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他说道，“我在送姑娘们回家的时候撞了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孩。他死了，先生。”
“什么样的麻烦？”我问。我知道那天晚上轮到穆罕默德·阿西夫值班，因此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立刻报警，”我说。
我立刻中断了与您的交流。
“可是先生——责任在我，是我撞了他。”
“先生，遇到麻烦了。”
“所以你才需要报警。”
那天晚上我正坐在这里，给您讲述我的人生故事，突然我的固定电话响了。我一边继续和您聊着，一边拿起了电话听筒，结果听到了穆罕默德·阿西夫的声音。
我开着一辆空面包车赶到现场时，警察已经在那里了。那辆肇事的丰田Qualis停在路旁，姑娘们仍然坐在里面。
我也可以顺便解释一下班加罗尔和拉克斯曼加尔之间的区别。家宝先生，您得明白一点，并非您一来班加罗尔就看到这里人人都很道德、正直。这座城市也有无赖和政客，只是假若有人在这里想当好人，他可以当一个好人。而在拉克斯曼加尔，他根本没有这种选择余地。这就是这个印度和那个印度之间的区别：选择权。
地上躺着一具尸体，一个男孩，浑身是血。自行车倒在地上，已经扭曲变形。
我现在应该向您解释一下，两天前的晚上我为什么会突然中断那么久。
穆罕默德·阿西夫站在一旁，不停地摇着头。有人在冲着他吼叫——那种激动的样子只有在死者亲戚的脸上才能看到。
其他所有人就得由上帝去拯救了。
现场的警察不让任何人离开。他看到我时朝我点点头。我们这时已经很熟了。
白人会在我的有生之年彻底完蛋。虽然这世界上还有黑人和红种人，但我不知道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广播里从来不提他们。我谦虚地预测：再过二十年，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将是我们黄种人和棕色人，我们将统治整个世界。
“那是死者的哥哥，先生。”他小声告诉我。“他气疯了,我没办法把他从这里带走。”
事实上，一看到这些披着金色头发的外国人——您会发现班加罗尔的街头如今到处都是这种人——我就坚信白人正在走向末日。他们一个个显得那么消瘦——那么弱不禁风。你会发现他们连一个像样的肚子都没有。关于这一点，我真的要怪罪美国总统，他居然让鸡奸在他的国家变得完全合法，让男人和男人结婚，而不是和女人结婚。广播里是这么说的。这导致了白人男人的衰落。还有，白人手机使用得太多，这伤害了他们的大脑。众所周知，手机会造成脑癌，造成阳痿。日本人发明手机就是为了同时造成白人脑子和蛋蛋的萎缩。这是我有天晚上在公共汽车站听到的。我在那之前一直为自己使用诺基亚手机而感到高人一等，向每一个我希望将我的鸟嘴插进她体内的客服中心姑娘显摆我的手机，但我听到那句话后立刻扔掉了手机。所有打给我的电话都必须打固定电话。虽然这对我的生意有所影响，但我的人脑太重要了：这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全部所有。
我摇晃着穆罕默德·阿西夫，让他从恍惚中清醒过来。“你先开我的车，把那些女人送回家。”
（嗯，世界第二吧。您听我说，家宝先生，让班加罗尔的男人最兴奋的景象之一便是尼泊尔姑娘的那双眼睛从电动人力车的深色车篷下向你射来。）
“让我的手下先去吧，”我大声对那警察说，“他得把车上那些人送回家。不管是什么事，你只管找我。”
根据我的经验，印度姑娘为世界第一。
“你怎么能放他走？”男孩的哥哥冲着警察吼道。
说到洗发水广告，总理先生，我得说我现在一看到金色头发就恶心。我认为女人不该有那种颜色的头发，不健康。我不再相信电视，也不再相信班加罗尔到处可见的那些白人女人的巨型户外广告。我现在依靠我自己的经验，依靠我在五星级饭店里获得的经验。（没错，家宝先生：我已经不再去“红灯区”。买卖那些生活在鸟笼里、被人像动物一样对待的女人是不对的。我只把钱花在我在五星级饭店里找到的姑娘身上。）
“你听我说，孩子，”我说，“我是这辆车的车主，你要吵架的对象是我，不是那司机。他当时在执行我的命令，尽量开快车。手上沾了鲜血的不是他，而是我。这些姑娘需要回家。你跟我一起去警察局——我把我自己押给你当赎金。让他们走吧。”
不，他们不会，他们只会坐在彩色电视机前，观看板球赛和洗发水广告。
警察也与我一唱一和。“这是个好主意，孩子。我们得去局里做个登记。”
印度的青年们，你们的革命之书就藏在你们肚子深处。将它拉出来，好好看看。
就在我继续与那孩子的哥哥讲道理，让他识大体，使他无法分心的同时，穆罕默德·阿西夫和所有姑娘上了我开来的面包车，溜走了。这是第一个目的——把那些姑娘送回家。我与她们的公司签有合同，而只要是我签过字的东西我都会严格照办。
不，阁下，印度不会发生革命。这个国家的人民仍然在等待，等待着别处过来的一场战争来解放他们。革命绝对不会发生。每个人都必须创建自己的圣城。
