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以为，他们又要吵架。她眼中仍有怒火，不过她也有点儿胆怯。很快怒气就平息下去，但是在咖啡馆里坐下时她轻声冷酷地说，别以为她这么快就会忘掉这件事，过一阵他还会听到的……也许在今天晚上。
我们一走过去，她便泪如泉涌。至于我自己，我不知道她这是要搞什么名堂，所以我有点儿吃惊。菲尔莫尔走上前去用委屈的声调说：“那样做像话吗?你为什么要那样呢?”一听这话她便张开双臂搂住他的脖子，像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称他是她的小这个、小那个，然后她转向我恳切地说：“你看见他怎样打我啦。这样对待一个女人合适吗?”我正要脱口说很合适，菲尔莫尔抓住她的胳膊领她走。他说：“别再说了。你若再闹，我就在大街上揍你。”
果然，她没有食言。第二天早上我碰到菲尔莫尔，他的脸和双手全被抓破。她一直等到他去睡觉，这才一言不发地走到衣柜那儿，把他的衣服全掏出来扔在地上，一件件地全撕成一条条的。以前这类事情也发生过几次，事后她又把衣服补好，所以菲尔莫尔没有表示什么。这种态度更使她怒不可遏，她要用指甲抓破他的皮肉，她努力去做，怀孕使她在某种程度上占了上风。
这时吉内特正站在街对面向我们挥舞拳头，还使足力气大骂。行人驻足听她骂，分成两派。一遇到街上吵架，他们总是这样。是撇下她走开，还是过去哄她，菲尔莫尔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站在街中央，两只胳膊伸出来，企图插嘴。吉内特还在喊：“土匪！野人！你们看，下流胚！”还有一些别的“恭维”话。菲尔莫尔朝她走去，大概她以为他要美美地再揍她一顿，便飞快地顺着街道溜了。回到我驻足之处，菲尔莫尔说：“走，咱们悄悄跟着她。”于是我们出发，身后跟着一小群人。她走一段路便回头朝我们晃晃拳头，我们也不想赶上她，只是不紧不慢地跟着她走过那条街，看她打算干什么。后来她放慢脚步，我们便穿过马路来到街道另一侧。现在她不再喊叫，我们仍跟着她，距离越来越近。现在我们身后只剩下十来个人，其他人都已兴致索然，走了。待我们快走到街角，她突然站住，等我们走近。菲尔莫尔说：“让我来说，我知道怎样对付她。”
可怜的菲尔莫尔！这可不是什么好笑的事，吉内特把他吓坏了。假如他威胁说要逃走，她便针锋相对地威胁要杀掉他，而且她全是当真的。她说：“如果你去美国，我就跟你去！你逃不出我的掌心，一个法国姑娘总是知道如何报仇的。”接着她又马上哄他“放明白点儿”，“明智些”，等等。一旦他们拥有那间文具店，生活就会变得非常美好。他连手都不用抬，她会把全部活儿都包下来。他可以待在铺子后面写作，干他想干的事情。
来到街上，并没有人向我们投掷东西，我这才悟到这件事有趣的一面。我自己暗想，说不定把这整个事件恰如其分地搬到法庭上倒是一个很妙的主意呢。整个事件！把伊薇特的小故事当作小菜端出去！法国人毕竟是有幽默感的，兴许法官听过菲尔莫尔的陈述后还会解除他们的婚约呢。
这件事就这样反反复复折腾好几个星期，像玩跷跷板似的，忽起忽落。我尽可能躲着他们，我对这件事早已厌恶，对他俩都很反感。后来，在一个晴朗的夏日，我正从利奥奈信贷公司门前走过，这时从台阶上下来一个人，正是菲尔莫尔。我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因为我躲着他这么久，多少总有点儿内疚。我以比一般好奇更关切的口吻问他那件事情如何，他很含糊地说了两句，话里隐藏着一种绝望情绪。
这时我们已经给老板付清酒钱，赔过打破的杯子。听到吉内特这番话，老板便觉得自己有义务向吉内特这样一位法国母亲的杰出代表表现一番他的勇敢无畏，于是他毫不费力地朝我们脚下啐一口，把我们推出门去。“吃屎去吧，你们这些肮脏的流浪汉！”他这样说，或是说了一句别的什么诙谐话。
他以一种古怪、不连贯、可怜巴巴的调子说：“她只允许我去一趟银行。我只有大约半小时，不能太久，她记着我出来的时间呢。”说完他抓住我的胳膊，似乎要带我赶快离开那儿。
菲尔莫尔在我住的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因此我不得不经常见到他们，不管是不是想见。我几乎每天晚上同他们一道吃饭，当然饭前要喝几杯茴香酒。吃饭时他们不断大声吵闹，这很令人尴尬，因为有时我得站在这一边，有时又得站在另一边。比如说，在一个星期日下午，一起吃完午饭后我们来到埃德加基内林荫道街角上的一家咖啡馆里。这一回异常顺利，我们三人并排坐在里面一张小桌子边，背对一面镜子。吉内特准是又动感情了还是怎么的，因为她突然变得十分多情，当着众人的面爱抚、亲吻菲尔莫尔，像所有法国人一样做得很自然。他们刚刚久久拥抱完，菲尔莫尔说了她父母一句什么，她认为这是侮辱，马上气得脸红。我们想叫她平静下来，便说她误解了那句话，然后菲尔莫尔又低声用英语对我说一句什么，似乎是说要我奉承她几句。这足以使她彻底大动肝火，她说我们在取笑她。我又添一句不太好听的，更使她气得发狂。菲尔莫尔便想说句话，他说：“你的性子太急。”说完他想拍拍她的脸蛋，她却以为菲尔莫尔想举手扇她一记耳光，便抢先用她那只乡巴佬的大手朝他脸上响亮地抽了一巴掌。菲尔莫尔一时惊呆了，他没有料到会挨打，而且是这么狠的一掌。这一下打得他很痛，我看到他的脸变得惨白。他从长椅上站起来，啪地狠狠回敬她一巴掌，差点儿把她从椅子上揍下来。“给你一下！这一下叫你放规矩些！”他用不连贯的法语说。一阵死一样的沉默，接着她像暴风雨一样爆发，抓起眼前的白兰地酒杯狠命朝他掷来。杯子砸在身后的镜子上，碎了。这时，菲尔莫尔已捏住她的胳膊，但她又用另一只手抓起咖啡杯摔在地上。她像一个疯子一样乱扭乱动，我们用尽力气按住她。这时店老板当然跑来，叫我们快滚。“流浪汉！”他这样叫我们。吉内特尖叫道：“对了，流浪汉，就是流浪汉！脏外国佬！恶棍！土匪！居然打一个怀孕的女人！”周围的人都在怒视着我们，一个可怜的法国女人和两个美国流氓、匪徒。当时我想不打一架恐怕逃不出那个地方，这时菲尔莫尔沉默着，一句话也不说。吉内特冲出门，留下我们挨人骂。临出门时她转过身来举起拳头嚷道：“我会找你算账的，你这个野人！等着瞧吧！没有哪一个外国人敢这样对待一个体面的法国女人！哼，不行！这样就是不行！”
