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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写信给中国总理?——《白老虎》导读

当然还有种种关于印度民主的套话。印度文盲率高,不识字的就用捻手印的方式投票,但是在乡村,手印可以买卖,有点像我国农村少数地方基层选举的选票一样。拉克斯曼加尔村茶铺里那些不识字的伙计也有投票权,可是他们的选票都被老板鹳鸟买断,转卖给政客了。做过茶铺小二的巴尔拉姆说得也很实在:“只有白痴才相信我们真的自由了。”

可是在这样的地方,墙上却有很多红漆刷的标语口号。奈保尔在“印度三部曲”中也曾注意到,印度地方政府偏好标语口号,仿佛它们是治国有方的见证。那位教育督导在黑板上写的几句漂亮空话更好笑:“我们生活在个美丽的国度。佛陀之光庇佑着这块土地。恒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是人类和动植物都赖以生存的圣水。感谢神明让我们降生在这片土地上。”

奈保尔在评论印度社会时用过一个很特别的词:“半生不熟”("half-baked")。这个词及其变种(如half-formed)在本书中一再出现。阿肖克问了新雇的司机几个常识性的问题,巴尔拉姆答不上来,于是他对太太说:“他是个半吊子货。我告诉你,印度到处是他这样的人。我们就把伟大的议会民主托付给这样的人了。这就是这个国家的悲剧之源。”这里的“半吊子”就是“半生不熟”。巴尔拉姆从家乡到丹巴德,一路经过几个城镇,“每个城镇都像大都市一样喧嚣吵闹、污染严重、拥挤不堪,缺乏真正的城市应该拥有的历史厚重感、整齐规划、高贵庄严。半吊子的城市,住着半吊子的人。”这口气与其说像巴尔拉姆,还不如说像奈保尔。作者阿迪加的疏忽可以原谅,因为当我们路过无数毫无特色与历史感可言的中国乡镇时,也会生出类似的感觉,非得找个机会说出来不可。

治理程度的低下表现在各个方面。巴尔拉姆的年纪和生日是警察随意给的,所以通缉令上说,案犯的年龄在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之间。村里连一条水泥路也没有,公共汽车一到,尘土满天飞扬。官方文件上说,当地电力充足,装了自来水,村里的孩子营养还算丰富,身高体重达到联合国和相关组织规定的最低标准。但是实际上电线杆是竖立起来了,电还没通;水龙头是安装好了,水还供应不上来;孩子们缺钙,脑袋显得特别大,他们无辜的眼睛忽闪着,“好像是在拷问印度政府的良心”。村医院的院址早就选好了,奠基仪式也举行了三遍,留下三块奠基石,分别属于三届政府,但医院一直没有建好,传染病人无法隔离。学校的午餐倒是免费的,可是餐费被领不到工资的老师截留了,学生吃不到什么东西。教室里甚至没有簸箕,没有椅子,学生的新校服出现在邻村的集市上。简言之,如果公共事业在当地可以赚大钱的话,那是因为职务待价而沽,拨款可以中饱。

在城里,“半生不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阿肖克在新德里住的公寓楼叫白金汉塔楼,边上的楼叫温莎庄园。开发商取这些名字,投合的是社会心理。交通规则齐全,但是交通秩序荡然。各种违规的方式就不必缕陈了,最叫人心寒的是穷人家孩子出了车祸,竟然没人报警。巴尔拉姆专干司机这一行,知道同行欺骗主人的招数,比如找黑店修车,虚报修理费用,顺路载客,收取佣金,擅自出车揽活。在他的眼里,敢于逾越规矩办事的人都是企业家,甚至连他的谋杀也是“企业精神”的勃发。这种特殊型号的企业家崇拜绝对不是印度独有的现象。

