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总该讲个公平合理。他们也应当摘下你的两个小丸子才是。”她说。
他亲吻了她的面颊，又吻了她的手。但她把目光从他身上调开了。
他感到她这句无心的话无异于给了他当头一棒。他试着动了动嘴唇，但是话到口边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于是便转身离去。她目送着他那宽肩膀的高大躯体稳妥地包藏在那套讲究的夏季西装里。他定是感受到了她的目光，因为他尴尬地调整了一下礼帽，然后就消失在房屋拐角的后面了。
“走吧！”
家里沉寂，阴冷，昏暗。办公室明亮，总是显得太热，总是挤满了人。在办公室，他精力充沛，说话又快又响亮，走路迈着有弹性的步伐，并且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在家里，时间放慢了速度，所有的一切也都随之发生变化。在家里他的肚子塌陷了，他的双脚冻僵了，他的声音也消逝了——没有人跟他交谈，没有人听他发号施令——那些旧家具可以为他做证，它们知道这里的全部的真实情况。家和办公室之间的边界延伸到市场上的某个地方，那儿有一条沿着石板之间形成的界线，他每天有两次要跨过这条界线。每天跨越界线成了某种痛苦的事，因此近来他常推迟这个时刻，走进餐馆喝上一杯烧酒。他起先想走进“利多”酒店，那小酒店对他来说最顺路，但他以为，他要是坐到那永远湿漉漉的合成纤维板桌面的旁边，置身于郊区来的不三不四的男人中间，吸着劣质啤酒和廉价香烟的气味，实在有点对不起自己，也是一件有失体面的事。于是他走进了“塔楼”餐馆，那儿每天这个时辰还没有顾客，渐入老境的女服务员认识他，无须点菜就给他摆上一杯烧酒和一盘浇了酸奶油的生鲱鱼。他坐在那里，透过镶了玻璃的橱窗望着睡意朦胧的小城镇的街道。用不着装傻充愣欺骗自己——他在过路人中间寻找阿格尼。那时他就考虑，她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呢？她是否真正存在，是否有自己的床，是否有装她那些可笑的裤子的衣橱，是否有放她的牙刷的盥洗间？他甚至还不知道她姓什么！当然，他能调查出来，也能询问出这一切，毕竟城市并不大，所有的人都彼此相识。
他已一千次想要向她打听有关阿格尼的事，但她好像已经忘记了这个人。想起了那个姑娘，使他顿感不安。
“你是个什么人？你是从哪里到这儿来的？你有没有双亲？”晚上当清瘦、光溜有如蜥蜴一般的她偎依在他怀中的时候，他问。
“你就别为我担忧好了！”
他知道，无论她回答什么都免不了是一番支吾搪塞。她完全是个外人，仿佛她是用另一种泥土捏出来的，可正是这种新异的陌生性深深地吸引了他，让他发狂。
蓦地她感到疲乏。她干吗要为他的家务和他的午餐操心？他随即就为她开脱，说：
“而你又是什么人呢？”她以问作答，“你是从哪里到这儿来的呢？你的双亲又是在哪里呢？”
“你最好不要到我这里来，”她说，“就让埃乌吉尼娅太太去做些家务事，而你公司的餐厅做的饭菜比我做的还要好吃些。”
他对她比任何人都更乐于讲述有关自己的事。从那些叙述中他也逐渐发现了自己。他曾出人意料地说，他总是这样或那样的奇怪的巧合、意外的遭遇、混乱的运动的牺牲品。后来当他坐在“塔楼”餐馆独自喝着一杯烧酒的时候，思考起了这件事。他们交媾之后精疲力竭地躺在床上的那些谈话，似乎是爱的另一种变种，他甚至要说，是一种更高雅的变种。这种爱无须任何调情，无须玩弄花招，无须谄媚送秋波。只要打开自己的内心的某种闸门、堤防、障碍物，让词语源源流出就够了。而那些词语早就知道它们该做什么，该组成怎样的句子，编成怎样的故事。他感激她就这么躺着，听他讲。或许她根本就没有听？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需要的便是她本人在场：她那淹没在一堆枕头里的男孩般的身体、平稳而炽热的呼吸和新摘下的黄瓜的气味。