于是我们沿着里沃利街往前走。这是很美的一天，暖和，晴朗，阳光明媚，是一年里巴黎最漂亮的几天之一。一阵和煦的微风吹来，刚好能吹走你鼻孔里滞留的气味。菲尔莫尔没有戴帽子，从外表看他很健康，像一位低着头走路的普通美国游客，口袋里的钱叮当乱响。
我把伊薇特说过的话向他透露了一点儿，他略有几分惊慌地听我说，最后打断我的话。他说：“多说也无益，我知道她要生孩子啦。没错，我摸到孩子在她肚子里踢腾呢。伊薇特是个卑鄙的小娼妇，你瞧，我并不想告诉你这个，不过直到去住院之前我仍在给伊薇特钱。后来发生了那件事，我便无法再为她做什么。我觉得自己已经为她俩做得够多的……我要先照顾自己。这使伊薇特很恼火，她告诉吉内特要跟我算账……不，我希望她说的是真的，那样我就能比较容易地从这件事情中脱身。现在我已掉进一个圈套，我许诺要娶她，也就只好走完这个过程。此后，我也不知道会怎样，他们现在已经牢牢掌握住我啦。”
他平静地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得帮我一把，我没有法子，我不能掌控自己。只要能离开她一段时间，或许我会好起来的。可是她不让我走开，只许我上一趟银行，我得取些钱。我跟你走一段，然后就得赶回去，她会做好午饭等我。”
“我怎么会知道?”他似乎并不很明白我在暗示什么。
我静静地听他讲，心里暗想，他的确很需要有人把他从这个深渊中拉出来。他已经完全陷进去，他的勇气丧失殆尽。他真像一个孩子，像一个天天挨揍，却仍不知道如何做才好的孩子，只会畏缩和发抖。我们在里沃利街的柱廊下拐弯时，他突然开始长篇大论地破口大骂法国。法国人叫他受够了。他说：“我以前常称赞法国和法国人，不过那都是文学作品中的事。现在我才算了解他们啦……我了解他们究竟如何。他们残酷、贪财。起初法国显得很美妙，因为你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叫你生厌，其实它骨子里全死啦，没有感情，没有同情心，没有友谊。他们自私到极点，是世界上最最自私的民族！他们什么也不想，只想钱、钱、钱，而且他妈的那么文雅，那么中产阶级化！正是这一点使我气得发疯，一看见她补我的衬衣我就恨不得用棍子揍她。总是补、补，节俭、节俭。‘要节俭！’我听见她整天只说这一句话。到处都能听见人们说：‘理智些，亲爱的！理智些！’可我偏不想理智，也不想符合逻辑。我恨这个！我想摆脱束缚，想享受人生。我想干点儿事情，不愿整天从早到晚坐在一家咖啡馆里闲扯。老天，我们有错，可我们还有热情，犯错误也总比什么事都不做强些。我宁愿在美国做一个无业游民，也不愿再舒舒服服坐在这里，也许这是因为我是美国佬的缘故吧。我出生在新英格兰，我想我是属于那儿的。一夜之间你没法儿变成欧洲人，你的血液里有种使你与众不同的东西。那是气候，还有其他的一切决定的。我们看问题的眼光不同，不论多么羡慕法国人，我们也无法变成他们。我们是美国人，而且只好一辈子做美国人。当然，我也恨国内那伙拘谨的家伙，打心眼里恨他们。不过，我自个儿也是他们中的一个。我不是这儿的人，我讨厌这儿。”
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要生孩子?”我觉得道出这个秘密的时机现在已成熟。
走过拱廊时，他一路上一直这样说。我一声不吭，让他把苦衷全倒出来，搬掉压在胸口的重负对他有好处。我又想起一桩好笑的事——还是这个人，若是倒回去一年，准会像一只大猩猩那样拍着胸脯大喊：“多么美妙的一天！多么美的国家！多么好的人民！”若有一个正巧同行的美国人哪怕说一个对法国不恭敬的词儿，菲尔莫尔准会揍扁他的鼻子。一年前，他会为法国去死。我从来没有见过谁像他这样深深迷恋一个国家，在一个外国的天空下过得如此幸福。这不正常。他说起“法国”时，这个词意味着甜酒、女人、衣袋里的钱，挣得容易花得快的钱；意味着做一个坏小子，去度假。后来，尽情玩够了，帐篷顶被风刮走，他清清楚楚地看到天空，才明白这不仅是一个马戏团，也是一个竞技场，像各处一样，而且还是一个极冷酷的竞技场呢。从前听他热情谈论光荣的法国和自由之类的蠢话，我常想，一个法国工人听后会做何感想，他能否明白菲尔莫尔的这些话。怪不得，他们认为我们全疯啦，在他们看来我们是疯啦。我们不过只是一群孩子，一群老傻瓜。我们所谓的人生只是廉价物品商店里听来的一篇传奇故事。其中的热情又是什么呢?是使每个普通欧洲人感到恶心、不值钱的乐观。这是错觉。不，用错觉这个词描绘它还太好，错觉的意思是说还有点儿什么。不，不是错觉，是幻想，纯粹是幻想。就是这样，我们像一群眼睛被蒙住的野马，我们狂奔，乱跑，呼地跃下悬崖。前进！向着助长暴力和迷惑的一切前进！前进！不管去哪儿。这时马的嘴角一直在冒白沫，口中喊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为什么?上帝知道。是血液的缘故，是气候的缘故，是许多因素的缘故。这也是终结。我们正在把整个世界拽到我们耳边。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命中注定的。其余的全是胡扯……
“她马上就要生孩子了。谁来照料孩子呢，嗯?”
