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馆那天，像办喜事，夏坝很热闹。邵力子、傅学文夫妇、潘梓年、王芸生等都应邀来到。许多往届毕业的校友、系友，多数是重庆各报社的报人都来了！我那天与同学们一同担任招待。因为邵老同我的父亲熟识，我在江边渡船上迎接他并帮他提着网兜里的东西，陪同他到“新闻馆”。满头短短白发的邵老，当时是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和宪政促进会秘书长。当天他穿一件黑色皮夹克形的长大衣，我想这是他在担任驻苏联大使时带回国的。在“新闻馆”门口，他抬头看着匾额，连说：“写得好！写得好！”戴近视眼镜穿西装和黑大衣的王芸生，当时是《大公报》的负责人，许多同学围着他同他说话。瘦削穿长衫的潘梓年是《新华日报》的负责人，他以前曾被国民党逮捕，上过电刑，身体不好，看上去沉默寡言。不少同学对他很敬重，陪着他谈。我们那时许多同学都订阅《新华日报》。在我想象中，《新华日报》的负责人似乎应当像一把锋芒毕露的宝剑，见到他那种朴实的模样，出人意料。但拿他来对比望道老师，又感他们应当是同属于那种爱憎鲜明、稳而不露、聪慧内含的人。
1945年4月5日，“新闻馆”终于建成，并且举行开馆典礼。现在看来，这个“新闻馆”确实是十分“简易”的，一共不过十来间平房，包括会议室、图书资料室、阅览室、编辑室、收音广播室等。但那时，大家是为这样一个“馆”欢欣鼓舞的。有了新闻馆后，新闻系追求进步的同学有了一个根据地。馆门匾上写的“新闻馆”字样是望道老师的手笔，深厚而俊秀挺拔。对联是校友、名书法家于右任写的：“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
望道老师提倡新闻系同学能在茶馆里写作，而且不管环境如何嘈杂，应当写得快、写得好。茶馆里人多喧闹，本非写作之地。但望道老师说：做新闻记者，将来也许不可能有很安静的地方供你写作。你必定要有在条件很差的环境中写作的习惯。那时，很多同学都按照他的倡导做了。我也不例外。望道老师还在新闻系开设修辞学课程，课本就是他那本名作《修辞学发凡》。我刚到夏坝时，觉得“夏坝”这个名称很美。新闻系的老同学就告诉我：“夏坝本名‘下坝’，是陈望道老师改名为‘夏坝’的。”从修辞观点来看，一字之改，化腐朽为神奇，可见望道老师的功力。他在讲修辞学课时，有的话，我还记得大意。他说：不要以为修辞有神秘性，以为语言的妙处只可意会难以言传，这其实是不对的。修辞是有规律可循的，所以没有什么神秘……他又说：有人以为修辞是打扮文字、雕琢词句、矫揉造作那一套，这也错了！修辞是根据一定的内容，恰当地运用语言条件，顺理成章来做，使思想感情和客观情境的表现和反映能很恰当，而不是单纯来讲究形式美。……但他说的“不是单纯来讲究形式美”，并非机械的，也注意到了形式问题。他讲课时，谈到字形和字义的美时，举例说过：“花”这个字是美的，“柳”这个字也是美的。但“花柳”二字放在一起，就糟了！……当时，我们听着课都笑了。几十年来，我从事文字工作，除了在治学严谨、工作踏实上觉得应当学习望道老师外，修辞方面，也受到他的陶冶。我能从事文学创作，讲究文字之美，讲究写作速度与词能达意，同望道老师的教诲也是分不开的。
他四方呼号，得到许多校友、系友的积极支持和全系师生的热烈响应。望道老师为这件事常去重庆奔走呼号。
在我入学阶段，正是大批青年学生倾向进步的高潮期。当时复旦校园内，进步壁报办得风生水起，如《夏坝风》《文学窗》《政治家》《复旦新闻》等都很吸引人，1944年冬天，又有铅印的四开小报《中国学生导报》出版。我见望道老师有时走过贴满壁报的长廊，默默地也在看壁报；我又见望道老师同一些进步的同学关系都比较亲密融洽。我第一次见到《中国学生导报》，就是在“新闻馆”里从高班级的同学手中拿到阅读的。当时环境复杂，斗争激烈。望道老师为人似乎谨慎。但我觉得新闻系那根脉搏的跳动，可以使人察觉到望道老师对进步学生运动，有一种不露声色或明白的支持。
我是1944年暑假后入学的。入学时知道，春天，望道老师发起要为新闻系筹建一所“新闻馆”。
四、文章要写得有意义
望道老师平时对时间十分珍惜，夏坝离风景优美的北温泉很近，但假日他总是孜孜在系里和家里忙碌。只是当新闻晚会举行时，总是看到他由一些教授和同学陪同来参加。这既是支持，也像掌舵。