她陪他还穿过了医院的园林，送到了大门口，走到那里她停住了脚步，仿佛中了魔法，已无法跨过砖砌的门柱之间这条看不见的线。
有一天他用手量了量她的腰身，后来他到弗罗茨瓦夫探视妻子的时候，在百货商店给她买了一条带有宽阔腰带的时髦的打了褶裥的裙子。看得出来，她很高兴，因为她把这条裙子看了许久，查看它那简练剪裁的每个细节。仿佛她是平生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东西。当她试穿的时候，他把她的头发提到头顶，并且把它做成一个马尾巴发型。后来他从餐馆橱窗后面看到的她，正是这副模样。她沿着街道奔跑，灰色裙子围着她两条修长的腿旋动，仿佛有了生命。在他来得及付账走出餐馆之前，她已消失不见。但他知道，傍晚她会回来，像每天一样。
阿格尼对于她是稳定可靠而又坚实的。他肉体的果敢令她震惊。他的躯体确切地知道需要的是什么，而且径直就奔向目标，仿佛是穿过了她，但不会给她任何伤害。这是一种令人销魂的感觉，美妙的感觉。他的躯体了解她，现在她意识到，她总是希望这样被人了解，她生来就是为了让某个像阿格尼这样的人了解。他的触摸令她心醉，她找不到足以表达这种感觉的字眼，对他不存在一个“不”字。她的丈夫对她能够表现得温情脉脉，能够等待她，会注视着她的眼睛，从她的脸上吸吮乐趣。阿格尼关注的只是他自己，这样一来他就是最真实的了。对他而言，她成了一艘轮船，载着他驶过波涛汹涌的大海。她把自己献给了他，而他就收下了，拿走了。他身材修长，肌肉发达，强壮有力，剽悍粗犷。他晒黑的皮肤在她的手指下嘶嘶地响。后来当她触摸自己丈夫躯体的时候（她曾是那样爱过这个人）却对它的柔软和细嫩惊诧不已。那躯体有如蓬松的羽绒小枕头、柔软的小牛皮手提包、过熟的桃子，有如她自己松软下垂的腹部。她的丈夫就像是她自己；在相互触摸中不会撞击出火花，既不热，也不冷。从这种相似性里能产生的唯一的一个字眼就是“不”。
他见到妻子是在她手术后的一天，她灰白的脸色着实使他心中一震，他当时脑子里掠过的一个念头就是她快要死了。要是她此时，就在备受各种困扰的情况下，在沉默之中死去，那可就太不正常了。想到她会出这样的事，会在这最危险的时刻——这一张皮已经脱落，而新皮尚未长出来的时候——弃他而去，他着实吓了一跳。他拉着她的手，呼唤着她的名字，直到她睁开了眼睛。她惨淡地一笑，这情景把他感动得直想哭。假如病房里只有他们夫妇两人单独相处，他也许就会让自己热泪长流，但在旁边，相隔一公尺的距离，还有几张病床，每张床上都躺着一个衰弱疲软的女人的躯体，一台已经损坏、不能正常工作的用来传宗接代的机器，一条从夜的此岸漂向彼岸的挤满了人的经不起风浪、险象环生的小船！因此他只是咬紧了嘴唇，刹那间泪水把他的幻象蒙上了一层雾，使之变得模糊不清了。
牡丹花盛开，花瓣轻柔地飘落到地上。茉莉花仍在绝望地散发着馨香，但显然这已是尾声。在去医院住院的前几天她上了教堂，但她不敢进入这个幽暗、阴森的哥特式大堂，因为她觉得不合适，于是便去了墓地，在确信没有人会看到她的情况下，跪倒在十字架前，半信半疑、缺乏信心地祈祷着。晚上她偎依着丈夫，但她觉得他的躯体仿佛是动物的皮革做成的，太过柔软了，还浸透了香烟味和机器润滑油的气味。他想做爱，但她说“不”，因为她感到自己已开始死亡。
“你能应付得了吗？”她问。
这是一种多么怪异的状态——就这么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生活在时间的两个部分里，带着自己卵巢里难以治愈的物件等待着那将使自己承受创伤的手术！居住的不是自己的房子，周围是一座自己从来不曾认识清楚的城市，一个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将会被彻底从地面上毁灭的地方！而且是轮流跟两个男人生活在一起！
