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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鞭刑

后来蓝毛衣就又睡着了,又把头歪在我身上,十分沉重。在受鞭刑的早上,前往刑场的途中,我想一个人消停一会儿,看来也是不可能。这个女孩子我真是猜不透。本来挨鞭子是我们的事情——首先是我的事,因为我是老大哥——莫不成她也想来当老大哥?但是她硬要来插一杠子。首先,根本没人请她来帮我们打架;其次,更没人请她去把保安的鼻梁打断。要知道我们和保安的关系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坏,在她插一杠之前,保安打我们,我们也打保安,双方都留有分寸;至多打到头破血流,从来不把骨头打断。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游戏。她插一杠以后,双方都死了人(我们的人被打死,他们的人被枪毙),以后就再没法算一种游戏了。这件事实在让人痛心。

在那辆东摇西晃的囚车里,我和蓝毛衣聊了一会儿。我问她爱看什么书。她睁大双眼,连雀斑都放出光彩来:《塔拉斯·布尔巴》!!!这是果戈理的书,里面有战争、酷刑、处决等等,是一本关于英雄的书。这比我想象的好得多,但这绝不是说这书不危险(它也是禁书),而是我心里有更不祥的猜测——Story of O。当然,是我猜错了。

我前妻在里面都听见了,出来时就说:王犯,对答甚为得体!我回答说:是管教教导有方。她说:真他妈的冷!把枪还我。快点回去暖着我。向后转!跑步走!一二一!一二一!

我既胆小又怕疼,原本宁可自杀也不会去挨鞭子。这一点在我坐在囚车上前往刑场的路上已经充分表现出来:我出了一路的冷汗,服了三片救心丹,虽然早上导过尿,弹力护身里还有点潮湿的意思。最可怕的是到了刑场上多半还要出乖露丑,让大家都看到我是孬种。我在鞋底里藏了一片保险刀片,随时可以拿来割脉。但是我挺着没用,主要是今天这么大的场面,假如主角畏罪自杀,数盲恼羞成怒,谁知会出些什么可怕的事。可以想象的后果是:一、随便揪另外一个人抽一顿;二、把该我挨的鞭子加在蓝毛衣背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别人都要看不起我。我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我的责任心极强,这就是我总是当老大哥的原因。

——那你就在这里等着吧。你都把我绕糊涂了!

我哥哥也是个负责的人。他得了关节炎从乡下回了城,进了一家小工厂,每天拐着腿去上班,哪怕是天阴下雨腿疼时也按时前往,夜里往往还要加班。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还看不出来吗?假如大家都不好好干,国破民穷百业凋零之时,我们就会有另一次“文化革命”,或者和外国开战,或者调军队进城来军管。总而言之,领导上想要破罐破摔,有好多种摔法,你想象都想象不出来。想要避免被摔碎,我们必须要表现得像个好罐子。在我看来,像他那样负责的人还是挺多的,在青少年时期,我只见过一两次摔罐子的情形。到了中年,该我负责任时,我想我是尽心尽力了,人家要抽我的脊梁,我都让抽了。

——报告,不还是犯错误,我不敢不还。

我哥哥王大和我极相像。下乡插队时,他是集体户的户长,除了干活,还要管大伙的吃喝。进工厂以后,他是班组长,上班总是早来晚走,还不敢拿加班费。后来他又当过学生班长、工会小组长、各种会议的召集人等等,直到他当得不胜其烦,逃到美国再也不敢回来。有个老美一见了他就说:你在军队里呆过,当过二十年军曹!当然,这是想当福尔摩斯的老美。其实我哥哥一天兵都没当过。现在王大一想起自己干过的各种不伦不类的差事就做噩梦。我和他的经历大体上差不多,但是不做噩梦,因为我还在噩梦中。我们俩在遗传上一定有点古怪。假如我死了,应该有人解剖一下我的尸体,找出毛病的所在,最好还能找出个矫正的办法来。

——你要是不还她怎么办?

