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这一点，也是深具殖民经验的英国人不同於其他西方人之处。他们是第一个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的，但他们除了通商之外，根本不想改变这个民族。他们对於由他们入侵而引起的这个古老民族的一系列急骤反应，如动乱、变革和革命所采取的态度，反而是一如临往地维持那个最不称职的满清政府。在太平天国时期，尽管这是打着上帝名义的造反，也尽管李秀成一再向“洋兄弟”表示和睦，但英国起初声称“中立”，後来就协助李鸿章剿灭“长毛”。
这些隔世之音，如今听起来荒唐，但当我们了解了美国曾经是一个种族歧视很严重的国家，也就不觉得奇怪了。直到今天，对亚裔的歧视不是比比皆是吗？西方人的黄祸观念，从根本上来看，种族偏见只是表面现象，隐藏在它背後的是西方人对东方那个以庞大人口作载体的古老文化的陌生和疑惧。他们不能不承认这个五千年文化之悠久和完备，令他们望尘莫及；但他们又从这个文化在近代所显露出来的自责、麻木和衰败中，感觉到一种控制和影响不了的无奈。甚至担心这个文化和它那摇摇欲坠的制度的崩溃，由於人口太庞大而不能不影响整个世界。所以西方人关於中国说的最频繁的一句话，就是“让她昏睡吧”。惊醒她是愚蠢的──这便成为西方人自认为最聪明的选择。
本世纪初，西太后挑唆义和团跟基督教和洋人作对，事败後，她逃到西安，德国将军瓦德西率领八国联军一路攻进北京，这位德国军人似乎已经把威廉二世那幅“黄祸国”变成现实了，但列强对中国的处置却发生三种方案的争论：瓜分、改朝换代、维持满清。当时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老谋深算地摆平了这场争论。他在“双周评论”上撰文写道：“把现存的王朝作为一个正在活动着的东西而接受下来，并且，一句话，竭力利用它。”赫德认为支持现政权是恢复秩序的最省事的办法，同时他也意识到迟早会有一个黄祸的问题，“这就像太阳明天将会出来一样肯定，问题是怎样才能延迟它的出现。”
後一种恐黄症更广泛，而且根深蒂固，一直伴随在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历史之中。早在一八七六年，美国西海岸掀起排华浪潮，联邦国会派一委员会前往旧金山调查时，形形色色的黄祸论都在听证会上涌出来了。一个叫斯陶特的加州医生，以公共医生的监督者身份出面作证，极言保持安格鲁撒克逊种族纯洁之必要──“每有一个中国佬在我们的土地上永久定居下来，都会使我们自己的血统降低”。另一位叫德梅隆的律师在作证时，更援引一些人种学家的理论，断言任何种族，如果他们的平均脑容量不超过八十五立方英寸，就没有能力建立自由政体，而他把英裔美国人的脑容量定为九十二，把中国人定为八十二，比非洲土着黑人还要低一个立方英寸。他说：“这些中国佬同南方的黑人合在一起，将危及选举权，使之降低到为保持一个自由政体所必需的平均智力和品德之下”。
一百年快过去了，西方人担心的那种黄祸并没有发生。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和他们那种制度也依然没有被中国人所接受。但是，曾令西方人恐惧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在这一个世纪里急剧崩坍了。谁能料到，中国人偏偏接受了西方的另一种观念和制度：共产主义──是为了避免亡国灭种，也是为了重新成为强国而接受了专制。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既是西方列强摧毁传统中国的结果，也是西方工业文明威胁下日本与中国竞争的结果──这两个黄种人厮杀得最惨。这情景，被列夫．托尔斯泰嘲笑威廉二世的“黄祸图”的另一段话说得最深刻：“把基督教给忘掉了的欧洲各国，曾经以自己的爱国主义名义，越来越激怒这些爱好和平的国家，并且教给了它们爱国主义和战争──真的，如果日本和中国像我们忘记了基督的教导那样，把释迦和孔子的教导忘得一乾二净，那麽他们很快就能学会杀人的艺术（他们学这些事是学得很快的，日本就是一个证明）”。