我和那孩子的哥哥一起去了警察局。夜间值班的警察给我端来了咖啡：但没有端给那孩子的哥哥。我接过杯子时，那男孩的哥哥怒视着我，那神情仿佛要立刻将我撕成碎片。我喝了一小口咖啡。
一场印度革命？
“副局长五分钟后就到，”有个警察说。
也许每一百年会发生一次革命，彻底将穷人解放出来。这是我从茶铺用来包那些油腻的三角饺子的旧课本上看到的。您听我说，我在课本的那一页上看到，人类历史上只有四个人成功地领导革命，解放了奴隶，消灭了他们的主人。
“是他负责登记案子吗？”那孩子的哥哥问。“因为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过问这件事。”
哈！
我接着喝咖啡。
您来班加罗尔（或者印度的任何一座城镇）的时候，只要仔细聆听，您就会听到骚动、谣言、暴动的威胁。夜晚，人们坐在路灯下阅读；人们聚集在一起讨论；人们将手指指向天空。他们会不会在某个夜晚摧毁那鸡笼？
这个警察局的副局长是我常常孝敬的对象，曾经帮过我－次，把我的一个竞争对手搞定了。他是个人品最差的家伙，脑子里整天只想着一件事——怎样从走进他办公室的每个人身上搞到钱。真是个人渣。
几个星期后，他来了。他在这里搞了一个盛大的集会，发表了一个精彩的演讲，喋喋不休地说着火和血，还说要清除这个国家的富人，因为再过十年穷人将没有淡水，因为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热。我站在后面听着。演讲结束时，大家像疯了一样的鼓掌。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座城市里的怨气很大。
但他是属于我的人渣。
伟大的社会党人即将莅临班加罗尔
我一看到他，心情立刻好了许多。他竟然半夜专程从家里赶到警察局来帮我，真可谓盗贼之间也有诚信。他立刻就明白了整个情况，没有理我，直接走到那孩子的哥哥面前，对他说，“你有什么要求？”
那是一个用蜡纸油印上去的图案，一双砸碎镣铐的大手：
“我要填一份案情初步报告表。”孩子的哥哥说。“我要你们记录下这起罪行。”
他们在看着墙上的什么东西。我想看看那是什么，但他们突然不再吭声，全都涌到了墙壁前。我只好威胁要叫警察，他们才让开，让我看到了他们所看的东西。
“什么罪行？”
有天傍晚，我在火车站附近，看到十几个劳工聚集在堵墙前，低声说着什么。他们说的是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语言，他们属于当地人。我不必非要听懂他们的话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在这样一座有那么多人从其他地方涌进来的城市里，这些本地人落伍了。
“撞死我弟弟的事。就是这个人的——”他用手指着我，“——的汽车撞的。”
我会在傍晚或清晨在班加罗尔四处走动，只是为了聆听道路的声音。
副局长看了一眼手表。“我的天哪，这么晚了，都快五点钟了。你干吗不回家去？我们可以忘记你来过这里。我们可以让你回家。”
也就是那些道路和人行道。
“那这个人呢？你们会不会先把他关起来？”
尽管我的成功故事非常了不起，我并不想与我真正得到人生教育的那些地方失去联系。
副局长将手指聚拢在一起，叹了口气。“你听着，车祸发生的时候，你弟弟的自行车上没有装灯。这是违法的事，你也知道。我们还会发现其他情况。我可以向你保证，肯定能发现其他情况。”
您会看到我手下那些人的照片，总共十六个人。我以前是为主人开车的司机，现在是司机们的主人。我不把他们当成仆人——我不扇他们的耳光，不欺负他们，也不嘲笑他们。我不侮辱他们，称他们为我的“家人”。他们是找的雇员，我是他们的老板，仅此而已。我让他们在合同上签字，我也在上面签上我的大名，然后我们双方都得遵守合同。仅此而已。如果他们留意我走路的样子，留意我穿衣和办事井井有条的方式，他们的生活就能上个台阶；否则，他们只能一辈子当司机。我让他们自己选择。活一干完，我就将他们赶出办公室：不让他们闲聊，不让他们喝咖啡。白老虎不能有朋友，否则太危险。
那孩子目瞪口呆，使劲摇摇头，仿佛自己听错了。“我弟弟死了。这个人是凶手。我实在不明白你们这里是怎么回事。”
他们全都属于我——属于命中注定本该成为糖果师的穆纳。
“你给我听着——回家去，洗个澡，向神祈祷后睡个好觉。明天早晨再回来，我们那时再填写案情初步报告表，好吗？”
如果您现在和我坐在一起，在这吊灯下，我会把我这一行的所有秘密都告诉您。您可以盯着我的苹果笔记本电脑的显示屏，看看我那些运动型多功能车的照片，我的司机和车库的照片，以及我的机械师和那些被我贿赂的警察的照片。
孩子的哥哥现在终于明白了我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警察局来，也终于明白了他已经中了圈套。也许他在这之前只见过印度电影中那些除暴安良的警察。
对，阿肖克！这就是我现在的名字。阿肖克·夏马，来自印度北方的企业家，现在定居在了班加罗尔。