在乘车前往刑场的途中,我一直在想今天的要点。第一,我不能被人抽出屁滚尿流的样子。这是因为在场的会有大批我们的人,假如我屁滚尿流,会伤大家的心。虽然按我的体质和性格一定会显出屁滚尿流的样子,但我要拼命顶住。第二,今天我不能死掉。假如我死掉,就会出天大的乱子。其实作为受刑人,死活不是我该考虑的问题,但是作为老大哥,必须把不该考虑的事全考虑到。数盲对出乱子的看法是:不怕,不就是死几个人吗。听起来没什么,但你要想到他们不识数,根本不知几个是多少——也许大伙都死光,他还觉得只有几个。但是这两个要点又是自相矛盾的。公安局的老大哥告诉我说:今天抽人的是保安的人,他管不着,所以“你要是挺不住千万别硬挺,装出个屁滚尿流的样子,我就能插手了”。这就是说,假如我要保命就要屁滚尿流,不屁滚尿流就不能保命。这两方面都要顾及,事先难以拿主意,只有等鞭子抽上再作定夺了。

——报告,我逃跑时先把枪还她。

到了地方,看到海滨广场上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少说有一万。一半是我们的人,另一半是警察,手里拿着小巧玲珑的冲锋枪。那东西做得真是精巧,我一看就入了迷。我们还真有不少好东西,不光有球墨铸铁,只是平时不肯拿出来。有关球墨铸铁的枪,我有一些补充说明。那种枪放的时候“嗵”的一响,冒出一股浓烟来。假如那枪对着你放,有一定的危险性,看见浓烟后,就有一颗半斤重的铅弹发出蜣螂飞翔的声音朝你飞来。这种子弹中在身上必死无疑,但是赶紧躲的话,还能躲开,或者拼命逃跑,那个铅屎壳郎未必能追上你;假如是你拿枪朝别人放,危险就更大,沉重的枪身要猛烈地往后撞,所以在开枪前最好在胸口垫个包装纸箱。我和我前妻在碱滩上打野兔子时,放过铸铁枪,像这样精巧的冲锋枪却没放过——大概是进口的吧。对于这种枪,我也有点要补充的地方:它完全是危险品做的,所以真是好看。故而它当然是特供。见到了这种东西,说明我闯的祸真是不小。

——那又不同了。她不拿枪,你跑了怎么办?

广场上有一座木板搭的台子,上面有桌子、麦克风、数盲等等。台子后面有座X形的木架子,看来要把我们拴在上面。我们从囚车上下来时,遇到了山呼海啸般的掌声,还有人高呼欢迎老大哥,然后这掌声又被更大的声响压下去了。会场周围的武警齐声喝道:“不——准——乱——动!”那种嗓门和保安是一个类型的。蓝毛衣听了,禁不住往后一缩,撞在我身上。我却推了她一把,说:别怕,不是冲咱们来的。然后我们就进到台子背后的棚子里等候。这个棚子是铝合金和玻璃做的,里面就我们两个人。隔着玻璃往外看,到处是戴钢盔的武警,我们好像进了笼子一样。瘆人的是这棚子很隔音,所以很静,这里有一把长条椅子,太阳晒得很暖和。我指指椅子说:请坐。蓝毛衣坐下来,我隔着玻璃往外看,看见数盲在做大报告。平时我对报告不感兴趣,今天倒想听听,但是听不到。棚里有台黑白电视机,放着外面会场的实况,但是无伴音。我给了它几巴掌,想把伴音打出来,但是不成功。不仅没打出伴音,倒打出大片的雪花。反正闲着没事,我又打了它一顿,把雪花打掉,还打出一点彩——原来不是黑白电视,是彩色的,但伴音还是打不出来。今天见到的都是特供,只有这台电视例外。这使我想起了数盲常说的话: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我今天就是到了刀刃上。

——报告,她拿着嫌累!

——那就不同了。怎么枪在你手里?

