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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可怜的克利夫。”

“莫莉!”克利夫费力地用嘶哑的嗓音唤道,“很抱歉我起不来床……”

“我实在是太累了……”

几分钟以后,他赤着脚站在浴室里,周身的衣服还穿得好好的,在浴缸上弯下腰,想把堵住下水口、闪着微光的镀金小装置给拔出来。这需要一边拧着一边往上拔,看来他一直都没掌握窍门。与此同时,脚跟底下发热的大理石地板又在提醒他,他也真是觉得累了。在南肯辛顿度过的几个不眠之夜,在警察局经历的极度混乱状况,还有阿姆斯特丹音乐厅里的恭维和赞美。他这个星期过得也不轻省啊。那就在沐浴前先小睡片刻吧。回到卧室后,他飘飘然地脱掉裤子,松开衬衫,愉快地呻吟了一声后躺倒在巨大的床上。金色的缎子床单爱抚着他的大腿,他体验到一种精疲力竭地放纵之后的心醉神迷。一切都很美好,很快他就要到纽约去见苏茜·马塞兰了,他那已经被遗忘的、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部分就要再度蓬勃绽放了。躺在这儿,躺在这丝般顺滑的温柔乡里——就连这个昂贵的房间的空气都宛如丝绸一般——他要是肯费这个力气挪动一下双腿的话,他早就该怀着愉悦的期待在床上翻腾起来了。也许,如果他肯把心思往这上面放,如果他能够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不去想他的工作的话,他是能让自己爱上苏茜的。她这人不错,绝对的够劲儿,绝对可靠,会对他忠心耿耿。想到这里,想到他是个多么值得他人对他忠心耿耿的伟人,他突然间被对他自己的一股深情和爱意所压倒,竟禁不住热泪盈眶。他感觉到有一滴泪水滑过他的面颊,流到耳边,痒酥酥的。他懒得去擦掉它,而且也没这个必要,因为此刻穿过房间正朝他走来的就是莫莉,莫莉·莱恩!旁边还跟着一个人。她那骄纵的小嘴,那双黑色的大眼睛,还有新做的发型——短发——看上去正适合她。一个多么出色的女人啊!

她把凉凉的手按到他的前额上,“亲爱的,你是个天才。你的交响曲是个彻头彻尾的奇迹。”

克利夫目送着弗农没精打采地走去服务台要钥匙。宏伟的复式楼梯脚的位置站着一男一女,两人跟克利夫对视了一眼,点了点头。不一会儿,他们就尾随弗农上了楼。克利夫则又在大堂里转了两圈,然后他也拿了自己的钥匙回了房间。

“你去排练现场了?我没看到你。”

“好的。”

“你太忙了,太崇高了,怎么会注意到我?你瞧,我带了个人来见你。”

“你这个星期过得太不消停了。我去冲个澡吧,大约一小时后,还在这儿见?”

迄今为止,克利夫已经见过莫莉绝大多数的情人了,可是他不大认得这是哪一位。

弗农喝干了杯中酒,打了个哈欠站起身,“哎哟,你瞧,咱们要是一起吃晚饭的话,我可能得先打个盹儿。我觉得真是疲惫不堪。”

莫莉不愧是个社交老手,她俯下身来在克利夫的耳边低声道:“你以前见过的,他是保罗·兰纳克呀。”

“好朋友。”

“那就是了。他留了胡子,我一下子倒认不出了。”

“咱们握手言和吧,好朋友。”

“这小东西是个小克利夫迷,他想要你的签名,可是又害羞得不敢说。”

“这事儿就别再提啦,我对你的工作还有所有那些事儿也深感遗憾——你真是最优秀的。”

克利夫决心一切都顺着莫莉,于是让兰纳克放心。

“干杯!你瞧,我说话算话,是真心悔过了,真的非常抱歉让你惹上了警察的麻烦。这种行为真是骇人听闻,向你致以无条件的、最低首下心的道歉。”

“没事,没事。我根本就不会介意的。”

“再次干杯。”

“我真是感激涕零。”兰纳克边说边把纸笔递给他。

“我原来还没把这事儿当真呢。”

“说实在的,要我签个名你没必要觉得难为情的。”克利夫潦草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比揍这家伙一顿还解气,”克利夫道,“你刚才说的话可是当真?”

“请在这儿也签一个,要是您不介意的话。”

情急中两人猛地往后一跳,将将躲过了兰纳克胃里面呈弧状喷涌出来的内容。长廊里突然一片寂静。然后,伴随着一声拖长的、满怀厌恶的下行滑音,整个弦乐队,再加上长笛和短笛手,朝铜管乐队那边蜂拥而去,将乐评家和他的呕吐物撇在后头,在一盏孤零零的枝形吊灯照耀下,他吐出来的那堆牛黄狗宝活像是夜幕刚刚降临时分乌德·胡格街[17]上加了蛋黄酱的炸薯条。克利夫和弗农也被整个人流给卷走了,直到被带到跟大门齐平的位置两人才得以脱身,来到外头安静的大堂。两人在一只单扶手沙发上安坐下来,继续呷着手里的香槟。

“一点儿都不费事,没什么麻烦的。”

“当心!”弗农大叫一声,“退后!”

就写了这么几个字却几乎耗尽了他全副精力,他不得不躺了下去。莫莉靠得他更近了。

至少有十秒钟的时间,兰纳克站得笔挺,一动不动,简直就像模范军人般两肘紧贴在身体两侧,两杯香槟直撅撅地举在面前,刚才的笑容还原样凝固在张开的嘴唇上。那预警的信号就是他的眼珠子突然膨胀出来,眼睛就像是蒙上了一层薄翳,他的咽喉在不断地往上翻涌,一种跟平常的吞咽正好反向的蠕动。

“亲爱的,我得稍稍责备你两句,然后我就丢开手再也不提这事儿了。可是,你知道吗,那天在湖区里我是真的需要你的帮助的。”

“那是自然了。这牵扯到威尔士的一家儿童福利院,顶级的恋童癖小集团。你被录像拍到进出过六七次。我在被炒之前正打算要登一篇报道呢,不过,我肯定别的人也会把它给捅出来的。”

“哦上帝啊!我没能认出那就是你,莫莉。”

兰纳克兴奋得小脸儿都红了,“那些封爵的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

“你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过,也许你是对的。”

“我最近看到你老兄的名字跟一帮非常杰出的人物列在了一起。法官,警察局长,顶级富商啦,政府部长啦等等的。”

“是的——不,我是说,要是我知道那就是你的话,我会让那个瘦长脸的家伙吃不了兜着走的。”

弗农冲克利夫点了下头,又别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转向兰纳克。

“那还用说。”她伸手握住他的手腕,拿起一个小手电筒照了照他的眼睛。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女人!

“干杯!”

“我的胳膊热死了。”克利夫低声道。

两人分别递给了兰纳克一杯酒,然后弗农把自己的酒给了克利夫,克利夫也把他的给了弗农。

“可怜的克利夫,正是因此我才把你的袖子卷了起来呀,小傻瓜。现在,保罗想在你胳膊上扎进一个大针头,好让你知道他对你的作品到底是怎么看的。”

“那么……”

那位乐评家果真就这么做了,还挺疼的。有些赞美是会伤人的。不过,克利夫终其一生一直在学习的一件事就是如何接受人家的恭维。

“我也给你拿了一杯。”

“唉,多谢了,”他呜咽着道,声音都变了,“你实在是太过奖了,我本人倒觉得受之有愧了。不过,不管怎么说,你能喜欢它我感到很高兴,真的,感激不尽……”

“瞧,”克利夫道,“我已经给你准备好酒了。”

在那位荷兰医生和护士看来,这位作曲家在闭上眼睛之前还抬了抬头,像是要从他枕着的枕头上最谦逊地鞠一个躬。

“啊,”兰纳克嘲弄地奉承道,“原来是跳蚤本尊驾到。”

“弗农!”

在这一整天里,弗农头一次发现就剩下了他一个人。他的计划非常简单。他轻轻地关上通往外间办公室的门,踢掉鞋子,拔掉电话,把桌子上的报纸书籍统统扫到地板上——然后在桌子上躺了下来。距离早上的会议还有五分钟时间,见缝插针打个盹儿又有何妨,他又不是没这么干过——他如果能一直保持最佳状态,那也是整个报社的造化。他躺下的时候,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以下的形象:他本人巨大的雕像耸立在《大法官报》报社大楼的大堂里,一个由花岗岩雕刻而成的伟大的斜倚着身子的形象——弗农·哈利戴,伟大的实干家,主编。在休息。不过只是暂时休息一会儿,因为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而且——真该死——大家已经溜达进来了。他真该告诉琼让她挡驾的。他喜欢午饭时间在酒馆里讲述的那些有关几位老主编的故事;那位伟大的V.T.哈利戴——你知道,就是因“头顶门”而名声大噪的老主编,过去经常躺在他的办公桌上主持晨会呢。大家都不得不假装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谁都不敢有一个字的微词。还光着脚呢!而现如今,当道的却都是些索然乏味的小男人,一朝得势的小会计。再要么就是一身黑色裤装的娘儿们。你是说要一大杯金酒加汤力水的对吧?那张著名的头版当然是V.T.做的,把所有的文字说明全都推到二版上去,让照片本身来讲故事。那可是报纸真正能起到作用的时候啊。

“克利夫!”

