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温斯顿放到床上，温斯顿的四肢又被带子绑紧，但疼痛已经消退，颤抖也已停止，只剩下虚弱和寒冷的感觉。奥布兰用头向一个穿白色衣服的人示意，整个过程那人都一动不动地站着。白衣服的人弯下身，仔细看了看温斯顿的眼睛，又感觉了下他的脉搏，听了听他的心跳。他敲敲这儿，弄弄那儿，然后冲奥布兰点了下头。
“有时是这样，温斯顿。有时，它等于五，有时它等于三，还有时三、四、五都对，你必须再努力一些。变理智可不容易。”
“继续。”奥布兰说。
“我能怎么做呢？”他哭嚎着，“我要怎样才能看不到眼前的东西？二加二就是等于四。”
疼痛占据了温斯顿的身体，指针一定指到了70、75。这次他闭上了眼睛，他知道手指仍在那里，仍是四根。最重要的就是活下来，直到疼痛结束。他不再关心自己是不是哭了出来。疼痛又减退了。他张开眼睛。奥布兰拉回了控制杆。
“你学得很慢，温斯顿。”奥布兰温和地说。
“几根手指，温斯顿？”
靠着奥布兰环在他肩膀上的手臂，他猛地坐了起来。有那么几秒，他似乎失去了意识。绑住他身体的带子松掉了。他觉得很冷，不禁浑身颤抖，牙齿也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他的脸上布满泪水。有那么一会儿，他像小孩子一样抱住奥布兰，而抱着他厚实的肩膀让他有种奇怪的舒适感。他觉得奥布兰是他的保护者，疼痛是外来的，来自于别人，只有奥布兰才能将他从疼痛中拯救出来。
“四根。我猜是四根，如果我能，我希望看到五根，我试图看到五根。”
“四根！四根！四根！随你的便。只要让它停下，别让我疼！”
“你希望什么？是想说服我你看到了五根，还是真的看到五根？”
“不，温斯顿，这没用。你在说谎，你仍然觉得是四根。请问，几根手指？”
“真的看到五根。”
“五根！五根！五根！”
“继续。”奥布兰说。
“几根手指，温斯顿？”
指针可能指到了80—90。温斯顿一直都记得为什么会产生疼痛。在他紧闭的眼皮后，手指森林像跳舞一般地挪动着，它们伸进伸出，它们一会儿叠在一起，一会儿又彼此分开，一会儿被遮住消失，一会儿又重新出现。他尝试着数一数，记不清为什么，他知道仅靠数是数不清的，这是由四与五之间的神秘特质决定的。疼痛再次减轻。他睁开眼睛，看到的仍然是相同的景象。数不清的手指就像移动的树木，仍朝着某个方向交叠、分开。他又闭上了眼睛。
“四根！停下，停下！你怎么可以继续下去？四根！四根！”
“我举起了几根手指，温斯顿？”
“几根手指，温斯顿？”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如果你再这样做，就杀了我吧。四、五、六——说实话，我不知道。”
指针肯定升上去了，但他没往那里看。他只看到沉重而严厉的面孔和四根手指，这四根手指像四根又大又模糊的柱子一样竖立在他眼前，它们似乎在颤抖，但毫无疑问，就是四根。
“好点了。”奥布兰说。
“四根！四根！还能说什么？四根！”
一根针刺进温斯顿的手臂。差不多同时，一种幸福的、温暖的治愈感在他身上弥漫开来。疼痛几乎忘记了一半。他张开眼睛，感激地看了看奥布兰。看到他深沉又线条分明的面孔，它如此丑陋又如此聪明，他心潮涌动，若他能动一动身体，他就伸出手，搭在奥布兰的胳膊上。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爱他，这不只因为他让疼痛停止。这感觉曾出现过现在又回来了，说到底，奥布兰是朋友还是敌人无关紧要。他是那种可以与之交谈的人。也许，相比被人所爱，一个人更希望被人了解。奥布兰将他折磨得几欲崩溃，而且有那么一瞬间，可以确定，他几乎将他置之死地。这没有什么不同。从某种角度说，他们的关系比友谊更深，他们是知己。或者这里，或者那里，虽然没有说出来，可总有一个地方能让他们见面聊聊。奥布兰俯视着他，他的表情说明在他心里可能也有同样的想法。他用一种轻松的聊天式的腔调说：
“几根手指，温斯顿？”
“知道你在哪儿么，温斯顿？”他问。
指针指到60。
“不知道，但我猜得到，在仁爱部。”
“四根。”