细察西方人的黄祸观念，有一个很大的内在悖论。一方面，他们很担心以佛教式儒家为核心的黄种文明的强大，会构成对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西方工业社会的威胁，形成生存竞争；另方面，他们又压根歧视黄种人，斥为劣等民族，很怕黄种人在全世界“泛滥”。
四十年共产制度在大陆实行，委实曾经把中国变成最令西方头痛的“世界革命中心”。毛泽东让八亿中国人勒紧裤带造原子弹，并声称中国最不怕打核子战，充其量死掉三亿人，看你们西方谁赔得起。这一招很厉害，逼得精心设计了冷战和核战理论的基辛格先生乖乖上北京去与他握手言和。这位高歌“成吉思汗，一代天骄，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东方强人，创造了一个令中国人扬眉吐气却也痛苦万分的奇特时代，等他一死，这个民族的最後一点元气也快耗尽了。
威廉二世一类的黄祸论者，不过是一些信奉种族生存空间理论的封建霸主。旧普鲁士的现代化水平，当时不比日本高多少。倒是早已进入工业化的英国人看得更深远。有一位名叫戴奥西的英国地理学家，也在嘲笑威廉二世的“黄祸图”时，举出了他让一个日本画家画的一幅“真正的黄祸图”：画面是一个繁忙的工厂，大群拖着辫子的中国人正在西方人的指导下熟练地生产。戴奥西解释这幅画说：“我们就应该热烈地祈求，让天朝永远继续保持昏睡状态──西方工人每天力争少劳多得，他们有什麽把握来和千百万朴素、驯良、惊人地节俭、聪明、熟练的中国工人相竞争呢？”戴奥西这类黄祸论者，在本世纪初所担心的，正是今日崛起的“工业东亚”。
毛泽东的中国如白驹过隙，昙花一现，中华民族从疯狂中醒过来一看，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比满清那时也强不到哪里去。又经过一个邓小平的改革十年，元气渐渐恢复，谁料到“六四”天安门枪声一响，举世哗然，国运从此跌坠。偏又是行将就木的老人们杀了一群孩子，古今罕见，天理难容，真把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全赔了进去。当今中共的老人们真是像西太后那样不管身後洪水滔天了！
这次叫得最凶的是德皇威廉二世。日俄战争前他不断给尼古拉二世写信，鼓励他去跟日本人打仗，以“扞卫欧洲，使它不致被庞大的黄种人侵入”。威廉二世最担心的是，“二千万至三千万受过训练的中国人，由六个日本师团加以协助，由优秀、勇敢而仇恨基督教的日本军官指挥──这就是我在九年前所描绘的那个黄祸正在成为现实”。威廉二世在这里指的是一幅画。列夫．托尔斯泰曾嘲笑这幅画说：“威廉皇帝近来画了一幅画，描绘出所有的欧洲国家持剑站在海岸上，按照天使长米迦勒的指示，注视着高坐在远处的佛像”。这幅画由威廉二世亲自用铅笔画出草图，并由一个叫克纳科弗斯的画家完成，然後作为礼物送给沙皇，一时轰动欧洲。
如今，轮到邓小平用黄祸来恫吓全世界了，历史怎麽会演出如此荒诞的一幕？“六四”後香港“文汇报”援引邓小平的话说：如果中国共产党失去对中国的控制，将会有一亿人流亡到印度尼西亚，一千万到泰国，五十万到香港。四周恰都是正在崛起的“小龙”们，都在那里盼着一个吉星高照的太平洋时代，谁不害怕大陆这条老龙撒野。於是黄祸终於变成了黄种人自己的恐惧。
沙皇尼古拉二世也很昏庸，但毕竟没有慈禧那麽保守和固执。只有明治天皇年轻、开放而野心勃勃。於是在中、日、俄的这场角逐中，中国第一个败下阵来，庞大的北洋水师被轻捷的日本鱼雷艇击溃。紧接着，同样庞大的俄国太平洋舰队也被日本打败。发生在东方的这场将决定未来一个世纪命运的拼杀中，只有一个赢家，那就是日本。所以甲午海战後西方一再惊呼的“黄祸”实际上是指日本人。当然也包括担心中国效法日本。
这个恐惧已经在东南亚蔓延。直到今天，我们还看不出有什麽办法能够制止它。於是，香港人纷纷往加拿大跑，台湾人也往美国跑。大家都在跑“黄祸”。跑到离那个大陆越远越好。那种彷佛像一千年前的蒙古高原一样，快要喷涌了──
