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十月即将结束的时候，我独自去参观了尤斯蒂娜推荐的华沙抗争博物馆。看完展览后，我来到附设的剧场观看了一九四五年美国空军拍摄的城市影片。飞机徐徐接近城市，白雪皑皑的景色越来越近，但那不是雪景。我屏声息气地注视着一九四四年九月民众起义后，希特勒下令毁灭的城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建筑被轰炸摧毁的城市；倒塌的白石建筑变成无边无际残骸的七十年前的城市。那时，我才意识到居住的这个地方是一座“白”城。那天回家时，我想象着某个人，那个与这座城市有着相似命运的、被摧毁后仍能顽强重建起来的人。当我意识到那个人就是我的姐姐，只有借由我的人生和身体才能挽救她时，我已经开始动笔写这本书了。
韩语中的白色有“하얀”和“흰”两个形容词。有别于前者如同棉花糖一样的白，后者则凄凉地渗透着生与死。我想写的是属于后者的“白”书。有一天，我在散步时想到，那本书应该以母亲生下第一个孩子的记忆展开。二十三岁的母亲突然临盆，独自产下孩子，直到那个女婴咽气的两个小时里，母亲一直低声对她说：“一定要活下去。”某天下午，我走在河边反复念着这句话，突然意识到这句话很熟悉。这句话就跟我在几个月前反复推敲修改《少年来了》第五章中，惨遭刑讯的幸存者善珠对抗病的圣熙姐说的话一样。活下去。
我记得，因为只有一把公寓钥匙，所以在孩子五点半放学以前，我必须先回家。回家以前，我走在路上构思这本书，想到什么的时候，就停下来站在原地在笔记本上写下几行字。在唯一的卧室里，当孩子熟睡以后，我坐在餐桌前，或是盖着毯子蜷缩着身体坐在沙发上写下一行又一行的字。
就这样，第一个月的适应期过去以后，我有了相对于在首尔生活时所没有的悠闲。除了散步，就是散步。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华沙做的事情几乎只有散步而已。只要有空，我就会到公寓附近的寂静河边散步。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搭公交车到老城区，在小巷里徘徊，还会漫无目的地走在瓦津基宫的林荫路上。就这样，我一边走，一边思考着在离开韩国前酝酿已久的《白》。
就这样，我在那座城市完成了第一、二章，回到首尔后写了第三章。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我又从头到尾慢慢地推敲。这本书如同呼吸般地为我灌输了孤独、安宁和勇气。因为我斗胆想把自己的人生借给姐姐、那个孩子和她，所以我必须持续思考生命的意义。因为我想把流淌着热血的身体给她，所以每分每秒都要抚慰生活中保持温度的身体。我只能这么做。我必须相信我们内心没有破碎的、没有被玷污的、无论如何都不可以被破坏的那一部分。我只能去相信。
第一个月忙得不可开交。我们租了一间位于五楼的、可以看到两棵白杨树树梢的公寓；为孩子注册了为期一学期的国际学校；去拍了证件照；办理了交通卡；开通了手机。因为要减少行李，没带汤锅、煎锅、菜板、被子和毯子等用品，所以每天还要到附近的购物中心采购，用拖箱拖回家。每天早上，我会帮孩子烫好白色的校服衬衫，准备早饭和便当，帮他背好书包和运动服包，目送他沿着河道边的小路去上学，直到背影消失不见。星期五，我会和尤斯蒂娜见面，跟她学习基础的波兰语。作为回报，我会教她汉文。因为尤斯蒂娜在华沙大学教韩国宗教，所以我选了元晓大师的《发心修行章》作为教材。“吃甘爱养，此身定坏，着柔守护，命必有终。”事先查看不认识的汉字备课，不知不觉半天的时间就过去了。
也许，我仍与这本书相连着。在我摇摆不定、出现裂痕或快要破碎的瞬间，我会想起那些想要给你的白。我从未相信过神，但唯有这种瞬间会恳切地祈祷。
到了八月底，我和当时刚满十四岁的孩子拖着各自的大行李箱，背着大书包上了飞机。这是我和孩子生平第一次两个人旅行，所以难免产生一种茫然感，就好像突然进入看不见也摸不到的巨大绳结。
我要在此向拉开这本书序幕的、一九六六年秋天的年轻的母亲和父亲致以平静且不可能实现的问候，也要向二〇一四年秋天，在得知我在写关于白的书以后，每天放学回来同我分享在学校看到的所有的白的儿子，送上温暖的谢意。最后，向一直守护这本书的编辑金敏贞诗人深表感谢。
时间在我忘记了那次简短的见面以后依旧流逝着，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年。《少年来了》终于在五月出版，为了遵守和尤斯蒂娜的约定，我申请了停职准备出国。我从初夏开始整理行李，做起了各种准备。身边的人问我：“你不是说想休息吗？怎么偏偏跑去那么冷、那么昏暗的地方呢？”当时，呼唤我的地方只有那座城市，哪怕那里是南极或北极，我也会前往的。但我无法解释清楚这件事。
二〇一八年 春
二〇一三年的夏天，我初次见到波兰的翻译家尤斯蒂娜·纳巴（Justyna Najbar）。她留着少年一般的短发，穿着黑白色的裙子，眼睛深邃，看上去带着某种悲伤。当时她正在翻译我的小说，我们针对小说中的文章讨论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后，尤斯蒂娜一脸真挚地问道：“如果我明年邀请您来华沙，您会来吗？”我没有多想，立刻答应了她。因为当时刚写完《少年来了》的初稿，所以希望等那本书顺利出版以后，能出国休息一下。
韩江
二〇一六年四月，编辑问我是否想写一篇“作者的话”收录在这本书的最后，我婉拒了。记得当时我笑着说，这本书就是作者的话。如今两年过去了，在准备修订版之际，我才产生了想静静地写（觉得可以写）一些话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