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您交了坏朋友，先生。”
“保尔早先当过卢尔赌场的招待，他是市立赌场的筹码兑换员，后来又当了酒吧招待……再后来他去了巴黎，我就再没见过他。他蹲过监狱……我要是您呀，一定得小心点儿。”
他抬起头来，用一种既揶揄又郑重的声调说：
他用犀利的小眼睛盯着我看。
“最后一次我见他的时候，他在加玛格放马群呢……”
“我喜欢给游客们一点儿忠告……”
“我不太清楚，”我说，“我和他不怎么熟。”
“可我并不是游客。”我说。
“他现在干什么啦，这个亚历山德里？”
“是吗？您住在尼斯？”
他的眼睛始终没离开照片。
“不。”
“亚历山德里。保尔·亚历山德里。我说得对不对？”
“尼斯是一个危险的城市，”他说，“在这儿有时候会遇到坏人……”
他以为我故意让他猜谜。
“我不知道他叫亚历山德里，”我告诉他，“他说他叫尼尔。”
“他叫什么名字？”
“什么……您说他自称什么？”
“绝对肯定。”
“尼尔。”
“您能肯定吗？”
我把这个名字的字母拼给他听。
“认识，我们小的时候住在同一个区……利桂叶区……”
“我的天哪！保尔说他叫尼尔……尼尔，这是我们小时候一个在西米叶大道住的美国人的名字。那是个大别墅，叫蓝堡。保尔还带我到别墅的花园里去玩过呢，那是在战后的时候……他爸爸在别墅里当园艺师……”
“那么，您曾认识他了？”我这样问他，并不太指望他的回答，我已经习惯了一切事实都从我面前逃掉。
我穿过马塞纳广场。警察局办事处就在不远，市立赌场旧址的栏杆后边，尼尔就是在那儿当过筹码兑换员。什么是“筹码兑换员”呢？我来回踱着，看着一辆辆大轿车在汽车站进进出出。终于，我鼓起勇气一下冲进警察局，好像生怕不这样自己又会打退堂鼓。
侍者给我们端来两杯香槟酒。我假装喝了一口，而他，端起杯子一饮而尽。
在大厅里，我向一个坐在办公桌后面的男人打听，报告“失踪”该找哪个部门。
“您知道吗，以前我认识这个家伙……可是我已经好几年没见他了……那天照相的时候怎么都没看出来是他！街上人来人往的……”
“什么失踪？”
“不完全是。”
立刻，我已经为自己的举动后悔了。现在人家要向我提问题了，而我不得不详细回答。他们不会满足于模棱两可的回答。我似乎已经听见了打字机单调的咔嚓声。
“这是您的朋友吗？”他指着尼尔问我。
“一个人的失踪。”我说。
这是我第一次能和什么人讲话。我从钱夹里拿出那张照片。他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忽然皱起了眉头。
“二层楼，二十三号办公室。”
“哦……什么都干一点儿。”
我不愿坐电梯，徒步走上楼来。沿着一条浅绿色的走廊，一个挨一个的房门上标着单数的房号：三号，五号，九号，十一，十三……然后通道向左拐了九十度角：十五，十七……二十三。房顶上的圆灯强烈地照在门上，使我不由得眨了眨眼。我敲了好几下房门，一个尖锐的声音让我进去。
“是哪一种呢？”
一个戴眼镜的金发小伙子双臂交叉地俯在金属办公桌上。他的身旁有一个浅色的小木桌，上面放着一架罩着黑塑料布的打字机。
“是的。”
他向我指了指他对面的椅子。我坐了下来。
“那么，您也曾经是摄影师？”
“是为了一个失踪好几天的女朋友。”我说。我的声音在我自己听来就像是别人的一样。
“是的，人很多……”
“一个女朋友？”
“我不记得所有的人，人太多了，您知道……”
“是的。我们认识了两个人，他们请我们去饭馆吃饭，吃完饭以后我的朋友就和他们坐着一辆奥贝尔汽车不见了……”
“在英格兰人大道，您曾经给我照过一张相。”我对他说。
“您的朋友吗？”
他在我对面坐下，把相机放在桌子上。
我说得很快，好像预料到他要打断我，而我却只有几秒钟时间向他解释一切一样。
“是吗？”
“从那儿以后，我再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我们遇见的这两个人自称叫尼尔先生和夫人，住在西米叶大道的一所属于美国大使馆的别墅里。还有，他们用的是一辆有外交使团牌照的车，那辆车现在一直停在别墅前面……”
“从前我也是摄影师呢！”我说。
他听着我说，下巴托在掌心里，而我却不能停嘴。那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把这些事情一个人闷在心里，没有机会告诉任何人……
“非常愿意。”
“那个人并不叫尼尔，也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是美国人……他叫保尔·亚历山德里，是尼斯人……这是他的一个童年伙伴告诉我的。这个人是英格兰人大道上的摄影师，他给我们照过一张相。”
“您要不要和我喝一杯？”我对他说。
我从钱夹中掏出那张相片递给他。他小心地用拇指和食指夹起相片，好像拿着蝴蝶标本的翅膀那样，然后放在办公桌上，并未看一眼。
“五十法郎。”
“那个保尔·亚历山德里是照片上的左起第三个人。他曾经是卢尔赌场的招待……他进过监狱……”
他把相片装进一个硬纸壳的相框，递给我：
他用指尖把相片朝我这边推了推，显出对这材料不以为然。而保尔·亚历山德里尽管蹲过监狱，也引不起他的一点儿兴趣。
“不完全是。”