他点了点头，让她放心。
她从一大早就开始焦急不安地等待，手捧着一杯咖啡，穿着晨衣，从一个窗口踱到另一个窗口，眺望着花园柱形栏杆之间的空隙。阿格尼有时就出现在那里，有时就不出现。没有规律。她曾尝试向他提出一系列的问题，问他在做什么，在哪里睡觉，等等，但他只是笑而不答，那笑的模样是如此狂放，富有掠夺性，使她着实感到心里发慌。她斜靠在门上，眯缝着眼睛。她根本就不在乎性爱，不在乎那些匆促的交媾，她曾千遍万遍地想象，就在这种偷情的时刻，如同在喜剧中那样，丈夫拎着公事包突然出现了，并兀立在门口。她感到，阿格尼能治她的病。他温柔的爱抚有如用薄荷制成的冷敷剂，他的亲吻有如饮用格罗格酒①；由于他，她的身体有起色，逐渐健壮起来，振作起来，没让自己衰垮下去。这一点很容易看出来。阿格尼笑说她长胖了，随后径直走进厨房，吃光了她锅里的食物，然后便消失不见了，不折不扣地消失了。她甚至不知他住在哪里！这或许是件好事，因为她一旦得知他的住处，她或迟或早总会找到他那里去。而他也有一种直觉，总是知道什么时候就该回来，仿佛知道她的生活安排，知道她丈夫的工作日程，甚至觉察她的思想活动，因为每当她独自在家，并且在想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他先是一个箭步跨过花园的栏杆，然后快速地跑上台阶，而她也早就在那里等他了。“莫非你能知道我的心思？”她问。“不错，”他回答，“我能教你怎么做到这一点。”她自然不相信他的话。“你必须想象你所爱的人的面孔，要使劲地想，急切而强烈地想，直到你感到你已把这副面孔牢牢地记在心上，仿佛那就是你的面孔，那时你所爱的人的所有思想就都会成为你的思想了。”“你也是这么做的吗？”他点了点头，直视着她的眼睛。她感到他的目光深入到她的五脏六腑。“你不是你所说的那个人。”她说。
“我觉得他们似乎把我的一切都割掉了。”
她看到的只是一些图样和一些新连衣裙的黑白照片，这些连衣裙都是腰部适中、下摆宽阔的式样。她看过之后无动于衷。她把杂志推到一边，起身走进盥洗室洗澡。她审视自己的躯体，不禁为之感到怜惜。这脆弱、柔嫩的可怜躯体同时受到内在和外来的强大力量的摧残，这两股强大的力量有如暴风雪，有如沉重的乌云一样围绕它翻转、滚动。她唯一能做的事就只有等待。
他不由自主地朝被子上的一个部位扫了一眼，那个部位的下方就是她的肚子。不知何故他想在那儿会有一个凹陷的坑。他在她那又长又白的手指上亲吻了一下，又在那里坐了片刻，直到医生来查房，有人叫他出去。他说他后天再来看她。
然而世界看起来似乎是觉醒了，至少对她而言是如此。世界的中心如今已从家里，甚至从园子里，转移到外面的什么地方，不是转移到城里的某个具体的地方，而是，简单地说，转移到外面别的什么地方。因此当她栽种万寿菊的时候，突然感到自己是被禁锢在家中的。她站起身，拍净被泥土弄脏的手。她已不想等待这万寿菊缓慢生长。对她来说鲜花突然成了过于迟缓、像无生命的物体一样过于呆滞、迟钝的东西。于是她走进屋子，坐在起居室的圆桌旁边，开始浏览妇女杂志《视野》，搜寻自己喜爱的时装页。她找到了，但已不能给她留下任何印象，见到一件漂亮的、昙花一现的、到下一个季度就会过时的时髦服装，也并没有使她动心。在过去，看到一件流行式样的服装，就会在她心中引起某种不安和突然的紧迫感——有时她会直接去市场上的绸布店，购买与她在杂志上看到的最相似的衣料，然后就立即找女裁缝量身制作，甚至预先付了款，为的是买个心安，使自己确信定会有这么一件时装，要不然她就会跟时代潮流脱节，从“现在”跌到“当时”，而“当时”那儿永远受着蒙昧和时间流逝的支配。
正是这一天他给阿格尼买了那条裙子。