走到王宫那儿，我提议停下喝一杯。菲尔莫尔犹豫了一下，我看出他在担心吉内特，担心午饭，担心会挨一顿臭骂。
我又问：“那么你干吗不先跟她结婚，然后再离婚?”
我说：“看在基督的分上，暂时忘掉她吧。我要叫点儿喝的，而且要叫你喝。别担心，我要把你从这个他妈的圈套里弄出来。”我叫了两杯烈性威士忌。
他马上反驳说：“我干什么挣钱呢?在那些鬼国家里是找不到工作的。”
看到威士忌端上来，他像孩子似的朝我笑了。
我提议：“你可以去比利时待一段时间。”
我说：“把它干了！咱们再喝一杯，酒对你有好处。我不管医生怎么说，现在总没有关系啦。来，把它喝干了。”
当然，他眼下只得假装对一切都十分满意。我试着劝他回美国去，可他不听，说不能被一群无知的乡巴佬把他从法国赶走。他有一个想法，想溜走一段时间，然后再在巴黎某个偏僻的地方住下来，在那儿他不大可能会遇见她。但是我们很快就认为那不可能，一个人在法国无法像在美国那样藏起来。
他干脆利索地把它喝干。侍者走开去拿酒，他用泪汪汪的眼睛看着我，似乎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朋友。他的嘴唇在微微抽搐，他有话想对我说，可是不知道如何启齿。我轻松地瞧着他，就像没有看到他乞求的目光一样。然后，我把茶托推到一边，用肘撑着俯在桌上恳切地说：“我说，菲尔莫尔，你到底想干什么?告诉我吧！”
他同吉内特回到巴黎时有了一衣柜簇新的衣服和一袋钱，他显得开心、健康，皮肤也晒黑了。我觉得他显得十分健壮。可是，我们一离开吉内特，他便开口了。他的工作丢啦，钱也花光啦，他们大约在一个月内结婚，在这段时间内由女方父母给他们钱花。菲尔莫尔说：“一旦他们牢牢控制住我，我就只能成为他们的奴隶啦。她爹打算为我开一家文具店，吉内特应付顾客，干收钱这类事，我则坐在店的后堂里写东西或干点儿别的。你能想象得出我坐在一家文具店后堂度过今生的情景吗?吉内特认为这个主意妙极啦，她喜欢经手钱这类东西，我倒宁愿回到庄园里，而不想听从这种安排。”
听到这话，泪水从他眼眶里涌出，他脱口便说：“我想回家，跟家人生活在一起，我想听人们说英语。”热泪从他脸上流下来，他不去擦，只是让一切都涌泻出来。老天，我暗想，这样发泄一下倒也不错。一辈子至少做一回彻头彻尾的懦夫倒也不错，可以这样痛痛快快地发泄一下。太棒了！太棒了！看见他垂头丧气对我大有益处，我觉得自己可以解决所有难题。我觉得勇气倍增，果断坚毅，脑子里立即冒出一千条妙计。
如果菲尔莫尔从庄园里被放出来时回到巴黎，或许我会给他通报有关吉内特的消息。在他仍处于医生的监控中时，我认为用伊薇特的诽谤去毒化他的脑筋而使他不愉快是不妥的。结果，他从庄园直接前往吉内特父母家。在那里，尽管他不太愿意，还是受骗公布了订婚的消息。当地的报纸都发表结婚预告，还为女方家的朋友们举行招待会。利用这个机会，菲尔莫尔采取各种办法逃避，他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却装出有几分痴呆的样子。比如说，他会借来岳父的汽车，独自一个人在乡间到处乱闯。若是看到一个他喜欢的镇子便住下尽情玩乐一番，直到吉内特来找他。有时他也同岳父一起出门，也许是钓鱼，然后就一连好几天打听不到他们的行踪。他变得任性而又难以讨好，真叫人恼火。我猜他是算计着也许还能从中尽量捞一把。
“听着，”我又凑近些说，“如果你真的心口如一，为什么不干……为什么不走呢?假如我处在你的位置上，你知道我会怎么办?我今天就走。是的。老天在上，我说的是真的……我会马上走掉，甚至不跟她道别。实际上，这是你唯一的出路，她是永远不会放你走的。这一点你明白。”
“爱?呸！吉内特毫无心肝，她只想找个人照看她。没有一个法国人会娶她，她在警察局里挂过号。她想嫁给他是因为他太蠢，没有去查查她的底细。她的父母都不想再要她，她给他们丢尽了人。不过若是她能嫁给一个有钱的美国人，一切都妥了……你们以为也许她有点儿爱他，嗯?你们不了解她，他们在旅馆里同居的那段时间，她就乘他上班之际带别的男人到她房间里去。她说他给她的钱不够花，说他吝啬。她告诉他，她穿的那件皮衣是她父母送给她的。对吗?天真的傻瓜！哼，我曾看到她带一个男人到旅馆里来，当时菲尔莫尔正在旅馆里。她带这个男人去下面一层，这是我亲眼看到的。那是怎样一个男人啊！一个老流浪汉，已不可能再勃起啦！”
侍者端来威士忌，我看到菲尔莫尔迫不及待地伸手接过酒杯送到唇边，我看到他眼睛里流露出一丝希望的光芒，遥远、狂暴、孤注一掷的光芒，也许他憧憬自己正在游过大西洋。在我看来，这件事很容易，像滚动一根圆木头那样简单。我脑子里很快便想出实施这件事的计划，我知道每一步会怎样，我的思绪极为清晰。
“可是她为什么想嫁给菲尔莫尔?是不是真的爱上他啦?”
我问他：“银行里的钱是谁的?是她爹的还是你的?”
伊薇特笑起来：“也许用自行车打气筒打气来着。”她又补充道：“真的没有怀孕，大肚子是喝酒喝出来的。吉内特喝起酒来简直是牛饮，等她从乡下回来你们会看到她更肥。她父亲是酒鬼，她也是酒鬼。也许她会得上淋病，不过并没有怀孕。”
他嚷道：“是我的，是我母亲寄给我的。我才不要吉内特的臭钱呢。”
卡尔问：“她的肚子怎么会那么大?”