咱们这就开始吧?大家都到了。弗兰克·迪本,而站在他旁边的——真令人惊喜交集——竟然是莫莉·莱恩。绝不把私事和公事搅和到一块儿,事关弗农的原则问题,所以他也不过冲她公事公办地点了下头。她可真是个漂亮女人啊。把头发染成了金色,真是个高明主意。而雇用这么个女人就是他的高明主意了。完全是基于她为巴黎版《时尚》所成就的出色业绩。这个了不起的M.L.莱恩。从来都没打扫过一次她的公寓,从来就没洗过一个盘子。

克利夫正想四处找个地方暂时把酒杯搁一下呢,一抬眼正看到弗农眉开眼笑地朝他走来。不幸的是,弗农的手里也端着满满两杯酒。

弗农甚至都没把头靠在胳膊肘上,就开始了对上期报纸的回顾检讨。可不知怎么的,他脑袋下头竟然出现一个枕头。这会让那些语法学家们高兴的——他想到了迪本写的一篇报道。

“那你最好还是给我一杯酒,好腾出一只手来。”

“这话我早就说过了,”他说,“我就再说上一遍。‘万能灵药’这个词儿是不能跟一种特定的疾病连用的。那是一种包治百病、无所不能的药物,所以‘治疗癌症的万能灵药’这种说法是讲不通的。”

“你要是再不走开的话,我可要给你这张蠢脸一个大耳刮子了。”

弗兰克·迪本居然有脸径直走到弗农跟前。

“我猜你会把这说成是‘取样’,或者后现代主义的引用。可是,你不是想成为前现代主义者吗?”

“我恰恰不能苟同,”这位国际版副编说道,“癌症能以多种形式出现,‘治疗癌症的万能灵药’恰恰是种完美的合乎语言习惯的用法。”

“走开!”

弗兰克有身高的优势,但弗农仍旧在桌子上保持仰卧的姿态,以示他可没有被他给吓倒。

“我可是都听说了,他们说你剽窃了贝多芬的某个败笔。”

“我不希望在我的报纸上再次看到这种用法。”他沉着镇定地说道。

“不,只是新闻界那么叫!”克利夫生硬地道。

“可这并非我找您的要点,”弗兰克道,“我想请您在我的业务开支上签字认可。”他手里拿着一张纸,还有一支笔。

“我可是听说了你最近的消息,大作真的叫《千禧年交响曲》?”

了不起的F.S.迪本,将他的业务费用提高到了一种艺术的形式。

他倒是很乐意把右手端着的那杯酒给兰纳克灌下去。克利夫转身离开,可是乐评家已经醉了,只想寻他的开心。

这要求太肆无忌惮了,而且是在会上当众提出!弗农都懒得跟他理论,而是继续刚才的话题。针对的同样还是弗兰克,出自同一篇报道。

“不,请你走开。”

“今年是一九九六年,不是一八九六年。如果你想表示‘否认’的意思,就别去拽什么‘非也,非也’。”

“啊,林雷,有一杯酒是给我的吗?”

这时,莫莉居然走上前来为迪本求情,这多少让弗农有些不满。可是当然啦!莫莉跟弗兰克,他早该猜到了。她正在拉扯弗农的衬衫袖子,她是在利用她跟主编的个人关系,来促成她现任情人的利益。她俯下身来,趴在弗农的耳边低语,“亲爱的,他欠人钱了,我们需要这笔钱。我们正要在塞纳街上这个甜蜜的小地方一起安顿下来……”

克利夫在穿过鸡尾酒会上那一大群狂呼大笑的音乐家、艺术行政人员和乐评家时,满脑子想着的只有一个问题:怎么才能在医生到来前劝说弗农喝下这杯酒,是喝这一杯而不是另外一杯。或许最好的办法是在他从托盘里给自己拿酒前,在门口就截住他。当他侧身从闹哄哄的铜管乐手旁边挤过时,香槟泼溅到了他的手腕上,他不得不绕了一大圈路,躲开那帮已经看起来醉醺醺的贝司手,他们是在跟定音鼓手斗酒呢。最后,他终于来到了一大帮性情温和的小提琴手的地盘上,他们允许长笛手和短笛手也加入他们的行列。这里的女性明显增多,气氛也安静了好多。她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柔声曼语地叽叽喳喳,空气中也充满了令人愉快的香水味儿。在一旁,有三个男人正在小声地讨论着福楼拜。克利夫终于发现了一角还没被人占据的地毯,在那儿他能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两扇开向大堂的大门。迟早会有人走上前来跟他搭讪的。结果也未免太早了些。是那个小臭屎保罗·兰纳克,就是宣称克利夫正是思想家的小甜饼格雷茨基的那位乐评人,后来他又公开收回他的说法,成了:格雷茨基是思想家的小甜饼林雷。

她可真是个漂亮女人,他一直都无法抵挡她的魅力——自从她教他怎么烤牛肝菌以来。

两人在大堂分手,鲍要到招待会上去露一小脸儿,克利夫则到前台取他存放的信封。服务员告诉他,弗农半小时前已经到了,赴一个约会去了。为乐队、朋友和新闻界举办的酒会正在酒店后部装有枝形吊灯的长廊里进行。有个端着托盘的服务生站在门口,克利夫分别为弗农和他自己各拿了一杯酒,然后退到一个没有人的角落,在一个有靠垫的窗边座位上落座,一边阅读医生说明,一边打开了一小袋白色粉末。他时不时地瞥一眼门口。这一周的前几天,当弗农打来电话为他惊动警方而郑重道歉——什么我是个白痴啊,都是工作的压力,那个噩梦般的一周,诸如此类的话——尤其是当他主动建议前来阿姆斯特丹跟他重修旧好,说他反正在这里也有事要办时,克利夫满口答应,显得很是亲热,可是把电话放下以后,他的两只手却打起了哆嗦。现在,当他把药粉倒进给弗农准备的香槟里时,他的手又哆嗦开了。药粉在酒里冒了冒泡,很快就融入酒中,消失不见了。克利夫用小拇指抹去聚在杯沿位置的灰白色泡沫,然后站起身来,一只手端着一只酒杯。给弗农喝的在右手上,他自己的端在左手——牢记这一点非常重要。弗农在右,虽说他大错特错[16]

“那好吧,快点儿。不过,咱们必须得继续会议议程。”

“啊,是呀!”鲍不禁叫道,此时汽车已经停在酒店外面,车门也已经为他打开。“我记得,真是一部辉煌的作品!那是属于青春的创造力,已经难以再现了,对吧,我的大师?”

“在两个地方,”弗兰克道,“上头和下头分别签字。”

在这次短暂行程的剩余时间里,鲍回顾了一下英国交响乐队的此次欧洲巡演,巡演即将接近尾声,而克利夫则忆起两人上次合作的情形,当时是在布拉格重新上演他的《交响托钵僧》。

弗农写了两遍“V.T.弗农,主编”,简直就像是花了半个钟头的时间才签好。等他终于写完后,他就继续他的评论。莫莉正在把他的衬衫袖子卷起来,但要是问她干吗要卷他的袖子,就又得节外生枝了。迪本也仍旧在他桌边晃荡。他现在可不能再让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来烦他了,他脑子里要操心的事儿太多了。当他发现了一种更高一等的玄妙风格时,心跳都随之加快了。

“好的,一切都很好,不过,就你我之间说说……”他压低了声音,“我觉得那第二双簧管,那个年轻的姑娘,真是漂亮极了,可是她的演奏却并不完美。幸运的是,你写的那部分曲子没有任何难度。漂亮极了。今晚上她将跟我共进晚餐。”

“再说中东问题。本报是以亲阿拉伯路线而著称的,可是,在谴责……呣,阿以双方的暴行方面,我们应该更加无所畏惧……”

朱利奥探了下身,把分隔他们和司机的玻璃隔板拉上。

弗农永远也不可能告诉任何人他上臂上的灼痛了,还有就是他已经开始领悟到,尽管还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他眼下到底在哪儿,他的香槟里一定放了什么东西,以及他眼前这两个人到底是谁。

“你认为这整部作品衔接得好吗?我是说从结构上说。”

不过,他确实是中断了他的滔滔评论,沉默了片刻,最终令人肃然起敬地嗫嚅道:

在汽车里,鲍跟他谈起了当天的工作,那众多像是完全照着谱子演奏的段落,还有明天将不得不单独挑出来进行排练的一两处地方。尽管已经完全认识到他这部作品的远非完美,克利夫仍旧想听到这位伟大的指挥家对他的交响曲大大地颂扬、恭维一番,于是就故意抛了个问题出来钓他:

“有人泄密了。”

照原来的安排,克利夫将乘坐指挥家的劳斯莱斯返回酒店,车就停在演员出口处等着。不过,鲍还有些乐队的事务脱不开身,于是克利夫就有了几分钟时间,独自一人待在音乐厅外面的黑暗中。他穿过凡·贝尔大街上的人群。人们已经开始抵达音乐厅来听晚上的音乐会。是舒伯特的作品。(难道世人还没有听够那个梅毒患者舒伯特吗?)他站在街上的一个角落里,呼吸着阿姆斯特丹温和的空气,那空气总似乎带点儿淡淡的雪茄烟和番茄酱的况味。他对自己的谱子心知肚明,他知道谱子里到底有多少个A音,那部分乐段听起来到底是什么样。他刚刚是经历了一种听觉上的幻觉,是种幻想——或者说是一种幻灭。变奏的阙如毁了他的杰作,他于是对于他已经制定的计划更加坚定不移了,如果说还有更加坚定的余地的话。驱动他的已经不再是狂怒,或者痛恨和厌恶,也不再是什么信守诺言了。他所要做的完全符合契约的约定,具有纯几何学那种超越道德的必然性,他已经没有任何情感的波动了。