可怜的孩子。
现在就联系阿肖克·夏马！
“这太可耻了！我要给报社打电话！我要给律师打电话！我要给警察打电话！”
① 原文为双关语，另一个意思是“我们驾车，送科技公司的员工前进”。
副局长虽然缺乏幽默感，这时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容。“太好了，你这就给警察打电话呀。”
最初我也是司机之一，但我后来不再开了。您知道吗，其实我并不喜欢开车。与人聊天要有意思得多。我的“起步”公司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大公司。我们有十六个司机，二十六辆车，分成了几班。是的，没错：某个人的几十万卢比，再加上勤奋努力，足以在这个国家创造出奇迹。如果将我的不动产和银行持股合在一起，我的身价早已到了相当于我当初从阿肖克先生那里借来的钱的十五倍。您可以亲自登录我的网站看一看，看看我的座右铭：“我们推动科技前进”①，而且用的是英文！您可以看看我车队的照片：二十六辆崭新的丰田Qualis，全都配备了夏天所需的空调，全都与著名科技公司签了约。如果您喜欢我的运动型多功能车，如果您想以上档次的方式送您客服中心那些小伙子和姑娘人们回家，请点击网页上的一个地方，那上面会写着：
孩子的哥哥冲了出去，嘴里不停地嚷嚷着，继续威胁着副局长。
她肯定给警方打了电话，然后又给我回了话。我认为警方肯定替我说了些好话，结果我就——按照英文的说话——“起步”了。
“明天换一块车牌，”副局长说，“我们就说那是肇事逃逸，用另一辆车顶罪。我们专门备有一些撞坏的汽车，用于这个目的。你算是运气不错，你的丰田 Qualis只撞死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
“当然都有，女士。您可以打电话向警方核实。”
我点点头。
“你的司机都有驾照吗？”
如果被撞死的是骑自行车的人，警方可以连这案子都不记录。如果被撞死的是骑摩托车的人，警力就必须记录这个案子。如果被撞死的是开车的人，警方恐怕只好将我关进监狱。
“我很抱歉，女士，”我说，“我向您表达我的同情，此外我也向您介绍我的公司，白老虎出租车公司。”
“万一他去找报社呢？”
两天后，我给互联网公司曾经拒绝过我的那位好心的女士打了个电话，结果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她的出租车服务只经中断了。警察搞了一次突击检查，发现大多数司机都没有驾照。
副局长拍拍自己的肚子。“这座城市里的所有记者都在这里。”
他边数着钱——一万卢比——边听我说着，然后开口要我加倍。我答应给他添一点，他很高兴。总理先生，我告诉您，在我和他讨价还价的时候，通缉我的告示——也就是我已经看到过的那张告示——就在那里，而且上面还有我的一小张黑乎乎的相片。
我没有立刻给他一个信封。给信封有给信封的时间和地点。现在是微笑、说着感谢话、喝着他端来的热咖啡的时候，现在是与他聊聊他那两个儿子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都在美国读书，他希望他们回来后在班加罗尔开一家互联网公司；现在是点头、微笑、向他露出我那亮晶晶的镀氟牙齿的时候。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热气腾腾的咖啡，头上是一副挂历，上面印着拉克希米女神——她正把罐子里的金币倒进富裕之河中。她的上方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众神之神的肖像——露齿而笑的圣雄甘地。
“感谢您将要帮我的忙。”
我一星期后会带着信封再去见他，那时的他绝对不会这么客气。他会当着我的面数钱，然后说，“就这么点？你知道两个儿子在外国念大学要花多少钱吗？你真应该看看他们每个月寄给我的美国运通卡账单！”他会要我再给他一个信封，然后再给他一个，再给他一个，没完没了。家宝先生，阿肖克先生真是一针见血地说到了点子上——这种事在印度就是没完没了。你得不停地喂那些混蛋。不过，我现在是从富人的角度抱怨警察，穷人们抱怨警察的角度完全不同。
“感谢我什么？”警察局长用印地语问，同时眯起一只眼睛望着包里面的东西。
这种不同决定了一切。
真令人不敢相信。你刚亮出钞票，所有的人就立刻能听懂你所使用的语言。
先生，我第二天把穆罕默德·阿西夫叫进了我的办公室。看到他还在为自己的过错羞愧难当，我实在不忍心再责备他。
我通过翻译对他说，“长官，我想对您表达我的一点谢意。”
再说，那毕竟不是他的错，也不是我的错。班加罗尔的外包公司太抠门，强迫出租车公司每晚必须给他们跑多少趟车，而那是一个根本无法达到的数字。为了保证给他们提供正点服务，我们只能疯狂地开车，不停地在马路上撞倒或者撞伤人。这座城市里的每个出租车公司都面临着这个问题。不要怪我。
我满脸堆笑，双手合十，将那红色旅行袋递给了他。他小心翼翼地将包打开。