谁也不亏欠谁什么。他们的行为相互抵销，对于未来不再成为威胁。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他无法阻止脑海中涌现出的关于未来的万千思绪。他想象有一天妻子死了，他和阿格尼就会抛下这个已经凋落了的家，或者一起去上西里西亚，或者去华沙。他在那里会毫不费力地找到工作，而阿格尼则可以去上大学，比方说学建筑。他会给她买许多漂亮的衣服，礼拜天他们会沿着新世界大街闲逛，而所有年轻的男人也都会对他们行注目礼。
“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所有的人身上。”当她在花坛栽种万寿菊苗的时候，她反复对自己这么说。人会变，会不断发展，以至于老环境再也适应不了他，就如孩子会长大，及至旧衣服穿不下一样。时间流逝并且会改变一切。有大战争和小战争。那些大战争会改变世界，而那些小战争会改变人。事情就是这样。“我不做任何坏事，”她想，“我就这么等待着，等待着。我不伤害任何人，最多伤害的也只是我自己。”
甚至哪怕她不死，最终他也会离开她。简而言之就是跟她分手。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按他的计划进行。她来了，穿着跟昨天同样的裤子，手里拿着一个大大的白菜头。他笨拙而尴尬地跟着她来回走动，她点着炉子的时候，他正站在她身后，自觉荒唐可笑。他嘴里在说着什么，但却更加专注地打量着她的头发和她那双穿着橡胶底帆布鞋的光脚。他简直离不开她。就像在那个梦里一样——他们在躲避一个敌对的世界。但谁是他想象的这个敌对世界的代表，他却不知道。她叫他把刀子递给她，他手里拿着这把刀走到她跟前，冷不防地径直贴到了她瘦削的身体上，而她没事人似的，根本就没有避让、自我防护。她是温柔的，娇小的，反应迟钝的，酷似碎布做成的玩偶。他把她的双手搭在自己的肩上，吻遍了她整个的脸。他预料她会反抗，会说出一个“不”字，但是他仅仅听到她的喘息声，闻到她呼出的气有股新鲜的黄瓜味，有某种绿色的、新鲜的东西的气味。他一生思慕的就是这种气味。他径直把她放倒在沙发床上，扯下了她那可笑的裤子，就这样极普通地跟她做爱，甚至还记得不让她怀上孩子。
说也奇怪——他们之间虽然存在着一段距离，却有着同样的空幻之想。她也想死。她希望一死了之，这将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一想起她将不得不回到那幢阴森森的大房子里，大清早得起床去药房上班，下班后还要顺路采购，要种花，要叮叮当当地敲钢琴，要没完没了地翻阅那些杂志的页面，她就感到浑身疼痛。她思念的只有阿格尼。她是否有胆量告诉他那些人在她身上都干了些什么？她是否敢对他说，她体内已是空空如也，像个空壳子？那时他是否还有勇气深入她体内的那个空洞？她腹部的伤口疼痛，缝线的地方不肯愈合，无疑是由于她满脑子装的都是死亡。他也可能死，他的公务小汽车可能撞到树上，他在工厂里也可能出事故。她不因有这种想法而感到内疚，她的良心总是站在她自己一边。一天夜里她梦见了穿着集中营条纹囚服的双胞胎姐妹。她们向她出示腹部的累累伤痕，说道：“他们在我们身上做试验，他们割掉了我们体内所有的东西，把心脏、肝脏、肺全都割掉了，但这一点也不妨碍我们活着。”由于这个梦，她开始恢复健康。
早上他给医院打电话，跟妻子交谈，但是她的声音听起来无精打采，单调、生硬、刺耳。她叫丈夫礼拜五去接她回家。他迅速计算出，还有三天的时间。她还对他说过什么有关手术的事，可他听不太明白，也不肯去想这件事。他提早一点回家，洗了个澡，然后便穿上洁净的衬衫等待着，不知在等待什么。