因为排练时间所剩无几了,鲍就让乐队一直演奏到底。克利夫瘫坐在座位上。现在,所有的一切在他听来都完全不同了。主题被分裂成为一波波不谐和音的浪潮,而且在音量上逐渐增强——可是听起来却简直荒唐不经,就像二十个乐队全都转向了A弦的定弦音[15]。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不谐和。实际上每个乐器都在拉同一个音。那是单调的嗡鸣,是一个巨大的需要修理的风笛。他只能听到那个A音,从一件乐器被投掷到另一件乐器,从一个乐器组被扔到另一个乐器组。克利夫那天赋的音高辨别力突然间成了对他的一种折磨。那个A音简直要像钻头一样要把他的脑子钻出个窟窿。他真想从观众席上逃跑,可他又正在朱利奥的视线范围之内,而身为作曲家,在自己的作品排练结束前几分钟的时候却落荒而逃,其造成的影响是不可想象的。于是他更深地跌坐进座位中间,以一种貌似全神贯注的态度把脸整个埋了起来,一直忍受到最后那四个无声小节的结束。

首相在那一周决定改组内阁,普遍认为,尽管公众舆论的潮流是全都倾向于加莫尼的,但毁掉他的恰恰正是《大法官报》上登的那张照片。还不到一天的工夫,这位前外相就发现,不论是在本党的总部走廊里,还是在下院的普通议员席中,对于他拟于十一月份发起的竞选挑战,大家已经全都兴味索然:就国内大部分民众而言,情感的政治学或许已经慷慨地原谅,或者起码是容忍了他,但政客们却并不喜欢一个未来的领导人身上竟会有这样的弱点。他的命运正是《大法官报》的总编曾希望的那样,已经渐渐隐没;朱利安·加莫尼也正因此才能轻易地走进机场的贵宾休息室——他最近的身份仍使他拥有这个权利——既没有受到各大报社的围追堵截,也没有政府官员的前呼后拥。在免税吧台边,他发现乔治·莱恩正在自斟自饮苏格兰威士忌。

现在又轮到长号演奏了,一种纠结的、一半受到压抑的渐强终于爆发成为主旋律最后的表达,一种响彻全场的狂欢式全乐队齐奏。但要命的是没有变化。克利夫用双手捂住了脸。他原先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他的作品毁于一旦。他在前往曼彻斯特之前,只能让最后那几页谱子听天由命。他别无选择。他现在已经不记得当时他灵感萌动时所要进行的微妙改动了。这原本应该是整部交响曲坚定地宣告胜利的时刻,是在毁灭到来之前将人性的一切欢乐积聚起来的时刻。可是竟然呈现得如此浅陋,不过是一种简单的极强音的重复,成了一种肤浅蠢笨的浮夸,成了矫揉造作、假模假式;连这个都不如,那简直就是一片空虚;唯有快意的报复才能将其填满。

“啊,朱利安。一块儿喝一杯吧,如何?”

克利夫回到座位上以后,他注意到乐手们的表情是何等的严肃。他们已经苦练了整整一天。酒店里的招待会肯定会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情绪。排练继续下去,鲍再度润色了一遍他刚刚听到的乐段,让各组乐器分别单独演奏,还特意对联奏标记做了调整。从他坐的位置,克利夫竭力避免让他的注意力被吸引到技术细节上去,因为现在他要感受的是音乐,是思想如何转化为声音的奇妙过程。他身体前倾,闭上眼睛,全神贯注地聆听着鲍表示认可的每个片段。克利夫有时候在创作一部作品时过于投入,竟至于买椟还珠,对他的终极目标反倒视而不见了——他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创造这种既感官又抽象的愉悦,将这种永远无法穷尽其意义的非语言的感悟转化为空气的震动,令人兴奋莫名却又可望而不可即地悬置于情感与理智融和无间的那一点上。而对于音符的顺序排列只不过令他想起他最近为创作他们所付出的努力。鲍现在已经开始排练下一节,那与其说是渐弱,还不如说是退缩,这段音乐让克利夫想起了晨曦的照耀下他工作室里的杂乱无章,以及他对自己的怀疑,他自己都不敢深想。伟大。他自诩的伟大是否不过是痴人说梦?肯定必须得先有一个自我认同的最初时刻,而这种自我认同又肯定总是会显得荒唐可笑的。

这两个人自从莫莉的葬礼以来还没谋过面,于是谨慎小心地握了握手。加莫尼早就听到传言,说照片就是莱恩卖出来的;莱恩却不知道加莫尼到底知道多少。不过反过来,加莫尼也吃不准莱恩对他跟莫莉的情事到底持什么样的态度。莱恩也不知道加莫尼是否意识到他,乔治,是何等地厌恶他。他们此行是一起前往阿姆斯特丹护送弗农和克利夫的灵柩回国的,乔治是作为哈利戴的老朋友和《大法官报》的主办人,而朱利安则是应林雷信托的敦请,作为克利夫在内阁的支持者前往阿姆斯特丹的。林雷的受托人希望前外相的到场,将有助于简化困扰着国际间尸体交付问题的繁杂文书手续。

“是的,是的,”朱利奥赶紧说,“我已经看出来了。”

两人端着酒杯穿过拥挤不堪的休息室——现如今简直人人都是贵宾了——终于在洗手间的门旁找到了个相对宽松的角落。

克利夫站起身来,英国交响乐团的每个成员都转向他。当他下来登上舞台的时候,乐师们纷纷用弓弦轻敲乐谱架表示欢迎。一个小号手吹出D大调协奏曲中一个诙谐的四音符乐句,是克里夫而不是海顿的协奏曲。啊,身处欧洲大陆,而且身为音乐大师!那是何等地舒畅!他拥抱了朱利奥,跟首席小提琴握了握手,面带微笑,微微一躬,双手半举做出谦逊的投降姿态,向众位乐手表示感谢,然后转过身去,附在指挥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克利夫今天不想向乐队讲解这部作品。他将在第二天一早讲,那时候大家的脑子应该格外清醒。眼下他很高兴坐在后头洗耳倾听。他又针对单簧管、法国号以及定音鼓的弱音问题谈了几句他的意见。

“为逝者干杯。”

“欢迎我们的大师!”

“为逝者。”

不出所料,他来到的正是位于乐队上面和后面的正厅前座,事实上是在打击乐手后面。乐师们看不到他,他却正好可以看到指挥,朱利奥·鲍的眼睛却是闭着的。他正踮着脚,向前探着身子,左臂朝乐队伸出,手指张开,抖动着,轻柔地将装有弱音器的长号的演奏声慢慢抬高,那长号正在甜蜜、睿智、蓄谋已久地第一次完整地释放出那个旋律,那个世纪末的《今夜无人入眠》,那个他昨天向警探们哼唱的旋律,那个他为此不惜牺牲一位无辜女性的旋律。而他做得没错。当乐音渐强,整个弦乐部分都将琴弓就位,开始呼吸出那错综繁复的滑动和声的第一组此起彼伏的轻声细语时,克里夫悄悄地溜到一个座位上,感觉自己一下子陷入到一种狂喜的沉醉之中。现在,音乐的质地正倍加复杂化,因为有更多的乐器被吸引进长号的共谋当中,而不谐和和弦则像传染病般蔓延开来,那些细小刺耳的碎片——那些无路可去的变奏——则像火花般被抛掷起来,又时而经过强烈的碰撞,产生出狂飙突进的音墙的最初征兆,那就是海啸,现在已经开始凝聚、上升,马上就要把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统统扫清,最后在主音的岩床上把自己也撞得粉身碎骨。但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指挥用指挥棒轻敲了几下乐谱架,乐队于是不情愿地参差不齐地平静下来。鲍耐心地等到最后一个乐器也寂然无声之后,朝克利夫的方向举起双手,大声喊道:

加莫尼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你瞧,既然这次咱们要并肩共事,咱们也就不妨开诚布公了。那照片果真是你提供的吗?”