“妙极啦！”我说，“好，现在咱们搭出租车回到那儿，把钱全取出来。然后，咱们去英国领事馆弄一份签证。今天下午你就坐火车去伦敦，再从伦敦乘最早一班船回美国。我建议你这样走，因为这样你就不必担心她来追你，她绝不会疑心你是从伦敦走的。若要去找你，她自然会先去勒阿弗尔或瑟堡[2]……还有一件事，你不要回去取东西。你得把一切都留在这儿，让她留着吧。她的法国人脑瓜永远不会料到你不带包或行李就溜之大吉了，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法国人绝不会想到能这样做……除非他跟你一样疯癫。”
事情发展得十分顺利。吉内特同她父母一起回到外省老家住了一段时间，伊薇特则定期来旅馆看望卡尔。她以为卡尔是这家报纸的编辑，后来一点点地吐露了很多秘密。有一天她玩痛快了，喝醉了，便告诉我们吉内特不过只是一个婊子，一个吸血鬼，从来如此，还说吉内特未曾怀过孕，而且现在也未怀孕。对于其他指责，我和卡尔不大怀疑，不过对于吉内特没有怀孕这一说，我们不大有把握。
“你说的对！”菲尔莫尔嚷道，“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办法。再说，如果她肯给，以后你还可以把东西寄给我，不过现在这无关紧要。可是，天啊！我连一顶帽子都没有！”
医生们解释说，这一切都是好迹象，他们说他快痊愈了。当然，吉内特却认为他比以前更疯癫，不过她在为他祈祷，希望他尽快出院，这样她就能带他到乡下走走，那儿闲适、宁静，会使他恢复理智。与此同时，吉内特的父母来到巴黎看女儿，他们还来庄园看望未来的女婿。他们以自己的狡黠方式大概也算计出女儿嫁给一个发疯的丈夫也总比没有丈夫好。当爹的认为他能替菲尔莫尔在农场里找点儿活干，他说菲尔莫尔毕竟还不算坏。等从吉内特那儿听说菲尔莫尔的父母有钱，他便变得更加宽容，更加通情达理。
“你还要帽子干什么?到了伦敦，你可以买到你需要的一切。现在最要紧的是要快，我们得了解清楚火车几点开。”
菲尔莫尔住在庄园里时，我自始至终没有去看过他。这没有必要，吉内特会定期去看他，可以把情况全转告我。据她说，医生们认为有希望在几个月内使他恢复理智，他们认为他是酒精中毒，除此之外没有什么问题。当然，他有性病，不过那倒不难治。就他们所知，还算幸运，他并没有染上梅毒。于是他们先从使用洗胃器着手，把他体内彻底清洗一遍。有一阵子他身体太弱，无法起床。他的心情也很沮丧，他说并不想治愈，他想死。他执拗地不断重复这番废话，后来他们都惊慌起来。我想，假如他自杀了，对医院的名声不好。总之，他们开始给他采用精神治疗，还利用治疗间歇期间拔他的牙齿，越拔越多，直到他口中一颗牙也不剩。他们原指望此后他会感觉好些，奇怪的是他竟不觉得好受，反倒比以往更加消沉，开始掉头发。最后他成为偏执狂，指责医生们做了种种坏事，质问他们有什么权利扣留他，他究竟做过什么竟被关押起来，等等。经过一段可怕的消沉之后，他突然又变得精力充沛，威胁说如果不放他走，他就要炸掉这个地方。对吉内特而言，更糟糕的是他已完全摆脱娶她的念头。他直截了当地对她说，他不想娶她，假如她发疯，生下一个孩子，那么她就该自己养活他。
他掏出钱包说：“喂，我把一切都交给你去办。拿着，拿着这个。该办什么就办吧。我太虚弱啦……我头晕。”
也许我本可以独自一人去，我只是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同这两个女人一起去。我叫她们在楼下等一等，我穿好衣服就来，心想这样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找一个不去的借口。可是她们不肯离开房间，她们坐着看我洗脸穿衣，好像天天都如此。正穿着，卡尔闯进来。我用英语把情况简单告诉他，然后我们编造出一个借口，说我有要紧的工作要做。为了蒙混过关，我们端进来一些甜酒，并给她们看一本有淫秽画儿的书解闷。伊薇特早已完全放弃去庄园的想法，她同卡尔相处得非常好。到动身的时候，卡尔便决定陪她们一起去。他认为看看菲尔莫尔同一大群疯子一起走来走去很好玩，还想看看疯人院里是什么样子。于是他们动身，带着几分醉意，情绪非常高昂。
我接过钱包，把他刚从银行里取出的钞票全倒出来。一辆出租车正停在路边，我们便坐上去。大约四点钟有一趟火车驶离北方车站。我在计算时间——银行，英国领事馆，美国捷运公司，火车站。行！差不多还来得及。
遗憾归遗憾，后来想起来我倒很高兴自己这样做，因为紧接着第二天就出事了。第二天，我还没来得及起床她俩就来了。“乔乔”被人转移出医院，他们把他囚禁在乡下一所小“庄园”里，距离巴黎只有几英里之遥。他们叫它“庄园”，其实这是“疯人院”的一种礼貌说法。她俩叫我马上穿好衣服跟她们走，她们惊恐不安。
我说：“振作起来！保持冷静！哼，再过几个小时你就渡过英吉利海峡啦。今晚你就会在伦敦逛街，听英语听个够。明天你就到了大海上，那时候你就是一个自由人，不必再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等你到达纽约，这一切不过只是一场噩梦而已。”
我们坐下来正要吃饭，吉内特的一个朋友来了。她是一个小婊子，住在大厅顶端。吉内特马上打发我下楼再去取一些酒，待我回来，她俩已经谈完该谈的事情。她这位朋友伊薇特在警察局工作，据我推测，她是一个向警方提供情况的线民，至少她试图让我相信是这样的。显然，她不过只是一个小婊子，只是对警方和他们的工作很着迷罢了。吃饭时她俩一直竭力劝我陪她们参加一场风笛舞会，她们想快活一下。“乔乔”住进了医院，吉内特很寂寞。我告诉她们，我要去上班，不过晚上不当班时我会来带她们出去玩的。同时也说明，我没有钱可以花在她们身上。一听这个，吉内特很惊愕，不过假意说那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只是为显示她是一个多么讲交情的女人，她竟执意要雇一部车子送我上班，她这样做是因为我是“乔乔”的朋友，那么也就是她的朋友啦。我暗忖：“还有呢，一旦你的‘乔乔’出什么问题，你就会飞快地跑来找我。那时候你就会明白我是怎样的朋友啦！”我对她殷勤备至。我们在办公室前下车以后，我还听她们的话，一起再喝了最后一杯茴香酒。伊薇特问我，她能否在我下班后来找我，她说有很多事情要同我私下谈，但是我设法在不伤害她感情的前提下拒绝了她。遗憾的是，我不够警惕，还是把住址告诉了她。