奇怪的是，当大清奄奄待毙，处於国力最虚弱的王朝末日之际，黄祸论反而在西方甚嚣尘上了。细看中日甲午战争时的历史就会发现：在上个世纪末，紧追在西方工业强国後面的，是东方的三个国家──中国、俄国和日本。三个站在同一条起跑线的现代化後来者之间，有一场优胜劣败的残酷竞争。以进入现代化的准备条件而论，古老传统赋予中国许多远胜於俄国和日本之处，无奈这千载难逢的时机却掌握在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手中，而这个政府又掌握在那个极为昏聩的老佛爷手中。
三
黄祸论在西方的出现，偏偏是清帝国发生崩溃之初。那时，最早提出“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的，是俄国人巴枯宁，一个被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们所崇拜过的无政府主义大师。巴枯宁在他晚年所着《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从俄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奉劝沙皇“如果真的要从事征服，为什麽不从中国开始呢？”巴枯宁认为，一八六零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後，欧美已将欧洲文明的最新成果──新式武器和欧洲人的纪律输入中国，如果这些东西“同中国人的原始的野蛮、没有人道观念、没有爱好自由的本能，奴隶般服从的习惯等特点结合起来”将对俄国构成巨大威胁。他认为中国人不仅将塞满整个西伯利亚，而且还将越过乌拉尔山，直抵伏尔加河边。一八九八年，英国出版了一本小说名为《黄种人的危险》，也声称难以胜数的中国人按西方的装备武装起来冲进欧洲。黄祸论自此风靡。
“六四”以後，中国大陆走进了一种崩溃的机制。这种机制也有它的一套程序，环环相扣，像多米诺骨牌的倒塌一样，无可遏止。
西方人的黄祸观念，是否起於当年那个“成吉思汗风暴”我没见到考证的文字。只从鲁迅骂中国人自以为曾跟着成吉思汗征服过世界这一点看，知道一百多年前我们遭受西方凌辱时，曾有人颇拿这黄祸来作“精神胜利法”。
当然，我们不能像诺查丹玛斯或“推背图”那样预言其中的玄机和具体的人事，但崩溃机制的大致模式，却是可以从历史经验中获得参照和启示的。
一个曾经是西方人的恐惧，如今却变成我们自己的恐惧。今天你在香港、台湾这些中国人的社会里，已经可以隐隐约约感到一个庞大的威胁正在逼近，甚至能够听到那沉重脚步声了。这很像文雅的北京人已经听到了来自蒙古高原的马蹄声。
崩溃一般会按三个层面依次推演：社会心理的坍塌、政治制度的解体、伦常法则的中断。至此，社会开始大分化、大动乱，各种力量轮番厮杀，直到杀出一个新的游戏规则，崩溃机制才会停下来。否则社会就会一直解体下去，直到文明的总崩溃。这里非常关键的一环是政治制度的解体，它是崩溃的中心和高峰，研究它的发生、演变机制，尤为重要。
黄祸（The Yellow Peril），久违了。
大清帝国的崩溃，一般学者都认为，因一系列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加重赋税，短短四十年就形成了整个社会心理的坍塌，朝廷的权威一落千丈，动乱的心理基础已经奠定。但是要让如此庞大而富有经验的一个政权垮掉，却不那麽简单。这完全是另外一套崩溃机制，而且偏偏是因应着这个政权拼命挽救自己的那种努力，而不知不觉产生的。满清的这个过程发端於太平天国造反，八旗绿营无力剿平，朝廷只得放弃禁例，允许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大员募乡勇去向“长毛”拼杀，这便开了中国近代军阀的先河。太平军灭，湘淮军坐大，论功行赏，两系军阀囊括封疆大吏，兵权实已由京师转移分散到全国各地。这个格局一旦形成，朝廷只有坐以待毙了。所以，後来武昌一声枪响，四百年大清轰然倒下。这其中的道理，便在於各路军阀纷纷“自保”、“中立”，皆不勤王，活活将大清肢解。而肢解以後，孙中山也当不了大总统，得等这些军阀厮杀个十年，才能由蒋介石去收拾。满清靠军阀而灭於军阀的这种自杀式崩溃机制，实在也是它那种制度无法选免的。
