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是来这儿传播法美两国友好福音的。我是一具僵尸的使者，他四处掠夺，酿成难以描述的痛苦和不幸，现在却梦想建立世界和平。呸！我真不明白，他们指望我讲什么?讲《草叶集》?讲关税壁垒?讲《独立宣言》?或是讲近来流氓团伙之间的一次火并?讲什么?我想知道要我讲什么。唉，告诉你们，我从未提及以上那些。我开门见山，讲了一堂爱情生理学。我讲的是，大象怎样做爱。这一招极灵，第一天过后教室里便再也没有空板凳啦。头一堂英语课后他们都站在门口等我到来，我们相处得很好，他们提各种问题，像是屁也没学会。我让他们不停地提问，我教他们提出更难以启齿的问题。什么都尽可以问！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在这儿，我更像一个来自无拘无束的精灵国度里的全权大使，旨在创造狂热和激动的气氛。一位著名天文学家说：“在某些方面，物质世界像一个讲过的故事一样悄然逝去，像幻觉一样化为乌有。”看来这话表达了藏在学问的空面包篮子后面大家的普遍看法，我自己却不信这话，我不信这伙杂种企图硬往我们肚子里塞的他妈的一切鬼话。
我有的是时间，却没有一文钱可花。我一天只上两三个小时会话课，之后就闲着。教这些可怜虫英语又有什么用呢?我真替他们难过，整个上午苦苦地念《约翰·吉尔平的旅行》[11]，下午上我这儿来练习一种死去的语言。我想起自己也曾浪费许多时间读维吉尔[12]的作品或是吃力地念《赫尔曼和多罗特娅》[13]这类谁也看不懂的废话。真是疯了！学问只是一只空面包篮！我又想起卡尔，他能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他每写一本书都要在里面拼命恭维不朽的、千古流芳的歌德。尽管如此，卡尔却缺乏常识，找不到一个阔婊子，无法弄一身换洗内衣。这种对往昔的眷恋以排队领救济食品和住防空洞告终，其中有一种讨人厌的感伤。这种精神上的喧哗确是令人讨厌的，它竟许可一个白痴往德国大炮、无畏战舰和高效炸药上洒圣水。每一个满腹经纶的人都是人类的敌人。
如果没有书可读，不上课时我就上楼到学监的宿舍里找他们闲聊。他们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无知得可笑，尤其对于艺术界的事情，他们差不多同学生一样无知。我像闯进了一所私人开办的没有标明出口的小疯人院。有时我在拱廊下窥探，看着孩子们大步走过去，脏兮兮的缸子里插着大块大块的面包。我总是觉得饥饿难忍，因为根本不可能赶上早饭。他们总是在早晨一个荒唐的时辰开早饭，而那会儿我睡在床上真是舒服极了。早餐是大碗大碗发蓝的咖啡和一块块白面包，没有奶油可抹。午饭是菜豆或扁豆，撒进去一点点肉屑，使它看起来开胃。这种食物只适合给做苦工的囚犯吃，给砸石头的囚犯吃。酒也很糟糕，不是掺过水就是已变味。这些食物有热量，不过烹调不得法。据说总务先生应对此负责，这话我倒也不信。人家花钱雇他，目的是要他不叫我们饿死就行。他并不管我们是否有痔疮或疔疮，并不关心我们是嘴刁还是嘴粗。为什么要关心?他只是受雇用这么多克的菜肴生产这么多千瓦的能量，一切都是以马力来计算的。这全在脸色青白的办事员早晨、中午和晚上抄抄写写的厚账本上仔细计算过。借与贷，这两部分用一道红线从中间隔开。
按照惯例，吃完晚饭大家就马上到城里去，只留下在宿舍里执勤的人。城中有几家咖啡馆，都是又大又凄凉的大厅，第戎昏昏欲睡的商人们聚集在这儿玩牌、听音乐。咖啡馆里挺暖和，这是我能替它们说的最好的好话，座位也过得去。总有几个妓女转来转去，为喝到一杯啤酒、一杯咖啡她们会坐下来同你聊天。可是音乐很糟，竟是这种货色！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坚守在第戎这样一个肮脏的地方，再也没有比一支法国管弦乐队的演奏更叫人疲乏、头痛的了。尤其是，这是一支悲怆的女子管弦乐队，它奏出的一切都像在尖叫，在放屁。其节奏很枯燥，像代数一样，又具有牙膏那种合乎卫生的稠度。这种呜咽怪叫一小时竟要收那么多钱，而且迟到的人活该倒霉！它演奏的调子是那么悲哀，似乎老欧几里得[9]用后腿站着吞下了氢氰酸。思想的王国已由理智完全开拓，没有给音乐创作留下一点点空间，除了手风琴的空板条。风呼啸着从中穿过，将太空撕成碎片。不过，在这个边远的城镇里谈论音乐就像在死牢里做梦喝香槟那么荒唐。音乐是我最不在意的东西。我甚至连女人也不去想，因为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沮丧、寒冷、荒芜、阴暗。头一天晚上回家时，我注意到一家咖啡馆的门上刻着卡冈都亚[10]的话，里面却像一个停尸所。不管怎样，还是继续往前走吧！
空着肚子在四合院里徘徊，我常常不由自主地认为自己有一点儿痴狂，有一点儿像“愚蠢的查理”那个可怜虫，只是没有一位奥黛特·德·尚迪韦尔跟我玩牌。有一半的日子，我得向学生讨烟抽，有时还在上课我就跟他们一起啃一点儿干面包。炉子总灭，所以我很快便用光了配给的木柴。要哄得管宿舍的办事员拿出一点儿木柴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最后我对此十分恼火，便上街去捡柴，像一个阿拉伯人似的。我很惊奇，在第戎的街道上几乎捡不到能生火的柴。不过这些收集木柴的小小远征也将我带到陌生的区域，使我渐渐熟悉以菲利贝尔·帕皮永命名的一条小街，这应该是一位已故音乐家的名字。小街上有好几家妓院。这块地方总是会叫人更快活一些，有烹饪的气味，有拿出来晾晒的衣物。偶尔我也看到在妓院里闲荡的可怜的傻瓜，他们比在城镇中心见到的穷鬼总会好一些，每次穿过一家百货店时我都会碰到这些穷鬼。为了取暖，我常常这样窜来窜去，我估计他们也是为达到同一目的这样做的。他们在寻找一个愿为他们买一杯咖啡的人，寒冷和孤独使他们显得有一点儿痴呆，而当蓝色夜幕降临时整个城市都显得有几分痴呆。你可以任选一个星期四在主干道上散步，一直走下去，永远不会碰到一个胸襟宽大的人。六七万人，也许更多，穿着羊毛内衣，无处可去，无事可做。他们只是生产出一车车芥末。女子管弦乐队笨拙地演奏《快乐的寡妇》。大旅馆里提供银质服务。公爵的宫殿正在一块块、一点点地朽掉。树木在霜冻中发出尖厉的叫喊。木头鞋子不停地咯噔咯噔响。那所大学在纪念歌德的忌日，或者是诞辰日，我记不清到底是哪一个（通常人们是纪念忌日的）。总之，这是一件蠢事，人人都在打哈欠，伸胳膊。
