有弹性的，这时候正朝着地心引力相反的方向盈起来，啊，看上去，他笑了。吃饱了一顿，人的心情立即就会好起来。
真是艰难的旅程。他在黄石下了火车，要把一大堆行李运到江边码头，扛也扛不完，拎也拎不动，真是难坏他了。只好把这堆东西分成几拨，一次拿几件，走上几十米，放在地上，再回去拿第二拔，来回倒腾，总算弄到江边乘上了渡轮，过江到了南溪。还要坐汽车呢，在一面大山坡上排长队，硬着头皮，两边肩扛上，后背驼着，再每只手拎上三两件，队真是长，人真是多，人人都是一堆一堆的行李。
他还记得那时候的香烟，一种叫“蜜蜂”牌的，八分钱一盒，里面全是草，点燃了是一股柴禾味，“八达岭”和“北海”都是一角多一盒，天津的“恒大”很不错，两角多一盒，顶级的是“大前门”，多年以后大前门香烟的气味还能让道良神往，那时候的嗅觉怎么那样敏锐，啊，隔着好几个房间，闻到大前门的香烟飘过来，那么那么香，同事只有三根香烟，是别人给的，给他一根，那香味回味至今。
好歹到了县城，已是黄昏。道良在旅社开了个房间，把行李放里头，自己空着手走回家。太阳正在落山，河水亮闪闪的一片片金色动荡着，河边有人在捞沙，人在河里吃力地挑着一担沙往岸上走。
——有天晚上，去一个研究所看朋友，临走时朋友给了一把炒黄豆，那时候黄豆非常金贵，得了浮肿病才由政府配发黄豆。炒黄豆，一粒一粒地放到嘴里，走在夜晚的大街上，边走边嚼，嚼完一粒再把下一粒放进嘴里，心里非常高兴满足。
熟悉得像血管一样的河，它闪着光，道良甩着手快快行走，一下走出了县城三四里地。他一边走一边盘算时间，按正常速度，大概十点钟左右就能到家。走啊走，走啊走，一抬头，迎面碰上了大哥和二哥，仁良和义良，他们一人一条扁担来接他们的三弟了！他们这天上山打柴刚回来，还没来得及吃饭呢，父亲是刚刚收到电报。
——某年过春节，食堂给每人发了两只猪蹄，一个同事家在通县，道良就和他合吃一份，让同事把他的那份送回通县给老父亲吃。
——电报的速度你们也是想像不到，它比裹了小脚的老太太也快不了多少，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武汉，电报只能发到县里，到了县里再急的电报也只能按信件走了，它在邮局那只绿色的帆布口袋里等着，等到乡村邮递员上班了，把帆布口袋挂到他的自行车横杆上，然后他骑着自行车一路送信，顺着他辖区的大路小路，一路叮叮当当送过去，邮递员是个有点天真劲的半大老头，他特别喜欢按车铃，1963年，有自行车可是件了不得的事，车铃叮铛响，那样动听那样炫耀，让人心里生着光彩。他一高兴，或者一无聊就要按车头铃的，他按给自己听，有时路上没有一个人，他就更要按了，他吹一阵口哨，然后按一串车铃，仿佛是给自己鼓掌。他是招人喜欢的，到了一处，送了一封盼望许久的信，这家人感谢他，让他坐下来吃一把生花生，他就坐下了，吃花生，扯闲话，一耽误就是半晌。
——一次，不知从哪搞来了一片油炸馒头片，拿回宿舍吃，只一片，没分给同屋，坐在书桌这边吃，同屋在对面看书。正吃着，忽然听见同屋咽口水的声音，咽得很响，咚咚的响，简直震耳朵。
就这样，道良的电报在路上走了一天半，到史永年手里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两个儿子一人挑了一担柴回来，水都没来得及喝一口就赶来接道良。三兄弟折回县城，退了房，一大堆行李弄成两挑，挑起来，真是挺沉的，扁担压得两头直闪。天已经黑了，三个人摸黑一路走，半路上，遇见一只灯笼在前面晃，光影越来越大，是父亲，提着灯笼来接他们了。
——某个大冬天，和一个同学逛王府井，想买点吃的，买不到，后来看见有啤酒卖，便一人买一大杯啤酒，啤酒冰凉冰凉的，喝得两人直打喷嚏，打完了再喝，喝一口又打，边喝边打喷嚏，一杯啤酒打了十几个喷嚏才喝完。
为什么是灯笼？
关于吃的东西，在三年的大饥荒里给道良留下了许多记忆——用双蒸法蒸出的米饭每粒都有爆米花那么大，粒粒饱涨臃肿充满了蒸汽和水份，那是用很少的米反复蒸煮，每粒饭涨大得吓人却根本无法充饥；报纸上反复宣传“小球藻的营养价值”，这些生长在乡下水塘里的绿色藻类，被要求养在各人的水杯里，以便当成青菜食用；包子呢，里面包的全是白菜帮子，形同包了草的“草包”——多年过去，道良至今仍不能吃“包在里面的”“带馅的”任何东西，无论是饺子还是包子，一看就反胃。
也许是马灯，但在道良的记忆中是一只灯笼，他甚至记得清楚，灯笼上还有毛笔书写的一个“史”字。那只1963年的灯笼，定是湾口的最后一只灯笼，也许是整个浠川县的最后一只。道良回到家，他带给父亲一只手电筒，这只灯笼就消失了。
道良喜欢回忆1963年的那次返乡，那一年，大饥荒刚刚过去，重新又能吃饱饭，又能买到白糖和饼干，买到挂面和富强粉，这一年，道良要回老家过春节，他决定，所有能弄到的吃的东西，他都要尽力搬回去。
关于灯笼，它是长的和圆的，底下是一块圆木板，中间竖起两根铁线，外围用竹弓绷起一种白色半透明的绢纸，圆板上挖一只圆孔，用来插蜡烛。风从底部吹上来，吹不灭，风从四面吹，也吹不灭，风再大，只能看见火苗在晃动，它忽左忽右狂跳不止，但就是不灭。要吹灭这只灯笼，你得从上方的孔对准它，使劲一吹。1963年，道良给父亲捎了一只手电筒，从此以后，我们的灯笼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