我和蓝毛衣住在医院里养伤,讨论受刑那一天的感受,一致认为在铝合金棚子里等待的时候最难熬。那一天市长和四个副市长都发了言,一共讲了五个多钟头,只有寥寥数语提我们的事,大多数时间却在谈精神文明问题、生产问题、污染问题、计划生育。考虑到我们就要血肉横飞,闲扯这些淡话真是有点奇怪,所幸我们在棚子里一点都听不到(这是后来知道的),只看见武警在打呵欠。隔了老半天,才有人把玻璃门打开一条缝。蓝毛衣“刷”地站了起来,正要走出去,那人却说:不要着急,还早。我就是告诉你们这个。然后关上门走掉了。蓝毛衣就在棚里来回走,我却坐了下来,想打瞌睡,但是睡不着。要知道也许再过一会儿我就要死了。所以我就琢磨那个手铐——那东西是那么像不锈钢,仔细看却能看出,它的颜色有点灰暗。真的钢比它亮。这也许是因为镀了一层无光膜。后来我又把手铐举到玻璃边轻轻地敲,声音很脆,但是有点轻飘飘。敲着敲着来了一个哨兵,对着我蹲下来。我还是继续敲,他就张大嘴巴,让我看嘴形——干——什——么?我也这么答道:不干什么。不干什么。他说:不——准——敲。我说:就——敲。他端起枪来,对准我的胸口。我把胸膛往上一挺。他就笑了。然后回头看了看,走开了。

——报告,是管教拿枪押出来的!

后来人家告诉我们说,那一天电视在向全国转播,大家等着看北戴河抽人,等来等去不见动手,不是数盲的人都熬不住,睡着了。数盲倒是瞪着大眼在看着,但也早忘了等着干什么。电视镜头一会儿照照这个,一会儿照照那个,终于照到了一个人在啃面包,就转播了那个面包消失的全过程。然后他像眼镜蛇一样张开大嘴,让全国人民看他的扁桃腺,还用舌头舔面包渣,这使我好一阵见了面包就恶心。然后又转播了一个人抽烟,抽了一口,憋住了气,用左眼看看烟头,再用右眼看看烟头,最后用两只眼看烟头,把自己看成了对眼,足足憋了四分钟,才把那口淡淡的烟呼出来。后来知道,那个人原来是个蹼泳运动员,肺活量大得惊人。我要是有那么好的肺,就绝不吸烟。还转播了一个小会计给自己化妆,先是仔仔细细给自己画眼晕,画完了,照照镜子,用纸擦掉,再画一遍。忽然之间,她拿出口红,给自己画了个大花脸,然后吐着舌头给别人看。我要是像她那么年轻漂亮,就绝不在电视上糟蹋自己。后来才知道,电视摄像机位置很隐蔽(同样很隐蔽的还有一大批狙击手),会场上的人一点也不知自己上了镜头。后来这些上镜头的人都倒了霉。然后有人嘘起来,等到嘘声很大的时候,武警朝天鸣枪,大家都趴下,数盲往天上看。但是我们在棚子里看不到武警鸣枪,也听不见。只看到大家趴下数盲朝天上看,所以一点也看不明白。假如不是在屏幕上见到了熟人,我还以为放错了频道,这是个电视剧哪。看见这种情形,蓝毛衣就哭起来了。

——黑更半夜,你怎么出来了?

我在受鞭刑之前,在一个玻璃亭子里关了很久才去挨抽。当时我以为自己很可能马上就会死掉,但是没有,虽然挨第八鞭后死了一会儿,吸了氧气,打了强心针。醒过来以后,有人要把我解下来送医院——余下的下回再打。我坚决不同意,并且抱着柱子不撒手,说自己没问题。我可不乐意再被关在棚子里。数盲们尊重我的意见,又打了我四下,然后七手八脚地把我解了下来,要架我上担架。但经过现场抢救,我还能自己站住,就把搀扶的手都推开,从台上走下去。这时候会场上已经乱了,到处都在和武警扭打,还有枪响。只有台前一片人端坐不动——都是我的同事。不动是对的,动就会有伤亡,而且伤了谁都不好。我不在,也不知是谁在为头。我朝那边走了几步,又被人架住。公安局的老大哥凑着耳朵说,你还是快走为好。我点点头。就在这时,有个女人站了起来,她戴着墨镜,穿一件薄呢子大衣,高跟靴子,径直走过来,原来是我前妻。原来她回到部里,掌握着这帮人,这我就放心了。我对她说:你给我根烟。她拿出烟来,吸着了放到我嘴上。我抽了一口,猛烈地呛咳起来,同时眼前阵阵发黑,赶紧取下烟来又递给她,说道:给别人吧,别糟蹋了。然后我就人事不知了。