“不要再担心那件事了，阿西夫，”我说。这孩子完全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啊，感谢神。那里还有一张甘地的像，放在角落里。
阁下，我已经学会了尊重穆斯林。除了那四位大诗人外，他们都不太聪明，但他们却是好司机，而且绝大多数都很诚实——虽然每年似乎都有那么几个穆斯林难以遏制自己的冲动，要去炸火车。我不会因为这件事就开除阿西夫。
他们的头坐在一张巨大的办公桌后，咔叽布制服上别着闪亮的警徽，额头上贴着的红点代表着他的宗教信仰。他身后有三张神像，但都不是我要寻找的。
可我确实要他去打听那孩子家的地址，也就是被我们撞死的那个孩子。
第二天，我出钱请了一个当地人给我做翻译——我相信您已经知道了，我们国家的北方人和南方人说着不同的语言——然后去了最近的警察局。我手里拎着那只红色旅行袋。我装出一副大人物的神情，不停地晃动着手中的包，好让那些警察个个都看到，我还把我刚印好的名片分发给他们。我坚持要见他们的头，也就是警察局长。他们最后终于让我进了他的办公室——那只红色旅行袋起到了神奇的作用。
他死死地盯着我。
我说的当然是那些警察。
“为什么要去，先生？我们根本不用害怕他的父母。请不要让我去打听。”
您来班加罗尔时会看到我的那些朋友——大腹便便的胖子，挥舞着警棍，走在军旅路上，滋扰那些摊贩，收取保护费。
我让他打听出了那个地址，然后告诉了我。
我突然醒悟过来。我并非孤身一人——有人站在我这边！有成千上万的人站在我这边！
我从保险柜里取出一叠钞票，全是崭新的一百卢比一张的票子，将它们装进一个棕色信封里。我亲自开车去了那里。
我问我自己，阿肖克先生会怎么做？
开门的是孩子的母亲。她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是那家出租车公司的老板。”
这就像我当初在丹巴德刚开始闯荡时的情况一样——我非常沮丧，在床上躺了一整天。
她自然知道是哪家出租车公司。
“你跟我们联系得太晚了。班加罗尔的每家公司都已经安排了出租车，负责晚上接送员工。我很抱歉告诉你这一点。”
她在一只金属平底浅杯上架了一只大咖啡杯，给我端来了一大杯咖啡。印度的南方人确实很讲究礼节。
有一个女人心肠比较好，她向我解释说：
我将咖啡倒进平底浅杯，以正确的方式喝了一小口。
您当然知道他们是怎么答复我的。
墙上有张年轻人的相片，周围挂着一大串茉莉花环。
我一家一家地给班加罗尔那些外包公司的头打电话。他们需不需要出租车晚上帮他们接员工？他们需不需要出租车深夜送员工回家？
我把咖啡喝完后才开口，然后将那只棕色信封放在桌上。
阁下，我这了不起的成功故事的最后一部分要告诉您我是如何从一个社会企业家变成一个商业企业家的。这部分讲起来真不容易。
这时，一位老人走了进来，站在那里瞪着我。
我揪了一下左手掌，用低沉沙哑的声音笑着说，“我想租你的车。”
“首先，我想为令郎的事向你们表达我的悲伤之情。我自己也失去过亲人——失去过很多亲人——所以我完全知道你们的痛苦。他是不应该死的。
我真不敢相信我会说那种话。一朝为仆，终身为奴：那种本能始终在那里，在你体内，在靠近你脊柱底部的某个地方。（总理先生，如果您哪天来我办公室，我可能会立刻想为您按摩脚！）
“其次，这件事完全是我的过错，而不是司机的。警方放过我，因为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丛林的法则。但我绝不推卸责任。我请求你们的原谅。”
接下来，我去找了城里一个丰田Qualis车的经销商，用最亲密的口气对他说，“我想开你的车。”经销商莫名其妙地望着我。
我指了指放在桌上的那个棕色信封。
这就是企业家应运而生的原因。
“那里面有两万五千卢比。我给你们钱不是因为我必须给你们，而是因为我想给你们。你们听懂了吗？”
总理阁下，我来给您解释一下。班加罗尔的男男女女都像森林里的动物那样生活着，白天睡觉，晚上工作，一直干到凌晨两点、二点、四点、五点，而且完全视情况而定，因为他们的主人在美国，在世界的另一边。现在的大问题是：那些小伙子和姑娘们——尤其是那些姑娘们——晚上怎么去上班，凌晨三点钟怎么回家？班加罗尔没有夜间公交系统，也没有孟买那样的火车系统，再说姑娘们坐公交车和火车也不安全。坦率地说，这座城市里的男人个个如狼似虎。
那老太太不愿意收下这笔钱。
我想，就是它了，我就靠这一行融入这个城市。
但那老头，也就是男孩的父亲，却在不停地望着那信封。他说，“至少你还算个人，还知道来这里。”
第二天，我叫了一辆电动人力车，去了电子城。我看到路旁有棵榕树，便坐到了树下。我坐在那里，直望着那些大楼。傍晚，我看到一辆辆运动型多功能车开了进去。我在那里一直呆到凌晨两点，看到那些车又一辆辆地驶出了大楼。
“我想帮一帮你们家的另一个儿子。”我说。“他很勇敢，那天晚上在警察面前毫不胆怯。如果你们愿意，他可以来我的公司当司机。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照顾他。”