这番话使他大为激动，双脚来回蹭蹬几下，仿佛想在汽车里就撒腿起跑。在银行里，他的手抖得厉害，几乎不能签名。签名这件事我无法代劳，可我想若是有必要，我可以把他按在马桶上，替他擦屁股。我决意把他送上船弄走，哪怕得把他折起来塞进一只箱子里也罢。
可我仍然认为说明这一点是我的职责，她便像一头海象一样猛哭，又斟上一些酒。过了才几分钟，她又纵情大笑，她笑是因为想起他俩上床后常常打架。她说：“他喜欢我跟他打架，他是一个野人。”
赶到英国领事馆已到了吃午饭的时间，那儿已经关门。这意味着要等到两点，除了去吃饭，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消磨时间的方式。菲尔莫尔当然不饿，他主张吃一块三明治拉倒。我说：“去他妈的！你得请我吃一顿好饭，这是你在这儿吃的最后一顿丰盛的饭，也许过很久才能再吃到呢。”我领他来到一家舒适的小餐馆，叫来一大桌菜。我要了菜单上最好的甜酒，不管价钱，不论味道好坏。他的钱全在我的口袋里，我觉得钱很多。以前我当然从来没有一次兜里装过这么多钱。破开一张一千法郎的大钞真是一种享受，我先把它举到亮处观察漂亮的透明花纹。好漂亮的钱！这是法国人大规模制造的为数不多的东西之一，而且造得很精美，仿佛他们对这种象征物也怀有大爱。
她呻吟道：“我的天呀，别说这些啦！别说这些啦！”
吃完饭后，我们又来到一家咖啡馆。要咖啡时我一起叫了查特酒。为什么不呢?我又破开一张钞票，这一回是一张五百法郎的票子，是一张干干净净的新票子，又硬又脆，摆弄这样的钱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侍者找给我一大堆肮脏的旧票子，是用一条条胶纸粘在一起的。我得到一大堆五法郎、十法郎的票子和一衣袋硬币，像中间有孔的中国铜钱。我简直不知道该把钱装在哪一只袋里，我的裤兜里鼓鼓地塞满硬币和钞票。在公共场所里掏出那么多钱来使我略感不快，我怕我们会被人看作两个贼。
我又问：“哪怕他是瞎子?”
等我们来到美国捷运公司，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刚才英国人以他们一贯笨手笨脚的混蛋方式叫我们等得心急如焚。而这儿人人脚下却都像装上轮子似的在滑行，他们动作太快，结果每一道手续得重来一遍。等所有的票据上都签好字，用一个小夹子整整齐齐夹上，我们这才发现菲尔莫尔的签名签错了地方。没有别的法子，只好一切从头开始。我站着看他坐在那里一笔一笔地写，同时还盯着那只钟。把钱交出去真叫人不好受，谢天谢地，不用全交，可也交出一大笔。我袋里大概装着两千五百法郎，我说的是大概，我已不再一法郎一法郎地细数，一两百法郎的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至于菲尔莫尔，他昏昏沉沉地办完全部手续。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只知道他要为吉内特留一点儿。他也说不上留多少，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们要算一算账。
第二天我找到她，她住在拉丁区。一弄明白我是谁，她便变得非常友好。她自报名叫吉内特，块头很大，消瘦，健康，有一颗门牙崩落了一半，是那种农家女的形象。她精力充沛，眼神中流露出几分狂躁。她做的头一件事便是哭，然后，想起我是她的“乔乔”的老朋友，便跑下楼去拿来几瓶白葡萄酒。她就这样称呼他，还执意留我同她一道吃饭。喝过酒后，她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伤感。我根本不用问，她自己就像一部自动上发条的机器一样说起来。最使她担忧的是，待他们放他出院后，他能重新去工作吗?她说她父母有钱，不过生她的气，不赞成她放纵的生活方式。他们尤其不喜欢菲尔莫尔，他没有礼貌，又是美国人。她恳求我宽宽她的心，说他仍能回去工作，我便毫不犹豫地照办。然后她又恳求般地问我，他说过要娶她，他的话是否可信。现在肚子里有孩子，又得了性病，她已不可能再嫁给一个法国人。这是显而易见的，是不是?当然，我宽慰她。这一切我都清楚极了，只是有一点，菲尔莫尔怎么居然会爱上她。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我的职责是安慰她，于是我就给她讲了一大通胡说八道的话，说一切都会好的，而且我还要做他们孩子的教父呢，等等。这时我才猛地想起这件事很古怪，她竟还想要这个孩子，他可能一生下来就是瞎子。我尽量委婉地告诉她这层意思，她却说：“这并没有什么关系，我就是要一个跟他生的孩子。”
慌乱中，我们竟忘记把所有的钱都兑换掉，现在已经坐上出租车，而且也不能再耽搁时间。现在要做的是看看究竟还剩下多少钱，我们很快掏空衣袋，把钱分成几份。有些钱扔在地上，有些放在座位上，令人茫然不知所措。我们有法郎、美元和英镑，还有那些零钱。为了简单些，我极想捡起那些硬币扔到窗外去。最后我们把它全部清点一遍，他拿着英镑和美元，我拿着法郎。
听他这么说我忍不住也笑起来。我不明白，他这是怎么回事。最后我只得答应去看看那个姑娘，向她解释解释这些事情。他要我支持她，安慰她，还说他可以信赖我之类的话。为了给他宽心，我答应他提出的一切要求。我并不认为他真的发疯，只是有点儿灰心丧气而已，是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心理危机，是道德准则的突然迸发。我对这个姑娘抱有很强烈的好奇心，想知道整个事情的内幕。
我们必须快点决定拿吉内特怎么办，给她多少钱，对她怎么说，等等。他企图编好一个故事叫我讲给她听，说他不想伤她的心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我只有打断他。
我这番话一定说服了他。我话音未落，他就把手表、表链、钱夹、兄弟会证章等东西全交给我。他说：“把这些东西收好。这伙王八蛋想把我抢光。”突然他又大笑起来，这种古怪、郁郁寡欢的笑声会使你坚信这人愚不可及，不论他是不是真的很蠢。他说：“我知道你会认为我疯了，可我想弥补我做过的事情，我想结婚。你瞧，我并不知道自己有性病，我把病传染给她，又让她怀孕。我对医生说过，我不在乎自己会怎样，可是我要他准许我先结婚。他说要等我好一点儿再说，可我知道病永远不会好。我这就要完蛋啦。”
“别管怎么对她说，全交给我好啦。问题是，你想给她多少钱?为什么还要给她钱?”