1945年，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墓前》，拟投稿。这故事是从同学中听来的：一个下江来的流亡学生，爱上了一个四川绅粮家的女儿，两人都是复旦同学。但女同学的父亲和后母坚决反对这桩婚事，后来索性将女儿囚禁在家中不准她上学了。那男同学常在女同学家屋外徘徊，想见一面而不可能。女同学终于病倒了，病重时提出要求，希望死后能葬在夏坝复旦校园后的一座小山上。她病故了，家里按她的遗愿为她立了碑建了坟。可是，有一天夜里，原来的墓碑被砸断了，竖了一块新碑，上面有一首悼念的小诗，署名是那位男同学。接着，男同学失踪了，是到一个遥远的他“久已向往的地方”去了。这向往的地方当然我暗指的是延安。
那时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每周几乎都有一次“新闻晚会”，预先总是用彩色纸张贴出海报通知大家。晚会常研究时事和学术问题，有专题讨论，也请过做记者的系友来讲时事。不但新闻系同学参加，外文系、中文系、历史系同学参加的也有。各系当时都有系会，但新闻系系会被大家瞩目，因为“新闻晚会”的活动经常举行，而且密切联系时局和大家的思想实际。
这传说在复旦同学中流传颇广。那后山上的有诗碑的坟墓我也去看过。我把这个短篇小说送给望道老师看，他看完把稿子还我时，只说了一句话：“要写得有意义些。”
三、“新闻晚会”和“新闻馆”
我那时年轻不懂事，也不知天高地厚，竟感到有些不受用了。我认为我写《墓前》是寓含反封建的意义在内的，我将爱情写得缠绵悱恻，谁看了都会一洒同情之泪，怎么能说没意义呢？
我后来深深体会到，望道老师对学生是很亲切的，见到学生不讲礼貌一定要当面指责。但他确实是位做学问的人，整天头脑里在思索的问题很多，有时太专心了，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不足为怪。有时正在思索重要问题，思路忽然被人打断而感到遗憾，也不足为怪！
后来我终于想通了。我这篇小说只是重复了“五四”以后早被许多人写烂了、写够了的主题，毫无新意；而且，我把笔墨过多地放在爱情的渲染上，而且归结为失恋之后才去延安，也是一种失败。实际上这个题材可发掘出的意义是存在的，只是我没有去发掘出来而已。就这样一句批评式的意见“要写得有意义些”，体现了望道老师和我之间水平的高低差距。他这么一句话就够我用一辈子的！
后来，同高年级的同学闲谈，有的高年级的同学说也碰到过同样的情形，甚至有一位同学说，一次望道夫子在沉思，他上去打招呼叫了一声。望道夫子责怪说：“唉！我正在思索一个问题，给你打断了！”
直到1948年，我毕业留校给望道老师做助教时，才又把另一个短篇送给他看。这个短篇当时发表在上海《万象》杂志上，题目为《缙云坝上的鬼屋》，也是根据北碚夏坝复旦同学间的传说加工写成的。我们学校附近有幢洋房临江矗立，传说是个凶宅，闹鬼。屋主原是川军的一个师长。我赋予这题材一个反迷信的主题，但望道老师看了后，摇着头又是只说了一句话：“不要猎奇！”
我笑着叫了一声：“陈先生！”真实地说，“上次看见您，我打招呼叫您，可是您不理睬。我估计您是在思考什么问题，所以看不见也听不见。今天，我怕您又是在思考，所以——”他笑了，笑得异常亲切，笑时嘴两侧的脸上都有皱纹。他常常这样笑，使人觉得他笑得很开心。他点点头，似乎满意我的解释，也似乎是对上次我叫他未引起他注意而有歉意。
这贬得很厉害。他那么忙，我把这种短篇小说请他看他肯看已经很不容易，在我是缺乏自知之明，在他是实事求是。但他的真实评语当时却使我不大愉快。事后，我冷静下来想想，才体悟到他确实是位严师，对我的指点是深刻的，他何必要为了使我高兴就廉价地给点鼓励呢？他对我的指点是深刻、真诚的！他是向学生指出一条创作的正道。
果然，他说：“你看到我没有？为什么装作看不见？”
几十年来，望道老师送我的这两句警句：“要写得有意义些！”“不要猎奇！”常常铿锵有声地呼响在我的耳边，使我警惕，使我自勉。我把它们永远铭记在心头。
有一次，我在江边林荫道上迎面遇见望道老师走来。他似乎在沉思着什么，我临近时，向他微微鞠躬，叫了一声：“陈先生！”他好像完全没有看见，也未听见，径自走了过去。我很不高兴。第二天，在江边林荫道上又遇到了他。他仍是昨天那种走路的姿势，提着黑公文皮包踽踽独行，似在沉思。我暗自做了决定：今天既不朝他看，也不叫他，走过去算了。谁知刚同他交叉走过，他忽然停住了脚步，回身叫我，那口气挺生硬，表情严肃。我忙停步，朝他看看，心里明白，准是他见我没有打招呼而生气了。
五、做望道夫子的助教