在此之前还有两个钟头的排练时间,于是克里夫先将放在信封里的钱寄存在前台,请门童到酒店外头给他招了辆出租车,不出几分钟,便来到了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一侧的演职人员入口处。当他走过门卫,推开通向楼梯的旋转门时,乐队的演奏声传到了他耳边——是最后一个乐章,一定是的。他一边上楼,一边已经在订正这个乐段了;在这里我们听到的应该是法国号,而不该是单簧管,而且定音鼓的鼓点太弱了些。这是我的音乐。那就像是捕猎的号角在召唤他,召唤他回复原形。他又怎能忘记?他不禁加快了步伐。他能听到他写下的乐曲,他正走向对他的自我的一次重现。所有那些孤身一人的夜晚。那可憎的新闻界。艾伦危崖。为什么他整个下午都一直在浪费时间,为什么他一直在拖延着不想面对这个时刻?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抑制住自己沿着弧形的走廊狂奔进观众席的冲动。他推开一扇门,停下来喘了口气。

乔治·莱恩往上坐直了一英寸,以一种痛苦的嗓音道:“作为一个商人,我一直都是本党的忠实支持者和党的基金的捐助者。我掺和到这种事里面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哈利戴肯定是早就把照片给扣下来,就等着时机一到就立马往外抛呢。”

他一路上这么琢磨着,已经来到了下榻的酒店,他从酒店方面得知,今晚的招待会将在七点半钟举行。他从酒店的房间里给他的联络人,也就是那位好医生打了个电话,讨论了一下各项事务的安排,并最后一次讨论了一下病情的症状:不可预测、异乎寻常、极端反社会的举动,完全地丧失了理性。破坏性的倾向,唯我独尊的幻想。绝对分裂的人格。因此讨论到术前用药的必要。药应该怎么服用?医生建议掺在一杯香槟酒里,这可是正好敲对了那个喜庆的音符,正合克利夫之意。

“我听说还有为了版权竞标的事儿。”

或许那点瑕疵还不至于成为污点,而且只有他真正心知肚明。那个最伟大的时刻就这样灾难性地欺哄过去吗?他很怕那决定性的首演。现在,他可以这样告诉自己了,以他所有备受折磨的诚恳态度,在他代表弗农做出种种安排之际,他,克利夫,不过是在遵守他的承诺。弗农主动要求和解,而且因此愿意到阿姆斯特丹来,就绝对不止是巧合,或者只是方便他下手而已了。这证明,在他那漆黑一片、失去平衡的内心深处,他已然接受了属于他的命运。他是在主动把自己交到克利夫手上。

“莫莉把照片的版权授予了林雷,他可能挣到了几个英镑。我可不想过问他这些事儿。”

航班到达斯希普霍尔机场时晚点了两个钟头。克利夫乘火车来到中央车站,然后在午后柔和的灰色日光中步行前往他下榻的酒店。当他穿越大桥的时候,他再一次感到,阿姆斯特丹真是一座多么宁静而又文明的城市。他朝西兜了个大圈子,为的是能沿着风景如画的布劳威尔运河[14]溜达溜达。毕竟,他手里的公文包根本没有什么分量。街道的中央就有水体流过,多么赏心悦目。一个多么包容、开放和成熟的地方啊:由砖块和雕镂精美的木材建造的仓库被改造成了趣味高雅的住宅,一座座以凡·高命名的小桥朴实无华,街上的设施低调素雅,外表聪明而又随和的荷兰人骑着自行车,后座上驮着他们头脑清明的孩子。就连小店的店主看着都像是大学教授,扫大街的清洁工都像是爵士乐手。再也没有哪个城市更加富有理性、更加井井有条了。他一边走,一边想起了弗农,还有他的交响曲。那部作品当真是给毁了吗,还是只不过白璧微瑕?

加莫尼呷着杯里的威士忌,心里盘算着,《大法官报》肯定是会保护其信息来源的。如果莱恩是在说谎,那他这个谎撒得可真够圆乎的。要是他说的是实话,那林雷和他的所作所为就真是罪该万死了。

广播里已经在提请他们这个航班的旅客登机了。当他们两人走下楼梯,朝正在等候的接送客车走去时,乔治把手搭在加莫尼的胳膊上说:“你知道,我觉得你可是非常巧妙地脱身出来了呢。”

巡逻车一直把他送到候机大厅。当他从后座上出来跟警察道别的时候,他这才注意到驾驶座上的那位警察正是他第二轮指认时一口咬定的嫌犯。不过,不论是克利夫还是那位警察,在握手道别都没觉得有必要挑明此事。

“哦,真的吗?”加莫尼不着痕迹地挪开了自己的胳膊。

简直无法想象,他在一九六七年那为期三个月的无政府主义狂热状态中居然骂他们是猪,而且坚持认为他们就是犯罪的根源,总有一天会再也不需要他们的存在。他待在警察局里的整个儿期间,他们都待他彬彬有礼,甚至恭恭敬敬。他们看似很喜欢他,就是这些警察;克利夫不禁自作多情起来,琢磨着他自己是否拥有某种他自己都还不甚了然的素质——一种稳重的举止、安安静静的魅力,也许就是一种不怒自威的权威吧。等到第二天一大早要他从一大帮人群里辨认出嫌犯的时候,他也就急切地想好好表现,不让任何人失望。他被领到一个院子里,巡逻车就停在院子前头,发现靠墙站着有十二个人。他一眼就认出了那个人,右数第三个,一张瘦长脸、戴一顶很能说明问题的布帽子。他长出了一口气。等他们回到屋子里以后,有位警探抓住克利夫的胳膊,紧紧地捏了一下,不过什么话都没说。在他周围洋溢着一种故意有所压制的欢乐气氛,看似大家都更喜欢他了。现如今他们是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工作了,克利夫也就接受了他身为关键性检举证人的角色。事后,又进行了第二轮嫌犯的指认,这次有半数的人都戴着布帽子,都是瘦长脸。可是克利夫丝毫没有受到愚弄,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最边上没戴帽子的就是嫌犯。回到屋里以后,警探们都告诉他,这第二轮排队辨认其实并没有第一次那么重要。事实上,出于便于管理方面的原因,这次指认甚至可以完全不作数。不管怎么说,他们很高兴他对这一案件的积极参与。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位荣誉警察了。他们有辆巡逻车要开往机场方向。他是否愿意搭个便车呢?

“哦,当然啦,大部分人为了远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就已经要悬梁上吊了。”

他被允许直接来到警察局的核心地带,被带到警察局的人就是在那里受到指控的。天刚一擦黑,他正等着再过一遍他的陈述时,亲眼目睹了发生在值班警官面前的一场混战:一个剃着光头、浑身是汗的大块头少年躲在人家一个后院儿的时候被捕了,外套底下藏着螺栓刀具、万能钥匙、板锯,还有一把大锤。可是,他坚称他并不是想入室抢劫,因此休想把他给关进牢里去。当警官对他说他就是时,那孩子一拳就打在一个警察脸上,另两个警察立马把他扭倒在地,给他戴上手铐带走了。看来谁都没觉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就连那个嘴唇被打得开裂的警察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可是克利夫却把一只手拼命按在怦怦乱跳的心脏上面,不得不坐了下来。后来有个巡警带了个面色苍白、一言不发的四岁男孩子进来,他是在一个废弃的酒馆停车场里游荡时被发现的。再后来,一个满面泪水的爱尔兰家庭跑来认领他。两个嘴里嚼着头发的女孩子跑来寻求保护,她们俩是双胞胎,摊上了个有暴力倾向的老爹,结果受到了警局亲昵又打趣的对待。一个满脸是血的女人大声控诉她的老公。一个年纪很老的黑种女人,骨质疏松症害得她身子弓得像个虾米,被女婿从家里赶了出来,无处可去了。一帮社会福利工作者不断地进进出出,绝大多数看上去都跟他们的救助对象一样具有犯罪倾向,或者说一样不幸。所有的人全都抽烟,在荧光灯底下全都看着病恹恹的。塑料杯子里有大量滚烫的茶水,还有大量的大喊大叫,老一套、毫无特色的咒骂,以及谁都不会当真的捏紧拳头的威胁。这是个巨大的不幸的家庭,充满了根本就没法解决的内部问题,而这儿就是这个大家庭的起居室。克利夫不禁退缩到他那砖红色的茶水后头。在他的世界里,极少有人抬高了嗓门说话,他发现整个晚上他都处于一种令他精疲力竭的亢奋状态中。实际上每个跑到警察局里来的公众,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全都衣衫不整、邋里邋遢,而且在克利夫看来,警方要处理的主要问题也就是贫穷所带来的不计其数又不可预测的后果,而他们处理起来比他所能做到的要更加耐心,也更少顾虑。

一个半钟头以后,他们已经坐上了一辆荷兰政府的专车,驶过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了。

克利夫是满怀最低落的情绪从火车站抵达警察局的,从尤斯顿到曼彻斯特的每一英里路程,他都在不住地咒骂弗农。谁知总督察亲自跑到外面的前台来迎接伟大的作曲家。对于克利夫居然专程从伦敦赶来帮他办案,他看似感激不尽似的。事实上,看似压根儿就没有一个人对他没能早点儿前来报案感到恼火。不同职务的警察们都说,他能来帮助他们处理这桩不同寻常的罪案,他们实在是太高兴了。录口供的时候,当他陈述了前后的经过以后,那两个警探清楚地意识到,并一再向他保证,他们知道在最后的期限逼近之际,要按照要求完成一部交响曲是何等困难的事,当他蜷缩在岩石后头的时候,他的处境又是何等的进退两难。他们看似都很热心地想去理解跟创作那个关键性旋律有关的所有那些困难。他能给他们哼唱一下吗?他当然可以啦。他们当中时不时地就会有人说,现在请跟我们说说您看到的那个人的情况吧。他后来发现,原来总督察正在开放大学[11]读一个英语学位,还尤其对布莱克[12]怀有特殊的兴趣。在食堂里,总督察大人一边吃着培根三明治,一边卖力地证明他能把布莱克的《毒树》全篇背诵,而克利夫也就趁机告诉他,早在一九七八年,他就为这同一首诗谱了曲,第二年由彼得·皮尔斯[13]在奥尔德堡音乐节上演唱,此后再也没有上演过。食堂里还有一个六个月大的婴儿,躺在并在一起的两把椅子上熟睡。年轻的母亲正被关在一楼一个单人牢房里,度过她醉酒的恢复期。在整个的头一天里,克利夫时不时地就会听到她痛苦的尖叫和哀鸣,通过墙皮剥落的楼梯井飘荡上来。

