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嘴！”他们对他说。
他们把尸体拖到了墙边，用几块木板和树枝把它盖得严严实实。然后他们回到屋内，重新喝起了温热的雪水，因为他们也冻得半死。再晚一点他们中有个人走了出去，拿来一些小块冻肉，扔进了水中。此人不是埃戈·苏姆，不是。这一点他确确实实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干这件事的是另一个人。那些肉块在水里解冻，又在沸水中煮了一段不长的时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水锅里慢悠悠地漂浮过一阵子。那是些苍白的薄薄的小块儿，闻不出任何气味，只有水蒸气在锅的上方升腾。他们中有一个人拒绝吃，但此人也不是埃戈。埃戈把肉含在嘴里，硬邦邦的，半生半熟，他无法吞咽下去。他必须借助意志力去吞咽这些硬块。他暗自想：“你就把它想象成普通的肉，煲汤的肉。”直到这时他才狠一狠心将其吞了下去，却又坐着发呆，一动不动，仿佛吞下了一枚定时炸弹。傍晚，那个没有吃的人对他们说，他们可能会得过敏症，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不适应消化这种蛋白质。此人从前是一个生物学家之类的什么人。
火车仍旧没有来。其实指望能有火车来本身就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铁轨早已消失在雪下。同样，小灌木丛和棚屋也正缓慢地消失。他们每天都必须远征稀疏的白桦林弄一些木柴。他们用手掰断白桦树枝，拖到棚屋旁边。夜里他们常常听见狼嚎，声音悠远而恐怖。埃戈·苏姆的头脑里出现了一个想法，像火一样温暖着他：“这没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发愁。”这想法有如一堵坚实的墙，不断扩大，增长，它驱赶别的想法，一再反复较量，重复上千次，直到它完全占满整个意识。“一切正常，一切都好。”当轮到他出去拿肉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想。他走到小木屋前，暗自重复这些话，一遍又一遍，抑扬顿挫地重复着，像念经似的。这些话把他的思想梳理成笔直的、与任何事物都不相连的一缕思绪。因此他再也看不到人，他看到的是一个扭曲的外形，有棱有角，撒上了一层雪。他用刀割下一块块的肉，一直割到骨头。这是个艰难的工作，因为他只有一把钝刀，而肉却是冰冻的，硬得像石头。后来，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想到自己割的是大腿。想到他们已割完一条腿上的肉。生物学家是如此虚弱，当别人给他一点热汤和几块肉的时候他已不再拒绝，虽说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他是否能活下去。现在他跟他们完全一样了。
“我找到了他！我找到他了！”
这样持续了一个礼拜，或许是两个礼拜。埃戈还在不停地拿肉，现在用刀从骨头上刮不出多少肉了，还得砍下一些小骨头，因为到后来骨头也得充分利用。多亏雪和其他的一切，不久便难以辨认他们储备物资的来源是什么。与其说是别的什么，不如说是一堆骨头，一种不规则的结了冰的形体。生物学家也只呕吐过一次，那是在他们吃内脏的时候。
他们都从座位上跳将起来，出门走进雪中，去寻找那具尸体。那具尸体突然变得极其珍贵，变成个受欢迎的值得弄到手的东西。埃戈就是这样想的——他需要他，渴望他，并不介意死者本人头脑里在想些什么，因为死者确实也在那里想些什么，比方说，在他的头脑里回荡着从维吉尔或塔西佗那里援引来的某些拉丁文句子，他无法确定究竟是从谁那里援引来的拉丁文诗句：Cum ergo videas habere te omnia quaemundus habet，dubitarenon debes quod etiam animalia，quae offeruntur in hostiis，habeas intra te.②他们用棍棒在巨大的白色雪堆上到处戳，什么也没有找到，于是又开始用手把雪扒开，在雪堆上挖出了几个洞，直到最后埃戈见到了一只略微烤焦了的皮靴，他欢喜若狂地大嚷大叫说：
定是有个什么神灵在保佑他们，埃戈·苏姆这样想，因为就在狼群向他们进攻的那一天，他们在白桦林发现了人的踪迹。他们循踪走了一段路，可以看出那个人用雪橇拉木头，而雪橇是用一匹马牵引的。他们返回木屋时兴奋不已。他们祈求上苍不要下雪，不要掩盖这些来自外部世界的踪迹。这天夜里，起先他们听见远处什么地方有狼嚎声，后来这声音越来越近，最终听见就在棚屋的外面有一种喧叫声和相互扭打、混战的声音。狼群先是嗥叫着撕裂、吃掉了他们剩下的储备物资，为争夺一点少得可怜的食物而相互搏斗，而后又因搏斗而激起狂暴的野性，它们开始拼命挤压小屋的门，啃啮小屋的墙。屋内，他们尽量把火堆烧到最大程度，以致烤焦了顶棚。假若黑夜再持续一个钟头，小木屋就会保不住，他们就会成为狼群嘴里的食物。
