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2月13日他给我来信说：“我有三点想法：（一）人手宜精，切不宜多。前些日子与丁玲同志谈起她选秘书的尺度。她说，绝不要一位准备当作家的。我是主张当编辑一定要写写，才好提高，但也最怕拿编辑岗位当跳板的那种同志。工作中的差错往往是这种人出的。当编辑（当什么）都得有献身精神。只怕这个问题你一人掌握不了！（二）人文社刚作总结。现代书有赔有赚，‘五四’书大都赔钱。古典及外国文学则净赚。但‘五四’书，有时可以撑场面。常有出版社人来看我（昨天就来了浙江及福建的），一提起四川，就想到你们自李劼人、巴金以来出的这批书（但我认为‘五四’书一定得有库存，因为这不同于当代的，经常会有人来找）。如果搞自负盈亏，要不要设个古典组及外文组？（三）外国出版社人少，主要是依靠社会（尤其身边的大学）力量，书应包出去。另一点是，不搞文字加工。加起工来没个头儿，且往往纠纷无穷。”
1984年11月27日他给我来信说：“非常赞成你来主持文艺出版社。上函听说你们川社有五六百职工，我即吓了一跳。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三百人左右，已嫌太多。上函我提到在西德慕尼黑一出版社，年出书一百种（包括七卷本的中德对照《毛选》，作一种计），还出两种月刊，而从社长到会计，一共只十六人。北京的外文出版社，1949年我们筹办（同时编着两个英文刊物）时只七人，包括乔冠华（他只算半个）。今天该社已三千人出头了。这全是大锅饭之所致。不改改不行啊！”
1985年2月25日他给我来信说：“我年来文思迟钝，一时怕写不出多少东西。我的下一本书早已由三联（京港两地同时）约去，只能为你主持的文艺出版社当个啦啦队了。如今你独当一面，担子必重多了。全国这么多出版社，没有点看家的东西，没有新点子不行。人文这里也在苦恼着，‘文学之窗’改为‘故事报’，销路增了，可又有人对走通俗化的路子怀有戒心。如今搞出版，不赚钱不行，光赚钱更不行。如何把雅俗结合起来，是个重大课题。我有三点小建议供你参考：（一）请名画家为名作画插图——古的如‘三言二拍’，今的如一些‘五四’名著。画家让他插当代作品多不大肯；但如插文学史上名著，则必乐意为之。外国像莎士比亚、堂吉诃德，均有多种由名画家插图的版本。这种做法，只出画家报酬，不须稿酬，成本可低些。既是名画家，则收藏家必仍愿购买，一般读者也会视为珍品。（二）走通俗的路之一，是古典（尤其文言的）作品今译（或重述）。我为中青所译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1956年初版，现已印了多版次，印数近百万册。中国的《元曲》《牡丹亭》《桃花扇》何尝不可有今译本或重述本？这，既俗又雅。（三）外国展出了许多文学磁带。中国许多‘五四’作家，在八旬以上者，如不抢录，以后即录不成了。何不请艾芜、沙汀、巴金、叶圣陶、冰心等位，谈一谈生平，接着朗读其作品之一章。我相信不但国内有人买，国外亦有需求也。如何请酌。”
1983年10月，我由山东调四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当时，在该社出版的现代作家选集中有《萧乾选集》四卷。选集的第一、二卷已经出版，第三、四卷由我终审签发。萧先生同我开始通信。现从找到的信中择一些摘录如下：
萧先生希望我做一个有眼光有胆识的出版家，他的建议在当时自然都是好的。
时光如水。同萧乾老师又恢复联系是在80年代了！
1987年初夏，萧先生夫妇到成都，住红星中路红星旅馆。我专程前去看望。他见到我时，激动得第一句话是“你看，我老得不成样子了！……”确是这样！岁月与坎坷无情！当年在我印象中那位生气勃勃、英俊开朗的萧乾老师现在已是苍老、行动迟缓、面色不好、头发灰白的老人。除了笑容，他那有名的亲切和蔼老带点童心的笑容未变。别的都不一样了！见到他，我心里酸酸的。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生龙活虎地在国外驰骋的战地记者哪里去了？！那个在大学讲台上广征博引使学生倾倒的年轻教授怎么这样子了？！那个爱书写书又编书的作家编辑出版家好衰老啊！蒙冤与遭受精神肉体的摧残竟能这么毁了他！……我只知他1981年动了手术，余下的肾只有常人四分之一的功能，他心脏也不好。我感到沉重和语塞，只匆匆同他和文师母合影后就分手了。