我面红耳赤，只好说：“是！”回身往上“科学方法”的教室走。望道老师站在走廊里一直看着我走进教室。我心里想：他真凶！但后来同望道老师处久了，发现他并不凶，有时还很慈祥，他对学生的严是正确的。而且他很讲礼貌。在课上用名册点名时，他总是在学生的名字后加上一个“君”字。比如点到我名字，就叫：“王洪溥君！”（我本名王洪溥）
1948年，我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望道老师要我留校做他的助教。同望道老师谈话的机会比以前多了，谈的内容也比较广泛。只可惜我的日记和信件、照片等早就在“文革”中损失，除了印象深刻的一些话外，多数都已记不真切了。
我在复旦大学上一年级时，当时复旦的副校长郭任远教授从美国回来，开了一门选修课“科学方法”。这门课不能由学生自选而是由他自己挑选一些学生上他的这门课，我也入选了。郭教授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在复旦的地位与众不同。他上课时，校工早早替他搬来藤椅放在讲台上，助教先来点名，一位女秘书坐在第一排为他做记录。他上课讲英语很多，一口闽粤音的普通话十分费解。比如“一只兔子四只脚”，他说出来变成了“一只桌子是在躲”。我听了两节课，感到得益不大，就有意逃课。那天，在教室走廊上碰到望道老师，他忽然问我：“你怎么不去上课？”我如实回答：“科学方法这门课一点儿意思都没有！”望道老师马上毫无笑容地批评我说：“你还没有资格这样说！你刚是一年级的大学生，现在需要的是虚心，不是狂妄！我劝你快去上课！”
我同望道老师谈过鲁迅，望道老师告诉我说，鲁迅先生1928年曾在复旦大学作过演讲。那时，上海大学停办，望道老师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当时教育界的黑暗势力很猖狂，仇视白话文，鲁迅的演讲是指责当时黑暗势力的。题目已不记得，也许并没有题目。讲到得意处，鲁迅就仰天大笑，听讲者也都跟着笑。
二、需要虚心，不要狂妄
望道老师说：鲁迅先生的功劳并不局限于文艺方面，当然文艺方面功劳成绩最大。所以纪念鲁迅，不应该局限于任何一个部门或范围，在一切文化教育方面都留有鲁迅先生的功绩。望道老师还特别提到他办的实践大众语的《太白》半月刊，就是得到鲁迅支持才创刊的。
他当时住在复旦东阳镇上，寓所名为“潜庐”。当时东阳镇没电灯，一条小街只有十来间小商店，外加些破旧的民居。他生活简朴清苦，住处也简陋，有次夜间，我陪同学去看望他，见他在黑黝黝的屋里点着一根烛光，在看书，烛光不亮，他弓着身子，看得很专心，烛光映着他消瘦的面孔和斑白的头发，那种学者风度，像幅油画似的印在我的脑海，迄今也未消失。
1948年我问起过望道老师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事。他说：我1919年5月从日本回国，随即到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语文。当时，学生施存统（即施复亮）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旧道德，遭到反动势力攻击，牵涉到我，酿成有名的浙江一师风潮。我离职回到故乡义乌分水塘村，当时手头有一本日文的《共产党宣言》，是现在这个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即戴季陶[1]）供给我的。我译成中文后，出版了，有不少地方翻印，北伐战争时印得更多，还随军散发过。现在我手边反倒一本也没有了。
望道老师的一笔字很有功底，板书尤其漂亮，写得快但决不潦草，端正灵活，圆润醒目。他讲课的特点是条理十分清楚，安排得很从容，讲得比较平和，从不声嘶力竭。但在平稳轻松中使人感到他胸中的学问渊博，一切都游刃有余，确是“肚里有一车水，才能授学生一杯水”。逻辑学和修辞学有些部分是很枯燥的，他却讲得引人入胜，足见功夫之深。
《修辞学发凡》一书，是望道老师在30年代初写就的，这本书为我国修辞学的研究开拓了新的境界。望道老师对这本书的宠爱体现在不断修订上。他总希望每再版一次就能有新的修改和补充。他平时很注意收集例证，有点空闲的时候，总喜欢思索一些与这本书有关的问题。我做新闻系助教的一年中，望道老师从来没有找我替他或他的家人做任何一点私事，但他让我帮他收集修辞学上的例证。在我的感觉上，望道老师自己也认为这本书是他对中国文化的一项贡献。他想把这本书精益求精地改得更好，这是一种对读者极负责任的态度。他写这本书和改这本书都出以公心。