我前妻也说过害怕,那是在砸碱的时候,晚上她要上厕所,让我陪着去。到了地方,她进去了,我在外面遇上巡逻队,就有麻烦。

我说过,蓝毛衣在棚子里哭过,当时她说:你看看,他们都在干什么?一点都不尊重我们。我赶紧安慰她说:会尊重的——不尊重我们,也得尊重国家的鞭刑。但是我心里却在想:看来他们把我们安排成了个会尾巴。所谓会尾巴,就是很不重要的议题,万一来不及进行,就推到下次会。看情形,我们要被押回医院。以后还要五点起来,灌肠导尿——导尿这件事最可怕,因为二等兵王二不经折腾,动不动就直起来,那些小护士面面相觑,然后说:老大哥,可喜可贺。她们的意思是说我这把岁数了还这样可喜可贺,但我觉得自己为老不尊,难堪得很——这些还可以忍受,还要在这个棚子里等候,不知会等到什么时候。因为有了这些细节,所以真被绑到X形架上时,我倒感到如释重负。

她睡了一小会儿,起来说道:老大哥,和你商量件事。呆会儿我先上。我说:你要破吉尼斯纪录吗?她说不是的,把你打个血淋糊拉,我看了害怕。听到了“血淋糊拉”这四个字,我背上开始刺痒,说:难道我就不怕?她愣了一下才说:好,你先上就你先上。我闭上眼睛——说着就使劲闭眼。我说:算了,和你逗着玩,让你先上。于是我就开始想象她挨打会是什么样,这些想法都很刺激。她说害怕,我就能懂了。这就是说,她和别的女人是一样的。

现在我知道,其实数盲们很重视我们,那天唯一的议题就是揍我们,但是不管揍谁,哪怕是揍自己,数盲们都要讲两句,两句并不多,在这方面我们没话可讲;不幸的是数盲根本就不知两句是几句,讲起来就没完。因为这个缘故,蓝毛衣哭得很伤心。我让她把头倚在我肩上,因为我是老大哥,比她大二十多岁,我显得既端庄又体贴。其实我也一阵阵地想撒癔症。在一个静静的玻璃棚子里,看着外面的浑浑噩噩,再加上自己生死未卜,我心情坏得很,但我能控制得住。这一切得益于我前妻对我的训练。当年在碱场里,她训练我走正步,喊了“一”后,就这样对我说:王犯,你脾气很坏!而我保持着金鸡独立的姿势,朗声答道:报告管教,一定改!她压低了声音说:看着点人。然后凑过来吻我一下说:告诉你,不准改,改了就没意思了。你只要控制住自己就行了。因为有这样的训练,所以我不但能控制自己,而且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下在电视上看到了玻璃棚子,透过玻璃还看见我和蓝毛衣拥在一起,就说,咱俩上电视了。蓝毛衣转过身来,把哭哭啼啼的样子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等到看明白这一点,她暴跳如雷,原地跳了好几下高。后来又对我说:老大哥,你得为我作证,我可不是怕了才哭的。我说:当然,但也得我能活着才成。

受刑日早上五点我就起来了,到手术室里接受处理——情况和手术前备皮差不多。然后穿上我自己挑的衣服,经过消毒的中山装,从手术室里出来,有位年轻的警察给我戴上铐子。那铐子看上去是不锈钢的,但戴上才知道,它又轻又暖,是某种工程塑料。我就开始琢磨它,想方设法把它往硬东西上蹭,发现它的表面比钢还要硬。问它是什么做的,押送的警察也不知道,只知道是进口的。看来世界上的技术正在日新月异地进步,不学习就会落伍。走到医院门口,遇上蓝毛衣,她穿着黑皮夹克、黑皮短裙、黑色长袜、高跟鞋,也戴着那种高级手铐,几位女警押着她。我吻她时,别人都扭过头去,然后我们就上了一辆囚车,这是一辆装甲车,也是特供,因为装甲不像球墨铸铁。她坐在我身边,然后就把脑袋倚在我肩上,说,起得早,困了。然后就睡了。这孩子长了张大宽脸,厚嘴唇,脸上有雀斑,但是相当耐看。她在睡梦里一再咂嘴。她用了一种法国香水,非常动人。这是特供。今天也有给我用的特供,那就是进口强心针。虽然还没用,但肯定能用上。