二
导致满清灭亡的另一个政治机制，是皇权的非程序转移。後宫当朝，垂帘听政，临终托孤，在传统中国政治史上历来都是亡国的结局。慈禧更是连亲儿子的改革都要戕杀，哪有不亡之理？
自然，中国人毕竟只有乱世恐惧而缺乏大限的观念。儒家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佛家也强调个体的轮回和对轮回的超脱，道家则更是只讲羽化成仙，即使董仲舒的“天谴”也只管得了改朝换代。这种超越不够的文化对崩溃的体认不深刻，却反而比较容易趋向乌托邦。近四十年中国大陆在乌托邦思潮下的大疯狂，其端绪在於对一百年前那次大崩溃的准备不足和强烈反弹，错乱至今难以理顺。基督教文明整体性的大限观与个体性的超越，使得他们对崩溃有一种更强的耐受力和自我调整。我不知道，我们民族在大疯狂之後会不会再遭受一次大崩溃。至少《黄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学寓言式的模拟。英国人奥维尔写了《一九八四》，日本人也拍了电影“日本列岛的沉没”。我们也该有一部《黄祸》，无论它写得多麽惨烈，即使按照我们祖先的观念来看，对今日中国之迷乱，也该发出一个“天谴”了。
试观今日的大陆之政局，上述两种崩溃机制均已显露。“六四”调大军进京杀人，使军队介入了政治纠纷，从此脱不了关系。军人干政或曰“枪指挥党”的前景已被注定。日後，这个政权对军人的依赖会越来越大，暴力解决政治分歧的趋势也无可挽回了。再加上一班党内大老皆不久人世，原来按程序派定的胡耀邦、赵紫阳接班顺序都被拦腰斩断，邓大人“临终托孤”之势已不可逆转，党内再没有可以号令全军的权威人物，只剩下大大小小的野心家，等着老人咽气後拥兵自重。
中国先民自古也有天人灾异的观念。在先秦，“春秋”以纪录灾异表达人感应，显示大自然对民生经济和政治施行有重大的影响。秦燔六经，这套原始天人感应观念失传，後人只能从“吕氏春秋”中看到一点影子。西汉董仲舒杂揉“春秋”推衍阴阳五行说和黄帝素问等，铸成一系统的天人灾异学说，首创了中国人的“天谴”观念。它利用人类对大自然之灾变的恐惧心理，以拨正人类离善趋恶的倾向，成为士大夫坚持以天道匡正人君的精神信仰；自然，也成为民间反抗恶政的思想武器。每逢乱世之初，便有“天谴”出现，如：东汉末年的谶纬大流行，明宋的“十八子，立神器”等等。李淳风之“推背图”，则更是以通俗的形式预卜未来，与诺查丹玛斯有异曲同工之妙。
至於社会心理的坍塌，经过“文革”的摧折，连中共自己都不讳言了；再经过“六四”那番坦克的碾压，老百姓的心已经死了。一个不再合作的民众成为巨大的、沉默的未知数，只有当这个政权解体来临的那一刻他们才会墙倒众人推。对这预设的崩溃的防范，也将使政府支付巨大成本，最後耗尽它的精力。
很难想像人类如果没有大限的观念，文明会是一个什麽样子。无论是基督教的末日大审判，还是佛教的来世观念，对未来的恐惧的预设，都成为遏止人性恶和对伦常道德的最终制约。“圣经．启示录”描绘了那雷轰、闪电、大地震，江河大海都变成血水，日月星辰昏暗，大火从天降下，七位天使轮番惩罚人类的情景，强调一个整体性的大限，而诺查丹玛斯则把这个大限具体地预言在“一九九九年恐怖大王自天而降”。不管世人以後来发生的一系列世界大事件来印证、附会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如何如何准确，那都反映了人类迫切希望听到上天警告的敬畏心理。诺氏与“圣经”的不同之处在於他更强调灾难来自人类自身的愚蠢，预言人类将毁於第三次世界大战。
人们对大陆未来变局有种种揣测，不外是宫廷政变、兵变、内战等等，但无论怎样，遏制崩溃机制只能靠另一种机制来取代它。而这种新机制形成的最起码前提，是某种法则和程序及其权威性，它不仅能够慑服那一大群有实力的野心家，也必须能够控制暴民倾向。然而，这种可能性都被当年的清廷和今天的北京政权断送了。
