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独居一室被囚于老虎桥监狱时，1947年春天，估计是“特赦”后，作七绝一首，题为《春夜》：
周佛海是个玲珑的投机分子，早在他感到日寇将败、民怨沸腾时，就在1942年秋同重庆方面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取得秘密联系，脚踩两条船，为自己留后路，这是事实，但这能赎回抵消他做卖国贼的偌大罪行吗？显然不能。他是从头至尾策划、统治伪政权勾结日寇为非作歹的实力派大汉奸头子。沦陷区人民说：“汪精卫在周佛海手中，周佛海在日本人手中。”其实，汪、周都在日本人手中，不过周佛海实权之大，罪孽之多，在这话中可以想见。因此，周佛海当时受到特赦不枪毙，民众非常不满。
那堪忧枕听鹃声，寂寞春宵怨恨深；
时隔大约一月，周逆被判死刑，但他不服，请了名律师章士钊等辩护。他老婆杨淑慧还花了大量金条上下打点，企求饶命。最后，1947年春，蒋介石亲自出面，发表了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令，说他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究属不无贡献云云，对他特赦。
好梦乍回魂欲断，半窗明月照孤衾。
事后看报，知道周逆在公审时，逐条对起诉书辩驳，说给他“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罪名不公道（其实，百姓当时认为用“图谋反抗”分量太轻，他不是“图谋”，是“积极卖国”）。他无耻地说：“我参加南京政府的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是希望能与日本直接谈判和平以挽救危亡。”参加南京政府的后半段是“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云云。
好一个“好梦乍回魂欲断”！他居然还说什么“怨恨深”哩！其实这句话是该由含着血泪的沦陷区百姓来指着他鼻子说的！
1946年秋天，我在南京。10月初，报上发表了即将开庭公审周佛海的消息。我以为届时凭记者名片及证件就可以进入。那天上午八时公审周逆，我就早早去了。晨风习习，颇有秋天的凉意，朝天宫前人头攒动。我要进去，谁知公审前准许旁听的入场证已通过各报社、机关发下去了。重庆《时事新报》在南京没有报社办事处，因此我未拿到旁听证。用名片和证件交涉无效，大厅外和大门口外都装有扩音喇叭。关心审周逆的市民群众拥在外边，人山人海。既进不去，我只好在外边听一听。巧的是大约八点，黑色囚车来了，法警将戴黑框眼镜的周逆佛海押下来走进大厅去。他高高的个儿，穿件灰布袍，脸色苍白有病容，这年他四十九岁，头发蓬松，看到人这么多，有点胆怯，低头走路步子倒还利索。他进去后，不多久，法庭审讯，但从扩音器里听不清楚，我扫兴地离开了。
周逆佛海1948年初因心脏病，死在老虎桥监狱，尸体由杨淑慧收殓，草草埋在南京郊外永安公墓。
天下事，颠倒黑白，莫此为甚了！沦陷区百姓在敌伪魔爪下水深火热熬到胜利，对周佛海这种帮助敌人对中国人民敲骨吸髓的卖国贼人人恨不能咬他一口肉。如今见他忽然摇身一变仍骑在大家头上，如何忍得下这口气！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舆论大哗。终于，蒋介石集团迫于压力在汉奸的利用价值逐步消失时，先让周佛海辞职，军统头子戴笠又将他及丁默邨等汉奸用飞机送到重庆藏起来。最后，戴笠飞机出事死亡，在一些大学教授、知名人士点名要求下，又终于在1946年9月将周逆等押送南京，关押在国民党首都高院四牌楼老虎桥监狱起诉、公审，并于11月7日判处周逆死刑。此时抗战胜利已一年零两个多月，拖延得也够长了！
（本文刊于1995年珠海《明镜报》连载之三）
大汉奸周佛海纵横捭阖，擅长权术，又是一个私欲极重、工于心计的人。1921年7月，他作为日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私欲不能满足时，便叛党而去，投靠蒋介石，成为国民党政客、蒋的亲信，曾任蒋氏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代理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到了抗战中，跟随汪精卫成为汉奸卖国贼中主要人物，先后任汪伪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兼秘书长、政委会委员、伪军委会副委员长、最高国防会议委员兼秘书长、警政部部长、上海特别市市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职，掌人事、财务、特务、军事实权，是汪伪政权的股肱，风云一时，作恶多端。他任伪职时，贪恋酒色，生活糜烂，是人所共知，因此，抗战胜利，国人都认为周佛海不杀不可平民愤。但没想到出了怪事。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伪政权解散，重庆国民政府军委会竟任命周逆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总司令”，命他统率伪军警及伪保安队“维持上海及沪杭一带治安”。当时上海报上周佛海就以“总司令”名义发表了赫赫“布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