这些学监是一群快乐的人。那位克罗打起饱嗝来活像一头猪，坐下来吃饭前总要先放一个大屁。他们告诉我，他能一连放十三个屁，这个记录至今尚无人打破。还有亲王先生，他是一名运动员，喜欢在傍晚进城时穿一件无尾晚礼服。他相貌英俊，像个姑娘，而且从来不沾酒，也不读会伤脑筋的书刊。他旁边坐着珀蒂·保罗，保罗来自米迪[6]。他整天什么都不想，只想女人。他每天都要说：“从星期四起我就不再谈女人啦。”他同亲王先生好得难舍难分。下一位是帕斯洛，一个十足的小无赖。他在学医，到处找人借钱，没完没了地谈论龙萨[7]、维永和拉伯雷。坐在我对面的是莫莱斯，老夫子们的鼓动者、组织者，他执意要称一称肉，看分量是否差几克。他在学校附设医院里占着一间小房子，他的死敌是总务先生，这并不能给他带来很大声望，因为大家都恨那个人。莫莱斯有个伙伴，叫“讨厌鬼”，是一个郁郁寡欢的家伙，容貌像一只鹰。“讨厌鬼”非常节俭，却充当放债人的角色。他像阿尔布雷希特·丢勒[8]的一件雕刻作品，是所有阴郁、乖戾、难对付、爱抱怨、不幸和内省的魔鬼的混合，德国中世纪武士的神灵就由这些魔鬼组成。“讨厌鬼”无疑是犹太人，我到这儿以后不久他就死于一场汽车事故，这个事件使我不用偿还借他的二十三法郎。除了坐在我旁边的雷诺，其他人早已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他们属于那些毫无个性的一群，他们组成工程师、建筑师、牙医、药剂师、教师等人的世界。没有什么可以将他们与他们以后会拿来取笑的人区分开，他们完全一钱不值，是构成可敬又可悲的市民核心的毫无价值的人物。他们低头吃着东西，而且总是第一批大叫大嚷要添饭的人。他们睡得很死，从不抱怨，既不快活也不沮丧，他们是被但丁发配到地狱门厅的平庸的一群，是上流社会的人物。
从街上一路走进四合院，我总会产生一种深切的徒劳无功的感觉。院外是一片凄凉和空虚，院里也是一片凄凉和空虚。这座城镇笼罩在一种卑下的贫乏和啃书本的浓雾中，学的全是以往的渣滓。教室分布在里院四周，很像在北方森林中见到的小屋，学究们就在这儿尽情地大发宏论。黑板上写着毫无用处的胡言乱语，法兰西共和国的未来公民必须花费毕生时间才能忘掉这些胡话。有时人们在马路边的大接待室里接待家长们，那儿摆着古代英雄的半身塑像，诸如莫里哀、拉辛、高乃依[14]、伏尔泰之流。无论何时，一个不朽的人被摆进蜡像馆后，内阁部长们总要用湿润的嘴唇提到所有这些稻草人（但是没有维永、拉伯雷和兰波[15]的半身像）。总之，家长们与这些衬衣里塞进东西的蜡像在这庄严肃穆的会议上相遇。国家雇这些蜡像来矫正年轻人的思想，总是这样矫正，总是用这种美化庭院的方法使思想变得更有吸引力。小孩子们偶尔也上这儿来，人们很快便会把这些小向日葵从托儿所里移植出去，去装饰城市的草坪。有些只是橡皮植物，只消一件破衬衣就可以很便当地掸去上面的尘土。一到晚上他们便急急忙忙没命地逃回宿舍。宿舍！这儿亮着红灯，铃声像消防队的警报那样呼啸。人们常一窝蜂涌向教室，因此这儿的楼梯踏板被踩出空洞。
歌声刚落，卡西莫多[5]便宣布开饭。
还有那些教师，起初几天我甚至同他们中的几个人握手，在拱廊下擦身而过时当然也不免碰碰帽子相互致意。可是我们根本谈不上倾心交谈，也不会走到街角，在那里一起喝一杯。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有许多人显得像是吓破了胆。总之，我是属于另一阶层的，他们甚至不愿同我这种人分享一只虱子。只要一看到他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所以一看到他们过来我就暗暗诅咒。我常常靠着一根柱子站在那儿，嘴角上叼着一根烟，帽子扣在眼睛上，待他们走到能听见的地方，我便狠狠啐一口唾沫，再抬起帽子来。我甚至懒得张口同他们打招呼，只是从牙缝里迸出一句：“去你妈的，杰克！”说完拉倒。
呼唤着宙斯的大名，人们从不知足。
一星期后，我觉得已在这儿待了一辈子。这就像一场可怕的噩梦，简直无法摆脱，想着它我常常会昏睡过去。几天前我才来到这儿，当时夜幕刚刚降临，人们在朦胧的灯光下像老鼠似的匆匆赶回家去，树木怀着十分犀利尖刻的恶意，闪闪发光。我不止一千次地想起这一切。我从火车站来到这所学校，一路上犹如穿越但泽走廊[16]的一次散步，到处毛茸茸的，有裂缝，令人神经紧张。这是用死人尸骨铺砌的巷子，下面埋着衣衫褴褛、歪七扭八、互相搂抱在一起的死人，还有沙丁鱼骨制成的脊骨。学校像是矗立在一层薄雪之上，像一座倒置的山，其山顶直插地球中心，上帝或魔鬼在那儿总穿着一件紧身衣干活，为那个始终不过是梦中遗精的天堂磨面粉。如果太阳曾出来，我也不记得，我什么也不记得，只记得从那边结冰的沼泽上吹来寒冷、油腻的雾，铁道就在那儿消失在阴郁的群山中。距火车站不远，有一条人工运河，也许它是一条天然河也不得而知，它躲在黄色天幕下，突起的两岸边斜搭着一些小棚屋。我突然悟到周围还有一座兵营，因为我不时遇到一些来自交趾支那[17]的黄皮肤小个子，这伙扭来扭去、脸色焦黄的小矮个儿穿着袋子似的肥大军衣四处乱瞅，活像放在刨花中的干骨架。这地方见鬼的中世纪遗风极难对付，极顽强，它低声呻吟着来回摇晃，从屋檐上跳出来扑向你，像被割断脖子的罪犯那样从滴水嘴上垂下来。我不断扭过头去看身后，像一只被脏叉子扎过的螃蟹那样走路。所有这些肥胖的小怪物，所有粘在圣米歇尔教堂正面墙上石板状的雕像都跟在我身后，走过弯弯曲曲的小巷子，拐过街角。夜间，圣米歇尔教堂的正面便像一本集邮簿一样打开，让你面对纸上印好的吓人景物。灯熄了，这些景物也从眼前消失，像文字一样静寂无声，这时教堂正面显得非常庄严雄伟。古老、粗糙的正面墙上的每一道缝里都回荡着夜风的沉重呼啸声。冰冷、僵硬、呈花边状的碎石上洒着一层朦朦胧胧、苦艾酒般的雾和霜合成的涎水。