鉴于两人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说话了,乔治于是轻描淡写地说:“我听说伯明翰的首演已经推迟了。”

答案是肯定的,他的研究和计划编制一直都做得小心谨慎、滴水不漏。事情就要发生了,他感到一阵兴奋的战栗。他抬手朝那位面带微笑、戴一顶趾高气扬的蓝色帽子的空姐招了招,那姑娘对他再要一小瓶白兰地的决定似乎真心感到高兴,并像是感到特别荣幸似的给他拿了来。总而言之,考虑到他已经经历的一切,还有等在他面前的种种严酷的考验,再加上眼下所有的事件的进程肯定就要加速到令人晕眩的程度,他总体的感觉还不坏。他将错过排练的头几个钟头,不过一个管弦乐队在刚开始摸索一部新作品的时候总会是一塌糊涂的。第一天整天都不露面没准儿都是明智之选。他的银行一再向他保证,他在公文包里随身带上一万美元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在斯希普霍尔机场[10]也绝对无须做出什么解释。至于曼彻斯特警察局,他已经游刃有余地对付过去了,他想,而且得到了他们满怀尊敬的有礼相待,对于那种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的气氛和那些合作如此愉快、时刻处在强大压力下的警察们,他几乎都感到了一丝恋恋不舍的怀念。

“事实上是取消了,朱利奥·鲍说这是部失败之作,半个英国交响乐团都拒绝演奏它。显然,结尾的一个旋律是对贝多芬《欢乐颂》的无耻抄袭,不过加减了一两个音符而已。”

一切是不是都就绪了?他是不是什么都没忘?这确实是合法的吗?克利夫被禁锢在一架波音757客机中,脑子里在琢磨这些个问题,飞机则停在冷雾弥漫的曼彻斯特机场北端。天气据说要放晴,机长希望保住他在等待起飞的飞机队伍的位置,所以乘客们就得百无聊赖地寂然坐在飞机里等着,只能从饮料推车上找点乐子。时值正午时分,克利夫已经点了咖啡、白兰地和一块巧克力。他坐了个靠窗的位置,而他那一整排座位都空着。透过雾气的缝隙,他看到别的班机也唯恐落后,排成几条里出外进、逐渐汇集到一起的队伍,那些飞机的形态中自有某种冥思苦想和蠢笨乡气的意思:小小的脑袋底下是眯缝起来的小眼睛,发育不良的累赘胳膊,屎眼都翘得老高,还黑糊糊的——像这样的生物是永远都不会在乎彼此的。

“难怪他要自杀呢。”

尸体存放在阿姆斯特丹警察总局地下室一间小小的停尸房里。当加莫尼和莱恩被人领着走下水泥楼梯时,他不禁好奇苏格兰场的地下是否也有这么个类似的秘密处所。现在他是永远也甭想弄清楚了。正式的身份确认已经做好。前外相被引到一边,跟荷兰内务部的官员进行私下的商讨,只剩下乔治·莱恩细细打量他那两位老朋友的脸相。两人看起来都出奇地安宁,弗农的嘴唇略为张开一点,仿佛正要说出一句有趣的话来,而克利夫的脸上则洋溢着陶醉在鲜花掌声中的快乐神情。

在英语这种注重惯用法的语言中,因误读而引起误解的情况是在所难免的。只要把重音往后移动一下,一个动词就能变成一个名词,成为执行某件事的过程。“refuse”当动词用,意思是对你认为错误的事情坚持说不,而重音往前一挪,就成了一堆臭不可闻的垃圾。词汇是这样,句子又何尝不是如此。克利夫在星期四写下来、在星期五寄给他的这句话,本来也就是想表达:你活该被炒鱿鱼。而弗农在星期二,在他当真被解雇之后,这句话却肯定要被理解为:你活该被炒鱿鱼。这张卡片若是星期一就寄到的话,他的解读方式可能就大为不同了。这也正是他们命运的喜剧性之所在:如果贴的是张隔日送达的快寄邮票,他们俩也就都各得其所、相安无事了。可话又说回来了,在他们俩之间兴许也不会有什么别的结果了,而这又是他们俩的悲剧性之所在。若果真如此,随着这一天的过去,弗农所感到的悲苦辛酸就注定要变本加厉,他就会不择手段地一心只想报复,也就必然会想起前不久他们俩达成的那个协议,以及这个协议加在他肩上的重大责任。因为显而易见,克利夫已经丧失了理智,必须得采取措施才行了。这个决定又得到了弗农感觉上的支持和鼓励:就在全世界都在恶意地陷害于他,就在他的生活已经一败涂地的时候,给了他最致命一击的竟然是他的老朋友,这是绝对不能饶恕的——是丧心病狂。那些反复琢磨自己受到了何等不公平待遇的人,有时是会将渴望报复的体验跟一种责任感搅和到一起的,这对他可是大有用处。几个小时过去了,弗农又几次拿起那份《大法官报》,反复阅读揭露荷兰医疗丑闻的那篇特写。当天晚些时候,他又亲自打了几个电话进行核实。又有几个空闲的钟头过去了,他在厨房里呆坐着,一边喝咖啡,一边沉思着自己毁于一旦的前程,琢磨着是否该给克利夫打个电话假意跟他讲和,为的是让他把他自己也邀请到阿姆斯特丹去。

不久,加莫尼和莱恩又上了车,再次穿过市中心往回走。两个人都陷入沉思之中。

可惜这点安慰为时太过短促,因为那是未来的事儿,而眼下的事儿还在现在,是他被炒了鱿鱼的现在。他在本该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却待在家里无所事事。他就只擅长干这个,可是现在谁都不会雇他的。他如今是丢人现眼,声名扫地了;要想接受再培训干别的行业,他又实在太老了些。这点安慰之所以如此短促还因为他的思绪不断地回到那张可恶的明信片上,那就是把扎进去还要转三转的刀子,那就等于在你锯齿状的伤口上再撒把盐,而且随着这一天的逝去,那张明信片渐渐成为了过去二十四个小时里他蒙受的所有大大小小的耻辱的总代表。克利夫写给他的这短短一行字代表了并浓缩了这一事件当中所有的怨毒——指控他的那帮家伙的盲目无知,他们的矫情伪善,他们的落井下石,还有超越了所有这些恶行、弗农认为是人类万恶之源的——个人的背叛。

“我刚刚被告知了一桩相当有趣的事情,”加莫尼过了一会儿道,“新闻界都搞错了。我们全都搞错了。这根本就不是一对儿的自杀。他们是相互毒死了对方,他们各自给对方下了鬼才知道的什么药。这是一起相互的谋杀。”

弗农端着茶杯颓然倒下,他精神的计程器仍在忙着计数他蒙受的打击和羞辱。弗兰克·迪本对他背信弃义,他所有的同事都遗弃了他,每一家报纸都在为他的被逐欢呼雀跃;整个国家都在欢庆他这只被碾死的跳蚤,而加莫尼却依然毫发无损、逍遥自在。所有这些还不够,还要加上在他身边的床上躺着的那张恶毒的小卡片,对他的垮台幸灾乐祸,而这张卡片就出自他相交最久的老朋友之手,出自一个道德境界如此崇高、眼看着一个女人在他面前被强暴都不肯让他的工作受到打扰的杰出人物之手。真是可恨至极,十足的疯子。他是满怀怨毒。这么说来就等于是开战了。好得很,咱们这就动手吧,千万别犹豫了。他喝干杯子里的茶,拿起电话拨了一位在新苏格兰场[9]工作的朋友的号码,他当年在犯罪报道部工作时结交的熟人。十五分钟以后,他已经透露了所有的细节,这事儿就算是搞定了,可是弗农仍旧不能释怀,心有不甘。闹了半天,克利夫并没有触犯法律。在要求他必须履行他的公民职责时,最多也就给他增添些许不便,不过如此——可是,绝对不能不过如此,一定得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一报还一报。弗农躺在床上,就这个主题又琢磨了一个钟头,最后终于穿好了衣服,不过并没有刮脸,在房间里晃荡了一个上午,有电话打来也不接。为了聊以自慰,他又拿出星期五的报纸。事实上,那确实是个才华横溢的头版。每个人都错了。除了头版,报纸其余的部分也铿锵有力,而莱蒂斯·奥哈拉对于荷兰医疗丑闻的报道实在是为他增光添彩。总有那么一天,尤其是如果加莫尼果真爬上了首相宝座,等到整个国家都被他彻底毁掉的时候,大家终将会为把他弗农·哈利戴给赶下台去而悔恨不已。

“我的上帝!”