那个冻死的人蜷缩成一团躺在地上，盖着破旧的粗毛毡，从毛毡下边伸出一只烤焦的皮靴。他那带帽耳的帽子从头上滑落，露出了他的秃顶。他的脸具有人的线条，但已不是人的面孔。伙伴们无言地将他抬到了小木屋外边，放到了雪堆上。雪花像沙子从天空撒落下来——细小、锋利、富有攻击性。几个钟头之后就覆盖了所有的痕迹。但埃戈·苏姆却一直想着这个冻死了的人，眼前总是看到那只略微烤焦了的皮靴。他试着回忆那人说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有过怎样的嗓门儿，但他什么都不记得了。他忘记了一切，彻底忘到了九霄云外，仿佛那个穿着一只略微烤焦的皮靴的人从来不曾在这里跟他一起待过。他们喝着烧热了的融化的雪水，彼此不说一句话。暴风雪肆虐，周围一切都在怒吼，呼啸，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雪从墙上的裂缝灌进了小屋，堆成了一个个规则的圆锥体，仿佛是一个个活人前来拜访作客，仿佛是星际空间的居民选中到地球来度过这一夜。早晨所有的人都还活着，他们有个人走到屋外，但立刻又返回来。“已经把他盖住了，什么也看不见，现在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了。”他绝望地说。
太阳刚刚升起，狼群就已经离去。他们朝白桦林的方向走，去寻找人、雪橇和马匹的踪迹。他们三个人走在一起，因为一早就发现生物学家已经死了。埃戈·苏姆心想，发生这样的事倒也不错，又是有什么神灵在保佑他们，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办法把奄奄一息的生物学家带走。而他们前面的路又很长，很遥远，甚至不知有多么遥远，不知前方到底有没有目标。
埃戈·苏姆在利沃夫上大学，攻读历史和古典文学。他被流放西伯利亚，时年二十四岁。
他们走了一整天，穿过森林，然后沿着森林的边缘走。到了傍晚（其实天在几个钟头之前就已经黑了），他们看到远方有灯光。在这儿还能听见他们身后某处有狼群在嗥叫。
埃戈·苏姆的父亲是个乡村教师，住在博雷斯瓦夫附近。他的姓名非常普通，叫文岑蒂·苏姆，但在他情绪好的时候，突然心血来潮给儿子起了个埃戈的名字。他觉得，似乎埃戈·苏姆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值得自豪。不久他又后悔没有给儿子起两个名字，要是给儿子起双名也许就会显得更为高贵和文明，也许就会成为一种标记，说明他的家族以及跟他的家族一起的文岑蒂·苏姆和他的孩子们，全都是属于西方的。
埃戈·苏姆就这样得救了，还有他的两个伙伴也得救了——他甚至都没有记住他们的姓名。他们走到一个勉强算得上是居留点的小村庄，那儿总共只有五栋房屋。那里有人让他们取暖，有人给他们食物，有人治好了他们冻伤的脚、手掌和手。埃戈在那儿加入了波兰军队，走过从列宁诺到柏林的整个路程，最后又来到新鲁达落脚，在一所老中学当了一名历史教师。在那所中学的大厅里，立着歌德的大理石半身雕塑像。
埃戈不记得伙伴们的名字；他得以忘记他们的姓名，但他没法忘记那个冻死了的人的面孔，他吃了那个人的尸体。那个人很可能是夜里冻死的，因为早上他蜷缩着躺在火堆旁边，一只长筒皮靴有点烧焦，似乎是他在将死的时候把一只脚伸进了火里，想以此提醒自己“还活着”。但也可能是他死后那只脚才落进火堆的。他已开始谢顶，蓄了一脸红褐色的络腮胡。埃戈记得，他苍白的双唇露出因患坏血病而糜烂的牙龈。
① 埃戈·苏姆，原文作Ergo Sum，是笛卡尔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的后半句。
埃戈·苏姆吃过人肉。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三年早春时节，在沃尔库塔和克拉斯诺耶小火车站之间的某个地方。他们五个人被留在铁路道轨旁边的一间简陋的小木屋里，因为他们要给接下来的几列火车卸货，但是火车还没有来。夜里下了一整夜的雪，比已经积在那里的雪更大，也更白。他们从雪下挖出嫩枝、残剩的青草，他们就吃这种东西。他们从棚屋的木板上刮下老苔藓，也吃掉了。幸好周围是森林，他们有木柴，可烧火烤热他们的身体，因为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从体内给他们些许温暖了。
② 拉丁语，意为：一旦你看到你拥有世界所有的一切，你就不应怀疑你同时也拥有作为额外祭品而奉献给祭坛的生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