那样的情景令人十分厌恶，
在教堂耸立的这个地方，一切似乎都前后倒了个儿。教堂本身在几世纪以来雪的侵蚀下一定也已偏离地基。它坐落在埃德加基内广场，像一头死去的骡子那样迎风蜷伏着。风穿过莫奈街呼啸而来，像胡乱飘扬的白发。它绕着白色拴马桩回旋，这些桩子挡住公共汽车和二十匹骡子拉的马车的通道。有时清晨我从这个出口摇摇摆摆地出来，会同雷诺先生不期而遇，他像一个贪吃的修道士那样把自己裹在修道士的长袍里，用16世纪的语言同我攀谈。于是我同雷诺先生并排前行，这时月亮像被刺破的气球，从油腻腻的天空中跃出，我亦立刻坠入超然的王国中。雷诺先生讲话干脆利落，像杏子一样淡而无味，带着很重的勃兰登堡[18]口音。他常常一见到我就滔滔不绝地谈起歌德或费希特[19]，其深沉、凝重的声音在广场上顶风的角落里发出隆隆的回声，像去年的雷鸣。尤卡坦人、桑给巴尔人、火地岛人，把我从这张海绿色的猪皮下救出来吧！北半球堆积在我周围，冰河时代的狭湾，顶端呈蓝色的脊骨，疯狂的灯光，还有淫荡的圣歌像雪崩一样从埃特纳火山[20]延伸到爱琴海。一切都像泡沫，冻得硬硬的。思想受到禁锢，四周结霜。从卖弄小聪明的凄凉包裹里，被虱子吞食的圣人发出快窒息的嗓音。我是清白的，裹在羊毛里，包在襁褓里，戴着镣铐，被人割断脚筋，不过我没有参与此事。我无比清白，不过有一种冷的碱性成分，有橘黄色指尖的手指。我的确是清白的，不过不爱做学问，没有天主教徒的柔肠。清白而又无情，像在我之前驶出易北河[21]的人一样。我眺望大海、天空，眺望不可理喻却又相距不远不近的一切。
人们茫然或是泄愤；
风吹动脚下的积雪，雪花随风飘动，使人发痒，刺痛。它们发出含混的啸声，被风卷到空中，又纷纷扬扬地落下，变成碎屑洒下来。没有太阳，没有咆哮的海浪，没有拍打堤岸的滔天巨浪。寒冷的北风带着有刺的矛尖吹来，冷冰冰，刻毒，贪婪，具有破坏性，使人疲软无力。街道用弯曲的肘部支撑着身体走远，它们逃离纷乱的景物，躲开严厉的注视。它们沿着不断变幻的格子蹒跚而去，从教堂前面绕到后面，砍倒塑像，推平纪念碑，拔出树木，封住小草，从土地中吸去芳香气味。树叶变得同水泥一样干枯，露水也无法再使它们滋润起来，月亮再也不会把它的银光洒在无精打采的叶片上。四季循环即将陷于停顿。树已枯萎。马车发出明晰的竖琴似的砰砰响声，在云母般的车辙中滚动。惨白的、没有骨头的第戎在顶上有积雪的山峦中的空地上沉睡。夜里没有人活着或走动，除了朝南、朝青玉色的地域移去的不安分的精灵，然而我没有睡，仍在游荡。我是一个游荡的鬼魂，一个被这个冷冷的屠宰场吓坏的白人。我是谁?我在这儿做什么?我坠入刻毒人性的冷墙中，我是一个白色人影，在挣扎，沉入冰凉的湖水中去，身上压着一大堆脑壳。于是我在高纬度的寒冷地方住下来，白垩的阶梯被染成深蓝色。黑暗走道里的土地熟悉我的脚步，感觉到上面踩着一只脚，一只翅膀在扑动，一阵喘息，一阵颤抖。我听见学识受到嘲弄，人影在向上攀，蝙蝠口中流出的涎水从空中滴落，落在纸板糊的翅膀上，发出叮当响声。我听到火车相撞，链子哗啦乱响，车头轧轧响着，喷气，吸气，冒气。一切都带着陈旧的气味透过清雾向我袭来，还有黄色的宿醉、诅咒和磨难。在第戎地底下，埃阿斯[22]站在极北地下很深的冥冥核心，他的双肩被缚在磨盘上。橄榄叶吱吱作响，有哇哇叫的青蛙，沼泽地里的绿水充满生机。
在过于宽大的屁眼儿里抽动，
雾和雪、高纬度、渊博学识、发蓝的咖啡、不抹奶油的面包、扁豆汤、罐头猪肉煮豆子、不新鲜的奶酪、没有烹熟的食物和糟糕的酒已使这整座感化院里的人陷入便秘的窘境中。每个人都憋着一肚子屎，这时厕所的下水道偏巧结冰了，大便像蚁丘一般堆积起来，人们只得从那个小台子上走下来，把屎拉在地板上。于是它在地上结冰，等待融化。到星期四，驼背推着他的小推车到来。他用扫帚和一只盘子样的东西掀起这一摊摊又冷又硬的大便，然后拖着一条枯萎的腿用车子推走。走廊里扔满手纸，像捕蝇纸一样粘在脚下。天气一转暖这气味便更浓重，在四十英里外的温切斯特都闻得到。早上拿着牙刷站在这一堆发酵成熟的大粪前，你会被这股冲天臭气熏得脑袋发晕。我们都穿着红色法兰绒衬衣站在旁边，等着轮到自己对着下水孔漱口。这很像威尔第[23]一出伟大歌剧中的一段抒情调，是由灌洗器和滑轮响声构成的喧嚣。夜里迫不及待要上厕所时，我便冲进学监先生的专用卫生间，它就在汽车道边上。我的马桶上常常沾满血，他的马桶也没有冲洗，不过至少可以坐下来出恭。我把自己的一摊大便留给他，这是一种表示尊敬的方式。
呼唤着宙斯的大名，人们虽受苦倒也快活；
每天晚上，快吃完饭时守夜人便进来同大家一起干杯，他是整个学校唯一一个我能引为同类的人。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提着一盏灯和一串钥匙。他整夜巡逻，像一部机器那样机械。大约在把很不新鲜的奶酪传递给大家的时候，他会闯进来讨一杯酒喝。他站着伸出手来，头发很坚硬，像一头大猎犬，他的面颊红润，胡须上沾着晶莹的雪。他咕哝一句什么，那位卡西莫多便递给他酒瓶。他双脚牢牢地站在地上，一扬脖子便把酒灌下去，只是缓缓地一大口便喝干。我觉得他像是在把红酒倒进肚里，这个动作使我感动之极。他几乎是在喝下人类同情心的渣滓，仿佛世界上的爱与怜悯能这样一口喝干了事，仿佛这是日复一日唯一能挤压在一起的东西。他们已把他弄得连只兔子都不如，在他们的筹划中他还抵不上腌青鱼用的盐水呢。他不过是一堆行尸走肉，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喝完酒后，当他环顾四周朝我们微笑时，这个世界似乎四分五裂了。这是越过一道深渊的微笑。整个发臭的文明世界像一块沼泽地，处于这个深渊底部。这犹犹豫豫的微笑像一座海市蜃楼，在上面飘忽不定地摇曳。