事质上，关於灾难性崩溃的观念，也比乌托邦来得古老。蒙昧的远古留给人类心灵的印记，无论在东西方，都是关於洪水滔天的记忆。那是一种真实的恐怖。它把人类祖先对大自然敬畏的信息留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只是人类後来借助科学技术而傲慢得渐渐把它淡忘了，可是人类至今还是不断遭到“天罚”。再说，在洪水之前，甚至在人类还没有出现以前，还有冰川期。地质学家甚至悲观地认为，人类不过是两个冰川期之间的暂短现象。我常想，在我们前面的冰川期之前的那个人类，是在怎样的大灾大难中灭绝的？
况且，我们还不能排除其他非政治性的诱因，如江河泛滥、大地震、农业歉收、瘟疫等等。末世多难，天人感应格外强烈，人心浮动如黄河伏汛，无言下覆盖着巨澜，遇一穴而溃决，哪里是防得住的？
人类关於崩溃的观念，与人类关於乌托邦的观念一样，都是浮蝣般苦短的人生对漫长宇宙时空的一种揣度。只不过，一种取向天堂，一种取向地狱，按人类的本性抑或是人性的弱点，人们自然更愿意揣度那天堂，死後升天总比入地狱有吸引力──这便是宗教和共产主义比其他什麽主义，更使人疯魔的道理。但老实讲，关於崩溃的看法要比乌托邦深刻得多。
《黄祸》这本书，将这种种变数，和那雪崩般的坍塌，悉尽描绘出来，写得惊心动魄。中共政权在强人辞世、法西斯青年军人搞暗杀抢班夺权、大军区司令们见风使舵、东南裂土、少数民族独立等一系列崩溃程序中解体，一环环都彷佛是无解的死结，一直引向核子战争、大饥荒、疯狂的全民族大迁徙：神州沦为地狱，人退化为兽；由中国的灭顶之灾再扩散为世界性的大劫难。人类文明整个崩溃了。
不是每个人都能超越功利去领会上天的玄机的。因此，去年“六四”周年台湾华视播出我的记录片“乱世之初”时，沉醉在温柔乡里的人们并不以为然。也因此，当我在加拿大“新闻自由报”上读到《黄祸》的头几章时，便知道那不相识的作者和我心心相印。今天终於读到全书，中华民族那结局之惨烈，几度令我掩卷，直读得一身冷汗。我猜这书作者大概在“六四”以前就动笔了，并且作了长时间的酝酿。有一种强烈的崩溃感一直在内心冲击他，“六四”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现实的验证罢了。
写得如此恢宏又章法井然的政治预言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恐怕还是第一部。作者想像力之大胆奇诡，知识结构之宽阔丰厚，文笔之雄健浑熟，都是令人惊诧的。在整本书的大悲歌中，虽然你感觉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你还是会被那渐渐迈进的恐怖的大限引着往前走，在经历一次幻想中的、但却并非绝不发生的中华民族的毁灭。
不知道是一种什麽样的感觉，这几年我老陷在对清朝末年那次中国大崩溃的兴趣里面，总觉得这个文明气数已尽；而眼前这个政权又露出如始皇帝那样“一世而斩”的暴戾之气，短命是无疑的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极权形态的瓦解，将是一场可怕的崩溃。带着这样的心情读诺查丹玛斯的《大预言》，对中国的灾难性的前途便更加充满神秘和恐惧。两年来，人们对未来作了种种不祥的预测，但眼界都还比较迫近和狭窄，都只能在“六四”这个事件上打圈圈，无法透过它体验到历史在冥冥中安排着怎样的崩溃。
但愿“黄祸”只是幻想。
还是我在大陆逃亡的时候，从边陲某城的小书店里买了一本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的《大预言》。薄薄的一册，经不住我半天功夫的饥渴吞咽。以後带在身边随时看。“六四”血光之灾刚一发生，我便被某种强烈的崩溃感攫住了，这仿佛是同“六四”前的那种世纪末恐惧一脉相承的。
然而我却祈望每一个中国人，包括那些不再对中国的未来负责的形形色色的政客们、军人们、大佬们，都读一读这本《黄祸》。
一
一九九一年四月於美东普林斯顿
该有一个“天谴”了 苏晓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