“我的女朋友戴着一件价值很高的首饰……”
“您是旅游吗？”
我感到一切都将失去平衡了。只要再讲出几个细节，我生活中的一个阶段就会在这里，在这个警察局的办公室里告终。我深信这个时刻到了：他就要揭开打字机的黑盖布，把机器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放入一张白纸，在一阵吱吱声中把它卷上去，然后抬起脸望着我，用温和的口吻对我说：
“是的。”
“请您讲吧。”
“一个人在尼斯？”
然而实际上他仍然一动不动，一声不响，下巴依然托在手掌心里。
他一边等着手里捏的照片干燥，一边好奇地打量我。
“我的女朋友戴着一件非常贵重的首饰。”我用更坚定的口气又重复了一遍。
他对我举起相机，闪光灯刺痛了我的眼睛。
他还是一言不发。
“是的，请。”
“那个自称是美国人的保尔·亚里山德里注意到我朋友戴的那件首饰，他甚至向我建议要买它……”
“照相吗？”
他直起了身子，把两只手平放在办公桌上，拿出一副要结束这场谈话的架势。
他走遍了每一个餐桌，问吃饭的人是否愿意来一张“纪念相”，但是没有一个人要。最后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似乎迟疑了一下，大概因为我是独自一人吧。
“她真是您的女朋友吗？”他问我。
一个留着胡子的男人进来了，他斜背着一架照相机，带进来一股外面的冷空气。我一下子从麻木状态中惊醒，我认出了这个穿天鹅绒外衣、长着一副拙劣画匠脸的摄影师，他常在地中海宫殿门口转悠，而且给尼尔夫妇、希尔薇娅和我照了一张相。这张相片我一直装在钱夹里带着。
“是的。”
经历过的一个个事件都越来越模糊，到后来竟烟消云散。脑子里只剩下了这一刹那间的印象：满屋的食客，巨大的壁炉，墙上挂的古亚第的仿真画，以及嗡嗡的谈话声……除了这一刹那什么也不存在了。我不敢站起来，也不敢离开这个餐厅。仿佛只要走出这个门，我就会立刻跌入深谷……
“那么说，您跟她没任何亲戚关系？”
我问饭店老板和每一个侍者是否认识尼尔夫妇，没人听说过这个名字。可尼尔却告诉过我们他是这儿的老主顾了。吃饭的客人高声交谈着。一片嘈杂使我头脑发木，弄不清自己为什么来这儿，甚至连自己身在何处都不明白了。
“没有。”
我选择了那天约会时的同一张桌子，靠近巨大无比的壁炉，并且在一张椅子上坐下了。是的，我希望通过重到这些地方、重复同样的动作把看不见的线索连接起来。
“我们的机构名称是：寻找失散家人。这个人显然不是您的亲属，如果我没弄错的话……”
只有一天晚上例外。那是在邦切特街的意大利饭馆，尼尔夫妇第一次约我们出来的地方。
“不是。”
我想把我们和尼尔一起去过的所有地方再走一遍，希望从中找出一条线索。也许在这些地方会看见他们和希尔薇娅一起出入。我想象着像拍电影那样用蒙太奇手法将画面倒回去，不厌其烦地观察同一个片断的每个细节。但每次放到我手拿两盒美国烟走出加拉克饭馆的镜头，不是胶片断了，就是拷贝放到头了。
“因此……”
不错，那正是一辆和尼尔的车非常相像的汽车。
他摊开两臂，作出一个教士般温和的无可奈何的姿势。
“那儿，最里边的拐角有一辆……”
“再说，您知道，这类的失踪我见得多了……一般都是自己出走……您怎么知道您的朋友不是自愿跟这对夫妻一起去旅行呢？怎么知道她过一段时间以后不会再来跟您联系呢？”
他耸了耸肩膀：
我还是鼓起勇气嘟哝了几句：“我在报纸上看到，一辆奥贝尔牌的汽车在蒙冬和加斯代拉之间掉进了深谷……”
“不干什么……”
他带着不变的教士的温和搓了搓双手：
“干什么？”
“在蓝色海岸掉进山谷的奥贝尔汽车多得是……您当然不会去数清尼斯和附近地区所有掉进山谷的奥贝尔汽车吧？”
我特地绕到英格兰人大道，走进靠近克隆斯达德街的那个大车库，向一个修车的打听车库里有没有奥贝尔汽车。
他站起来，抓住我的胳膊，用坚决的然而客气的动作把我送到办公室的门口，打开了门：
我每天看所有的报纸，特别注意本地的，连意大利报纸也没放过，逐条地读着每一条轶闻。其中一条曾引起我的注意：在希尔薇娅失踪的那天夜里，一辆注册号为巴黎的奥贝尔牌德国黑色汽车在经过蒙冬市和加斯代拉镇的克罗斯峰公路上掉进了山谷。汽车被烧毁，在里边找到两具完全烧焦的尸体，其身份已无法辨认。
“对不起……我们实在无能为力……”
尼尔给我的电话号码在阿尔卑斯海滨省的电话簿上是这样登记的：美国领事馆服务处，西米叶大道五十号。我曾给在巴黎的美国使馆打过电话，询问他们是否认识住在这所房子里一个叫维吉尔·尼尔的人。我对他们说，因为这个人突然不见了，我很为他担心。但他们从来没听说过这么个人。西米叶大道的蓝堡别墅是给使馆工作人员提供的住处，但是已经几个月没人住了。不久将有一个美国领事搬来，我应该去问问他。
他对我指指门上的牌子。当他关上门后，我一动不动木呆呆地站在走廊里的球形吊灯下面，眼睛盯着那些蓝色的字母：“寻找失散家人”。
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只知道在圣安娜公寓和尼尔别墅之间走来走去的夜游神。我每每长时间地揿着门铃，从来没人回答。那辆外交使团的汽车始终停在老地方，在栅栏门前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