伽雅地区的拉克斯曼加尔村是个治理程度极低的地方,多少让人想到小说《水浒》里梁山泊一带的情形。政府和法律的阳光难以穿透那里的瘴气,当地的一切都由四大家族操控,为首的分别叫鹳鸟、野猪、乌鸦和大水牛。本来应该公有的良田、河流、山地和道路都成了他们私人的财源。他们住在高宅大院,势力伸向四面八方,远远超出整个伽雅地区。村民深深怨恨,无可奈何。

社会生活缺少基本的规矩方圆,政府形同虚设,暴力抵抗就不断冒现。小说里几处说到,左派纳萨尔游击队在比哈尔邦十分活跃,他们杀富济贫,颇得村民好感。他们宣传画(一双砸烂镣铐的巨手)的主旨与巴尔拉姆个人主义的破笼理念异中有同。印度东中部各邦最缺善政,居民怨声载道,从而使游击队的力量不断壮大。其实提高治理程度才是根除暴力的唯一途径。就如一位西方观察家最近所言,“改进地方政府——提供道路、水、学校和医疗设施——将使那些目前一无所有的人与印度政府紧密联系起来。”①

(三)

① 详见《结束红色恐怖》一文,载《经济学家》,二○一○年三月二日。引文里的“政府”可以译为“治理”。

这里的“对不起”不仅仅意味着巴尔拉姆·哈尔维将从人间消失。即将被害的阿肖克先生是比哈尔邦强豪鹳鸟先生的儿子,出事后他家必将寻仇报复。鹳鸟先生横行乡里,有什么事不能做的。巴尔拉姆“走出”笼子了,可是他的整个大家庭却面临灾难。

(四)

此刻老虎停了下来,它的眼睛与叙述者眼睛相遇。巴尔拉姆百感交集,双膝开始颤抖,脊椎底部生出痛感。也许他为自己的恶念感到恐惧,吞了过去。小孩当晚就把在动物园里看到的一切写信向一家之长、巴尔拉姆的奶奶库苏姆汇报。结果信是由巴尔拉姆口述的。他以侄子的口气虚构了一段他昏倒苏醒后两人的对话:他抓着我的手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问他,“为什么要说对不起?”他说,“奶奶,我不能一辈子都生活在笼子里。对不起。”

巴尔拉姆从小十分机灵。乌尔都语诗人伊克巴尔说,你一旦能识别出这世界上的美丽,你就不再是奴隶。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巴尔拉姆就不是做奴隶的料。离家不远,有个叫黑堡的历史遗迹,他在上学的时候就会欣赏黄昏时刻美妙绝伦的黑堡轮廓线。他还善于观察。母亲逝世的时候他还很小,他记得丧葬过程上很多细节,隐隐感到隆重的葬礼或许表明自己家里待她太薄。父亲拉黄包车,无异于“两条腿的骡子”,赚来钱又如数上交,才到中年就死于肺结核,他的遭遇无形中促使巴尔拉姆选择吃人。

它是用这种走路方法来给自己催眠,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忍受这牢笼。

堂姐为嫁到高种姓人家,得置备不菲的嫁妆。为此家里向鹳鸟借了高利贷,因还不上钱,只得让巴尔拉姆辍学,到鹳鸟的茶铺干活抵债。他把茶铺当作人生的大学堂,不时留心观察各类顾客,还偷听他们的谈话。时间一久,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如果说甘地的人生故事体现了工作认真踏实,乐于献身,真心实意,那么巴尔拉姆恰恰相反:他在茶铺里“属于马马虎虎、不愿奉献、虚情假意的那一种”,而那些干得最卖力的,被他称作“人形蜘蛛”。他在当地有了好偷懒的坏名声,只得随哥哥到大一点的城市丹巴德去碰运气。

它在竹篱笆后面来回走动。黑色的条纹和被阳光照亮的白色毛皮在深色竹篱笆的缝隙中不停地一晃而过……它一遍又一遍地走着同一条直线——从竹篱笆的一端走到另一端,然后转身以同样的节奏走回来,仿佛中了邪一样。