我说：“这正是他们留你住在这儿的原因，等你的钱花光了，他们会很快叫你搬走的。你不用操心。”
这话就像在他屁股底下引爆一颗炸弹，他又哭起来。哭得很凶，比刚才哭得还凶，我以为他就要倒在我手上。于是我不假思索地说：“好吧，把法郎都给她好啦。那可以叫她维持一阵子。”
我估计，他们还没有认定菲尔莫尔是否已完全神经错乱，我在楼上一个单人病房里找到他，他仍享有正常病人的一切自由。我去时他刚刚洗完澡，一看到我他便失声痛哭起来。他立刻说：“全完了，他们说我疯了，也许还得了梅毒。他们说我有夸大妄想。”他倒在床上轻声啜泣，哭一阵又抬起头来微笑，真像一只刚刚睡醒的小鸟儿。他说：“他们为什么不把我安排在普通病房里，或是疯人院?我可付不起这笔钱，我还剩最后五百美元。”
他无力地问：“有多少?”
很明显，我不在这儿期间已经发生过一些事情。听说菲尔莫尔的不幸我很难过，他从前对我好得要命。同范诺登分手后，我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径直来到医院。
“不知道，两千法郎上下，反正比她应得的要多。”
接着他换了一个话题：“对啦，你的那位朋友菲尔莫尔已经住进医院。我想他是疯了，反正这是他的姑娘告诉我的。你不在这儿时，他找了一个法国姑娘，他俩一度打架打得很厉害。女的是一个大块头，很壮实的婊子，是那种粗蛮的女人。我倒不在乎跟她睡一回，只是怕她会把我的眼珠子抠出来。菲尔莫尔经常脸上、手上带着被抓破的伤痕走来走去。有时她好像也被人揍肿了，要不就是她从前常挨揍。你了解这些法国娘儿们，她们恋爱时会失去理智。”
他乞求道：“老天！别这样说！不管怎么说，我这样一走就把她坑苦啦，她家里人现在不会再收留她。给她吧，全都给她……我不在乎多少。”
于是生活回到从前，我们三人步行上下班，常发生小口角、小争斗。范诺登仍为他的女人、为把肚子里的脏东西冲洗出来发牢骚，只是现在有了一种新消遣。他发现手淫不那么令人烦恼。他把这个新闻告诉我后，我着实诧异一阵，认为像他这样一个家伙不可能在自慰中得到乐趣。他又向我描绘他是如何弄的，这就更使我诧异不已。用他的话说，他“发明”了一种新技艺。“你拿一个苹果，挖掉果心，然后在里面抹一些冷奶油，这样它就不会融化得太快。哪天试试看！一开始会叫你神魂颠倒的。不管怎样，这个办法很便宜，也不用花费多少时间。”
他扯出一条手帕来擦眼泪。他说：“我忍不住，这叫我太难受了。”我什么也没说。突然他直挺挺地趴在地上，我以为他昏迷过去还是怎么的。他却说：“老天呀，我想我该回去，我该回去听她破口大骂。她若有个好歹，我永远也不会原谅我自己。”
到了早上，我租下一个俯瞰楼下小庭院的房间，背着夹板广告牌做广告的人总到这个小院子里吃午饭。中午，我叫卡尔一同去吃早饭。我不在这儿的时候他和范诺登养成一种新习惯，每天都去库波勒饭店吃早饭。我问：“为什么非去库波勒不可?”卡尔答道：“为什么非去库波勒?因为库波勒全天都上麦片粥，麦片粥是叫你吃了拉屎的。”于是我说：“明白啦。”
这话使我大吃一惊。“老天爷！你可不能这样做！现在不行，太迟了。你去搭火车，我自己去对付她。我一离开你就去找她。唉，你这个可怜的傻瓜，一旦她猜到你曾经想过甩下她逃走，她就会宰了你的。你想到这一层吗?你再也回不去啦，这事儿已经定啦。”
想不想去?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看到卡尔又开始同她调情，我才决定去。我先问她是不是太累。这是一个没有用处的问题，一个婊子永远不会累得分不开两条腿，尽管有些婊子会在你趴在她们身上使劲儿时睡过去。最后我们商定到她的房间去，这样这一夜我就不必再付钱给旅馆老板。
再说，还能有什么“好歹”呢?我自问。自杀?那样更好。
卡尔说：“她就住在这个旅馆里，三楼。你想到她的房间去吗?我替你安排。”
我们乘车来到火车站，还有十二分钟才到开车时间。我不敢马上同菲尔莫尔告别。我觉得，尽管迷糊了，到最后一分钟他仍有可能跳下车，再次跑回吉内特身边。无论什么事情都会叫他改变主意，哪怕只是一根稻草呢。于是我拽着他过街来到一家酒馆里。我说：“现在，你再喝一杯茴香酒，最后一杯。我来付钱……付你的钱。”
这时，床上那个姑娘醒了，正揉眼睛呢。我看她也挺小的，长得不丑，不过蠢得要命，想马上知道我们在谈什么。
听到这话，他不安地瞅我一眼，喝下一大口茴香酒，然后像一条受伤的狗那样扭过头来说：“我也知道不该把那些钱都托付给你，可是……可是……唉，算了。你看着办吧。我不想让她自杀，就是这样。”
“哭几声就完了。她能干什么?不到法定自立年龄……我只好保证不再见她，也不写信。我现在等着瞧的就是她会不会躲着不露面，她来这里那会儿还是处女呢。关键在于，她不跟男人睡能熬多久?在这儿时她怎么也睡不够，差点儿把我累趴下啦。”
“自杀?她不是那种人！若相信这话，一定是你自己想得太多。至于钱，尽管我不愿意给她，我还是答应你直接去邮局电汇给她。我不会多耽误一分钟。”正说着，我看到一个旋转货架上摆着几张明信片，我抓过一张，是绘有埃菲尔铁塔的那一种，我叫他在上面写几个字。“告诉她，你现在已经出海航行。告诉她，你爱她，一到美国就会打发人来接她……去邮局时我会用气压传递快件把它发出。今晚我就去看她。你放心，一切都会好的。”
“那么，她爹妈来带她走时怎么样?她大吵大闹吗?”