在过于狭小的屁眼儿里亲吻，
晚上散步回来，迎接我的仍是这种微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站在门口等老头儿巡逻回来，当时我有一种健康愉快的感觉，我愿意一直等下去。我等了大概半个小时他才打开门，等他到来时我安详、从容地观察四周，仔细看每一件景物。我看到学校门前那棵死树，它的树枝像绳子一样拧在一起；看到街对面的房屋，这些房屋在夜晚改变颜色，现在轮廓变得更清楚。我听到一列火车隆隆驶过西伯利亚荒原，看到于特里约画的围栏、天空、深深的车辙。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一对情人，他们走几码就要停下拥抱一番。待我的眼睛看不到他们时，我便倾听他们的脚步声。我听到他们突兀地站住，接着便是缓慢、曲折的漫步。我能感觉到他们靠在一根围栏上时，两人的身体在下坠，能听到他们拥抱前肌肉绷紧时鞋子发出的吱吱响声。他们在镇上漫游，穿过弯弯曲曲的街道朝水平如镜的运河走去，那儿的河水黑得像煤块一样。这事有点儿蹊跷，在整个第戎我找不到另外两个像他们这样的人。
呼唤着宙斯的大名，人们从不知足。
与此同时，老头儿仍在巡逻。我听得到他的钥匙叮当乱响，他的靴子发出的咯吱声，那是他在执着机械地走路。最后我听见他沿着车道来开大门。这座有顶的大门很古怪，门前没有壕沟。我听见他在锁上摸索，他的手已僵硬，他的脑袋已麻木。门推开时，我看到小教堂上方的一个辉煌的星座罩在他头顶。每一扇门都已锁好，每一个房间都已闩上，书本都合上。夜幕低垂，像匕首尖一样锐利，像疯子一样烂醉如泥。这就是虚空的无限。这个悬在小教堂上空的星座像一位主教的法冠，在冬天的几个月里它低垂在小教堂上空，明亮得像几把匕首尖，这是彻底的虚无发出的强光。老头跟着我来到车道拐弯处，门无声地关上。同他道晚安时，我又看到那种绝望、无助的笑容，像从一个迷失的世界边缘上掠过的一颗闪光的流星。我仿佛又看到他站在饭厅里，一扬脖子红酒便灌进肚里。整个地中海似乎都装进他肚子里——橘子林，柏树，有翼的雕像，木结构的庙宇，湛蓝的大海，僵直的面具，神秘莫测的数字，神话中的鸟，蔚蓝的天空，小鹰，阳光明媚的小海湾，盲诗人，留胡子的英雄。这一切均已逝去，沉入北方涌来的雪崩之下。它们已被掩埋，永远死去，只遗下一个记忆，一个无羁的希望。
于是我跳起来去干这个死人儿，
我在车道上徘徊一会儿，体验这夜幕，这阴暗的屏障和难以名状、紧紧攫住人的空幻感。然后我沿着围墙边的碎石路快步走开，穿过拱门、柱子、铁楼梯，穿过一个又一个四合院。一切都锁得严严实实，锁起来以便过冬。我找到通向宿舍的拱廊。从肮脏不堪、结霜的窗子里透出的惨淡光线倾泻在楼梯上，油漆都已脱落，石头被掏空，楼梯扶手嘎嘎直响。楼梯顶上那盏红灯发出微弱的光芒，穿透铺路石上散出的潮气所形成的苍白、模糊的一团团蒸汽。我大汗淋漓，惊慌失措地爬上最后一段楼梯，即塔楼。我在一片漆黑中摸索着走过空寂无人的走廊，每个房间都是空的，上着锁，正在朽掉。我伸手在墙上摸钥匙孔，握住门把手时总会感觉到一阵慌乱，总有一只手抓着我的衣领，预备把我猛拽回去。进屋后就立即锁门，我每天晚上都在创造奇迹，这个奇迹便是不等被人扼死，不等被人用斧头劈倒就溜进屋里。我听见老鼠在走廊里跑过，在我头顶上的粗椽子之间大咬大嚼。灯光像正在燃烧的硫磺一样耀眼，屋里充满从未通过风的房子里的那种又亲切又难闻的恶臭。同我离开时一样，装煤的箱子仍摆在角落里，炉火已熄灭，这极度的寂静倒叫我觉得仿佛听到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水声。
看呀，那个死尸在摇头，
于是我独自待着，带着极度空虚的渴求和恐惧，整间房子都听凭我的思绪驰骋。除了我和我所想的、所畏惧的，一无所有。我尽可以去想最最异想天开的事情，尽可以跳舞、啐唾沫、扮怪相、诅咒谩骂、掩面大哭，谁也不会知道，谁也听不见。想到这种彻底的独处生活就足以使我发疯，就像一个人利落地生下来，一切牵挂都割断、分离，赤裸裸地独自一人待着，同时体会幸福和痛苦。有的是时间，每一秒钟都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你身上，你在时间中被溺死。沙漠，大海，湖泊，大洋。时间像一把砍肉斧头，在一下又一下砍击中逝去。虚无，大千世界，我和非我。Oomaharumooma[24]。每一件事物都要有一个名称，每一件事情都要通过学习、考验和经历才能被掌握。亲爱的，别客气。
风起绞架徐徐吹动，
寂静驾着火山状的降落伞降临。在那边贫瘠的群山中，机车正拖着商品朝广阔的冶金地区隆隆驶去。它们在钢铁路基上滚动，地上撒着矿渣、炉渣和紫色矿石。车里装着海草灰、鱼尾板、钢材、枕木、盘钢、厚金属板、叠合材料、热轧钢箍、软木条和迫击炮车，以及波纹矿石。轮子是U80毫米的，或者更大。机车经过盎格鲁诺曼式建筑的豪华标本，经过步行者和男同性恋者、露天冶炼炉、碱性转炉磨坊、发电机和变压器、生铁块和钢锭。众人自由自在地在五星状的巷子里窜来窜去，有步行者和男同性恋者、金鱼和玻璃丝样的棕榈树、抽泣的驴子。布雷西广场有一只淡紫色的眼睛。
我呼唤宙斯去干被绞死的人的屁眼儿；