他穿上外套,拿起公文包,走到外间的办公室。琼已经找了个由头办什么紧急要事去了,他在走到电梯的路上一个人都没碰到,连个鬼影子都不见。唯一向主编大人道声珍重的是在楼下接待台当班的门房,也是他告诉了弗农他的继任者是谁——先生,是迪本先生。弗农最低限度地点了下头,假装他早就知道了。当他步出《大法官报》报社大楼的时候,正在下雨。他抬手想叫辆出租,然后又记起身上几乎没有现金了。他改乘地铁,在瓢泼大雨中步行了最后半英里路才终于到家。一进家门他直奔威士忌,曼迪回家一心想安慰安慰他的时候,他跟她大发了一阵雷霆之怒。

“原来这里竟有这么些胡作非为的医生,钻安乐死法律条文的空子,无所不用其极,通常是干掉客户年迈的亲戚来牟利的。”

在他的辞职信里,弗农特意提到报纸的发行量上升了十万份之巨。就在他写出那个数字,那一连串零的时候,他感到痛苦万分。他走到外间的办公室,把信封交给琼时,她似乎怎么着都无法正视他的眼睛。他回去收拾办公桌上的东西,整幢大楼都静得出奇。他的职务本能告诉他,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儿了。他让办公室的门开着,万一有谁念及同事一场,遵循友谊的常规进来看看他呢。他要收拾的东西往公文包里一塞就行了——一张镶框的曼迪和孩子们的照片,几封达娜写来的色情信,就写在众议院的信笺上。可是看来没有一个人冲进来向他表达义愤的同情,没有大群吵吵嚷嚷只穿着衬衫的同事像往常那样把他簇拥出去。那也好,反正他就要走了。他通过对讲机请琼告诉司机一声他就要下去了,她回他说他已经没有专任司机了。

“滑稽的是,”乔治道,“我想《大法官报》刚刚才登过揭露这种黑幕的报道。”

曼迪匆匆赶着去上班的时候,没来得及把衣橱的门关严,橱门的角度刚好让上面的镜子照出弗农狭窄、垂直的一小部分:倚在几个枕头上,把曼迪端给他的那杯茶搁在肚子上,在卧室昏暗的光线下,他那张没有刮的脸呈现出一种蓝白色,信件、垃圾邮件和报纸摊在他身旁——真是失业的一幅传神的画面。空闲。他突然间明白了商业版上这个词儿的真正含义。这个星期二早上,他有很多个空闲的钟头可以用来反复咀嚼昨天他被解雇的前前后后,所累积起来的所有那些侮辱和讽刺。比如说,那封信是由一个无辜的下属送到他办公室里来的,真够新鲜的,就是那个哭哭啼啼、患有诵读困难症的下属,而正是他保住了这个可怜虫的饭碗。其次就是那封信本身,客客气气地恳请他辞职,这样他就可以获得一年薪水的回报。这是对于他的聘任合同的温和暗示,他猜想,董事们是想提醒他,而又不必把丑话摆到桌面上:如果他拒不辞职,而是迫使他们解雇他的话,就压根儿不会有经济补偿这档子事儿了。信的末尾客气地指出,不管怎么说,他的任期在当天就要结束了,董事会希望能因他在任期内的卓越业绩向他表示祝贺,并预祝他在未来的事业中大展宏图。所以就这么回事儿了,他立马就得收拾东西走人,他可以选择是拿还是不拿那笔刚到六位数的补偿金。

他转过头去望着车窗外。他们正以步行的速度沿布劳威尔运河行驶。一条多么令人愉快、秩序井然的街道。街角有家整洁漂亮的小咖啡馆,大概也卖毒品。

“啊,”他最后叹道,“这些荷兰人和他们通情达理的法律啊。”

“怕是不行。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可能不得不请你去曼彻斯特参与几次指认工作,帮我们确定一个嫌疑犯,最多也就占用你一两天的时间。所以,如果你不介意把门打开的话,林雷先生……”

“是呀,”加莫尼道,“一旦通情达理以后,也就很容易越过界限,无所顾忌了。”

“哦,听我说,你们能半小时以后再来吗?”

两人于傍晚时分返回英国。在希思罗机场把灵柩的事宜安排妥当之后,两人进入海关。找到各自的司机后,加莫尼和莱恩握了握手就此分手。加莫尼前往威尔特郡继续跟家人度假,莱恩则去拜访曼迪·哈利戴。

“警察,刑事调查科的,现在就站在你门外。想问你一句话,不胜感谢。”

乔治让司机把车停在曼迪家那条街的街头,他想溜达个几分钟,他需要准备一下该对弗农的寡妻说些什么。可是,当他在凉爽而又宜人的薄暮中信步溜达着,经过一座座宽敞的维多利亚式别墅,听到这个早春第一轮刈草机发出的嗡鸣时,他却发觉他的思绪愉快地转到了别的方向:加莫尼被打倒了,他的妻子在新闻发布会上满口谎言地公开否认了他跟莫莉的风流韵事,也就等于恰到好处地缚住了他的手脚。现在弗农也不会挡道了,还有克利夫。总而言之,在他老婆的老情人这条战线上,事情的结局还算不错。这当然是个大好时机,可以开始考虑怎么为莫莉举行一个纪念仪式了。

“是。”

乔治来到了哈利戴家的房子跟前,在门前的台阶上踌躇了一下。他认识曼迪已经多年了。一个了不起的姑娘,原本可是相当狂野的。也许邀她出去吃个饭并不算太过鲁莽。

“林雷先生吗?”

没错,是要举行个纪念仪式。圣马丁要比圣詹姆斯教堂更好,因为那些阅读由他本人出版的书籍的轻信的愚民更喜欢圣詹姆斯。那就定在圣马丁了,而且只有他一个人发表演讲,除此之外再没有他人。也不会再有他老婆的老情人在底下挤眉弄眼了。他微微一笑。当他抬起手来去按门铃的时候,他已经在纵情开怀地遐想,心满意足地开始拟定贵宾名单了。

来到工作室后,他把书籍和旧的乐谱一把推到地板上去,给自己腾出一块空地来,拿起一张乐谱纸和一支削尖了的铅笔,刚完成一个高音谱号,楼下的门铃就响了起来。他的手僵住了,他就这么等着。门铃再度响起。他可不想下去开门,至少是现在,在他就要解决那个变奏的节骨眼上。肯定是某个假装成前煤矿工人的家伙,想兜售熨衣板套子的。门铃又响了一次,然后就没声儿了。人已经走了。一时间,那个微妙的乐思也丢失了。然后他又找到了它,或者是它的一部分,他正要画出一个和弦的符干时,电话又响了。他真该把电话给切断的!他在盛怒中一把抓起听筒。

[1] 酶斯卡灵(mescalin),一种致幻剂。

星期二早上,他被乐团经理的电话吵醒,这位经理在电话里实际上是冲着他大喊大叫了。星期五就排练了,可他们现在连完整的谱子都还没有。同一天上午晚些时候,克利夫从一位朋友的电话里听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消息——弗农已经被迫辞职!克利夫忙不迭地跑出去买了张报纸。自打上周五的《大法官报》以后他就再没看到或者听到任何消息,否则的话,他早该意识到舆论已经转而反对《大法官报》的主编了。他端了杯咖啡来到餐厅,在那儿看报。自己对弗农行为的看法得到了证实,这让他感到一种阴沉沉的满足。对于弗农他可算是仁至义尽了,他试图警告过他,但是弗农一意孤行,根本就不听。读完三条对弗农的严厉控诉之后,克利夫走到窗边,凝视着花园尽头苹果树旁那一簇簇水仙花。他不得不承认,他感觉好些了。时令已经是早春,不久钟表就要拨快一小时,实行夏令时了。四月,等交响曲的首演结束之后,我要去纽约拜访苏茜·马塞兰。然后他要去加利福尼亚,那里的帕洛阿尔托音乐节要演奏他的一部作品。他意识到他的手指正在暖气片上敲击出某种新节奏的拍子,他想象到一种情绪、一种主音的转变,有一个音符在变化的和声和定音鼓狂野的律动中一直保持不变。他转过身匆匆走出房间。他有了一个乐思,或者一个乐思的四分之一,在它溜走之前,我一定要赶到钢琴前。

[2] “虫豸”(vermin)跟“弗农”(Vernon)字形相似。

这当然是个毁灭性的概念。现在,他一走进工作室,工作室里的肮脏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等他在手稿前坐定——那手稿在他眼里已经成了一位更加年轻、更有自信和天赋的作曲家的笔迹——他就把他事实上无法再继续工作的罪过都归咎到弗农身上,他的怒火于是再度加倍燃烧起来,他的专注度也就彻底粉碎,被一个白痴给粉碎了。事情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了:他已经跟他的杰作,他一生事业的巅峰失之交臂。这部交响曲将会教他的听众如何去倾听、去听见他已经写出的所有其他作品。而现在,他身为天才的证明,他身为天才的亲笔签名已经被糟蹋,他的伟大也已经被生生抢走了。因为克利夫知道得很清楚,他再也不会试图完成如此规模的作品了;他太疲惫了,已经被掏空了,他已经太老了。星期天的时候,他懒洋洋地待在起居室里,麻木地看着星期五的《大法官报》上的其他报道。这个世界仍旧一如既往地糟糕:鱼儿在改变性别;英国的乒乓球已经前途无望;而在荷兰,某些有医学学位的声名狼藉的家伙,正在提供一种合法的服务,干掉已经给你带来不便的上了年纪的父母——多么有趣,需要的不过是你年迈父母一式两份的签名和几千块美金!下午,他绕着海德公园散了很长时间的步,仔细地考虑着这篇文章讲到的事实。不错,他确实已经跟弗农达成了一项协议,既然是协议就必然要承担某种义务,也许稍稍研究一下也是理所应当的。可是星期一又在假装工作的状态下给浪费了,他自欺欺人地做了些拙劣的修改工作,到了晚上他又彻底放弃了,他还有这个自知之明。他头脑里的每一种想法都呆滞无比。真应该禁止他再去靠近那部交响曲,他已经根本配不上他自己的创作了。