三
所幸，他的精神状态并不老。他的书不断出版，作品不断在报纸上发表。以后，我们通信，我常收到他的赠书，除通信外，我每到北京总去看望他和文师母。听萧先生谈话，总欣慰他精神不老、思想不老。他似是特别关心和思考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常常话题不离知识分子。他又历来是个爱国者，一直关心国内外大事，总是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国家的良心，知识分子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国家应当听取知识分子的声音。每次同他见面谈心或通信也总觉得常受教益。
一天，我在东总布胡同一个简陋的邮局里寄信。这里狭小破落，柜台里坐着一两个工作人员。我在桌上蘸糨糊往信上贴邮票，忽然一抬头看见萧先生在帮一个老人填写包裹单。老人没文化，萧先生耐心认真地按照他说的地址，笑眯眯地低头帮他填写，写得很专心。填完，等那老人把包裹递到柜台上交给邮局的工作人员，他根本就没有发现我。他耐心笑着帮老人填写包裹单的事，当时就感动了我。等他填完，我走近他叫了一声：“萧先生！”他抬头认出是我，就笑着同我握手问好，我扼要说了自己的工作情况，并礼貌性地说以后要抽空去看望他。但事实上，从“反右”运动开始，我就再也没有同他见面。他写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我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他迅即很倒霉了！“反右”运动把人搞得黯然无声，互不来往，也不敢说真话。接下来是“三面红旗”“大跃进”，再接下来是“三年自然灾害”……1961年夏，我们的刊物奉命“拆庙搬神”，我自己就莫名其妙地离开北京被下放到了山东沂蒙山区，到一个省重点中学做领导工作。从此，茫茫天涯弹指二十多年，许多旧相识几乎忘了我，我并非无情之人，但也很少想起会同萧先生再有联系！
大约在80年代末，我收到傅光明同志的信，说萧先生的意思，请他约我写一篇评《梦之谷》的文章。我不禁想到了大学时代那次同萧先生谈《梦之谷》的往事。因此写了《发自肺腑，魅力长存——关于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一文，先发于《四川大学学报》，后被编入《萧乾研究论集》。我遵循的是萧先生说的“怎么想就怎么写”的原则，也算是了却一件几十年前的心愿。
我是1953年为筹办《中国工人》杂志由上海总工会调到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系统工作的，住在东总布胡同19号。当时的社会风气，人同人之间不大交往，我又不爱去串门，虽然知道有些老师和同学及熟人在北京，但从没有去看望谁的欲望。对萧先生也如此。
四
1948年夏季，我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留校做了助教。但萧乾先生已不在复旦任教。我再见到萧先生时，已是1957年“反右”前夕了。
萧乾先生是个极讲礼貌的人，同人见面，十分礼貌，很尊重别人，写信给他，他总是有信必复。因此，我在他年岁越来越大后，很怕写信干扰他，写信时总请他不必复信。但他改成文师母出面代他复信，他也总要在文师母的信上写上一段或再附一张信。他写信给我，每每客气地总要称“王火兄”，我再三提出，他有时改了这种称呼，有时仍不改。他们夫妇俩都是珍重感情的人。我与他们相处，始终感到有一种他们把我当作家里人对待的感情。
二