外包。也就是说人在印度，通过电话为美国人干事。其他一切——房地产、财富、权利、性——都源自这一行。因此，我也得想方设法加入到外包这一行中。
那女人用手捂着脸，摇摇头，眼泪夺眶而出。我完全能理解。她可能在那孩子身上寄托了很多希望，就像我母亲在我身上寄托过希望一样。不过那父亲倒是软了下来；男人们在这种事情上比女人理智。
这座城市里的一切似乎都只跟一件事有关。
我感谢他用咖啡款待我，毕恭毕敬地向那位悲痛欲绝的母亲鞠了一躬，然后就离开了那里。
惠普公司真的比IBM公司好吗？
我回到办公室时，穆罕默德·阿西夫正在那里等着我。他摇摇头问，“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浪费那么多钱？”
今天有个美国人提出要用四十万美元买下我那新成立的公司，我对他说，“不够！”
我在那一刻才想到，也许我真的犯了个错误。也许阿西夫会告诉其他司机，说我怕那个老太太，然后其他司机就会认为他们可以欺骗我。这让我感到很不安。我不喜欢在我的雇员面前示弱。我知道那会导致什么结果。
我只用了两分半钟就完成了这个计算机程序。
但我一定要与众不同，您看出来没有？我不能像野猪、水牛和乌鸦那样生活——他们可能还在拉克斯曼加尔过着老一套的生活。
我去M.G.路，坐在“咖啡日”咖啡馆里，也就是门外有露天座位的那家咖啡馆。我手里拿了一支笔和一张纸，把我偷听到的一切全都记下来。
我已经来到了光明之地。
我搬出了那家旅店，租了一间公寓。我现在必须在班加罗尔谋生——我必须弄清楚怎样才能融入这座城市。我试着聆听班加罗尔的声音，就像我当初聆听德里的声音一样。
我现在给您说一说《谋杀周刊》上的典型故事或印度电影都是怎么结尾的。一个穷人杀了一个富人。好。然后，他拿走了钱。好。可是，他却从此噩梦缠身，被他杀死的那个人会伸出血淋淋的手指追赶他，嘴里还不停地喊着：杀——人——犯，杀——人——犯。
“是啊，达拉姆，我是在笑。我想我们在班加罗尔一定会过得很快活。”我朝他眨了眨眼。
现实生活中根本不会出现这种事。相信我。这也是我不再看印度电影的原因之一。
“你笑了，叔叔。”
只有一个晚上，我梦见奶奶骑着水牛来追我，但这种梦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政府工作就是神的工作
真正的噩梦截然不同。你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梦见自己没有杀人——一时紧张，让阿肖克先生溜走了；梦见自己还在德里，还是另一个人的仆人，然后你醒来。
我看到大楼的山墙上有一条标语：
你不再冒冷汗，心跳也慢了下来。
“我不知道，达拉姆。那一定是部长们在班加罗尔的住处。”
你干了！你杀了他！
“叔叔，那是什么大楼？”
来到班加罗尔大约三个月后，我去了一座寺庙，给他们所有人举行了最后的送别仪式：库苏姆、基尚、我所有的婶婶、堂兄弟、侄儿和侄女。我甚至还为那头大水牛祈祷了一番。谁知道谁还活着，谁死了？然后，我对基尚、对库苏姆、对他们所有人说：“以后别再打搅我了。”
有天早晨，达拉姆说，“叔叔，你好像心情很不好，我们出去走走吧。”我们经过了一个公园，杂草丛中的长凳上躺着几个醉鬼。我们来到了一条宽阔的马路上，马路对面有一座石头砌成的大楼，顶上还有一头金狮子。
此后，他们果真不再来打搅我，基本上是吧。
加尔各答！我应该去那里。
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印度北部某村庄一家十七口惨遭灭门》。我的心开始怦怦直跳——十七口？这不对呀——不是我们家呀。那只是报纸上每天早晨都会刊登的豆腐干那么大小的恐怖新闻，上面根本没有提及那个村庄的名字，只说那村庄位于黑暗之地——靠近伽雅。我将那则消息看了一遍又一遍——十七口人！我们家没有十七个人……我长舒一口气……可万一有谁生了孩子呢……？
我在火车站旁的旅馆住了四个星期，无所事事。我承认我的心中还有一些顾虑。我当初是不是应该去孟买？但警察肯定立刻就会想到这一点——电影中那些人在杀了人之后不是一个个都去了孟买吗？
我把那张报纸揉成一团扔掉。此后几个月里，我为了保险起见不再看报纸。
这是班加罗尔的又一大景观。这座城市到处都是外来人，谁也不会去注意别人。
您听我说，他们可能会遭遇这样的结果。要么鹳鸟派人将他们全杀了，要么杀了他们当中的几个，再毒打其他几个。即使出现奇迹，他或者警察没有这么做，邻居们也会断绝与我们家人的来往。您听我说，如果某个家庭出了一个坏孩子，整个村庄都会名誉扫地。因此，村民们就会逼迫他们搬走——他们只好去德里、加尔各答或者孟买，住在水泥桥下，以乞讨为生，没有任何未来可言。这比死好不了多少。
我暗想，他们都不是本地人，都是第一次喝咖啡。
家宝先生，您说什么？我是不是听到您说我是个冷血恶魔？
我用了一个星期才发现每个人喝咖啡的方式都不一样。这个人一次性把咖啡全都倒进平底浅杯，那个人则根本不用平底浅杯。
阁下，我曾经在火车站听到过一个故事，要么就是我在市场上买烤玉米的时候从包装纸上看到的我已经不记得了。那是佛的一个故事。一天，某个狡诈的婆罗门想哄骗佛陀，问他：“大师，您认为您是人还是神？”