[3] 沙布利(Chablis)横跨于勃艮第和香槟之间,是世界最著名的葡萄酒产区。

宿醉持续了整个周末,又一直牵连到星期一——如今想借酒精兴奋一下神经已经是殊非易事了——极度的头疼恶心为苦涩的沉思提供了合适的背景。工作是停滞不前了,曾经的甘美之果如今变成了干枯的苇条。抄谱员们急切地想收到他那最后十二页乐谱,乐团的经理已经打来三次电话,为了强压下恐慌连声音都哆嗦起来了。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已经花巨资预定了下星期五开始的两天排练时间,克利夫额外要求的打击乐手也已经付了订金聘定了,同时聘定的还有手风琴师。朱利奥·鲍想看到作品的结尾,已经很不耐烦了。伯明翰的首演安排也已然一切就绪。要是到星期四在阿姆斯特丹还交不出完整的乐谱,他——乐团经理——就别无选择,只能把自己溺死在最近的运河里了。看到有人比自己还要痛苦,自然颇有点安慰作用,可是克利夫仍旧拒不交稿。为了他那意义重大的变奏他绝不肯轻易妥协,说起来了,他开始认为这部作品的完整性就全指望这个变奏了。

[4] 图阿雷格人(Tuareg)是北非撒哈拉沙漠地区新风伊斯兰教的游牧部族。

等他回到家里,把报纸在厨房的桌子上展开时,他真是大吃了一惊——加莫尼竟然在莫莉面前搔首弄姿,为了她而扭捏作态,而照相机就举在她温暖的手里,她当时还是活生生的目光曾一度标识出克利夫如今看到的这幅画面。可是,这张头版仍旧很是不堪,并非因为,或者并非仅仅是因为,一个男人在他脆弱的隐私时刻被揪出来示众,而是因为这份报纸为了这么点事儿就如此兴奋不已、小题大做,竟然动用了如此强有力的资源对其进行大肆传播。就仿佛是揭露了某种罪恶的政治阴谋,或是在外交部的桌子底下发现了一具死尸。竟会如此不谙世故,如此偏颇不公,如此大惊小怪。而且如此不择手段地一心想赶尽杀绝,也实在是显得幼稚可笑。比如那幅言过其实、一味侮蔑的漫画,还有那篇幸灾乐祸的社论,在“drag”一词上玩弄点幼稚的语义双关[6],为了哗众取宠,大谈什么“卷起来的女士灯笼裤”[7],还有什么“盛装”、“陋装”两个词的拙劣对置[8]。那个念头不禁又在克利夫脑海中浮现出来:这个弗农非但是可恶,他肯定是疯了。可这也并不能减轻克利夫对他的憎恶。

[5] 班德尔(Bandol)亦为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区,位于普罗旺斯,葡萄种植于陡峭的台地上,其葡萄酒以浓郁高雅著称。

当他在上午九十点钟从短暂的睡眠中醒来时,他知道,这一轮的才思喷涌,那创造力的狂欢,已经彻底过去了。并不只是他觉得疲惫不堪和宿醉难受这么简单。一等他坐到钢琴面前,试弹了两三种变调的处理方式后,他就发现不仅是这个段落,就连整个乐章也已经死在了他面前——突然间就成了他嘴里的灰烬。他就没敢再多想这部交响曲本身。他的秘书打来电话,想跟他确定什么时候过来拿最后几页乐稿,他先是对她很粗暴,后来又不得不打回电话去道歉。他出去散了散步,想借此清醒一下大脑,顺便把写给弗农的明信片付邮,因为上面的文字今天读来不啻是克制的杰作。他顺道买了份《大法官报》。为了使他的精力集中不受干扰,他一直都不看报纸,不看电视也不听广播的,所以他对一直以来舆论的导向都一无所知。

[6] “drag”有一意指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的服饰,又有一俚语用法,意思是极端无聊或令人厌烦的人或事。

他在凌晨时分醒来,发现耳机还斜跨在脸上,渴得要命,因为他梦见自己手脚并用地爬过一个沙漠,扛着图阿雷格人唯一的一架三角钢琴。他从浴室的水龙头上喝了点水,上了床,在黑暗中大睁着两眼躺了好几个小时,精疲力竭,才思枯竭却又极度警觉,再度身不由己、彻底无助地关注着他那永不止息的旋转木马。屎埋了脖子?道义立场!莫莉?

[7] 原文为“knickers in a twist”,这也是玩双关语的把戏:在英式俚语中,“get one’s knichers in a twist”意思是着慌、恼火,而且,“twist”一词也有怪癖、变态的意思。

九点半的时候他站起身来,决定冷静下来,振作起来,喝点红酒继续他的工作。他有他那美丽的主题,他的歌,就在纸页上铺展开来,渴望得到他的关注,需要他灵感降临,做进一步的修改,而他就在这儿,精力集中,生机勃勃,准备着着手工作。可是在楼下,他绕着重新发现的晚餐,却又在厨房里游荡起来,听着收音机里对游牧的摩洛哥图阿雷格人[4]的介绍,然后他端着他的第三杯班德尔[5],在整幢房子里漫游起来,就像个研究他自己之存在的人类学家。他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踏进起居室了,现在他在这个房间里信步走着,检视着墙上挂的画作和照片,仿佛是第一次看见,伸出手来抚摸着家具,从壁炉架上拿起几样摆设来细瞧。他的整个人生都在这里,一部多么丰富多彩的历史啊!这里的一切,哪怕是最便宜的小玩意儿的钱,也都是他克利夫靠着把声音梦想出来、把音符一个个排列起来挣到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构想出来,一件件选购而来,全凭他一己之力,没有任何人的帮忙。他为他的成功而干杯,一口干掉,回到厨房再满上,然后又在餐厅里转悠了一圈。十一点半的时候,他回到乐谱前,可谱子上的音符却摇摆不定,甚至对他都摇摆不定,他不得不承认他是酩酊大醉了,可是在遭受了这样的背叛之后又有谁能不醉呢?一个书架上还搁着半瓶苏格兰威士忌,他带着它坐到了莫莉的椅子里,唱机里已经放了张拉威尔的唱片。他关于那天晚上最后的记忆就是拿起遥控器,指向唱机。

[8] 这两个词分别是“dressing up”和“dressing down”,也是在玩文字游戏:“dress up”当然是盛装的意思,不过也还有特意穿别人的衣服装扮起来玩的意思,无非又是影射加莫尼的易装癖;而“dress down”在当穿什么衣服这个意思讲时,是指为了某种特定场合所需而特意比平时穿得随便,故译为“陋装”,而除此意之外,这个词组还有整饰皮革、梳刷马匹的意思,而且口语用法中更有狠狠地训斥、痛打之意。

克利夫一边在厨房里痛骂,一边又灌下了第二杯,然后是第三杯。长期的经验使他很明白,你在狂怒中送出去的信只不过是授人以柄,白白给你的敌人送去武器。那是一种腌制起来的毒药,可以长久地用来对付你自己,直到将来。可是正因为如果等上一个星期,他的感受可能就不会如此之强烈了,克利夫才特别想现在就写下点什么。他折中了一下,写了张简单的明信片,并且打算先放上一天再寄出去。你的威胁令我惊骇万分。还有你的新闻学。你活该被炒鱿鱼。克利夫。他开了一瓶沙布利[3],没有理会冰箱里的奶油煎鲑鱼,径直上了顶楼,斗志昂扬地决定开始工作。会有那么一天到来的,虫豸哈利戴将会烟消云散,一无所剩,而他克利夫·林雷却能留下他的音乐。到那时,只有工作,从容的、坚定的、成就卓著的工作,才会成为一种真正的复仇。可是敌对情绪丝毫不能帮你集中精力,那三杯金酒外带一瓶葡萄酒也同样于事无补,三个钟头之后,他仍旧盯着钢琴上的谱子,一副弓腰曲背的工作态度,手里握着支铅笔,眉头紧皱,可是眼中所见和耳中所闻却只是他头脑中盘旋不已的那些念头,就像手摇风琴伴奏下欢快的旋转木马转个不停,同样那几匹强健的小马,在镶有饰边的棒子上上下跃动着前进。又来了——奇耻大辱!警察局!可怜的莫莉!假装正经的杂种!那也可以叫做道义立场?屎埋了他的脖子!真是奇耻大辱!还有,莫莉又将被置于何处?