与萧先生交往，一直感到他密切关注时事和世事，爱国之心从未减弱。读他写的文章，总是在喊出发自内心的真诚声音，这使我感到极其可贵。他的思虑常常集中在国家民族的强盛上，1998年10月2日他写过一段人生小语。他说：“我是本世纪第十个年头出生的，如今差不到两年就是世纪的终点。我出生时，北京皇宫里的宝座上还坐着个娃娃皇帝。如今，国家从四分五裂、任人宰割，到今天，命运已握在自己的手里。我正以好奇的心情，巴望下一个世纪，我有信心会看到中国更强大，健康，开放。中国将永远同弱者站在一起，反对霸权。文化将在固有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挺胸直背，受到尊重。”
作为一个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我那时在受业于萧乾先生之前，就爱读他在《大公报》上发表的特写通讯，尤其是做随军记者写的英伦通讯及欧洲战场的报道。当时他在《大公报》上用“塔塔木林”笔名写的“红毛长谈”一系列的杂文也引起我的注意。因此，他的课我总是专心听讲并做笔记。萧乾先生没有想象中的“英国绅士”架子和派头，很朴实亲切，谦虚而又和蔼，脸上永远有那种使人感到容易接近的笑容。那时候，每个教授手中都有一本点名册，萧先生有时也带点名册来，但他从不点名，给学生一种宽松的印象。复旦新闻系当时有不少名教授，有的难以亲近。萧先生忙，但从不拒绝与同学接触。我不喜欢“高攀”，但他的亲切和笑容使我忍不住不去他的住处看望。记忆中印象深的有两次。一次是谈他的长篇《梦之谷》。我在图书馆借到了这部小说，读后感到喜爱。那时新闻系的同学石碚在编一家报纸的图书评论专栏。我有时应约写点书评去发表。读了《梦之谷》我去看望萧先生，我告诉他我想写书评的意图，他笑着说：你看了有什么想法就照你想的写好了。但后来，我怕评不好，结果未写。一次是谈新闻写作，他说：新闻每每写出来时有生命，时间长了，生命就消失了。因此，写新闻时，要注意加点“防腐剂”。所谓“防腐剂”，他指的是文学价值和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等。萧先生在《大公报》的事极忙，在我记忆中有两次课他都请了假。而且，家庭里出了些不幸的事。我同他久无接触。大约是1948年年初，关于他要去办《新路》杂志的事在学生中有传播，说他倡导走“第三条道路”走“中间路线”。但他并没有向学生灌输或拉拢学生去走什么“第三条道路”。他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态度是明确的，根本没去主编《新路》。有一天，在校门口突然遇到他。我们是站着说话的。我无从安慰他什么，但把听到的舆论告诉了他，我的措辞自然是否定第三条道路的。记得他看着我的眼睛点头说：“我没打算去！”在我感觉上，他的思想当时是该属于进步范围的，无论如何不该“左”到把他推到“黑色”“反动”的泥淖中去。
北京开第五次全国文代会时，与中央领导同志合影那天，他穿一套蓝藏青西装来了。我扶着他走了一小段路，发现他身体虚弱、疲乏。但他脸上仍旧总是露出他那著名的笑容。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是1998年的5月，我和起凤到北京医院看望他和文师母，他坐在那里，表示很高兴。事先我问过医生。医生说身体状况不好，别多同他谈话，我就不让他开口。自己也不说什么。一会儿。分别时，他依然要送好些新作给我。但赠书已是由文师母代他签名了！正因如此，以后我远在成都不能常去看望，也不愿写信或打电话打扰，却时常记挂着他，关心着他。他过九十寿诞的那天，朱镕基总理写信向他祝寿。我打长途电话到北京医院和他在复外的住所，想表示祝贺，但均无人接。谁知2月11日，萧先生就病逝于北京医院。数日后，我才与文师母通了电话。
以后上课，他选过一些英文新闻报道做教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篇，题目是《赫斯吃鸡》。这是一篇用杂文笔法写的新闻报道，有英国人的那种幽默、讽刺和调侃。萧乾先生讲这一课时，谈到了他在西欧采访的旧事，谈《赫斯吃鸡》一文时，很强调语言技巧，要我们善于用文学语言写新闻。