我很想尝尝咖啡。您听我说，这个国家是北方的穷人喝茶，南方的穷人喝咖啡。我不知道这是谁规定的，但情况就是这样。因此，我这是第一次每天都可以闻到咖啡的香味。我真想尝一尝，可在喝咖啡之前必须先懂得怎么喝咖啡。喝咖啡有一套礼节，有一套程序，确实让我很着迷。咖啡是装在一个大杯子里端上来的，然后按一定的量倒进一个平底浅杯，再按一定的速度从平底浅杯里慢慢吸着。我不知道倒咖啡有什么讲究，也不知道喝咖啡有什么讲究。刚开始时我只是看别人怎么喝。
佛陀微笑着说，“都不是。只是你们大家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我已经醒了。”
午餐是四卢比一盘，南方吃的东西可谓物美价廉，只是有些怪异：切碎的蔬菜泡在稀糊糊的咖喱汁中端上来。饭后我就回房间睡觉，下午四点钟下楼要一包帕雷牛奶饼干和一杯茶，因为我还不知道怎样喝咖啡。
家宝先生，我也会用同样的答案来回答您的问题。您问，“你是人还是恶魔？”
我和达拉姆一起吃饭。他上午是怎么度过的，我不得而知，但他显然心情很好。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度假。他的笑容让我的心情逐渐好了起来。
我说，都不是。我已经醒了，其他人却还在睡梦中，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区别。
我在那四个星期里天天干着相同的事。我交了五百卢比押金，在火车站附近一家破旧的小旅馆住了下来。我每天早晨八点钟出门，拎着满满包现金转悠四个小时（我不敢把钱留在旅馆里），然后再回去吃午饭。
我根本就不应该想他们，不应该想我的家人。
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国会议员。我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可以在杀了人之后若无其事地继续生活，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在班加罗尔花了整整四个星期才平静下来。
达拉姆就不想。
阁下：
他现在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我起初告诉他我们是在度假，而且我认为他最初一两个月的确以为我们是在度假。他什么也不说，但我有时看到他正用眼角的余光望着我。
我随即为那可怜的文盲感到难过，因为我想到他刚刚经历的正是我父亲曾经在无数个火车站所经历过的事——被陌生人奚落和哄骗。于是，我先给他买了杯茶，然后才回到火车上。
他知道。
我告诉过您，印度有一半的男人长得都像那照片上的人。
我们晚上一起吃饭，坐在餐桌两边，互相望着对方却没有多少话。他吃完后，我给他一杯牛奶。两天前，他喝完牛奶后，我问他，“你有没有想过你妈妈？”
“还真是的，”我说着拍了拍他的背。
他没有吭声。
我看看他的脸，又看看那照片。
“你爸爸呢？”
“像我。”
他冲我·笑，然后说道，“叔叔，再给我一杯牛奶好不好？”
他咧嘴一笑。
我站起身，他又加上一句，“还有一碗冰淇淋。”
“像谁？”我问。
“达拉姆，星期天才能吃冰淇淋。”我说。
“你知道告示上这个人像谁吗？”
“不，今天就吃。”
突然，他把手搁在了我的肩膀上。
说完，他冲着我微笑。
“是斯米尔诺夫，”我说，可他根本没在听。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告示上的照片。
啊，他全猜到了。这个小混蛋居然学会了敲诈我。只要我继续喂饱他，他就会把嘴闭紧。要是我进了监狱，他就会失去冰淇淋和牛奶，对不对？他定是这样想的。我告诉您，下代人没有任何道德观。
“我知道，”他说，“我以前每礼拜五都要去英国烈酒店帮主人买酒。他喜欢斯米尔夫恩。”
他现在就读于班加罗尔的一所好学校——一所英文学校。他现在念起英文来发音和有钱人家的孩子一样。他可以像阿肖克先生那样准确地念出“比萨饼”。（而且他真喜欢吃那玩意儿——真是恶心！）每当看到他坐在餐桌旁，在干净的白纸上做长长的除法题，我的心头就充满了骄傲。那都是我从来没有学过的东西。
“装英国烈酒的瓶子，通常都很结实。”
我知道，早晚有一大，现在喝着我的牛奶、大碗大碗地吃着我的冰淇淋的这个孩子会问我，你就不能放过我母亲？你就不能写信告诉她，让她及时逃走？
“什么样的酒瓶？”
那时，我必须想出一个答案来回答他——或者把他杀了，我估计。不过那是几年后的事。在那之前，我们每天晚上都会一起吃晚饭，我和达拉姆——我最后的家人。
“这上面说他假装不知道他们是恐怖分子，用车载着他们在德里转悠。然后，他在一个暗处停下车，砸碎一个酒瓶，用破酒瓶割断了他们的脖子。”我用拇指做了个砍脖子的动作。
最后只剩下一个人还要说一说。
“然后呢？”
我以前的主人。
“这家伙是个司机。这上面说他当时在开车，这两个恐怖分子走到了他的面前。”