他在丹巴德的茶铺听说司机工资高,就想学开车。学习驾驶要交三百卢比,这在他家不是一笔小数目。奶奶在他恳求下同意出钱了,条件是以后当上了司机,工资要交由她支配。巴尔拉姆学会了开车就在丹巴德找工作,不巧又找到鹳鸟家,幸好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阿肖克待人和善,巴尔拉姆就被录用了。他尝了赚钱的滋味就把往日的约定彻底抛到脑后。这其实是早有预谋的。

在实施计划前,巴尔拉姆或许是为了积聚勇气,带了从乡下来投奔他的侄子去新德里国家动物园。这个场景出现在小说接近结尾处。叔侄俩终于看到了圈起来的孟加拉虎:

阿肖克重乡情,他要回出生地拉克斯曼加尔村看看,请新聘的司机驾车同行。这是巴尔拉姆最后一次回家。他独自登上黑堡,隔着河流俯视家乡美景。出人意料的是他对着这个熟悉的地方“呸!呸!”地吐口水,原来他是在暗暗发誓永不回来。奶奶再精明,也料不到昔日的“穆纳”如此绝情,她后来请人写信,催他寄钱,还想用婚姻来约束他。巴尔拉姆一心要出人头地,不会像他父亲和哥哥那样钻回由奶奶设好的乡下生活的圈套。几个月后,阿肖克就死在他手下。

没有救世主,命运自己可以左右,只要跨出去就行。借助一个破碎因而锋利无比的威士忌酒瓶瓶口之力,巴尔拉姆跨出了鸡笼,也逃离了动物园。他吃了人,那第一个猎物就是他的老板。天地原来如此开阔,任他奔跑纵跳。

鹳鸟家有两位司机,另一位资格老,技术好,巴尔拉姆只能屈居人下,做二号司机。仆人房里只有一张床,一号司机睡床上,代号司机睡床下,这也是合理的安排。他们之间不打招呼,各有一套神像,祷告时只想压过对方的声音,像是在进行一场心理战。一个偶然的机会巴尔拉姆发现他的对头原来是穆斯林,他终于盼到了好日子,以向主人告发相威胁,一号司机不得不卷起铺盖离开。巴尔拉姆也动了一点恻隐之心:

可是那道门却始终敞开着!

我想,他的生活也真够惨的,为了一分开车的工作,不得不隐瞒自己的信仰,改换自己的名字。当然,他绝对是个称职的司机,我是怎么也赶不上他的。我有点想当场就起身向他说声对不起……原谅我吧,兄弟。

我多年来一直在寻找那钥匙,

但是我却翻了个身,放了个屁,接着又睡着了。

巴尔拉姆曾经抱怨印度人不懂如何追求自由:“把解放的钥匙放在他手里,他会咒骂着把钥匙扔还。”其实这钥匙就在自己手里,它是一种态度的转变,决定因素是自己,而非外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巴尔拉姆决定行动时想到两句诗行:

现在他睡在床上,可以舒舒服服翻身,这是干净利落的翻身仗。地位在两位司机之上的管家尼泊尔人也连带遭了殃。巴尔拉姆断定,尼泊尔人是知情的,长期为穆斯林保密,必定是收受了好处。巴尔拉姆把柄在手,毫不含糊地扇了他的顶头上司几个耳光,甚至还喝令他端茶上点心。他的老虎本性,已经在这事上显露了。

小说中与动物园的意象呼应的是鸡笼。巴尔拉姆自命为成功的反抗者。他说,印度这个国家在长达万年的历史上发明出来的最伟大的东西就是鸡笼,“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印度人都被困在鸡笼吧,就像家禽市场的鸡。”在鸡笼里关久了,就不知何为自由,于是奴性成了第二天性。巴尔拉姆再由鸡笼联想到新德里国家动物园里的虎笼以及外面告示牌上的文字:“想象一下你被关在笼子里的滋味。”这本来反映了新的动物观,却被他用来哀怜自己往日的不幸。在他看来,冲出鸡笼、虎笼一定得使用极端手段,而且不计代价和后果,哪怕是个人获得“解放”后家人被笼子的主人追捕、殴打、活活烧死。