[9] 新苏格兰场(New Scotland Yard)即伦敦警察厅。

就是这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克利夫这才从迷糊一变为清醒。事实上,他此刻回想起来的是那次乘火车前往彭里斯的旅行,还有那些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的内省,及其酸楚的况味。每一回言辞往还都等于火上浇油——完全都顾不得颜面二字了。借助于对莫莉的难忘回忆——“意思是你在莫莉的坟头上拉屎”——克利夫纵容自己投身于狂热的义愤洪流当中,痛快淋漓地洗了个澡,而当弗农肆无忌惮地威胁说他自己要去警察局告发他的时候,克利夫气得直喘粗气,一脚把被褥踢开,只穿着袜子站在床头桌边,想结束相互间的谩骂。可是正当他要挂断弗农的电话时,弗农倒是先挂了他的电话。克利夫鞋带都懒得系,在狂怒中跑下楼梯,边走边骂。时间还不到五点钟,可是他该当喝一杯了,要是谁想阻止他,他能一拳把他给揍趴下。可是,他当然是独自一人了。谢天谢地,他弄了杯金酒加汤力水,不过大部分都是金酒,就站在洗碗池的沥水板旁边一气儿灌了下去,没加冰也没加柠檬,一面酸苦地想着他受到的侮辱。奇耻大辱!他已经在构想着该如何措辞,给这个他错当作朋友的人渣写一封信了。这个王八蛋,整天价儿就知道蝇营狗苟,他那个就知道讽刺挖苦和设计陷害的肮脏脑子,他那副以退为进、花言巧语只知道敲诈钻营的伪善嘴脸。这个虫豸[2]哈利戴,他压根儿就不知道何为创造,就因为他这辈子从来就没创造出任何美好的东西,所以他才对那些能够创造的人恨之入骨,他整个儿被这种仇恨给吞没了。他那种迟钝的乡气十足的谨小慎微竟然也可以称之为道义立场,可与此同时他又整个儿都掉进了毛厕坑,事实上他还就真的把帐篷搭在了粪便上。为了加倍获得他那肮脏的利益,他不惜贬损对莫莉的回忆,毁掉加莫尼这种易受诱惑的傻瓜,号召起那起黄色小报惯用的仇恨措辞和无耻伎俩,还自始至终都在自夸,并且告诉每个愿意听的人——这是最让人莫名惊诧的——说他是在履行他的责任,说他是在为某种崇高的理想服务。他疯了,他病了,他根本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

[10] 斯希普霍尔机场(Schiphol airport)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机场。

“我想请你现在就去警察局,告诉他们你都看到了什么。”

[11] 英国的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是英国在成人高等教育方面进行的一项革命性实验,于1971年1月创办,总部设在白金汉郡密尔顿·凯因斯新城。开放大学招生不受学历限制,其目的在于使所有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课程由著名的学院统一组织,教学使用多种手段进行,包括电视、函授、学习小组、住校授课和分设在英国各地的教育中心举办的专题讨论会等等。不过总的说来,教育方法以函授为主,电视讲座和专题讨论会等为辅助。

星期四上午,他躺在床上,一面考虑着这些一面沉沉入睡时,弗农打来了电话。这个电话让他倍觉安心。克利夫自从回来后就一直想着要跟弗农联系一下,可是工作使他分身乏术,而且不论是加莫尼、那些照片,还是《大法官报》,对他而言已经像是一部难得想起的老电影里的几个次要情节了。他只知道他不希望跟任何人争吵,尤其不想跟他交情最久的老朋友交恶。当弗农截断谈话,建议第二天晚上过来喝一杯的时候,克利夫觉得,到那时他的大作可能已经大功告成了。他应该已经为重现的乐段写好了那个重要的变奏,因为那最多也就花上他一整夜的工夫。到那时,那最后几页乐谱也该被取走了,他很可以叫上几个朋友搞个庆祝的派对。这就是他进入梦乡时愉快的思绪。当他觉得不过才睡了两分钟就再度被弗农气势汹汹的质问惊醒时,他一时间真是茫然不知所措了。

[12] 指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英国著名诗人和画家,主要作品有《天真之歌》、《天堂与地狱的婚姻》等,不论是诗作还是画作都极具神秘及想象色彩。

差不多已经大功告成了。周三夜里到周四清晨,克利夫修改和完善了那个渐弱的乐段。现在要做的不过是回到前几页乐谱,那个声势浩大的重现乐段,给和声加上些变化,或者甚至是在旋律本身上做些变化,再或者设计某种节奏回环,一种切进音符前缘的切分音。对克利夫而言,这种变奏已然成为作品完满结束的一个关键性的特征,需要由它来暗示未来的不可知。当那个如今已然颇为熟悉的旋律最后一次返回时,使它产生一种细小却又意味深长的变化,它就会在听众身上产生一种不安全感:那是一种警告,警告我们不要太过依附于我们所熟知的一切。

[13] 皮尔斯(Sir Peter Neville Luard Pears,1910—1986),英国著名男高音,因其高而尖的嗓音和灵活的发声,并充当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声乐作品的首席诠释者而著称,1977年获封爵士。

他将近黄昏了才醒,穿上鞋子,下楼去厨房吃女管家给他留的冷盘。他开了瓶红酒,带到楼上的工作室,工作室里还给他准备了满满一瓶咖啡,他就可以开足马力一直干到深夜了。在他身后,那最后的期限就像只野兽在悄悄逼近。也就再过一个星期,他就必须得到阿姆斯特丹,跟朱利奥·鲍和英国交响乐团进行两天的排练,两天以后就是在伯明翰自由贸易厅的首演了。考虑到距离新千年还有好几年的时间,这么大的压力也确实有点匪夷所思。他前三个乐章的誊清本已经被拿走了,管弦乐的部分也已经改编完成。他的秘书已经打了几次电话,说要过来取终乐章的最后几页乐谱,一组抄谱员已经开始工作。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退路可走了,他只能奋勇向前,希望在下周前完成这部交响曲。抱怨归抱怨,可是在内心深处他却并不为这种压力所动,因为这正是他努力工作所需要的鞭策,只有这样他才能全身心沉浸于非凡的努力,为他的作品谱写出卓越的终曲。古老的石阶已经攀到了顶,那些叽叽喳喳的声音已经如迷雾般散尽,他全新的旋律,最初只在装有弱音器的长号上朦胧而又孤单地灵光一现,如今已经在自身周遭凝聚起带有如此繁复和声的丰富的管弦乐结构,然后是不协和和弦与回旋曲变奏在虚空中飘散,再也不会重现,而在这个过程中它已经在一个合并、巩固的过程中将自己凝聚起来,就像一次爆炸的逆向回放,向内呈漏斗状凝聚为一个寂然无声的几何圆点;然后又是那装有弱音器的长号,再然后,以一个故意压抑的渐强乐段,就像一个巨人屏息敛气一般,那个主旋律最后声势浩大地再度奏响(伴随着一种引人入胜却又无法解释的不同),逐渐加快了节奏,爆发为一个声浪,简直就像是涌起滔天巨浪的声音的海啸,瞬间达到一种不可思议的速率,然后再度暴跳起来,跳得更高,当它高至简直要超越人类的极限时却还能更高一筹,最终呼剌剌似大厦倾倒,令人头晕目眩地崩裂下来,在C小调起始主音那坚实而又安全的地面上摔得粉身碎骨。只剩下几个持续的音符,预示着在无限的空间中终得解脱和祥和。再后面就是持续四十五秒钟的渐弱,渐渐溶入四小节的静音。大结局。

[14] 布劳威尔运河(Brouwersgracht,也有意译为“酿酒人运河”)是阿姆斯特丹的一条风景如画的著名运河,沿河的街道是著名商业街。

每当他对自己生出这种疑心的时候——自从他从湖区回来,已经发生过三四次了——世界在他眼里就变大,变得寂静无声了,而在三月清晨那灰蓝色的光照中,他的钢琴,他的迷笛电脑,那些茶碟和茶杯以及莫莉的扶手椅,都呈现出一种具有雕塑感的圆满的造型,不禁令他想起他年轻时服用过酶斯卡灵[1]后周遭事物呈现出来的样态:体积膨胀开来,带着一种怡然自若的神情悬浮起来。他就要离开工作室去睡觉时,仿佛眼见着他的工作室出现在一部描述他本人的纪录片中,而它将向好奇的世人揭示出,一部杰作是如何诞生的。他还看到那故意模糊处理的背对着他的那一边,在门口徘徊的一个身影,穿着邋遢的宽松白衬衫,牛仔裤紧紧地绷在凸起的肚子上,由于疲劳而眼睛充血,两个大黑眼圈:这就是那位作曲家,虽然胡子拉碴、头发凌乱,却像是个英雄般让人敬爱。确实有这样伟大的时刻,就在他此前从未经历的创造力喷涌勃发的欣喜若狂的时段,他就在这样的时刻当中,在一种几近幻觉的状态中暂停他的工作,站起身,飘飘然地下楼来到卧室,踢掉鞋子,蜷起身子钻进被窝,委身于一种无梦的睡眠,那就是一种病态的麻木,一种虚空,一次死亡。

[15] A弦是小提琴上的第二根弦,乐队在演出前定弦时全体都拉A弦。

一大早,在破晓时分适度的激动退去之后,当伦敦城已经又要喧嚣地开始一天的工作,当他的创造性骚动终于被疲惫不堪窒息之后,克利夫这才从钢琴前站起身来,一步一拖地挪到门口把工作室的灯关掉。当他再度回顾一眼围绕着他的辛勤劳作的那一屋子丰富而又美丽的混乱景象,一个想法又再一次稍纵即逝,那是一种疑心的一小块碎片,他可不愿意跟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分享,就连在日记里吐露都不成,他只在脑海里勉强浮现出其关键词;那个想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说他是个……天才也不会太离谱。一个真正的天才。尽管他在内心有些愧疚地向自己清楚地念出这个词语,他却绝不让这个词儿从嘴唇间吐露出来。他绝非虚荣之辈,他是个天才。这个术语虽说已经饱受被滥用之苦,可是它确实代表了一种不容置疑、超越了个人见解的成就,真金不怕火炼。真正的天才可并不多。在他的同胞当中,莎士比亚是个天才,这是自然;还有达尔文和牛顿,他曾听人说过。普赛尔,差不多也算是。布里顿,又稍逊了一筹,不过也还八九不离十。可是在他的祖国,却从来没有出现过贝多芬这样的天才作曲家。

[16] 原文是:“Vernon was right. Even though he was wrong.”这里是玩了个文字游戏,因为“right”既有“右边”又有“正确的”意思。

[17] 乌德·胡格街(Oude Hoogstraat)是阿姆斯特丹一条餐馆酒店云集的商业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