当她还在住院的时候，他就在郊区租了一个潮乎乎的小房间，它有一个单独的入口，入口处要经过一个被鸡弄得脏兮兮的庭院。房间里的墙壁是绿色的，用油墨轮涂饰出一些参差不齐的白色花纹。房间里有张铁床，带个污迹斑斑的床垫，一张光秃秃的桌子和两把椅子。墙上挂着站在船上布道的耶稣画像。他跟阿格尼在那里约会，但不能跟她做爱。他不知这是何故。令他感到绝望的是，他不知如何应付所有这一切，他陷入了如此罕见的处境，确实找不到出路。他偎依着姑娘细小的乳房，哭了起来。“我真希望她死。”他猛然高声说，并给自己突发的这一大嗓门儿吓了一跳。阿格尼移开了他的脑袋，为了看到他的面孔。他觉得她那对纯净、充满活力的眼睛似乎变得有些凶残贪婪起来。他似曾在什么地方见过这种眼神。“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我真希望她死。”他顺从地重复了一遍。
他关掉了收音机，睡觉去了。多年来他第一次做了个色情的梦。他梦见了那个姑娘。又是处在战争时期。他们为躲避德国人而在某些工厂里东躲西藏。水从破裂的淋浴莲蓬头倾泻到他们身上。他俩都赤身裸体，她偎依在他身上，她的头发有股水的气味。他们似乎做过爱，但奇怪的是，他肉体上根本感觉不到这一点，只是知道那就是爱情。
阿格尼的躯体是那样不可思议的柔软。这令他想起丝绸围巾，他可以把自己裹在它里面。他可以把自己裹在美艳得惊人的阿格涅什卡里面，裹在阿格尼杏黄色的躯体里。她像水一样，只要她愿意，她总能巧妙地躲过他，他恐怕无论如何也追不上她，捉不到她，守不住她。因此每当其稍一停顿，流到他的身上，那便是奇迹。这时他便将其截住，纵情狂饮，直到呛得透不过气来。
“只是请您什么也不要改变。请您一切保持现状。还有，就是您的丈夫……”
他从未把她跟任何人做过比较，也不可能把她跟任何事物做比较，但有时他会从熟睡中突然惊醒——他觉得自己似乎是躺在妻子身边。他惊慌失措地寻找她的名字，可他已想不起来，把它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当他发现自己是跟阿格尼在一起时，在深感慰藉的同时，又不能不为她的昙花一现惊叹不已。他的妻子像个硬邦邦的器皿，陶土制成的双耳罐。做爱时他不得不将她翻过来弄过去，把她把在适当的位置上，必须熟练地摆布她。她瘦得像带刺的枯枝。她的躯体给他的是这样一种肉体的乐趣，在这种无趣的底层的某个地方总是使他感到疼痛、费力和别扭。那时他不了解这一点，以为干这事就必然如此——那时他还没有认识阿格尼。
“我不想把您驱赶到任何别的地方去。”收音机里传出一个加强语气的女声。他觉得，这一定是尼娜·安德雷奇。
阿格尼是个令人惊奇的人物。
“我们不会成为朋友，”收音机里一个男子的声音说，“您自己对这一点是心里明白的。但我们将成为世上最幸福还是最不幸的人——全在您的掌控之中。我只请求您一件事，请求您不要剥夺我的希望，请求您允许我像迄今这样痛苦下去。如果这是不可能的，就请您命令我消失，而我，就一定会永远消失。”
他想留住她，只要他能够将她留住。他们睡觉的时候，他总是轻轻触摸她。每当他们坐在桌旁，他一次又一次地用食指抚弄她的手，仿佛是告诉她：就待在这儿，别动，就留在这里。他爱听她在单间公寓小得可怜的厨房里做事时的响动——他能听见玻璃的叮当声、茶壶在厨房台面的磕碰声和她的脚步声。他喜欢自己身边的什么地方有这样一些声响，因为它们有如一种支撑物，有如一堵支撑他的墙，有如世界的一道安全的边界。但她在自己周围弄出的这种无害的、日常的嘈杂声太少了。她轻盈、小巧，她的赤脚总是无声地在木地板上移动。他们做爱的时候，他总是对她说，你叫喊呀！但是甚至他的精液也不是像应有的那样注满她的子宫。他觉得它似乎只是从她的体内流过并渗进了被褥里。