我觉得我不必为他向众神祈祷，因为他的家人会花巨资沿着恒河为他的灵魂祈福。与富人花大价钱进行的祈福相比，一个穷人的祈祷在三千六百万零四个神的眼里算得了什么呢？
为了装出一副我在阅读墙上文字的假象，我眯起眼睛望着那两张告示，嘴唇还装模作样地动了动。
可我真的常常想起他——不管您信不信，我真的很想念他。他真不该落到那样的下场。
“他怎么抓住他们的？”
我应该割断猫鼬的脖子。
“是他抓住了那两个恐怖分子。”
阁下，中印关系在过去七天里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印度中国亲如兄弟。关于企业家的创业精神，我已经把您需要知道的都告诉您了——它是如何培养起来的，如何克服困难的，如何坚持真正目标的，以及如何赢得成功这块金牌的。
“那这个家伙呢？留着胡子的这个家伙呢？”他用右手指关节敲了敲我的照片。
阁下：虽然我已经讲完了我的故事，而且您现在已经知道了我的秘密，如果您允许，我还想对您再说最后一句。
“他们炸了一所学校，死了八个孩子。”
（这是我从那伟大的社会党人那里学来的老花招——就在听众们呵欠连天时，他会说“最后一句话”，然后再继续说上两个小时。哈！)
“他们干了什么？”
当我驱车行驶在霍苏尔大道上，当我拐进电子城一期工程、看到我所经过的那些公司时，我简直难以向您表达这一切令我多么激动。通用电器、戴尔、西门子——它们都已来到了班加罗尔，而且更多的外国公司还将接踵而来。这里到处都是建筑工地，到处都是一堆堆的泥土、一堆堆的石子、一堆堆的砖块。整个城市都笼罩在黑烟、烟雾、粉尘和水泥粉末中，被一层面纱遮挡着。当这层面纱被撩起，班加罗尔会是什么样？
“那是本周追捕的通缉犯，”我说，“那两个人是恐怖分子，来自克什米尔。”
或许它会是一个灾难：贫民窟、下水道、购物中心、塞车、警察。但这谁也说不准。或许它最终会变成一个像样的城市，人活得像人，动物活得像动物。新印度的新班加罗尔。到那时，我就可以说我也以我的方式为班加罗尔的发展尽了力。
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要跑过来。那是一种迫切的心情，一个文盲迫不及待地要引起会识字的人的注意。我从他说话的口音中知道，他也来自黑暗之地。
为什么不呢？难道正在改变这个国家的力量里不包括我吗？难道我没有在每个穷人都应该进行的抗争中获胜吗？这场抗争为的是不再遭受你父亲曾经遭受过的鞭笞，为的是不再让你自己最终变成一堆无可辨认的尸骨，在恒河的黑泥里腐烂。不错，我是杀了人——毫无疑问，这是一件不该做的错事。这件事玷污了我的心灵。全印度市面上能买到的所有美白霜都无法洗净我的双手。
“看不懂。”
可是，这个世界上的每个重要人物，包括我们的总理，在登上顶峰的路途上不是都杀过人吗？如果杀的人够多，他们还会在德里的议会大厦附近给你立上几座铜像——但那种荣耀不是我追求的目标。我只想有机会成为一个人——为了这一点，杀一个人足够了。
“你自己看呗。”
我下一步怎么走？我知道您肯定在想这个问题。
他开口问道，“那上面说什么？你在看的那张告示上说什么？”
我这么跟您说吧。我今天下午开车行驶在M.G.路上，这条时髦的购物街两旁有许多美国商店和科技公司，我看到雅虎公司的人正在他们的办事处外竖起一块新招牌：
我意识到有人正在注视我。有个家伙双手放在背后，边看着通缉告示边死死地盯着我。我开始发抖。我慢慢地一步步逃离那通缉告示，但已经来不及了。那家伙一看到我就跑到我跟前，抓住我的手腕，紧紧盯着我的脸。
你的想象力有多大？
如果你望着那两张通缉告示，你几乎会以为我也是恐怖分子。真烦人。
我松开紧握方向盘的双手，比划着做了个比大象阴茎还粗的圆圈。
但这个笑容只持续了一秒钟，因为不知是出于什么荒唐的原因——你可以看到印度人做事是多么马虎——我的通缉告示被人用订书机订在了另外一张通缉令上。那上面通缉的是来自克什米尔的两个家伙——两个因为炸了什么玩意儿而遭通缉的恐怖分子。
“有那么大，你姐姐的！”
墙上那张大纸是警方的通缉告示——通缉我的告示。它已经早我一步赶到了这里。我望着它，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我爱我这刚刚起步的公司——爱这吊灯、这银色的笔记本电脑、还有这二十六辆丰田Qualis——但坦率地说，我迟早会厌倦这一行的。总理先生，我属于那种第一挡速度的人。我最终会把这刚刚起步的公司卖给某个傻瓜——我是说企业家——然后投身新的行当。我接下来考虑的是房地产。您瞧，别人只看到“今天”，而我却总能看到“明天”。全世界明天都会来到班加罗尔。您只需驱车去机场，数一数沿途经过的那些已经建厂一半的钢筋玻璃盒子，看一看修建那些大楼的美国公司的名字。等所有那些美国人来到这里时，您以为他们会睡在哪里？睡在马路上？
那只蜥蜴转向左边，从贴在墙上的一张大纸上跑过，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下，然后箭一般地冲向了一旁。
哈！