我很快回想一遍我所认识的女人，她们像一条我用自己的痛苦锻造的铁链，一个套着一个。这是对分居、对置身于襁褓之中的畏惧。子宫之门总是闩住的。恐惧和希望。血液里蕴藏着天堂的吸引力。来世，总是来世。这完全起源于肚脐，他们在这儿割断脐带，在你屁股上掴一掌，然后全妥了！你来到这个世界上，随波逐流，你是一只没有舵的船。你先看看群星，再瞧瞧自个儿的肚脐。你身上到处长出眼睛——腋下，嘴唇之间，头发根，脚心。远的变近，近的变远。里外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成为蜕下的皮。你就这样一年年四处漂泊下去，直到发现自己来到一个死滞的中心，你会在这儿慢慢腐烂，慢慢变成粉末，再重新散落到各处。只有你的名字留存下来。
一个晚上我起了一个念头：
【注释】
我总算找到了餐厅。它很像东区的一家平民诊所，砖墙，无灯罩的灯和大理石桌面的桌子，当然少不了一只带拐弯烟囱的大火炉。饭还没有端来，一个跛子跑进跑出，拿盘子、刀叉和酒瓶。几个年轻人坐在一个角落里热烈地谈论着什么，我走过去做了自我介绍，他们极其友好地接待了我。老实说，几乎是过分殷勤，我弄不太懂这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屋里就挤满了人，于是他们很快把我介绍给每个人。接着，他们在我身边围成一个圈子，斟满酒杯，唱起歌来……
[1] 法国东部城市，在巴黎东南二百七十公里。
还要等一会儿才会敲响开饭锣，我跳下床锁上门冲到楼下的院子里。在那儿我迷失了方向，一间又一间四边形的房间，一道又一道楼梯，我在这些建筑物里进进出出，发疯般地寻找餐厅在哪儿。我走过一长队不知正往哪儿去的孩子身边，他们像一群用锁链锁住的囚徒缓缓向前移动，队列前面有一个监工。最后我瞧见一个戴礼帽，精力旺盛的人朝我走来，我拦住他打听去餐厅的路。正巧此人是我该拦住的人，他正是校长先生。同我巧遇，他感到高兴，马上便问我是否已安置妥当，还有没有可以替我效劳的事情。我告诉他一切都已办妥。后来又冒昧地添一句，说只是有点儿冷。他宽慰我，说这种天气是很反常的，不时有雾，还有一点儿雪，那时天气就要坏一阵，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话。说这些话时他始终挽着我的胳膊，领我朝餐厅走去。看来他倒是一个蛮不错的人，一个正常的家伙，我自忖道。我甚至还幻想以后我也许会同他关系密切起来，也许在某一个寒冷的夜晚，他会请我去他的房间，给我弄一杯热酒喝。走向餐厅门口的这几秒钟内，我幻想各种各样的友好场面，我的思想以每分钟一英里的速度飞驰。就在餐厅门口，他突然同我握手，抬抬帽子同我道别。我茫然不知所措，便也碰碰帽子。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一件寻常的事，不定什么时候你会碰到一位教员，甚至从总务先生身边走过时也是一样，你都要碰帽子。也许你一天会与同一个人相遇十来次，那也一样，你一定得向他致意，哪怕你的帽子破了也罢，这才是礼貌的举止呢。
[2] 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城市。
待驼背替我生好火，我便向他打听吃的。还不到吃饭时间，于是我穿着大衣倒在床上，把被子盖在身上。我身边便是那只已用过不知多久、摇摇晃晃的床头柜，尿盆就藏在这里面。我把闹钟摆在床头柜上，望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滴答滴答地流逝。一道蓝光由街上透进屋里，我倾听卡车隆隆驶过，一边茫然地瞪着烟囱，瞪着用一截截铁丝捆住的烟囱拐弯处。我一辈子从未在摆着煤箱子的屋里住过，一辈子没有生过火、教过孩子，而且我也还从未干过没有报酬的工作。我感觉到自由自在，同时也觉得受到束缚。这很像一个人在选举前的心情，所有的骗子都已得到提名，这时却有人恳求你为某一合适人选投票。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受雇者，一个万事通，一个猎手，一个流浪汉，一个划船的囚犯，一个寒酸的小学教师，一条蛆和一只虱子。我是自由的，可我的四肢却戴着镣铐。我是一颗拥有免费餐券的民主的灵魂，可是没有机车那么大的力量，没有声音。我又觉得自己像一只钉在木板上的海蜇，但我最明显的感觉是饿。闹钟上的指针走得很慢，还得消磨十分钟火警警报才会响起。屋里的阴影更深，静得吓人，这种紧张的寂静令我的神经难以忍受。窗子上堆积着小团小团的雪，远处有一台机车发出刺耳响声，过后便是死一般的寂静。炉子已在熊熊燃烧，可是没有散发出多少热量。我担心自己会一觉睡过去，错过晚饭，那意味着必须空着肚子躺一夜，无法入睡。于是我十分惊慌。
[3] 犹太人的学者、法师。
分给我的房间相当大，屋里有一只小火炉，炉上装着弯曲的烟囱，恰好在铁床上方拐弯。还有一只装煤的大箱子，木柴就堆在门口。窗外是一排完全用石头砌起来的凄凉的小房子，里面住着杂货商、面包店主、鞋匠、屠夫，全是一伙白痴似的粗人。我的视线又越过他们的房顶，光秃秃的山岭中有一列火车在喀哒喀哒响，车头发出尖锐的汽笛声，伤感，歇斯底里。
[4]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著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
这一套手续办完，他拉动一只小铃，听到铃声驼背便来带我去总务先生的办公室。这里的气氛有些不同，更像一个货栈，到处搁着提货单和橡皮图章，脸色灰白的办事员用断铅笔在笨重的大账本上飞快地书写。待他们把我的一份煤和木柴分出来，我便和驼背一起推着一辆手推车朝宿舍走去。我分到的房间在顶层，与学监们住在同一侧。这情景有几分好笑，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或许有一只痰盂。这儿有一种很强烈的准备作战的气氛，仅仅缺少一只背包和一杆枪，还有一只黄铜酒杯。
[5] 法国作家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驼背，相貌奇丑，心地善良，此处指上文提到的那个跛子。