他注意到，她具有光滑的孩子般的肤色，脸上没有一丝皱纹，没有一颗雀斑。他脑海里霎时闪现出她赤裸、苗条的躯体手脚撒开舒张地躺在床上的鲜明图像，不禁吓得打了个哆嗦。他说他累了，这就要上床睡觉。她对他提起了留钥匙的事，然后便消失在厨房里。他听到她清洗昨天留下来的未清洗的器皿的声音，他感到心神不定起来。他拿起黑色的电话听筒，转动小曲柄，吩咐连接弗罗茨瓦夫的医院，但是那里无人回应。“我明天到公司再打电话，明天到公司再打……”他反复对自己说。他听见楼下的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他站在楼梯上，突然感到所有的重负全都从他肩上落下了。他叹了口气，回到餐室。他打开收音机，给自己倒了一杯烧酒。收音机里在播送着什么广播剧。
自打他的妻子从那所医院回来之后，阿格尼就再也不曾出现过。他痛苦得发狂似的。他溜出家门，在小城里毫无目的地逛荡。但他不敢向别人打听阿格尼的行踪。他想到她那里定是发生了什么事，遇到了什么麻烦，或许是出了车祸。他每天必看地方报纸，但那里没有任何有关阿格尼的讯息。他经常坐在“塔楼”餐馆，靠近玻璃橱窗，喝着一杯又一杯的烧酒，注视着窗外走过的所有年轻姑娘。有一次他甚至觉得看到了她。他奔出餐馆，但他那时醉得厉害，以致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在家的时候，他常躲在盥洗室里痛哭流涕。那间租赁的住所他还保留了一年，在门上贴了给她的留言，但是纸片给太阳晒得发黄，上面的文字也褪了色，仍杳无她的音信。他觉得他再也挺不住了，他会从内里死亡，觉得他的末日已经到了。他的整个世界，连同他的妻子——这个忧伤的、会动的物体都会死去，甚至时间也会死亡。
“啊，这纯粹是巧合，很复杂。”
“我知道，我成了一个脾气不好、怨天尤人的老妖婆，”他的妻子说，“而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我不能生孩子。”但她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原因。她不能跟他有孩子。她跟阿格尼有可能有孩子，假如他会回来的话。但阿格尼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带着被掏空的肚子从医院回来后，曾多次穿上皮大衣，撒谎说是去找女裁缝，然后就沿着空荡荡、滴水成冰的小城街道行走，朝人家的窗口张望，朝餐馆、酒肆的内部观瞧，目光凝视着每个男性形象。有时在极度的绝望之际她出城去了郊区，那里已经没有一盏路灯照亮，在黑暗和淫雨中流淌着一条臭气熏天的小河。她把额头靠在一个什么栅栏或是一棵什么树上，嘴里念叨着阿格尼、阿格尼、阿格尼的名字，仿佛她每天都必须把这个词念叨多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仿佛不这么做就不能呼吸似的。阿格尼，阿格尼，阿格尼，她念叨着，然后就开始等待，相信这种重复呼唤会有魔力，会征服空间，甚至也会征服时间，最终会把阿格尼给她引导到身旁。她想象这个名字会从她嘴里飞出去，飕飕呼叫着奔向地平线的上方，飞驰到某处，降落到她所爱的人的头上，跟他的头发缠绕在一起，把这个小伙子领到这里来，领到她的面前。有时某些迟归的路人从她身旁走过。他们必定会想，这个女人定是喝醉了酒，正在胡言乱语呢，说的只不过是醉后的疯话罢了。偶尔会有人纠缠她，她就把脸藏进衣领里——终于所有的人对她的表现都习以为常。由于一个毛头小子——一个外来的流浪汉，一个长年不曾理发的年轻男人的倾心，她使自己成为人们的一种笑柄。由于爱而使自己成为笑柄，成为别人说笑的对象。她之所以成了荒唐可笑的女人，是因为她被感情迷住了心窍，这种感情只有从她内心看才有意义，从这样一座坟墓的底层看才有意义——每个人就是这样一座坟墓。她之所以荒唐可笑，是因为外人对她的感情无法理解。她之所以荒唐可笑，是因为她唤起的是别人混合着同情的惊讶。