后来电视调了一下焦距,棚子、玻璃都不见了,只剩下我们两个,坐在椅子上。我们俩笑着朝电视招了好多次手,但是没什么反应。我眯着眼睛,想把摄像机找出来,但是阳光正从那个方向来,所以什么都看不到。蓝毛衣倚着我说,她有个好主意,假如我挨了鞭子不死,我们俩就傍起肩来。我说,这是老生常谈。我有个更好的主意。她振作起来,说道,结婚?生个孩子?我说,不是的。我想认你当我干女儿。她勃然大怒,跳起来用并在一起的手打我。后来她说,你们这些混蛋,都不和我好,都让我当女儿!我的便宜这么好占吗!这种说法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孩子的脾气、体态、相貌无一不是当女儿的料。但是她的亲生父母怎么了?假如有父母的话,谁也不敢来挨鞭子。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样的:用不着你操心!他们是数盲!早不认我了!然后她问我,当你女儿也可以商量。你爱我吗?我说,爱。与此同时,双眼平视着她,用交叉在一起的食指指向她的胸膛。她的胸脯很大,对她那个年龄的女孩子来说,实在是太大了。

我现在可以坦率地说出一切,就如那位希腊勇士——当被带到暴君面前,被问到“你凭什么反对我”时,他坦然答道:老年。我现在的样子和老人差不多,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我现在已经做好了死去的准备,这是最主要的。在我看来,数盲最讨厌的一点是废话连篇,假如你不制止他,可以说上一百年。除此之外,他讲的每一句话,我们都听过一千遍。当然,在这一点上,双方见仁见智,永远谈不拢。数盲们说,这话我讲了一千遍,你还是没有听进去;我们说,你讲了一千遍我还是听不进,可见就是听不进。数盲又说,一千遍没听进,那就讲一千零一遍。但是他根本不知道一千遍是多少遍,更不知这么多遍可以让人发疯;尤其是一面听这些废话一面挨肚皮拱,就更要发疯。除此之外,我还有点善意的劝告,在干那事时,要把注意力从废话上转到女人身上,这样肚皮和阳具就能有点区别。当然,他们的绿帽子绝不是我一人给戴上的——只要有数量的概念就能明白,我一个人戴不上那么多绿帽子,但他们是没有数量概念的——讲出了这些话,我就可以挨鞭子和死掉了。

我前妻训练过我怎么说“爱”,这一手在受鞭刑之前,面对蓝毛衣的时候用上了。这种训练是这样的:在走正步时,她喊二(如前所述,“一”的内容是有关我的脾气),我换了一条腿站着,她问道:王犯,说“爱”的要领是什么?我就答道:报告!双眼平视对方,平静、缓和、深情地,用胸音!她说,转过来,做一遍!我保持着“二”的姿势,单腿转过身来——这一手就是少林寺武僧也要佩服的——对她说了爱。她问:周围有人吗?我说:没有(当时是清晨四点半,天还不大亮)。她说:很好。还有呢?我说:报告。你得先说稍息才成。她说:稍息。我就放下腿,走过去吻她,做得和热恋的情人一样。这时候她说:你要是能“情不自禁”就好了。我说:是!管教!请指示要领!她勃然大怒,说:混账!我要揍你!我就喀嚓一转身,面对我们的木棚做好了跑步的准备姿势,朗声答道:是!管教!拿鞭子还是拿棍子?我以为能把她气疯,但是没有。她叹了口气,说道:不和你怄气。现在——解散!我受训的事就是这样的。等到开party那晚上,我们俩躺在双人床上,我用胳臂揽着她。她问我,在碱场干吗这样怄她。我憋了一口气,好半天才吐出来,什么也没说。她猛地翻身起来,扑在我身上,用手指划着我的胸膛说:等你死了,我要把你的心扒出来,吃下去!我说:用不着等那么久,现在就吃吧。于是她在那里咬了一口,留下几个牙印。后来在医院里,一个女医生也看见了,她问我谁咬的,我问她问这个干什么。她说没什么,这个女人的牙很好呀。但是这又扯远了。