“你知道自己在这儿待了多久了吗？”
“几根手指，温斯顿？”
“不知道，几天、几星期、几个月——我想是一个月。”
话音未落，他就疼得喘息起来。刻度盘上的指针一下子指到了55。温斯顿大汗淋漓。吸入肺里的空气在呼出来时变成低沉地呻吟，就算他咬紧牙齿也无法令呻吟停止。奥布兰看着他，仍旧伸着四根手指。他拉回控制杆，疼痛只减轻了一点点。
“你想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把人带到这个地方？”
“四根。”
“让他们招供。”
“如果党说不是四而是五呢？——那么又有几根？”
“不，不是这个原因，再想想。”
“四根。”
“惩罚他们。”
“我举起了几根手指，温斯顿？”
“不！”奥布兰叫了起来。他的声音不同平常，他的脸色也突然变得严肃、激动。“不对！不单要榨出供词，也不单要惩罚你们，要我告诉你，我们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吗？为了医治你！让你清醒！你能理解吗，温斯顿，被我们带到这儿的，没有一个不被治好就离开的。我们对你犯下的那些愚蠢的罪行毫无兴趣。党对表面的行为没兴趣，我们关心的是思想。我们不只要打败我们的敌人，我们还要改变他们。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奥布兰举起左手，用手背对着温斯顿，将大拇指藏起，其余四指伸出。
他弯下腰，看了看温斯顿。由于距离很近，他的脸看起来很大，又因为从下往上看，这张脸丑得让人厌恶。不仅如此，它还呈现出一种兴奋的、疯狂的神情。温斯顿的心再度沉了下去。如果可能，他会钻到床底下去。他觉得奥布兰一定会没有节制地扭动控制杆。可就在这个时候，奥布兰转身了，他来来回回走了几步，继续说了起来，没有刚才那般激动：
“记得。”温斯顿说。
“首先，你要知道，这里没有烈士。你应该读到过去曾有过宗教迫害。中世纪有宗教法庭，它失败了。它的出发点是清除异端，它的结果却是巩固异端。它每烧死一个异端，就会有几千个异端涌现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宗教法庭公开杀死敌人，他们的敌人至死都没有悔改。事实上，他们之所以要杀死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不肯悔改，因为这些人不肯放弃他们真正的信仰。如此一来，所有的荣耀都自然而然地属于殉难者，所有的耻辱都自然而然地归于烧死这些人的宗教法庭。后来，到了20世纪，极权主义者出现了，他们被这样称呼。他们是德国纳粹，是俄国共产党。就迫害异端而言，俄国人比宗教法庭还要残酷。他们以为他们已经从过去的错误中取得了教训；他们明白，不管怎么说，一定不能制造烈士。他们在公开的审判上揭露他们的牺牲者，在这之前，故意摧毁他们的人格。他们通过拷打和单独禁闭打垮他们，直到他们成为卑劣的、畏畏缩缩的坏蛋，让他们承认什么，他们就承认什么。他们一边辱骂自己、攻击自己，一面又用辱骂、攻击别人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为寻求宽恕而哭泣。然而，过不了几年，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死去的人成为烈士，他们堕落的一面被人遗忘。再说一次，为什么会这样？首先，他们的供词是被逼出来的，并不真实。我们不能再让这种错误重演。在这里所有的供词都绝对真实。我们想办法让它们真实。重要的是，我们不会让死者站起来反对我们。你千万别以为你的后代会为你申冤。温斯顿，后人永远不会知道你。你会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得干干净净。我们要让你变成气体，将你倾入天空。你什么都留不下，登记簿上没有你的名字，活着的人的大脑里也没有关于你的记忆。过去也好，将来也罢，你被消灭了，你从来就没存在过。”
“你还记得吗？”他继续说道，“你在日记中写‘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