门猛地被打开，学监先生踏着碎步趾高气扬地走进来。我勉强忍住才没有笑出声来。他穿着一件常礼服，同鲍里斯从前穿的那件一样，一绺头发垂在他的前额上，也许斯麦尔佳科夫[4]留的就是这种卷发。他严肃，脾气大，目光锐利。他不说一句鼓励的话，马上拿来写着学生姓名、课时和课程的单子一次向我交代清楚。他告诉我给我划拨多少煤和木柴，接着又马上告诉我课余时间由我自行支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最后这一桩是我听见他讲的头一件好事，这话听了叫人那么舒服自在，以至于我马上为法国祈祷，为它的陆海军，它的教育制度，它的小酒馆以及所有混账机构。
[6] 法国南部地区。
学监先生的办公室宽敞、空旷，我坐在一把椅子上等他，驼背冲出去找他。这儿令我觉得相当自在，这个地方的气氛使我清晰地回想起美国的一些慈善机构，我从前常常在那些地方一坐就是几个钟头，等某个满口甜言蜜语的狗杂种来仔细盘问我。
[7] 皮埃尔·德·龙萨（1524——1585）：法国诗人。
正巧校长先生不在，他们说这天他休息。一个小驼背过来主动提出带我去学监先生的办公室，那是第二号人物。我紧跟在他身后，他蹒跚走路的怪样子使我觉得很好笑。他是一个小怪物，在欧洲所有不那么像回事儿的教堂门口都栖息着这种怪物。
[8]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1471——1528）：德国画家、木刻家。
看到那所学校，我心里凉了半截。来到大门口我仍拿不定主意，便停下考虑是不是还要进去。可是我没有买回程车票的钱，胡思乱想也于事无补。有那么一会儿，我想给菲尔莫尔打电报，可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一个借口，于是只得闭上眼睛走进门去。
[9] 欧几里得（约公元前330——前275）：古希腊数学家，几何学之父。
一下火车我就马上明白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所公立中学离车站不远，我在冬日薄薄的暮色中摸黑穿过大道朝目的地走去。正在下小雪，树上结的霜晶莹闪亮，我经过几家空荡荡的大咖啡馆，看上去像阴沉的候诊室。寂静、空旷的幽暗，这就是它们留给我的印象。这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小镇，出产的芥末多得车载斗量，大桶、小桶、罐子和精致的大口瓶里都盛着芥末。
[10] 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中的巨人，食量惊人。
你必须待在法国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在将生与死划分为两部分的子午线上行走，这样才明白在前面等待你的将是何种难以预测的景观。带电的肉体！民主的灵魂！洪水浪潮！上帝的神圣母亲啊，这一番蠢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地球被烤焦，破裂。像一群兀鹰围着一具发臭的尸体，男男女女汇集在一起，交配，然后再飞往各处。我们就是从云中像沉重的石头一样落下的兀鹰，就是它们的爪和嘴！它巨大的消化器官有一个专嗅臭肉的鼻子。前进！不怜悯，不同情，不爱也不谅解地前进！别请求宽恕，也别宽恕别人！更多的战舰、毒气、高效炸药！更多的淋菌！更多的链球菌！更多的轰炸机！越来越多，直到所有见鬼的工厂被炸成碎片，地球也一起完蛋！
[11] 一本简易英文读本，根据英国诗人库珀（1731——1800）的诗作The Diverting Histo-ry of John Gilpin改编。
去第戎的路上，我不由得追忆起这段往事。我想到在那些痛苦、耻辱的时刻我本该说、本该做而又没有说、没有做的一切，那时仅为向别人讨一口面包就要叫自己堕落得不如一条虫子。尽管我镇定自若，往昔的侮辱和伤害仍然使我感到痛苦。我仍能感觉到那个警察在公园里朝我屁股上掴的那一巴掌，尽管那只是一桩小事，你或许会说那是一堂短暂的舞蹈课。我走遍整个美国，也曾到过加拿大和墨西哥。到处都一样，你若想要面包就得干活，受人摆布。整个地球是一片灰蒙蒙的沙漠，是钢和水泥铺成的地毯。生产吧！更多的傻瓜和螺钉，更多的带刺铁丝网，更多的狗食，更多的刈草机，更多的滚珠轴承，更多的高效炸药，更多的坦克，更多的毒气，更多的肥皂，更多的牙膏，更多的报纸，更多的教育，更多的教堂，更多的图书馆，更多的博物馆。前进！时间不等人，胎儿正在穿过子宫颈，那儿却连一点润滑通道的羊水都没有。这是干燥的、扼杀胎儿的分娩，没有一声哭号、一声喊叫。向来到人世间的孩子致敬！从直肠里腾腾腾地放出二十一响致敬的礼炮。沃尔特说：“我戴帽子全看自己高不高兴，不论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以前有过你可以挑选适合的帽子的时代，不过时代在变，现在为了挑选一顶合适的帽子你得一直走到电椅上去，他们会给你一顶瓜皮帽戴。有点紧，怎么啦?不过没关系！挺合适的。
[12] 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俩还在无助地四处乱逛，像两只歪歪倒倒的双桅帆船那样。我们碰巧又路过那位神父家。老天爷在上，这个大块头、淫荡的萝卜脸正在从巷子里往外倒车呢！他从我们身边疾驶而过，朝我们眼睛里喷出一团烟，似乎在说：“这是赏给你们的！”那轿车很漂亮，后面装着好几只备用轮胎，好心的神父坐在方向盘前，嘴里叼着一根粗雪茄。这根雪茄那么粗，味道那么足，准是一根“花冠”牌的。他的坐姿也很优雅，你很难模仿得来。我没看见他是否穿了长袍，只看到顺着他嘴角淌下的肉汤和那根散发出香味的五十美分“花冠”大雪茄。