有关party的事,我还最后有些要补充的地方。那几天我们成了数盲——吃数盲的饭,喝数盲的水,用数盲的电,和数盲的老婆睡觉;数盲成了我们——没了吃的、饮水、电、老婆,一切都要自己想办法。他们本可以像我们一样,到自由市场买块烤白薯、到饮水站要点饮水、点一盏电石灯,或者到地下室启动应急发电机,然后自己去找个傍肩,但是这样做证明他没有数盲症,所以他们不肯。假如不是我星期四在西山上开那个party,那么就会有别人在别的时间、别的地点开这种party。这是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各种工厂的技术员、工程师,以及各种科技机构里的男人,还有所有的女秘书、夫人等等,觉得生活很压抑,需要发泄。这件事不能怪王二一个人。那半垃圾车的货就是证明。只有数盲才不觉得压抑,也不觉得有什么要发泄的,所以这个道理和他们说不通,他们认为这些事都怪我一个人。除此之外,他们也没有数量的概念,认为我一个人射出半垃圾车精液完全可能,并且不肯想想,射出半垃圾车后,我还能剩下什么。等到这件事过后,大家都发泄过了,感觉良好;但数盲们却觉得受了压抑,也需要发泄,要抽我的脊梁。我没有数盲症,只是个小人物,所以脊梁就保不住了。当然,这件事也不那么简单。听说有不少夫人旗帜鲜明地对丈夫表示:要是王二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和你一刀两断!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数盲总能站稳脚跟的。所以她们的努力也就能保住我一条命。除此之外,听说各机关都增加了夫妻生活的次数。这说明数盲们也会接受教训。虽然数量增加了,质量还是没改进。根据可靠情报,他们现在还是废话连篇,而且还是在拿肚皮拱人。

我在玻璃棚子里对蓝毛衣说了爱,就照要领行事,但因为两个人都戴了铐子,所以我往左扭,她往右扭,就这样往一块凑,从头顶往下看,一定像个太极图。就在这时,棚子的拉门哗一声拉开了。我们俩站了起来,站得笔直。门口站了一大群人。公安局的老大哥说:你们俩谁是头一个?我看了一眼蓝毛衣,发现她脸色苍白,就朝前跨了一小步——但是蓝毛衣已经大步走了过去,我就退回来坐下。她把手伸过去,人家给她开了铐,她就往外走,但是被好几只手推了回来。拉门又关到只剩一条缝,那位老大哥在外面说:别着急,还要等等。这下连我都沉不住气了,跳起来问道:等到什么时候?他说:这我也不知道,和我急没用。他对蓝毛衣说:再叫你就脱掉外衣,快一点,大家都少受罪。然后拉上门,上了锁,走了。所有的人都走了。蓝毛衣转过头来,说:现在干什么?声音发抖。我知道她怕了,就说:活动活动。语气平缓,一如平日。这可不是我前妻训练出来的,而是我的本性。当初她在身后一枪打穿了我的帽子,我还是不急不慌。而不急不慌的原因是我极傲,甚至极狂。我已经说过,狂妄是艺术家的本性。这种品行深为我前妻所不喜,所以她常拿着手枪对准我的脑袋,说道:王犯,我要一枪崩了你,然后自杀。我真的吓得要命——谁知枪里有子儿没有——但我还是挺得住,说道:报告管教,崩完以后,您就说走了火,不用自杀。她把枪口拿开,说道:王犯,你是瘦驴屙硬屎,你承认了吧。我真的是瘦驴屙硬屎,但我就是不承认。哪怕她真的崩,我也认了。