那又为什么要折磨我呢？温斯顿这样想着，刹那间心生怨恨。奥布兰停下脚步，就好像温斯顿大声说出了这个想法。他将大而丑陋的脸靠近他，将眼睛眯成一条缝。
他稍停片刻，以便对方能充分理解他所说的话。
“你在想事情，”他说，“我们要将你完完全全地消灭掉，你说的和你做的都不会产生什么结果——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那么麻烦地审问你呢？你是这样想的吗？”
“刚好相反，”他说。“是你没能控制住记忆，这就是为什么要把你带到这儿来。你到这儿来是因为你不谦卑，不自律，你的行为没能服从于理智。你更愿意当一个疯子、一个少数派。只有受过训练的头脑才能看得清何为真实，温斯顿。你相信现实就是客观的、外在的、按它自己的方式存在的东西。你还相信现实的性质不言而喻。当你被这种想法迷惑时，你就会以为你看到什么，别人也和你一样看到什么。但是，我告诉你，温斯顿。现实不是外在的。现实存在于人的意识里，除此它不存在于其他任何地方。然而，它不是存在于某个个体的意识里，因为个体会犯错误，且无论如何都会很快消失。现实只存在于党的意识里，党的意识又是集体的，不朽的。党主张的真理，不管是什么，都是真理。如果不用党的眼睛来看，你就不可能看到现实。你必须重新学习，温斯顿，这就是事实。它需要你摧毁自我，这是一种意志上的努力。你必须先让自己卑微起来，然后才能成为理智的人。”
“是的。”温斯顿说。
奥布兰的样子又严厉起来。他将手放在刻度盘上。
奥布兰轻轻地笑了，“你是图片上的一点瑕疵，温斯顿，你是必须被清理掉的污点。我刚才不是告诉过你，我们和以往的迫害者不同吗？消极的服从不能让我们满意，甚至最卑微的屈从也不能让人满意。最终，你的屈服必须出自你的自由意志。我们消灭异端，不因为他反抗我们。只要他反抗，我们就不会将他消灭。我们要让他发生转变，征服他的思想并将他重新塑造。我们要烧掉他所有的邪恶和幻想。我们要将他拉到我们这边，不单是外表，精神、心灵、灵魂都要站在我们这边。我们要在杀死他之前将他变成我们的人。我们不能容忍世界上有错误的思想，不管它在哪里，也不管它有多么隐秘，多么微弱。一个人哪怕立即死掉，也不允许他有什么越轨的想法。过去，异端在走向火刑柱时仍是异端，仍在宣扬他的异端思想，并为此欣喜。即便是俄国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在步入刑场等候枪毙的时候，他封闭着的大脑里仍然存在着反抗的念头。但我们却要在爆掉这脑袋前将它变得完美。之前的独裁者要求‘你们不能做什么’，极权主义者要求‘你们要做什么’，我们则要求‘你们要是什么’。被我们带到这儿来的人没一个能站出来反对我们。每个人都被净化干净，就连你以为的那三个可怜的叛国者——琼斯、阿朗森和鲁瑟夫——到了最后也被我们击垮。我本人也参加了对他们的审讯。我亲眼看到他们慢慢地垮了下来，他们呜咽着，匍匐着，哭泣着——最终他们有的不是疼痛和恐惧，而是悔恨。审讯结束了，他们仅有一副躯壳，除了对所做之事的懊悔和对老大哥的热爱，什么都没剩下。看着他们这样热爱他，真的很感动。他们希望尽快被枪毙，以便在思想纯洁的时候死去。”
“但是，你们怎么能让人不去记住那些事情呢？”温斯顿喊了起来，又一次忘记了刻度盘。“它不由自主，它不受控制。你们怎么能控制人的记忆呢？你就没能控制我的记忆！”
他的声音犹如梦呓，脸上仍有那种疯狂、激动的神色。温斯顿认为，他不是装模作样，他不是一个虚伪的人，他相信自己所说的每个字。最让温斯顿压抑的是，他为自己的智商感到自卑。他看着这个厚重文雅的身体走过来走过去，这身体时而出现在他的视野中，时而消失在他的视野外。从各个方面说，奥布兰都比他强大。他曾经萌生的，或可能萌生的念头，没有一个不在奥布兰的预料之中，没有一个没被奥布兰研究过、驳斥过。他的头脑涵盖了温斯顿的头脑。然而既然如此，奥布兰疯了又怎么会是真实的呢？疯的人一定是温斯顿。奥布兰停下来，低头看着他，声音又严厉起来。
“在记忆里。非常好。那么，我们，党，掌控着所有的档案，且控制着所有记忆。那么我们就控制了过去，对不对？”
