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达安先生告诉我们，星期一早上九点钟的时候，高尔德·施密特先生打来电话问他是否能尽快过去一趟。然后范达安先生就立刻赶了过去。到了那以后发现高尔德·施密特先生非常激动。他把我们留下的字条给范达安先生看，他想按照字条上的嘱托把猫放到邻居家寄养。这点让我觉得他还不错。他担心德国人会来搜查房屋，于是他跟范达安先生检查了所有的房间，收拾了桌子，又简单地清理了一下。这时范达安先生突然在弗兰克夫人的写字台上发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马斯特里赫特市的一个地址。虽然他知道弗兰克夫人是故意把它留在那儿的，但他还是装出一副很吃惊的样子，并让高尔德施密特先生赶快把这个倒霉的纸条毁掉。
从他们来这儿的第一天开始，我们两家就在一起愉快地用餐了。三天后，这七个人就感觉成了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了。范达安一家当然可以跟我们讲很多这一个星期以来外面发生的事情。我们最想知道的是我们原来的那个房子现在是什么样，高尔德施密特先生的情况如何。
范达安先生一直假装他对我们一家的失踪一无所知。可当他看了那个字条之后，突然有了个主意，于是他说，“高尔德·施密特先生，我知道这个地址是什么意思了。我清楚地记得，大约半年前有一个高级官员来过我们办公室，他是弗兰克先生儿时的朋友，他答应弗兰克先生在他需要的时候帮助他，那个人就在马斯特里赫特。我觉得他一定说话算话，他一定是设法把弗兰克一家弄到了比利时，然后又从比利时送去了瑞士。如果有人问起弗兰克一家的去向，你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他们，当然不要提及马斯特里赫特的那个地址。”说完这番话范达安先生就离开了那里。大多数朋友现在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因为单单他就已经听过好多有关这一消息的不同版本的说法了。
早上九点半（我们还在吃早饭）彼得·范达安来了，他还不满十六岁，瘦高的个子，是一个极其沉闷又害羞的年轻人，所以对他的社交圈就不要抱太大期望了。半小时后，范达安先生和夫人也来了。让我们感到有趣的是，范达安夫人的帽子里装了一个夜壶。她说：“不管在哪，没有这个夜壶就会觉得不踏实。”然后她很快在床下给她的夜壶找了一个容身的地方。范达安先生倒是没带夜壶，他胳膊里夹着一个折叠茶桌。
听了这些我们都笑了，这件事太有趣了，人们都好有想象力啊。有一家人说早上还看到我们一家四口骑车经过了，还有个女人很肯定地说我们是在半夜被一辆军车接走的。
我已经有一个月没给你写信了。但这段时间真的没有太多新鲜事发生，确实没什么可跟你讲的。范达安一家是7月13号那天来的，我们本以为他们14日才会搬来。但因为德国人老是发传讯，所以他们觉得早来一天比晚来一天更安全。
安妮
亲爱的凯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