巴尔拉姆读书不多,但有急智,应付天真善良的阿肖克是有余裕的。阿肖克像个西方自由派人士那样尊重印度传统文化,他的幼稚被狠狠奚落一番。巴尔拉姆把阿肖克夫妇从拉克斯曼加尔村开回丹巴德的路上摸了一下眼睛,其实只是下意识的动作,阿肖克就要问个为什么。巴尔拉姆也乖巧得很,他说过了寺庙,碰一下眼睛以示尊重。过了会他又用手碰触了眼睛,阿肖克不解,因为四周见不到寺庙。但是巴尔拉姆知道如何投人所好,说是路过一棵圣树,碰下眼睛也是表示敬意。阿肖克得意地问他太太:“你听到了吗?他们崇拜自然。多好啊,不是吗?”两人之间的对话几乎反映了一种滑稽的供求关系。阿肖克有需求,巴尔拉姆就源源不断地供应。巴尔拉姆听后愈来愈用心地表演。眼睛不能老是摸,那就一会摸脖子,一会摸肩膀。他如此积极配合,只想强化阿肖克已有的观点:家乡的百姓崇拜自然,宅心仁厚。看来“半吊子”的巴尔拉姆实际上在操纵、耍弄自己的主人。要是这是一场智力游戏,主仆已经易位了。巴尔拉姆能演这种虔诚的戏,聪明狡猾得像个活佛。这段精彩的文字是一般西方作家不大写得出来的。

(二)

与这台戏相关联的是巴尔拉姆对一种欧美时尚的嘲笑:人们到喜马拉雅山呼吸稀薄的空气,吸大麻,练瑜伽,与苦行僧性交,到贝拿勒斯、菩提伽耶朝圣,自以为就得到了启迪。

动物园的笼子是他愿意呆的地方吗?不是。现在的选择就是这么简单,非此即彼:吃人,或者被吃。这种荒唐的两分法必然导致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巴尔拉姆有白老虎之名,当然命中注定是要吃人的。

(五)

同样也只有两种命运:吃人,或者被吃。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受害者阿肖克。他从美国归来时还带回一位白人太太“平姬夫人”①,可见他的西化程度较深。阿肖克没有当地人嚼槟榔的习惯,他也不会故意强调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区别。他宽容、开明,与父亲鹳鸟和哥哥猫鼬形成对照。后来阿肖克参与家庭企业的非法运作,自然也近墨者黑了。他家是丹巴德地方的煤老板,利用偷煤、逃税等手段聚敛了大笔财富。为寻求保护伞,阿肖克常驻新德里,不时从银行取出上百万的现金,打点腐败官员。一次交通事故改变了他的生活。

简而言之,以前在印度有上千个种姓,上千种命运。现在只有两个种姓:大肚子的和瘪肚子的。

① 巴尔拉姆称她“Pinky Madam”,有点滑稽。Pinky可以是非洲裔美国人的俚语,指白人女子,可译成“白婆”,但是在巴尔拉姆的叙述中,阿汉克也叫他太大“Pinky”。这也许不尽可靠。

时光到了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也就是英国人撤出印度的那一天。感谢德里的那些政治家们,他们打开了动物园的笼子。飞禽走兽纷纷逃出藩篱,互相攻击,你死我活,丛林生存法则取代了动物园法则。那些最为凶残、饥肠辘辘的动物吃掉了其他的动物,肚子也一天天地鼓了起来。肚子的大小可以解释今天的一切:不管你是女人、穆斯林,或者是贱民,只要你肚子够大,说话就有底气……