以这种方式旅行的第三天，我来到了海得拉巴。我拎着那只包，在车站的茶铺排队，准备在开车前买一杯茶。（达拉姆在守着车厢里的座位。）茶铺的正上方有一只蜥蜴，我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它，希望它在轮到我买茶之前爬走。
只要有空的公寓，我都会看一看，然后在心中盘算一下，这房子到了二○一○年能以什么价格卖给一位美国人？如果那公寓有望在将来成为某个美国人的家，我就会立刻付定金将它买下来。家宝先生，房地产业的未来在班加罗尔。如果您愿意，也可以来发一笔横财——我可以帮您！
虽然回去接达拉姆完全打乱了我的行动计划——他睡在蚊帐里，我把他叫醒，告诉他我们要去南方度假，然后拉着他就走——而且一手拎着那个红色旅行袋手牵着达拉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您知道，火车站对小孩来说可不是个安全的地方，因为那里到处都有不三不四的人），但我还是以这种迂回的方式离开德里去了南方。
房地产干上三四年后，我有可能把一切都卖掉，带上钱，为班加罗尔的穷孩子办一所学校——一所英文学校。这所学校绝不允许用种种虚伪的东西来毒害人的头脑，只允许给这些孩子灌输生活真谛。这所学校里的学生个个都是白老虎，被释放到班加罗尔！我们要让这座城市对我们俯首称臣，我告诉您。我可以成为班加罗尔的老板，可以立刻修理那位警察局的副局长。我会叫他骑自行车，然后让阿西夫开着丰田车将他撞倒。
我在停车场清扫尊尼获加酒瓶碎片的那天晚上，就想出了一个逃往班加罗尔的计划。绝对不能坐直达列车——绝对不行。有人可能会看见我，然后警方就会知道我的去向。我要不断地更换火车，要一路迂回去班加罗尔。
这一切只是我的梦想——很可能最终毫无结果。
我首先得向您解释逃犯生活中的一个方面。逃犯的生活中并非只有恐惧，逃犯也有权享乐。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永远不会被抓住。我觉得那鸡笼需要我这样的人去冲破它，也需要阿肖克先生这样的主人——尽管他有数不清的美德，却不是个称职的主人——被清除掉，再由我这种杰出的仆人去替代他们。每当想到这里，我就会幸灾乐祸地希望阿肖克先生家能够悬赏一百万美元拿到我的人头。没有关系。我已经改换门庭：我现在已经成了可以在印度逍遥法外的那些人中的一员。每到这时，我就会抬头望着这盏吊灯，只想举起双手高喊，声音大得足以通过客服中心的那些电话一路传到美国：
不过言归正传，我们还是继续我的故事吧。
我成功了！我已经冲出了鸡笼！
阁下，我们既然提到了瑜伽这个话题，请允许我说一句：每天早晨花一小时练习深呼吸、瑜伽和冥想对企业家开始新的一天真是再好不过了。如果没有瑜伽，我真不知道我该如何排解这该死的行业给我带来的种种压力。我建议您将瑜伽定为中国所有学校的必修课。
可有时候，街上有人高喊“巴尔拉姆”，我会扭过头去，心想，我的身份暴露了。
我们今晚要将这了不起的故事讲完。我今天早晨做瑜伽时——不错，我每天上午十一点醒来后直接练一小时瑜伽——我开始回顾我这个故事的进展，然后突然意识到自己快要把它讲完了，只剩下我是如何摇身一变，从一个被通缉的罪犯成为班加罗尔社会支柱这一过程。
被捕——这种可能性始终存在。正如阿肖克先生所说，印度的事总是没完没了。就算你把所有的棕色信封和红色旅行袋都给警察，他们仍然会继续敲诈你。某一天或许会有一个身穿制服的家伙指着我说，时候到了，穆纳。
我的老朋友！
不过，即使我所有的吊灯都掉下来砸在地上——即使他们真的把我关进监狱而且让所有其他犯人将他们的鸟嘴插进我的身子——即使他们让我顺着木楼梯走向绞索——我也永远不会说我那天晚上在德里割断我主人的脖子是犯了一个错误。
温！
我会说，只要能体验一下不当仆人的滋味，哪怕是一天、一个小时、分钟，这一切也是值得的。
广播电台的事就说这么多吧。我已经将它关了。现在让我将目光转向头顶上的吊灯，从中得到一些灵感。
总理先生，我想我已经准备好要孩子了。
这就是全印度广播电台每晚强行灌进我们耳朵里的新闻，而且这些新闻第二天黎明时还会见诸报端。人们偏偏轻信这些胡言。每晚如此，每个早晨如此，天天如此。令人惊讶，是不是？
哈！
其他方面，财政部长宣布今年的预算将包括特殊奖励资金，用于将我们的村庄变成高科技天堂……
您永远真诚的
其他新闻，卡纳塔克邦的首席部长今天宣布一项计划，将在六个月内彻底解决班加罗尔的营养不良问题。他宣称年底前班加罗尔不会再有一个孩子挨饿，所有政府官员都要同心协力朝着这一目标努力，政府将为此拨款四亿卢比。
阿肖克·夏马
卫生部长今天宣布，计划今年年底前要在班加罗尔根除疟疾。他指示市政府所有官员在根除疟疾之前不得休假。政府将拨款四千五百万卢比用于根除疟疾。
班加罗尔的白老虎
家宝先生，您听得到吗？我还是把音量开大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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