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天，他重复了那句“二频道有竞赛”的话，她却突然回答说：“那你就调过去吧。”
他沉默不语，走进了厨房，把茶壶或是平底锅弄得乒乒乓乓响，因为他想吃些甜点，但他只会做发面煎饼。
他带着不相信的神情小心翼翼地转换了频道，可他最后并没有去看那些参加竞赛的家庭节目，只是偷眼观察着她。她望着彩色荧幕，就像望着窗——漠然，心不在焉。
“可这个频道有我的玛丽安娜。”
后来她吩咐将她放到抽水马桶上，他照着做了。他用一只手扶住她，用另一只手去将她的连裤长袜和裤衩脱到膝盖处，还要扶住她的肩膀。他还不得不给她擦屁股！她从不看他一眼，也不说声道谢的话，仿佛这是她应得的效劳。
而她则恼怒地回答道：
他俩始终睡在两张相同并接在一起的夫妻卧榻上，但如今他们在被子里已不再相互寻找。甚至相反——尽量离对方远一点，因为他们的身体可以靠自己的体温取暖，无须借助别人的身体温度。有时夜里她呻吟着说她冷，但他想给她穿上毛衣的时候，她又不同意，表示抗议。她那只打了石膏的手在旧床垫上蹭出了一个窟窿。既然她不肯挪动一下，他又如何去帮她。曾经在半睡半醒之中，他拿了一卷木质素棉纸，撕成了小块，用这些白色的棉纸盖住她的领口和肩膀。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何要这样做。早上他不得不从被子里把它们——被不安稳、痛苦的梦揉得皱巴巴、吸满了汗水、磨得破破烂烂的棉纸一点点捡出来。
她还在看自己喜爱的电视连续剧，而他早已在别的频道找到了电视竞赛。每天他都会这样提醒她：“二频道有竞赛。”
然而，在他们生活的底层最重要的事还是两人共同的日常相处。她脑袋里开始越来越糊涂。她忘记了要说的话，忘记了名字，忘记了刚刚发生的事情。她的时间概念也是颠三倒四的。比方说，她会突然莫名其妙地问他：“我已经给你做了午饭了吗？”他回答说，他如今已是自己做饭。“咳，是这样！”她忧郁地重复了一遍，“因为冰箱里有的是那种短腿的小动物。” 他走进了厨房，怀着一种混杂着满足感的恐惧的心情咯咯地笑着，笑她终于变成了这副模样，笑她像个孩子。他打开冷冻室，里面塞满了没有一丝血色的肉鸡尸体。有时她会用那只健康的手突然指着电视机，说：“啊，这个年轻人今天曾到戏棚里去过。”“什么戏棚？”他问。但是这个发现如今已经枯萎了，不再存在了，对于她，对于世界全都没有任何意义。
许多年后她终于头一个清醒过来，而且病倒了。起先是一只手骨折，而且是右手，因此她既不能做饭，也不能洗衣，甚至不能将台布上的面包屑收集到一起。他承担起她所担负的义务，就像他把妻子所承担的义务夺了过来。她坐在沙发椅上，面朝窗口，手上打着绑带，那模样看起来就像在抱怨整个世界。她能走路——但她一步不走。她能说话——但她一声不吭。她哼哼唧唧，但她的这种呻吟令他厌烦得发狂。当他坐在小圆桌旁摆牌阵的时候，抬头看到沙发椅靠背上方她头顶的灰白头发，听到这种“唉！唉！”的声调尖细的呻吟，大概会非常憎恶她。
去年他们夫妻俩双双去世，就如世上最普通的事一样，一个接着一个默不作声地走了。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挽救他们，留住他们了。
他们形成了这样一种生活习惯：清晨一杯淡茶，茶后就按顺序出门拿报纸，做空无内容的祈祷，午后趴在窗口向外观望，猎捕打折商品，到市场购买哪怕便宜几分钱的生菜，晚上上闹钟，一再折磨那个测计时间的无辜装置，仿佛是要让它唤醒他们去做什么真正重要的事情。他们是如此依附于生活，以致不能去死，虽说他们早就该做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