我们边说边又过街来到火车站。还有两分钟就要开车，现在我觉得保险了。在大门口我拍拍他的背，指指火车。我没有同他握手，他的口水会流得我一身都是。我只是说：“快点！车马上要开了！”说完我转身拔腿就走，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他是否上车。我不敢看。
“哄你?瞧，瞧瞧这个！”说着，他给我看那个姑娘画的水彩画，画的是娇小可爱的物件：一把刀子和一条面包、桌子和茶壶，每一样东西都越画越高。卡尔又说：“她爱上我啦。她像个孩子，我得告诉她什么时候刷牙，教她怎样戴帽子。瞧这儿，瞧瞧这些棒棒糖。我每天总要给她买几根棒棒糖，她喜欢棒棒糖。”
把他匆匆送走时，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一来我也就摆脱了他。我向他许诺过很多事情，可那只是为了叫他别再嚷嚷。说起去见吉内特，我同他一样缺乏勇气，自己就先被吓坏了。这一切发生得那么快，简直不可能完全把握住这局面的关键所在。我在甜蜜的迷糊中离开车站，手里捏着那张明信片。我靠在一根灯柱上，读那张明信片上面的话，这封信写得有点荒谬。我又读一遍，弄清楚自己确实没有做梦，然后就把它撕掉，扔进阴沟。
“乔，这件事情有点儿古怪。你不是想哄我吧?”
我忐忑不安地四下张望一番，有点儿期待吉内特举着战斧朝我追杀过来。没有人跟着我，我便懒洋洋地朝拉斐特广场走去。我刚才说过，这天很美。天上悬着一朵朵淡淡的松软白云，随风飘荡，遮阳篷布在风中啪啪扑动。在我眼里，巴黎还从来没有像这一天这么美，我几乎有点儿后悔把那个可怜的家伙送走。在拉斐特广场，我面朝教堂坐下，凝视钟塔。它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建筑，不过那蓝色的钟面总叫我为之着迷。今天它比以往更蓝，我简直无法把目光从上面移开。
“对了。那又为什么不行?假如我先看到的是妈妈，我绝不会再瞧女儿一眼。我怎么知道她才只有十五岁?你睡一个女人之前总不会先问她多大了，对吗?”
除非菲尔莫尔发疯发得太厉害，给吉内特写信，说明一切，否则她永远也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即使她知道菲尔莫尔留给她两千五百法郎，她也无法证明这一点。我始终可以说，这是菲尔莫尔臆想出来的，一个不戴帽子就走掉的疯家伙会编造出两千五百法郎和别的事情来。我在纳闷，到底有多少钱?我的衣袋被沉甸甸的钱拉得坠下来，我把它全掏出来，细细数一遍。一共是两千八百七十五法郎零三十五生丁，比我预计的还多。必须花掉那七十五法郎零三十五生丁，我只要一个整数，要整整两千八百法郎。正在这时，我看到一部出租车开到路边，一个女人双手抱着一只白狮子狗从车上下来，那狗正在朝她的绸裙子上撒尿。带着一条狗兜风，这主意使我大为恼怒。我暗暗对自己说，我一点儿也不比她的狗差。我朝司机打个手势，叫他载我穿过布瓦公园。他想知道确切的地址，我说：“随便哪儿。穿过布瓦公园，围着它兜一圈。不用快，我不赶着要上哪儿去。”我靠在后座上，让路边的房屋嗖嗖掠过，还有参差不齐的屋顶，烟囱顶，涂上颜色的墙，小便池，叫人头晕眼花的十字路口。路过圆点广场时我想去撒泡尿，说不上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叫司机等着。这是我平生头一回撒尿时叫出租车等着。这样会浪费多少钱?不太多。有了兜里那些钱，就算是叫两辆出租车等着，我也花得起。
“爱上当妈妈的?”
我仔细看看四周，可是没有看见什么值得一看的东西。我要的是新鲜、没有人动过的，来自阿拉斯加或维尔京群岛的干净、新鲜、带股天然芳香的皮肤。不用说，走来走去的女人中没有这样的。我并不非常失望，也不太在乎是否找得到。要紧的是永远别太着急，到时一切自然都会有。
“她吓得要死。你瞧，她来时戴着一块小手表，可慌乱中我们找不到这块表啦。她老妈一定要我找到它，否则就叫警察。这你就明白当时的情形不妙。我把整个房间翻得底朝天，还是找不到那块见鬼的手表。那当妈的气疯啦。尽管她对我很不客气，我还是喜欢她，她比她女儿长得还漂亮呢。瞧，我要给你看看我刚开始写给她的信。我爱上她了……”
我们驶过凯旋门，几个游客在无名英雄纪念墓附近游荡。穿过布瓦公园时，我打量所有坐在高级轿车里出风头的阔婊子，她们呼啸而过，仿佛有一个目的地似的。毫无疑问，她们这样做是想显得有身价，叫世人看看她们的劳斯莱斯和希斯巴诺苏莎高级轿车跑得多么平稳。我内心的思绪却跑起来比劳斯莱斯更加平稳舒服，像天鹅绒一样平滑。天鹅绒的皮层，天鹅绒的脊柱，还有天鹅绒的轮轴润滑油。啊！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口袋里装着钱，像喝醉酒的水手一样半个小时就把它挥霍光。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你的，而最妙的是，你不知道拿它怎么办才好。你可以坐在车里让里程表疯了似的猛转，可以让风吹拂头发，可以停下喝一杯，可以大方地付小费，还可以摆臭架子，好像天天都如此生活。不过你却无法酝酿一场革命，也无法把肚子里所有的脏东西都冲洗出来。
“那个姑娘呢?她怎么说?”