但她安于自己的荒唐可笑，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她在街上纠缠路人，拉扯他们的衣袖，问：“您可曾见过……”她常站立在中学门口、学生宿舍近旁的公共汽车站上傻等着，甚至乞求面色阴沉的警察核对他们掌握的有关所有的人的秘密资料，看其中有没有阿格尼这么一个人。停尸间也是她经常走访的地方。她在公园里常常把一对亲吻的情人拉开，而且总是弄错，不得不对他们赔礼道歉。她拿婴儿用的橄榄油涂抹胸部和腹部，用自己的手温柔地触摸那些部位，还自我欺骗，设想那是阿格尼在抚摸她。她在厨房里洗餐具、切面包的时候，会突然痛哭流涕起来，听到那些为头脑简单的人编写的流行歌曲中的陈词滥调：“然后你就突然离去，徐来的清风送来的一片落叶飘落在我的脚上……”也会涕泗滂沱。
“她是怎么找到你的？你是从哪里到这儿来的？”他问道，嘴里塞满了食物。
她一觉醒来，想到的便是如何自杀。她在悲伤的隧道里想遍了所有的方法：从卧轨到用厨房烤箱的煤气自杀，样样都想到了。但她从未尝试过。有一次，她洗了一束餐刀，正要将它们擦干放进抽屉的时候，餐刀从她手里掉落下来了。她蹲下身子，想观察它们的刀尖，所有的刀尖都彼此交叉着躺在地上。既然每件东西，哪怕是最小的东西都是较大的东西的一部分，而较大的东西又是那些巨大的、强有力的过程的一种因素，那么每件最小的东西，作为整体的一部分，便必然具有某种意义。难道不是这样吗？那么，那些躺在厨房里方砖地面上的交叉着的餐刀刀尖又意味着什么呢？它们为什么要交叉？为什么没有撒落得彼此相隔远一点？为什么没有撒落成大致平行或者彼此保持匀称一些的距离？
“明天，如果您愿意，我可以早点来，给您烧点什么菜。我知道怎样做包心菜镶肉。”她笑着说，他吃饭的时候，她挨着他坐到了桌旁。
自此她每天将一束餐刀扔到地上，将其想象成一种占卜来预测未来。刀尖总是相互吸引，它们在自己不能为人所理解的刀的世界里想要相互拥抱或者彼此对峙、交锋，似乎谁也管不着，非如此不可一般。
她没有否认，只是咧着嘴笑。她有一口少女的漂亮、整齐的牙齿。他听见她怎样在房子里忙碌，屋子里显得暖和了许多，也舒适了许多。她走进盥洗室的时候，他给自己倒了一杯烧酒，一口喝了下去。然后他装作整理办公桌上的文件。她给他送来重新热过的酸菜炖肉和一杯茶。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的病假结束了，她重新回到药房上班。只要她有点闲暇时间，她便注视着摆放毒药的架子。几年后她退休了，又回到浏览杂志的习惯上，在女裁缝那里定做了几套钢青色的女裙装，所有的服装都彼此相像，有如制服。
“我猜想，定是阿格涅什卡的昵称吧。”
一旦生活里出现了相思，人的满脑子装的全是相思，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世界看起来就会变得不真实、会在手指之间碎裂、瓦解。每一个动作都在审视自己本身；每一种感情都会有个开头，但永远没有终结，最后甚至连思念的对象也会变得苍白和不真实。唯有相思本身是真实的，它把人弄得晕头转向：让人觉得在某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地方拥有某种根本就不曾拥有的东西，接触某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人。这种生存状态具有起伏不定和自相矛盾的特点。它是生活的精髓，而有时又是生活的对立面。它通过皮肤渗透进肌肉和骨头，从此人便开始痛苦地生活。不是说他们身上的疼痛。痛苦地生活——意味着痛是他们生活的基础。因而也就无法逃避这种相思。要做到逃离相思，就必须逃离自己的肉体，甚至逃离自己。喝得酩酊大醉？沉睡几个礼拜？忘乎所以地拼命工作直到发狂？不停顿地祈祷？
“阿格尼。”她回答。