[13] 大概是一本简易德文读本，根据歌德的同名长篇叙事诗改编。
第二天早上，为了报复这伙好客的王八蛋，我们一早便精神焕发地站在一个天主教神父的门口。这一回，我让乔出来说话，他是爱尔兰人，还带点儿爱尔兰土腔。他的眼睛也非常蓝，温情脉脉的。只要乐意，他还能叫它们湿润起来。一个穿黑袍的修女打开门，可她并不请我们进去，却要我们在走廊里等她去禀报那位好心的长老。过了几分钟，那位好心的长老来了，像一部火车头一样喘着粗气。我们这么早打搅他、破坏他的雅兴是为了得到什么?一点儿吃的和一个睡觉的地方，我们天真地答道。好心的长老立即问，那你们是从哪儿来的?从纽约。从纽约吗?那么你们还是尽快回纽约去吧，我的孩子们。这个大块头、大胖萝卜脸的狗杂种没有再说什么便劈脸把门嘭地关上。
[14] 皮埃尔·高乃依（1606——1684）：法国剧作家，古典主义戏剧大师。
当然，救世军也拿不出什么东西给我们。假如我们每人有两毛五分钱便可以租一个铺在地上的床垫，可是我们两人加起来也没有五分钱。我们来到公园里，在一条长椅上躺下。天正在下雨，我们便用报纸遮盖在身上。估计躺下还不到半小时，一个警察过来，一句话不说就狠狠扇了我们一巴掌。我们马上爬起来站在地上，还跳了几下舞，尽管当时没有一点儿心思跳舞。屁股上被那白痴王八蛋掴了一掌后，我觉得真他妈的恼火、悲哀、沮丧，心情极坏，真恨不得炸掉市政厅。
[15] 阿尔蒂尔·兰波（1854——1891）：法国诗人。
绝望中，有一天夜里我拉上我的朋友乔，来到一家犹太教会堂里，当时里面正在做礼拜。这是一家新派会众聚会场所，那位拉比[3]给我留下的印象相当不错。音乐也很打动人，是犹太人那种发自内心的悲哀曲调。礼拜刚结束，我便大摇大摆地来到拉比的书房里，要求见他。他接待我的态度还算过得去，待我说明来意，他便吓坏了。我只是求他给我和我的朋友乔施舍几个钱，可是看着他瞧我的那副样子，你还以为我已开口要把会堂租下来当保龄球场呢。最后，他突然直截了当地问我是不是犹太人，我说不是，他便发脾气了。那么，请问，你为什么要来向一个犹太教牧师求援呢?我天真地告诉他，我一贯信任犹太人，我是很谦卑地说这话的，仿佛自己不是犹太人便是一个古怪的缺陷。这也是实话，但他根本不为所动。不，先生。他简直吓死啦。为了赶我走，他给救世军的人写了一张便条。他说：“这才是你该去的地方呢。”说完，他便无礼地转身去照看他的会众。
[16] 又称波兰走廊，是德国于1919年根据《凡尔赛条约》割让给波兰的一块狭长领土，现属波兰。
在去第戎的路上，我们仍在为这件事情大笑。不过我的思绪又回到另一件可笑的往事上，那件事同今天发生的事有点儿相似，是我在佛罗里达短暂停留时发生的。那是在有名的繁华时期，我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冷不防遇到麻烦。我试图解脱，结果却同一位朋友一道更深地陷入困境。杰克逊维尔[2]尤其处于被围困状态中，大约有六个星期我们被困在那儿。天下所有的流浪汉和许多以前从未做过流浪汉的家伙似乎都游荡到杰克逊维尔来，到处都人满为患：基督教青年会，救世军，消防队和警察局，旅馆和公寓。到处都挂着客满的牌子，绝对客满。杰克逊维尔居民的心肠已经变得很硬，我觉得他们像是穿着甲胄在来回走。这一回又遇到食物这个老问题，食物和一个睡觉的地方。食物正从南方用火车运来，有橘子、柚子以及各种水分很多的食品。我们常从货车棚旁走过，看看有没有烂水果，那也很难得。
[17] 交趾是中国古代对越南的称呼，交趾支那是法国对越南南部、柬埔寨之东南方的旧称。
我们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以通宵狂欢后的那种清醒意识审视这个场面。我们这样窜来窜去一定很惹人注意，因为我们的外衣领子竖着，从不画十字，除了低声说几句麻木不仁的话以外，嘴巴一动也不曾动过。假如菲尔莫尔不那么固执地在仪式正进行一半的时候从祭坛边走过，或许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一切。他在找出口。我估计他想着走到出口那儿就可以一饱眼福，看一看这最最神圣的场面，这就是说要近距离仔细看一看。我们一路平安无事，朝着很可能是出口的那一道光线处走去，这时幽暗中猛地闪出一位牧师拦住去路。他想问问我们要去哪儿，正在干什么，我们相当有礼貌地回答说我们正在找出口。我们说的是英语的“出口”，因为当时受到惊吓，我们一时想不起法语“出口”怎么说。牧师一句话不说，紧紧抓住我们的胳膊，推开一道边门把我们狠狠推搡出去。摇摇晃晃地，我们跌进刺眼的阳光中。这件事发生得那么突然，猝不及防，待我们来到人行道上仍没有完全反应过来。我们眯上眼睛走出去几步，然后又出于本能转过身来。牧师仍站在台阶上，苍白得像一个鬼魂，他像魔鬼那样狠狠地瞪着我们，准是连肺都气炸了。后来又回想起这件事时我也不怪他，不过当时瞧见他穿着长袍、头上扣着一顶小瓜皮帽的滑稽相，我忍不住哈哈大笑。我看看菲尔莫尔，于是他也大笑起来。我们站在那儿，当着这个可怜虫的面足足笑了一分钟。我猜他起初有一点儿茫然不知所措，不过他突然冲下台阶，一边还冲着我们晃拳头，似乎真动气了。他冲出围墙，一路狂奔过来，这会儿某种保护自己的本能提醒我快溜走。我拽住菲尔莫尔的袖子逃开了，他还像一个傻瓜似的说：“别，别！我可不跑！”我嚷道：“快跑啊！咱们还是快点儿离开这儿为妙，这家伙已经完全疯啦。”于是我们开溜，竭尽全力逃走了。
[18] 位于德国东部。