来到奥特伊门，我叫司机朝塞纳河开。我在德塞夫尔桥那儿下车，沿河步行朝奥特伊高架桥走去。河流在这儿仅有一条小溪那么宽，树木低垂到河堤上。河水是绿的，水面非常平静，尤其是在靠近彼岸的地方。不时有一只平底大船突突驶过，穿紧身游泳衣的人们站在草地上晒太阳。每一件物体都显得很近，都在颤动，都在同强烈的光线一起振动。
他说：“你笑什么?也许我会为这件事坐牢的。还好，我没有让她怀孕。不过这也很奇怪，因为她从来不采取妥当的措施照顾自己。你知道是什么救了我?叫我说，是《浮士德》。就是它啦！她老子正巧看见它放在桌上，便问我懂不懂德文。事情这样一件件连下去，不等我醒悟过来他已经在瞧我的书啦。幸好，我凑巧把莎士比亚的剧本也摊开来，这使他大为吃惊，说我显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
经过一个设有座席、供应啤酒的花园，我看到一群骑自行车的人围坐在一张桌子边。我在附近找到一个座位，叫了半升啤酒。听着他们喋喋不休的闲扯，我一刹那间又想起吉内特，仿佛看见她在屋里走来走去，顿脚，扯自己的头发，像一头野兽那样又哭又号。我看见菲尔莫尔的帽子放在帽架上，心想不知我穿上他的衣服合不合适，我尤其喜欢他那件套袖大衣。哈，现在他准是已经上路。再过一会儿，船就会在他脚下晃动。英语！他想听到人们说英语。多么古怪的念头！
我大笑，卡尔正是一个把自己置于这种狼狈境地的人。
我突然又想到，若是想走，我也可以回到美国去。这是我头一次遇到这样一个天赐良机，我问自己：“你想走吗?”没有回答，我的思绪又转到其他事情上去，转向大海和大洋彼岸，离开美国时我回头最后看过它一眼，看见摩天大楼在一片雪花中渐渐消失。现在我又看见这些摩天大楼赫然耸立在眼前，同我离开时一样，阴森森的。我看到光线从它们的肋间透出，从哈莱姆到炮台公园，整个纽约展现在眼前。我看到被蚂蚁般的人群堵塞的街道，看到高架铁道上的车呼啸而过，看到人流涌入剧院。我隐约想到，不知我老婆现在怎样。
“我马上就给你看我的答复，我要把它写进我的书里。你的问题在于你不是德国人，要想理解歌德你必须是德国人。得啦，我现在不打算给你解释，我已经把它全写进书里……顺便说说，我现在又新弄到一个女人，不是这一个，这一个是傻瓜。我是几天前才把她弄到手的，我说不上她还会不会来找我。你不在这里时，她一直跟我一起住。那天她爹妈来把她领走了。他们说她才十五岁。你能想象得到吗?他们还把我吓得屁滚尿流……”
这一切平静地从我脑海里穿过，我变得非常安详。塞纳河在这儿静静地环绕群山，它喜爱这片浸透往事的土地。不论一个人的思绪漫游到何处，他永远不会把这条河同人类的活动分开。天啊，黄金般的祥和气氛在我眼前闪现，只有一个患神经病的人才想掉头走开。塞纳河这样静悄悄地流淌，人们几乎注意不到它的存在。它一直躺在那儿，宁静而又谦和，像人身上流动的一条大动脉。在笼罩于身上的美妙祥和气氛中，我似乎已经爬上一座高山的顶峰。此时此刻我可以放眼四周，领略这番风景蕴涵的意义。
“我喜欢你写来的那封谈歌德的信。”他说，一边用一条脏短裤擦擦那玩意儿。
人类是一些古怪的动植物。从远处看显得微不足道，走到近处又显得丑恶、刻毒。他们最需要的是周围有足够的空间，比时间更多的空间。
我找到他说的那个三明治，还有三明治旁他啃过的一块奶酪。他坐在床边给自己注射弱蛋白银[1]，我吃光了三明治和奶酪，还喝了一点甜酒。
太阳正在落山。我觉得这条河正从我身上流过——它的过去，它年代久远的土壤和多变的气候。群山轻柔地围绕着它，因此它的流向早已确定。
“食品橱里有吃的，”卡尔说，“自己拿吧！刚才我正要给自己打一针呢。”
【注释】
坐下来仔细打量一番这间屋子后，我才悟到自己已回到巴黎。这是卡尔的房间，一点儿不错，像一个松鼠笼和厕所的结合体。桌上几乎找不到一处能摆放他的袖珍打字机的地方，而且总是这副样子，无论他是否在和一个女人同居。一本词典总是翻开，压在一卷涂金边的《浮士德》上面，总摆着一只装烟草的袋子、一顶贝雷帽、一瓶红酒、信件、手稿、旧报纸、水彩画、茶壶、脏袜子、牙签、克鲁申嗅盐、避孕套，等等。坐浴盆里扔着橘子皮和吃剩的火腿三明治残渣。
[1] 一种杀菌剂。
我一下车便立刻来到宜必思酒店，卡尔就住在这儿。他一丝不挂地来开门，这天他是晚上休息。同往常一样，床上有个女人。他说：“别管她，她睡着了。假如你想睡女人，就睡她好了。她还不赖。”他拉开被子让我看看她的容貌，可是我还不想马上睡女人。我太激动啦，像一个刚刚从狱中逃出的犯人。我只是想看，想听。从车站一路走来，像是做过一场大梦，我觉得自己已离开巴黎多年。
[2] 法国西北部重要港口，位于科唐坦半岛北部。
待我设法逃离这座感化院已是春天了，那是命运的巧妙安排。有一天，卡尔打电报通知我“楼上”腾出一个空位置，他说如果我打算接受这个工作他就寄路费来。我马上回电，钱一寄到我就直奔火车站，跟校长先生或其他人什么都没有说。正如人们所说，我是不辞而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