作者多少是想为巴尔拉姆的犯罪作出铺垫,安排了这重要情节:某夜,“平姬夫人”借了酒劲要开车,巴尔拉姆不得不从,腾出驾驶的位子。她胡开一阵,黑暗中撞上软乎乎一团东西,继续高速行驶,回家大家检查轮胎后才发现,撞的大概是流浪家庭的小孩,必死无疑。阿肖克和他哥哥就请律师代巴尔拉姆拟了一份文件,声明是他开车出了事故,负有全责,当时车内没有其他乘客。一位高级法院的律师和奶奶库苏姆(为了一笔钱?)还签字画押作证。司机为主人肇事顶罪,这样的事并不新鲜。

印度这个国家在她最富强的时候就像一个大动物园,一个自给自足、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动物园。每个人各司其职,乐得其所。这儿有金匠,有牛倌,有地主;姓哈尔维的人家做糖果;姓牛倌的人放牛;贱民挑粪;地主对他们的农奴很仁慈;女人们戴着面纱,与陌生男人说话时眼睛总是望着地面。

作者一再强调巴尔拉姆如何准备去为一次与他无关的车祸坐牢,甚至没有闪过逃跑的念头。他的狡黠和适者生存的信念仿佛随着他主人的无耻堕落而消失。巴尔拉姆更温顺了,是他朦胧中的杀心暂时需要夸张的奴性来遮掩吗?撞人一事后因没人报案,不了了之。鹳鸟一家若无其事,没有一点致歉的意思。反而是平姬夫人坚持要去找孩子家人,给予赔偿。她无法容忍丈夫家的行为,独自回了美国,这桩婚事也走到了尽头。

巴尔拉姆就这个困扰他的问题发挥一番。他认为种姓曾经给印度带来社会秩序,那几乎是个黄金时代:

小说后半部不少地方描写阿肖克的冷漠和粗鲁,仿佛这么处理一下,巴尔拉姆杀害阿肖克就更具必然性了。巴尔拉姆其实不是反抗压迫或抗议不公正待遇,他要颠覆的是主仆关系,吃人与被吃的关系。在他的生存体系里,压迫和不公是合理的常态。小说结尾处他为冲破鸡笼骄傲:“我觉得那鸡笼需要我这样的人去冲破它,也需要阿肖克先生这样的主人——尽管他有数不清的美德,却不是个称职的主人——被清除掉,再由我这种杰出的仆人去替代他们。”也许有一天他的身份会暴露,但他绝不后悔,哪怕是短暂地体验一下不当仆人的滋味,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巴尔拉姆和鹳鸟看来是对立的,其实他们信奉同样的价值,是一对双胞胎。即使车祸不曾发生,他也会把阿肖克吃掉。

② 这里说的“黑暗之地”原义用的是“the darkness”,所指不明。这个抽象的地名在本书频繁出现,它其实可以指比哈尔邦,也可以指印度相对落后的地方,甚至整个印度。英语世界的读者不难推知其来历。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就是一九六四年出版的《幽暗国度》(An Area of Darkness),“黑暗之地”很可能由此而来。“印度三部曲”已由三联书店出版。

一个发生在事故之前的细节足以证明上面的论点是成立的。猫鼬是他父亲鹳鸟的翻版,他要从新德里坐火车回丹巴德去了,去车站路上他当着巴尔拉姆的面叮咛弟弟必须对司机严加管教。阿肖克却说,司机为人老实,是家乡出来的人嘛!显然猫鼬看人更准。巴尔拉姆听到这样的对话,非但不感激阿肖克,反而对他无比轻蔑。他心里想,后座上这个相貌堂堂、身材魁梧、受过美式教育的主人实际上脆弱无助,胸无城府,“丝毫没有流淌在地主血液里的那些本能来保护他”。他甚至想当而羞辱阿肖克:“要是在拉克斯曼加尔,你这种人就叫做待宰羔羊。”想到这里,他笑得十分开心。后座上的猫鼬对着他吃喝起来,问他为何“笑得像头驴子”。在这猫鼬面前,巴尔拉姆摆出一副奴相,差点要“趴下来向他道歉”。阿肖克让仆人看不起,主要不是因为他贿赂官员或行为不端,而是因为他在本质上不够凶恶,太像“待宰羔羊”。可以说,整个车祸的安排和阿肖克的蜕变都是多余之笔。