老师生前一直关心我写的长篇《霹雳三年》，这小说，1999年第一期《当代》刊登将近二分之一章节，3月份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书出版。但老师已经西去，未能见到。
1946年暑假开学以后，萧乾老师由英国回来到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外文系兼课任教授。他是第一位赴欧洲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的中国记者，是唯一亲历法国诺曼底登陆战的中国记者，在新闻系学生中很有声望。他在新闻系教的是“英文新闻写作”课，主要是讲热爱记者工作，认为记者这种职业，可以广泛接触社会，广泛涉猎人生，能接触各种人，能到各种地方，是了解并探索人生最理想的工作。正因如此，记者必须学好外文，要能说能写，“英文新闻写作”课就是教大家掌握用英文写作新闻的课，希望大家重视学好。这番话曾给我这样的新闻系学生不少鼓舞。那天，下课时正下着急雨，教室走廊的屋檐上流下的雨水哗哗响，他在藏青色西装外披着一件战地记者用的绿色军用风雨衣，冒着雨匆匆走了，步伐轻快敏捷，仿佛有什么重要事要去办。那个雨中远去的背影至今清晰如在眼前。
自从萧先生去世，我常想念他。1999年6月到10月，我在英国住了四个月，我的住处离伦敦市区只有十几分钟路程。在伦敦经过舰队街时，我就想起萧先生1944年曾在这里设立过《大公报》驻伦敦办事处；坐地铁时，我就想起“二战”中伦敦遭德寇大轰炸，萧先生曾在地铁站台上过夜。尤其是到剑桥，我更不能不想起萧先生。他的名篇《剑桥书简》和《负笈剑桥》使我对剑桥变得熟悉而不陌生。我在皇家学院门口摄影留念，心里想：1942年到1944年萧先生曾在这里听课，1986年他重返剑桥时曾到这里的绿草坪上同他当年的老师见面。……处处无声，处处留痕，于是我决心写这篇悼忆的文字，作为一个学生对老师的敬爱和纪念。
一
萧先生曾被踩入污泥二十多年，却以一身洁净和光荣重新站立文坛辉煌二十余年。他是个平民化的大记者、大作家、大翻译家、大编辑家；待人平等，得意时从不得意忘形，失意时恬淡善良；为人正直，是非感十分强烈，与人相交宽厚待人，严于律己。他终生用笔战斗，带病工作到最后一息。他忧国忧民，将爱心献给国家人民。他走了，他那种睿智仁厚的微笑，那许多卷透彻人生洞察世态的文章，他那曾饱经沧桑坎坷依然天真纯净的待人接物态度，他那耕耘不停的奉献精神，他那见多识广鸟瞰世界的阅历与学识，他那种坚定不变的爱国精神，却都会遗留下来，留在中国，留在国外，留在人们心上，留给以后的世人。对于我，痛心于少了这样一位知心的老师，但只要想起他，他留给我的那些话和记忆以及感情，始终春风似的拂在我心上，使我感悟，促我奋进。
那天下雨，我和起凤同文洁若师母告别后出来，大雨倾盆，我们淋湿了衣服走了很多路才招到一辆出租车回到住处。哗哗的大雨，使我的思绪回到了五十多年前的上海江湾复旦大学……我就是在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日子第一次见到萧乾老师的。
岁月已如逝水，死亡是一种生命终结的状态，但对有的人来说也是一个生命无法停止其影响的状态，对于萧乾先生，就是如此。
6月里离北京去英国之前，我和起凤又到复外二十一楼老师住处去了一次，是为了对老师的去世再作一次凭吊。面对老师微笑的照片，我们默默鞠躬。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在落泪。要我不动感情是不可能的。
（本文刊于2000年《四川统一战线》及《复旦通讯》）
教过我的课程的教授，剩下的本来就越来越少！在1999年1月27日刚度过九十华诞的萧乾教授，2月11日就因病去世。几十年来常同我保持着联系和交往情深谊重的老师，从此就永别了。这不能不使我常陷在一种悲伤与怀念的情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