“别以为可以拯救自己，温斯顿，不管你如何彻头彻尾地屈服于我们。走上歧途的人没一个能幸免。即使我们选择让你活下去，活到底，你也永远别想从我们手里逃脱。在你身上发生的事会永远持续下去。你必须先明白这点。我们会将你击溃，让你无法回到原先的时间点。哪怕你活上一千年，也没法恢复原样，你不会再有一般人的情感，你内心的一切都将死去。你不能再拥有爱情、友情，或者生活的乐趣、欢笑、好奇、勇气和追求正直的心。你将成为空心人，我们会把你挤空，然后我们再用我们自己来填充你。”
“在意识里。在人的记忆里。”
他停下来，向白衣服的人示意。温斯顿明显感觉到一个很重的器械被放到自己的脑袋底下。奥布兰在床边坐下来，他的脸几乎和温斯顿的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档案里，还有呢？”
“3000，”他对温斯顿头后的那个白衣人说。
“档案里。它被写了下来。”
两块柔软的、稍微有些湿润的垫子夹住了温斯顿的太阳穴。他害怕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痛感向他袭来。奥布兰伸出一只手安慰他，几乎是温和地将手放在他手里。
“那么过去究竟存在于哪里呢？”
“这次不会有伤害，”他说，“看着我。”
“不。”
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爆炸，或者说看起来像爆炸。虽然无法确定是否真的发出什么声响，但却一定有一道耀眼的闪光。温斯顿没有受伤，只是筋疲力尽了。爆炸发生时他已经平躺在那里，但他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撞到了这个位置。一种猛烈又不会使人疼痛的冲击将他翻倒。他的大脑也出了状况。视力恢复后，他能记起自己是谁，身在哪里，还认出了正盯着他看的那张脸。但说不清是哪儿却有一块很大的空白，就好像他的脑子被挖掉了一块。
奥布兰微微一笑：“你不是玄学家，温斯顿，”他说。“直到现在你都没想过‘存在’意味着什么。让我说得更准确些。过去是有形地存在于空间中吗？在某个或是什么别的由物质所组成的世界里，过去仍在进行着？”
“不会持续很久，”奥布兰说，“看着我的眼睛。大洋国和哪个国家打仗？”
突然，温斯顿又一次有了无助的感觉。他快速地看了眼刻度盘，他不仅不知道要怎样回答才能使自己避免遭受痛苦，是“是”还是“不是”，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会相信哪个答案。
温斯顿想了想。他知道大洋国是什么意思，知道自己是大洋国的公民，他仍然记得欧亚国和东亚国。但是他不知道大洋国在和谁打仗。实际上，他不知道有什么战争。
“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温斯顿顺从地重复道。“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奥布兰说，他点了点头表示赞许。“这是你的观点吗？温斯顿，过去真的存在吗？”
“我记不起来了。”
“党有一句关于用控制的方法对待过去的口号，”他说，“如果可以，请重复一遍。”
“大洋国在和东亚国打仗，现在你记起来了吗？”
奥布兰低下头看他，沉思着。和之前相比，他更像教师了，好像正辛苦地教授一个身在歧途又仍有希望的孩子。
“记起来了。”
温斯顿的心沉了下去。那是双重思想。他感到死一般的无助。如果他能确定奥布兰在说谎，那它也许就不重要了。但很有可能，奥布兰真的把这张照片忘得一干二净。若是这样，那他也已经忘掉他曾否认他记得这张照片，进而忘记“忘记”这一行为。如此，你要怎样确定它只是个骗人的把戏呢？也许，他的精神真的出现了疯狂的错乱。他被这种想法击溃了。
“大洋国一直在和东亚国打仗，从你生下来开始，从党成立开始，从有历史开始，战争就一直在进行，没有间断过，一直都是同一场战争。你记起来了吗？”
“我不记得它。”奥布兰说。
“是的。”
“但它存在过！它存在的！它存在在记忆里。我记得它，你记得它。”