我在昏暗的光线下尽量仔细地观察这儿的情况。既令人眼花缭乱，又叫人目瞪口呆。我自忖，整个文明世界，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真是太棒了。不论下雨还是天晴，下冰雹、雨夹雪、雪、打雷、闪电、战争、饥馑、瘟疫，都不受丝毫影响。总是同样的恼人温度，同样的胡言乱语，同样的在脚腕上系带子的鞋，同样的上帝的小安琪儿唱男高音和女高音。靠近出口处有一只开孔的小箱子，是为继续天国的工作而设的，于是上帝的恩典便会像雨点一样落在帝王头上，落在国家里，落在军舰、高效炸药、坦克和飞机上，于是工人会增强臂力，有力气屠宰马、牛和羊，有力气在钢铁大梁上钻孔，有力气在别人的裤子上缀扣子，有力气出售胡萝卜、缝纫机和汽车，有力气消灭虫子、打扫马棚、倒垃圾箱、洗刷厕所，有力气写新闻标题、在地下铁道里剪票。力气……力气。原来这喃喃自语和戏弄人的把戏只是为了给人一点力气！
[19]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1762——1814）：德国哲学家。
一刹那间这些流口水、翕动嘴唇的全部把戏几乎都有了意义。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正在上演一出哑剧，它没有使我完全惊呆，却也叫我惶惶不知所措。在全世界，凡是有灯光暗淡的坟墓的地方，你都会看到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同样的恼人温度，同样的朦朦胧胧的光线，同样的嗡嗡声响。在特定的时辰内，整个基督教世界里穿黑衣的人都俯在祭坛前。牧师就站在那上面，手里拿着一本小书，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只开饭铃或喷雾器。他对众人喃喃布道，即使他的话能叫人听懂也不再有一点儿意义。很可能他是在乞求上帝保佑他们吧，也保佑国家，保佑统治者，保佑枪炮、战舰、军火和手榴弹。祭坛上，围在牧师身边的是一群小男孩，穿着打扮像上帝的安琪儿，他们唱男高音和女高音。全是纯洁的小羊羔，全穿着裙子，看不出性别，像牧师本人一样是扁平足和近视眼。绝妙的不辨雌雄的猫叫春似的，是符合J-mol节拍的松紧内裤里的性行为。
[20] 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活火山。
我早知道会有这类事，不过一个人若知道有屠宰场、停尸所和解剖室这类去处，他会出于本能地躲开这些地方。我在街上常常从一个牧师身边走过，他手里捧着一本小小的祈祷书，在吃力地背诵。我自语道：“傻瓜！”过后也就不再理会。在街上你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呆子，这个牧师还不算是最叫人吃惊的。人类两千年的蠢行已使我们对此不那么敏感，然而当你被突然送到这个牧师身边，看到他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发挥着一只闹钟的作用，你还是会产生一些全然不同的情感。
[21] 中欧主要航运水道之一。
看到的景象令我大吃一惊，倒没有一点儿忐忑不安的感觉啦。过了一会儿我才习惯昏暗的光线，我牵着菲尔莫尔的袖子，跟在他身后踉踉跄跄地走，这时一种稀奇古怪的声音钻进我的耳朵，像某种从铺路的冷石板中冒出的空洞的嗡嗡声。这是一座凄凉的巨大坟墓，来吊丧的人进进出出，络绎不绝。这是到地下世界去之前必定会经过的来宾接待室，温度在华氏五十五度或六十度左右。除地窖最上层放出的那种难以名状的哀乐之外，没有音乐，那哀乐活像上百万棵菜花在黑暗中哀号。身着寿衣的人口中念念有词，一副无可奈何、十分沮丧的乞丐模样。这些乞丐恍恍惚惚地伸出手来，咕哝着谁也听不懂的乞求怜悯的话。
[22]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在特洛伊战争中崭露头角。
启程前一天晚上我们玩得很开心。天快亮时下起雪来，我们走过一个个街区，最后再看一眼巴黎。穿过圣多米尼克街时，我们突然来到一个小广场，那儿便是圣克洛蒂尔德教堂，人们正在望弥撒。菲尔莫尔的头还有一点儿昏昏沉沉，他执拗地也要去望弥散，据说是“为了好玩”。我对此有几分不安，首先是因为我从未望过弥撒，其次是我显得寒酸，也觉得寒酸。菲尔莫尔也显得衣衫褴褛，甚至比我更不体面。他头上歪戴着一顶垂边帽，大衣上还沾着我们刚去过的最后一家妓院里的锯末。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大踏步走进去，最糟的结果不过是被他们推出来而已。
[23] 朱塞佩·威尔第（1813——1901）：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节日期间我们天天喝香槟，早上、中午和晚上，有最便宜的，也有最好的。新年过后我就要去第戎[1]啦，人家在那儿给我安排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差事，当英语交换教师。这是促进法美和睦相处的一项安排，旨在增进这两个姊妹国家的相互了解，发展友好关系。对于其前景，菲尔莫尔比我更受到鼓舞，他这样想是有充足理由的，而对于我这不过只是从一个受苦受难的地方转到另一个受苦受难的地方而已。我面前毫无希望，这份工作甚至连薪水也没有。他们指望得到这份工作的人自认有福气，能够享受传播法美和睦这一福音的特权。这是为一个阔佬的儿子预备的工作。
[24] 即前文提及的印度人纳南塔蒂教“我”念的吉祥语。
我们从奥德萨街同电话公司的几个黑女人一起回到家里，当时已快到圣诞节的黎明了。火已熄灭，我们都太累了，于是便穿着衣服上床。我的那个姑娘整个晚上都像一头豹子一样蹦蹦跳跳，我爬到她身上时她已睡熟了。我在她身上使了一阵劲儿，犹如在一个被淹死或闷死的人身上使劲儿一样。后来我放弃努力，自己也昏昏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