① 四个种姓中最高的是婆罗门(僧侣和学者),其次为刹帝利(武士及统治者),再次为吠舍(商贾及农民),首陀罗最低(工匠、劳工和奴仆等)。首陀罗之下为“不可接触者”印度法律规定人人平等,但是种姓制度在广大农村仍有较大的势力。

奈保尔说,他憎恨压迫,但是又惧怕被压迫者。这本书就是对这名言的生动注释。

这就是我的种姓,我的命运。生活在黑暗之地②的每个人一听就会明白。……不过,如果我们真的是天生做糖果的哈尔维,为什么我的父亲不做糖果而是拉人力车呢?为什么我的童年是在砸煤块、擦桌子中度过,而不是吃着甜卤蛋和玫瑰果子长大的呢?

(六)

再来说说主人公的姓。在种姓制度时代,哈尔维指做糖果的人,应该属印度四大种姓中的首陀罗①。巴尔拉姆在解释种姓制度时有这么一段话:

《白老虎》有一些印度日常生活的剪影让人感到十分熟悉,而且还很亲切:自行车后座上的电影广告牌;无数攀爬上汽车到大城市打工的农村青年;小地方一溜排开的黄包车和弓背弯腰地蹲着的车夫。所有这些特写场景好像就在我们眼前。不过我们的农村地区和拉克斯曼加尔村还有很多让人心情沉重的相似之处,比如没有地下排水系统,垃圾得不到处理,任其堆积。

这位令人捧腹的主人公叫巴尔拉姆·哈尔维,出生于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伽雅地区的拉克斯曼加尔村。比哈尔邦土地面积为全国的5%,人口却占10%。巨大的人口压力带来诸多社会问题,治安状况尤其恶劣,以致影响了该邦在印度的声誉。但是不要以为巴尔拉姆来自穷山恶水。伽耶地区在世界史上享有盛名,多古迹,区内的菩提伽耶是佛陀悟道之处,玄奘曾去那一带求学取经。可惜巴尔拉姆的家与这段光荣历史沾不上边。他父亲是人力车夫,母亲多病,他们顾不上给儿子取个正式的名字,就叫他“穆纳”,是“小孩子”的意思。巴尔拉姆这名字是他上学第一天登记姓名时老师给他取的。他读书还相当不错,一次教育督导来检查,只有他能念督导大人写在黑板上的文字。督导大喜,夸奖他“聪明、正直、活泼可爱”,在学校里难得一见,可以和丛林里最稀有的动物白老虎(即孟加拉虎)相比,于是“白老虎”成了他的别号。我们的主人公对这新名字非常认同,它是珍稀物种,也是新印度的象征。不过他还有一个名字。他到了新技术的中心,更名阿肖克·夏马。以自己的牺牲者为自己命名,也是一绝。出于良善的动机,本文还是称他巴尔拉姆。

印度能够容忍甚至欢迎这部小说,说明印度的成熟和自信。中国读者在看了小说后,千万不要生出中国比印度优越的感觉。小说毕竟是小说,它与现实的关系不是一时能说清的。巴尔拉姆经常讽刺民主,他甚至把选举热与伤寒、霍乱相比。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民主政治在印度毕竟行之多年,有其成效,它与印度版本的社会主义相结合,也发展出很多印度的特色来。和印度相比,中国的人均寿命和人口中的识字率较高,而五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的比例较低。但在很多方面,印度并没有落在中国后面。印度城乡收入的差距自九十年代以来稳步缩小,农村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城市地区快近40%。中国的经济增长只有15%源自农村,而农村占到了印度经济增量的约三分之二。印度国内需求占印度经济的三分之二,从比例上讲是中国的两倍,这全靠农村人口和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①根据二月二十八日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征求意见稿,到二○一二年,我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而在印度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7—2012)里,这个数字已经高达6%。②前几年,在中国媒体误以为“世界工厂”是个光荣称号的时候,印度已经在说要做“世界办公室”。班加罗尔一些印度软件公司在国际上的地位还不是中国同类公司可比。印度的精英阶层更像精英,印度的高等教育还能仰望星空。