在大学一年级时，我选了望道老师的“逻辑学”和“修辞学”两门课。“修辞学”的课本就是他的名著《修辞学发凡》。他写作这部书的态度十分严谨，再版时一再修订。我1948年开始做他的助教时，他从未用私事支使我，但却要我在平日阅读中帮助他收集一些好的关于修辞方面的例子提供他修订时参考。为一个例子有时要同我“探讨”许久，使我深感他治学之用功。
望道老师在那个阶段，话不多，比较稳健，但他的立场是坚定的，爱憎是分明的，对反内战、反饥饿的民主运动是全心支持不遗余力的。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是：1949年上海面临解放，解放军在4月20日晚已飞渡长江天堑，占领荻港，国民党长江防线被拦腰斩断。这时，望道老师已经“失踪”一些日子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要逮捕他，他秘密躲藏在虹口区一个友人家中。可能是4月22日或23日，我与新闻系另一同学一同去看望望道老师。望道老师见到我们非常高兴，急忙告诉我们说，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中共电台广播，播的是以毛泽东、朱德署名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他连说：“快了！快了！”欢乐之情溢于言表。
他平时对时间十分珍惜。夏坝离风景优美的北温泉很近，但假日也未见他去游览过。他总是在忙着做他的工作和学问。他不是一个哗众取宠爱出风头的人。他不显山不露水。我在复旦上学时及以后做他的助教时，未见他有慷慨激昂的演讲，也未见他有剑拔弩张的气势，但解放战争时期，他于沉静中见凝重，于风浪中定方向，他反对当时的统治者，反对内战并心倾革命，使人对他总是产生信任感和尊敬感。
可能是出于对修辞的关心，他一连说了两遍：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用了“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词句。他说：“坚决、彻底、干净、全部，这四个词不是乱用的，用在一起，真是一字千钧！”说着，他开心地笑了。我们告辞时，望道老师一再叮嘱，不要把地址和他的行踪告诉别人，也不要再去看望他。
望道老师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系主任先后近九年（1941年9月至1950年7月），其中前一半时间在四川重庆北碚夏坝，后一半时间在上海江湾。他倡导民主办学，把“宣扬真理，改革社会”作为指导原则，要求学生“好学力行”，将这四个字作为新闻系的系铭。
后来我再见到他时，上海已经解放了。上海总工会成立筹委会，我忙于到上海总工会工作，复旦新闻系助教的任期虽然未满，也不得不离开。望道老师对我完全支持。只是从这以后，我也就失去了在望道老师身边的机会。1953年，我调北京工作，与他见面机会更少。只有他到北京开人代会时，我才有机会去看看他。“十年内乱”后，“四人帮”被粉碎不过一年他就去世了。
一、“好学力行”
光阴荏苒，望道老师逝世瞬忽已许多年。到现在才来写悼念他的文章未免过晚。他用“洪溥大弟”称呼写给我的信件和与我合影的一张照片也早在“文革”中失去。他留给我的只剩下一些难忘的记忆了。随着岁月流逝，这些记忆我怕会变得模糊，现在赶快记下这位文化名人的点点滴滴，恐怕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陈望道，我国著名学者、教育家。1920年年初翻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中译本《共产党宣言》。1923—1927年任上海大学教务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部长，华东高教局局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上海哲学社科联主席，上海复旦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常委。1977年10月29日病逝。
（本文刊于1989年第2期《人物》）
我为陈望道当助手
[1] 戴季陶：又名传贤，1928年至1948年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