“十一年前你编造了一个和三个因叛国罪被处死的人有关的传奇故事。你假装你看到了一张证明他们无罪的报纸。这样的报纸从来就没存在过。它是你凭空捏造的，后来，你还对它信以为真。现在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编造它时的情景吧？你还记得吗？”
“变成灰了，”他说，“甚至不是那种能够辨认出来的灰。它是尘埃，它不存在，它从来就没存在过。”
“记得。”
他穿过屋子，记忆洞就在对面的墙上。奥布兰将洞盖打开，不等温斯顿看到，那张薄纸就被一股温暖的气流卷走，被火焰烧尽。奥布兰从墙的那边转过身来。
“就在刚刚我冲你举起了手，你看到了五根手指，你记得吗？”
“不！”奥布兰说。
“记得。”
“它存在！”他喊。
奥布兰举起了他的左手，将大拇指缩了起来。
奥布兰用手指夹起一张剪报。在温斯顿的视线中，它大约出现了五秒。那是一张照片，不用怀疑，就是那张照片，另一个版本的琼斯、阿朗森和鲁瑟夫出席纽约党大会的照片。他在十一年前碰巧看到过，还立即将它销毁。它在他眼前只出现了那么一瞬，紧接着就消失了。但他毕竟看到了它，没错，他看到了它！他努力忍受痛苦，不顾一切地扭动着，想让上半身挣脱开来。而不管往哪个方向动，他都不可能挪动一厘米。此刻，他几乎忘记了刻度盘。他只想再一次地抓住那张照片，至少再看上一眼。
“这里有五根手指，你能看到五根手指吗？”
“再说个例子，”他说，“几年前，你的确产生过一个非常严重的幻觉。你认为有三个人，三个曾经的党员：琼斯、阿朗森和鲁瑟夫在彻底地坦白完罪行后以叛国和破坏罪被处死——你觉得他们并没有犯那些指控给他们的罪。你认为你看到了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他们供认的东西纯属捏造。你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真的存在那么一张照片，还认为自己真的亲手摸到过它。就是这样的照片。”
“能。”
奥布兰挥挥手，让他停下。
刹那间，在大脑中的景象发生变化前，他真的看到它们了。他看见五根手指，每根都很完整。之后，每件事都恢复了正常，先前的那些恐惧、怨恨、迷惘又重新涌了回来。有那么一会儿——他不知道有多久，大概是三十秒——他非常清醒，奥布兰给出的每个新的暗示都成为绝对的真理，填补了那块空白。如果有需要，二加二等于三就像二加二等于五一样容易。然而，在奥布兰将手放下前，这情形就消失了。他无法将它复原，但他记得住，好比一个人能真切地回忆起多年前的某段经历，而当时他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人。
“我记得就在我被抓的一个星期前，我们还没有和东亚国交战。我们和他们结盟，在和欧亚国打仗。战争进行了四年。在这之前——”
“现在，你看，”奥布兰说，“不管怎样，这是可能的。”
“请说实话，温斯顿。你要说实话，告诉我，你觉得你记得什么？”
“没错，”温斯顿说。
温斯顿吸了一口气，他张开嘴巴想说点什么，但他什么都没说。他无法将目光从刻度盘上挪开。
奥布兰站起身，整个人心满意足。温斯顿看到他左边那个穿白衣服的人打破了一支安瓿，将注射器的活塞往回抽。奥布兰笑着转向温斯顿，差不多和从前一样，正了正鼻梁上的眼镜。
“东亚国，好的。大洋国一直在和东亚国打仗，是不是？”
“你还记得你在日记里写了什么吗？”他说，“我是敌是友无关紧要，因为我至少是个能理解你，能和你交谈的人。你说得没错。我喜欢和你讲话。你的思想吸引了我。它和我的很像，只不过你发了疯。在谈话结束前，要是你愿意，你可以问我几个问题。”
“我被抓的时候，大洋国在和东亚国交战。”
“我想问什么都可以？”
“我真为你发愁，温斯顿，”他说，“因为你值得。你非常清楚你的问题在哪儿。很多年前你就知道了，但你不肯承认。你精神错乱，记忆方面有缺陷。你记不住真正发生的事，却说服自己记住没发生的事。幸运的是，这是可以治疗的，可你从来没想过将自己治好，因为你不愿意。只要在意志上稍微做些努力就可以，但你偏偏不准备这么做。即使是现在，我也清楚，你仍然坚持着这个毛病，还把它当成一种美德。现在，让我们举个例子吧。此刻，大洋国正在和哪个国家打仗？”