写信人好像站在世界潮流的前面,洋洋自得,但是狂妄中又夹带了谦卑,毕竟底气有点不足。读者从第一封信就知道,他原是个司机,三年前在新德里杀害了雇主阿肖克先生,潜逃时在海得拉巴汽车站看到一张模模糊糊印有他照片的通缉令,就把它揭下来当护身符。他来到创业之城班加罗尔,隐姓埋名,利用行凶时抢来的七十万卢比现金做起出租汽车公司老板来。那张通缉令竟然在他那不算宽敞但装有枝形吊灯的办公室里存放了一年多才销毁。好在他善于学习,把通缉令上的文字全部扫描保存在电脑里。现在他打开存有通缉令的文件,一边批评警察局用词不当,一边讲述他的身世。这是多么有趣的开局!

① 详见美国《商业周刊》二○一○年二月八日文章《别低估印度的消费者》。

(一)

② 见二○○八年十月七日《中国教育报》。

这是一部以贫苦、算计、残暴和腐败为背景的小说,但是始终贯穿了一种生动活泼的喜剧风格。作者借书信体来展开故事,意在借此增强小说的真实感。

中国面临的挑战恐怕更加复杂、巨大。我们的社会问题起码同样触目惊心。假如一位高手把黑砖窑或非法煤矿的血淋淋的内幕以及背后盘根错节的社会腐败交织起来演绎为一部长篇小说,它将呈现一幅多么可怕的图景!但是我们又知道,如果这部黑幕小说的读者相信那些骇人的故事反映了中国的全部现实,那又是多么幼稚可笑。《白老虎》是由致温家宝总理的信件组成的,作者有意批评印度的民主和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小说里的嘲讽是不能看得太认真的,正如巴尔拉姆说到中国的好话,也不能当真。中国无法无天的企业家和富有企业精神的外逃贪官,恐怕也不见得会比印度少。

《白老虎》是印度作家阿拉文德·阿迪加的小说处女作,二○○八年获著名的曼布克奖(即原来的布克奖)。书名来自一位虚构的印度班加罗尔企业家的绰号(或者说尊称)。某晚十一点半,“白老虎”从电台上听到,中国总理温家宝一周后要到班加罗尔访问,并将与当地企业家见面。他马上提笔给“总理先生”写信,介绍自己白手起家的经历。这位大忙人利用半夜三更的空闲接连书就七封长信,基本上一天一封。七封信写毕,中国客人马上就要莅临被写信人称作“世界科技与外包之都”的班加罗尔了。写信人在信头上夸张地自称“一位思考者和企业家”,他或许期望以此赢得收信人的敬意。现在常有“龙象竞争”或“龙象共舞”的说法,而印度媒体在比较中印两国的时候往往对印度过于乐观。小说叙述者不以为然,深感有必要直接向中方告以实情。再说,他还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温总理接见的印度企业家名单上!

阿拉文德·阿迪加只是当代印度大量优秀作家中的一位。二○○八年,与《白老虎》一起入围曼布克奖的还有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煦的《罂粟之海》,那是关于鸦片生产业和鸦片战争的三部曲第一部。说实话,我们还等待着更多的印度作品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产生众多作家的国土总是令人神往的。书桌上正好有一个来自印度的小木盒,它使我生出对这个古老而常新的国度的向往。神奇的印度。

陆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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