所有这一切他们夫妇都做过，但都是各人独自做的。在外表上看，他俩都是正常的人，跟别人一样地生活。可能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生活的。似水流年改变着一切，除了相思。人们的头发脱落了，纸张变黄了，城乡郊区建起了新的房屋，社会制度发生了变化，富人变成了穷人，穷人变成了富人，衰老、孤独的女邻居纷纷谢世，孩子们的小皮鞋穿起来也嫌小了。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只不过是为了找点话说。
如今他们已完全变成另一种与从前不同的人，他们本该改变自己的姓氏和名字才是——或可到政府机关里走一趟，填个表，声明“我们已不再是过去的我们，我们申请改变我们的个人资料”或做出诸如此类的表白，便成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人。可如果人们不断地这样改变着姓名，不断地变成别的某些人，那么人口登记又将怎么办呢？为什么成年人又要具有跟他孩提时同样的名字？为什么一个被爱的女人遭到背叛或抛弃后还要沿用与此前相同的姓氏？为什么那些从战争中回来的男人仍要保留着原有的姓名？为什么一个挨过父亲揍的小伙子，当他已经开始揍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仍要愚蠢地采用昔日的名字？
他让她走在自己前面进入门厅。姑娘径直去了厨房，随后传来煤斗的一阵响声。显然她对这座住宅早已了然于心。他对这种状况一时还难以习惯，于是便坐在起居室的桌旁，点着了香烟。
然而从外表看，似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无论是在他们之间，还是在他们之外，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仿佛世界在熟睡，只是时不时由于转瞬即逝的噩梦而震颤一下。有一段时间他们还害怕清晨太早或夜里太晚会响起电话铃声、像天气一样多变的邮差会送来信件。他们多半在思想意识边缘的某个地方想着，阿格尼还会突然跟他们联系，没有任何预兆，有如晴天响起的霹雳。时间不敢触犯像阿格尼这样的神圣图像。
“您的太太要我来打扫房子和点炉火，明天请给我留下钥匙。”
后来这对夫妇就再也不曾彼此说过“我爱你”一类的话，因为爱情已成了一种隐蔽的残疾。他们彼此之间除了买点东西和圣诞前夜相互说几句贺节的话之外，再也没有说过什么别的话。他俩都很晚才下班，午后他去打桥牌，她去上教堂，有时夜里他俩还相互偎依在一起，不是出于柔情，而是由于寒冷，因为房子老，很难烧热。但是不知不觉之间在他们的谈话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习惯语，尤其是每当遇到什么麻烦的时候，他们总是说：“让我们再一起坚持。”“让我们再一起坚持。”他们这样相互一再重复着，使其听起来就像在念符咒。
礼拜三，他下班回家的时候，台阶上坐着一个姑娘。她长发披肩，一脸刚毅的表情。他立刻便注意到这姑娘甚至还长得很标致。她穿着一条工厂女工穿的那种工作裤，看起来有点怪模怪样。他惊愕地站立在她面前。她抬起眼睛望着他。她的眼睛蓝中带绿、晶莹发亮。
① 格罗格酒（Grog），一种用朗姆酒、白兰地或白酒加热水和糖等制成的烈酒。
她要接受一系列放射线照射，不得不在医院里逗留几天，于是他便独自留在家里。那时他想，他们要是有个女管家该多好！这个女管家最好是个老年妇女，那时她就会为他们做兔肉香肠，会煮好满锅饺子，她说话还带着温和的利沃夫口音，像他母亲一样；她就会点着炉子，用抹布拭去钢琴上的尘土。他对自己作出许诺，一定要解决女管家的问题。有了女管家他们就不必去吃回锅的马铃薯和肉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