“任何问题都可以。”他发现温斯顿正在看着刻度盘。“它已经关上了。第一个问题是？”
奥布兰的态度不再那么严厉。他一边思考着什么，一边正了正眼镜，来回走了一两步。再开口时，他的声音变得温和而有耐心。他表现出一种医生、教师甚至是牧师的气质，只想解释说服，不想惩罚。
“你们对朱莉亚做了什么？”温斯顿说。
“明白。”温斯顿说。
奥布兰再次露出微笑。“她出卖了你，温斯顿。非常迅速——非常彻底。我很少看到哪个人这么快就改变了立场。如果你看见她，你很难能认出她来。她所有的反抗意识、欺骗手段、她的愚蠢、她的肮脏——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教科书那样完美。”
“只有40，”奥布兰说。“你能看见控制盘的数字最高是100。希望你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都记得这点，任何时候，我都有能力折磨你，想让你多疼就让你多疼。如果你对我说谎，或者试图以任何方式搪塞我，又或者你的表现低于你平时的智力水平，你都会马上疼得叫出声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们拷问她了？”
温斯顿没有回答。奥布兰把控制盘上的杆子拉了回来。疼痛很快便消失了，几乎和它来时一样快。
奥布兰没有回答。“下一个问题，”他说。
“你怕了，”奥布兰说，他看着他的脸，“再过一会儿就会有什么东西断掉了。你特别害怕它发生在你的脊梁骨上。你可以很生动地想象你的脊椎爆裂，脊髓流淌。你是这样想的，不是吗？温斯顿？”
“老大哥存在吗？”
奥布兰的手没有任何预兆地轻轻地动了一下，疼痛充斥了温斯顿的身体。这是一种令人感到恐惧的疼痛，因为他看不见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觉得自己受到了致命的伤害。他不知道伤害是真的造成了，还是电流造成的痛苦。他的身体扭曲得变了形，关节也被缓慢地扯开。疼痛让他的额头渗出汗珠，最糟糕的是，他担心自己的脊椎骨会断掉。他咬紧牙齿，艰难地用鼻子呼吸，尽可能地保持沉默。
“当然存在，党存在，老大哥就存在，他是党的化身。”
“是的。”温斯顿说。
“他的存在方式和我的是一样的吗？”
“我和你说过，”奥布兰说，“假如我们会再次相见，就是在这里。”
“你不存在。”奥布兰说。
他一点都不记得审讯是怎样结束的。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黑暗后，他来到现在所在的牢房，或者说“房间”，他慢慢地看清了周围的景物。他一直仰面平躺着，不能移动。他身体的每个重要部位都被绑住了，甚至后脑勺都被什么东西紧紧地固定住。奥布兰严肃又忧伤地俯视着他。从下面看他的脸，会发现他皮肤粗糙，神情憔悴，他的眼睛下有眼袋，因为疲惫从鼻子到下巴都长着皱纹。他比温斯顿想的要老，大概有四十八或五十岁。在他的手下，有一个带着控制杆的刻度盘，盘面上有一圈数字。
又是一阵无助的感觉。他知道，或者说他想象得出来，证明他不存在的理由是什么。但它们都是胡说八道，都不过是文字游戏。诸如“你不存在”这样的话难道不包含逻辑上的漏洞吗？但这样说又有什么用呢？只要想到奥布兰会用无可辩驳的疯狂观点来驳斥他，他就感到无可奈何。
他从木板床起来，恍惚听到奥布兰的声音。虽然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他都没有看到奥布兰，但他有种感觉，觉得奥布兰就在他的身边，只是看不见罢了。奥布兰正是指挥这些事情的人。他命令看守打他，又不让他们将他打死。是他，决定温斯顿什么时候应该疼得尖叫，什么时候需要恢复，是他，决定什么时候让他吃饭，什么时候让他睡觉，什么时候把药物注射到他的身体里。是他，提出问题并暗示答案。他是折磨者、是保护者、是审讯者，他也是朋友。一次——温斯顿想不起来是在药物的作用下睡去的，还是自然睡着的，也有可能根本就没有睡着——有人在他耳旁低语：“别怕，温斯顿；你正在我的照看下。我观察了你整整七年。现在到了转折点了。我要拯救你，我要让你变得完美。”他不能确定这是不是奥布兰的声音，但这和七年之前的那个梦里，对他说“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的声音是一样的。