根据从国外买来的卫星图片分析,星期四晚上有上万人、成千辆车到过西山,但这还不算多。星期五和星期六还有人从各地赶来,星期一party才散。高峰期是星期天,西山上有三万多人,在每个房间里都留下了用过的避孕套,搜集起来装了半垃圾车。但是我早就下山了,没有看到这种盛况。在这三天里,数盲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既没有秘书,也没有专车,既不能工作,也没有家庭生活,所以感到很失落。西山上扩音器地动山摇地响,又有些信号火箭飞过来,市里的数盲就从小区里跑掉,去了山海关空军机场,等party完了才回来。后来他们到现场去看,看到半垃圾车的实物,又觉得心里酸溜溜的,一致认为对王二要严惩不贷。在此我要郑重声明,这件事和我无关。我没有这等身手,一人造出半车货来。

我在玻璃棚子里老想起我前妻,而眼前的事却是蓝毛衣在伸臂,下腰,踢腿。一活动起来,她的胆子就大了。后来她在屋里翻了一个跟头,然后走到屋角,脱下高跟鞋,倚墙倒立起来,于是夹克、裙子都溜了下来,露出了肚皮、内裤、吊袜带、大腿等等。要知道,我们现在正上电视,我就朝她摇头道:不好看。她又正过来,穿上鞋,搓着手上的土,走到我身边来,说道:我的腿不好看?我说其实是好看的,但是咱们在上电视,你别毒害青少年。

我住进医院时,脊梁还完整。中间出来一次,是到广场上挨鞭子。后来还在里面住了很久。初进去时,还要交待问题。每个新见面的警察都先递个小本子过来,说道:老大哥,先给我签个字,然后咱们再谈。我成了明星了,虽然我什么都没干。就说市府小区断电的事吧,我事先一点都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刚下了车,整个西山忽然灯火通明,我倒大吃一惊:这儿怎么有电哪?顺便说一句,电也是危险品,可以电死人。早就没有电了,自己发的不算。领导那里当然有电,他们勇于承担风险。正好电业局的老大哥在我身边,告诉我说:西山一直接着小区的电网,日本机组,好使着哪。我又问:会不会超过负荷?他就哈哈大笑:这边一接通,那边就断掉了。所以那天晚上市府小区一团漆黑。本来一团漆黑时还有件事可干(拿肚皮拱人),但是夫人们也都不见了——跑到我们这里来了,来之前还洗劫了家里的电冰箱、贮藏室。既然没有电,暖气也就停了,数盲们在黑暗中,又寂寞,又冷,还没人给他们做晚饭,生生饿了三天,只吃了些饼干。因此这个祸就惹得很大。公安局的老大哥后来说:你也该挨抽——第一,那天晚上不请我们;第二,我替你挨了多少骂!电话都炸了窝,让我派人上山拿人,都是我按住了。顺便说说,老大哥是常务副职的俗称,另一个意思是非数盲,各单位都有。我回答说:第一,以前我真的不知道公安局也有老大哥和弟兄们,(他当即反驳说,屁话,数盲能办案吗?)假如挨了鞭子不死,一定补过。第二,我认为不值得感谢,因为那天夜里我们人多,你们敢来,恐怕是走着来,爬着回去。他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这张臭嘴——但是说得对。所以我们没上山拿人。我尽量安排,不让你死,但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也别怪我。

有件事必须解释一下,我们的电视没声音,于是我就以为电视是无声的。其实不对,电视有声音,所有的地方都被人下了微型话筒。所以我们在棚子里说话,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能听见。这是因为全世界的电视台都买了转播权。这句话就被上级数盲听见了,发出指示道:我们的好多同志,觉悟还不如一个犯人!乱七八糟的镜头怎能上电视!这个指示就往前方(这是电视行业术语,指转播现场)传,但是怎么也传不到,电话一会儿打到新疆,一会儿打到西藏,当地的数盲就大慌大乱,打听他们觉悟为什么不如犯人,不如哪个犯人。平时乱七八糟的事也有,都不如那天糟糕,但是这件事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等待,太阳逐渐不那么厉害了,棚子里也没有刚才热。我们都冷静下来,并肩坐着看电视,电视里就是我们自己。只要心平气和,就能觉得活着是好的,不管是怎么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