“我想我是存在的，”他疲惫地说，“我能意识到我自己，我出生了，我会死掉。我有胳膊有腿。我占据了一块特定的空间，同时没有什么实际的固体能占据我所在的空间。这么说的话，老大哥存在吗？”
白衣服的人既没有转身，也没有看温斯顿，只一心盯着刻度盘。温斯顿被推进一条足有一公里宽的、巨大的走廊，走廊里充满了灿烂的金色光芒，他笑着，喊着，用最大的声音招了供。他什么都招，甚至把严刑之下都坚持不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他将他的整个人生都告诉给这些早就知晓一切的听众。看守、其他审讯人员、穿白衣服的人、朱莉亚、查林顿先生，都和他在一起，都在走廊里大声地喊叫着、笑着。一些潜藏于未来的可怕之事被跳了过去，未能发生。每件事都很顺利，痛苦不再，他生命中的所有细枝末节都赤裸裸地呈现出来，得到了理解和宽恕。
“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他存在。”
“101号房。”官员说。
“老大哥会死吗？”
他被绑在一张椅子上，椅子的周围布满了刻度盘。灯亮得刺眼，一个白衣男子看着刻度盘。门外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门开了，那个长着蜡像脸的官员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两个看守。
“当然不会死，他怎么能死呢？下一个问题。”
他被关在一间牢房里，不知那里是开着灯，还是关着灯，因为除了一双眼睛，他什么都看不见。在他的手边，有一个滴答作响的、慢却准确的仪器。那双眼睛越来越大，越来越亮。突然，他从座位上飞了起来，坠到了眼睛里，被眼睛吞没。
“兄弟会存在吗？”
他还有另外一种记忆，这些记忆断断续续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就像一幅幅被黑暗包围的图片。
“这个，温斯顿，你永远别想知道。我们结束掉对你的工作后就会把你放出去，即使你活到九十岁，你也永远不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是’还是‘否’。只要你活着，它就是你心里的一道迷。”
拷打没有那么频繁了，它变成了一种威胁，一种只要他不能给出满意答案便随时会遭到殴打的恐惧。现在，审问他的已不再是身穿黑色制服的恶棍，而是党的知识分子，一群行动敏捷、戴着眼镜的矮胖子。他们隔一段时间换一次班——他想，他不能确定——有一班竟持续了十或十二个小时。这群拷问者不时便让他吃一些小苦头，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制造疼痛。他们抽打他的脸，拧他的耳朵，揪扯他的头发，让他用一条腿站着，不让他小便。他们用刺眼的光照射他的脸，直到他流出眼泪。但这不过是让他感到屈辱，摧毁他争辩、讲理的能力。他们真正的武器是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毫不停歇地向他提问，让他说错话，让他堕入陷阱，歪曲他讲的每件事，证明他所讲的都是自相矛盾的谎言，直到他因为羞愧和精神疲惫失声痛哭。有时，一次审问他就要哭上六次。大多时候，他们都扯着喉咙辱骂他，只要他稍有迟疑，就威胁将他重新交给看守。但有时，他们也会突然改变腔调，称呼他“同志”，以英社和老大哥的名义祈求他，悲悲戚戚地问他是不是对党足够忠诚，想不想刷清自己的罪恶。在经过几个小时的审问后，他的精神已濒临崩溃，即便是这样的祈求也能让他哭哭啼啼。最终，这些啰啰嗦嗦地问话比看守的拳脚更能将他彻底击垮。他成了简简单单一张嘴，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他成了简简单单一只手，让他签什么他就签什么。他只想知道他们究竟想让他供认什么，然后他就可以赶在恐吓到来之前，快速地供认出来。他承认他暗杀了党的杰出成员，他承认他散发了煽动性的小册子，他承认侵吞公款、出卖军事机密以及进行各式各样的破坏活动，还承认早在1968年，他就做了东亚国的间谍。他坦陈自己信仰宗教、杀害妻子——尽管他和审问他的人都明白，他的妻子还活着。他说他和高德斯坦因的私人往来以持续了很多年，他说自己是地下组织的成员，并说该组织吸纳了几乎所有他认识的人。坦白所有事情，连累所有的人，这些都相对容易。再说，从某种角度看，这的确是事实。他是党的敌人，在党眼中，思想上的敌人和行为上的没有差别。
温斯顿安安静静地躺着，胸部的起伏比之前快了一些。他还没有问他最想问的问题，他必须问出来，然而他却完全没办法讲出来。奥布兰的脸上出现了一丝欣喜的迹象。他的眼镜片看起来也闪烁着嘲讽的光。他知道，温斯顿突然意识到，他知道我想问他什么！想到这里，他几乎脱口而出：
自手肘遭到第一下重击后，他的噩梦就开始了。后来，他才明白当时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仅仅是个前奏，是几乎所有囚犯都会经历的例行公事般的审讯。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要承认诸如间谍、破坏等范围甚广的罪行。招供无非是个形式，拷打却是实实在在的。他已经记不清被打了多少次、每次有多久。总会有五六个身穿黑色制服的男人同时殴打他，有时用拳头，有时用警棍，有时用钢条，有时用皮靴。有那么几次，他被打得满地翻滚，活像寡廉鲜耻的牲畜，他扭动着身体，试图躲开拳打脚踢，但没有用，相反还会招致更多的踢打。他们踢在他的肋骨上、肚子上、关节上、腰上、腿上、腹沟上、睾丸上、尾椎上。很多时候，他觉得最残酷、最邪恶、最不可原谅的，不是看守们没完没了的殴打，而是他居然无法令自己丧失意识。有时，他紧张到在遭到殴打前就大喊大叫地请求饶恕，单单是拳头后扬准备出击的动作就足够让他供出一堆或真或假的罪行。有时，他决定什么都不招，只在疼得吸气的时候被迫说出只言片语。还有时，他想软弱地妥协，对自己说：“我会招供，但不是现在。我必须坚持到疼得无法忍受的时候。再踢上三脚，再踢上两脚，然后我再说他们想听的话。”有几次，他被打得站立不稳，像一袋土豆那样被扔到牢房的石头地板上，休息了几个小时，就又被带出去拷打。也有几次时间间隔得挺长，但他记忆模糊，因为他不是在睡梦中就是在昏迷中。他记得某间牢房里有一张木板床，一个安在墙上的架子和一个洗脸盆，他记得饭里有热汤和面包，偶尔还有咖啡。他记得有个粗声粗气的理发师给他刮了胡子，剪了头发，一些态度冷漠的、没有同情心的白衣人测试了他的脉搏、检查了他的反应、翻看了他的眼皮，用粗糙的手指在他身上摸来摸去查看他是否有骨折，还在他的胳膊上打了帮助他入睡的针。
“101号房里有什么？”
他张开眼睛，逐渐看清周围的环境。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深邃的海底世界里游进了这个房间。他不知道自己在这儿待了多久。从他们抓住他算起，他就没见过白天和黑夜。他的记忆断断续续，他的意识——有时死一般地停住，即便是在睡眠中也是如此，要经过一段空白时期才重新恢复。但这究竟需要几天、几星期，还是几秒，他就无从得知了。
奥布兰还是那副表情，他干巴巴地说：
他躺在类似行军床又比行军床高一些的东西上，身体被绑住，动弹不得。光照着他的脸，比平时的要强烈一些。奥布兰站在他的一边，正低着头专注地看着他。他的另一边则站着一个穿着白大褂、拿着注射器的男人。
“你知道101号房里有什么，温斯顿，每个人都知道101号房里有什么。”他向白衣服的人举起一根手指。显然，谈话结束了。一根针扎进温斯顿的手臂，他几乎马上便沉睡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