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发现他的尸体后，此事成为全国的新闻头条。“上纽约州地牢”。有线新闻数天报道此事。他们有很多新闻点可挖：普鲁伊特家兄弟俩加里和尼尔，他们的被谋杀的妻子。卢克·道尔和埃利·道尔，结局悲惨的大麻贩子。温蒂拒绝接受采访，但很多其他人愿意谈——和普鲁伊特家兄弟俩一起长大的人，有关于道尔家兄弟俩的事要分享的人。加里·普鲁伊特自己坐在监狱的娱乐室里接受了采访，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他弟弟也是。
我把枪塞回口袋。从地上捡起子弹和手电筒。然后我就离开了他。
报道在7月底结束，结束于一位记者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小镇找到卢克·道尔的母亲。在过去十九年里，麦吉·道尔一直在中西部的各个地方生活，做餐厅服务员。她是个满脸忧伤的女人，脸上可见年轻时的美丽，头发里有缕缕灰发，黑色的眼睛恍恍惚惚。她在镜头前崩溃，为死去的儿子，为自己在父亲手上所受的虐待哭泣。
他什么也没说。
8月份，西部发生校园枪击案，还有位漂亮的金发女孩在蜜月中失踪。有线电视台对普鲁伊特家兄弟俩、道尔家兄弟俩和纽约州罗马城失去兴趣。
“这肯定就是命。”我说。
整个夏天和秋天，罗马城警方都在调查此案。首席警探不是弗兰克·莫雷蒂，而是一个叫奥基弗的粗鲁的警察。他谢顶，戴吊袜带，抽雪茄。奥基弗认为，尼尔·普鲁伊特是被身份不明的毒贩所杀，道尔家兄弟俩也是这帮人杀的。基于这种理论，梅根·普鲁伊特是连带伤害的结果。她发现丈夫与毒品交易有涉，所以她丈夫杀了她。
咔嗒。
9月份，警方对在地下房间里发现的血迹进行DNA比对，发现其与凯西·普鲁伊特的DNA吻合。人们开始猜测，凯西是否也是毒贩之间暴力行为的连带牺牲品。《罗马城哨兵报》发表社论称，新的证据足以让我们重新审视加里·普鲁伊特因为杀妻被定罪这件事。罗杰·托利弗声称，他会接手普鲁伊特的案子，努力让他重新受审。
最后一颗子弹。拉滑轨。扣扳机。
在托利弗发表声明几天后，我和他通电话了。他的声音听起来坚决又乐观。他相信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嘉娜想做的。我没那么肯定。加里·普鲁伊特和他弟弟有点像，也许监狱是个正适合他的地方。他没有杀妻，但这可能是因为他一直没有机会，因为有人先杀了凯西。
“天哪，”他说，“再来。”
我明白帮助他的价值——在理论上。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得到公正的审判，如果公正得不到伸张，整个系统都会受损。但我不能说这是嘉娜想要看到的事。
咔嗒。
9月份，我仍然住在嘉娜的公寓里。夜里凉了，自她去世以来，我第一次想生火。她的壁炉几个月没有清理过了。我扫除灰烬时，发现了自己一直在找的东西：几张纸的碎片，边缘烧焦了。
我拉滑轨。扣扳机。
在其中一张纸片上，我辨认出几个大字：“奥奈达县验尸官”。这是凯西·普鲁伊特验尸报告复印件的一部分。
他闭上眼睛。“再试一次。”
我看着绿色文件夹（嘉娜对普鲁伊特案的笔记）的一部分。一堆灰烬。
“我告诉过你了，”我说，“垃圾。”
有一段时间，我认为是弗兰克·莫雷蒂拿走了文件——后来我又认为一定是凶手拿走了文件。但现在，我相信是嘉娜自己处理了文件，她在去世几天前的某个时间烧了它们。
咔嗒。
我想，她这么做是因为她意识到，自己不应对加里·普鲁伊特的命运负责。因为她准备丢开这个案子往前走。准备过自己的生活。
普鲁伊特的胳膊在颤抖着。我把枪对准他的头，扣扳机。
我愿意相信，她这么做，是因为她快乐。
弹夹里最开始有八颗子弹。我打掉了两颗，沃伦打掉了两颗。还有一颗在床垫上，剩下三颗。
我愿意相信，我自己与此有关。
我们头顶上没有雷声。没有闪电。只有雨水落在台阶上的悲伤的声音。我关掉马卡洛夫的保险，拉滑轨又松开手。没击发的那颗子弹落到床垫上，一颗新的子弹上膛。
7月和8月，在警方发现那个地下房间之后，很多人前往胡马斯顿路的农场——人们对死过人的地方感到好奇。
“她想起我了，”他说，“我从没见过谁那样害怕。”
但警方收集完证据后，奥奈达县派工人拆毁了卢克·道尔的创造。他们把木条一根根地拆下来。他们填平菜窖，拉走农舍的废墟。他们推平谷仓，把谷仓的废墟也拉走了。他们把卢克的拖车拉去了垃圾场。
他绷着双臂，把身体抬高一些。
到了9月，几乎没有人再去农场。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她最后想起我来了，”普鲁伊特说，“当我在地板上占有她的时候。”
我开车去过那里几次，特别是在天气没那么热之后。有一次，我在那里见到了安吉拉·里斯。她在小山顶上放了凳子，支起了画架。她从丙烯酸颜料转向了油画颜料，从抽象画转向了风景画。她已经用绿色和蓝色画出池塘，还画出了池塘那一边的香蒲丛。她告诉我，她春天会办一场画展，在锡拉丘兹的一家画廊。我告诉她我会去。
我把子弹已经打空的那把马卡洛夫放回口袋。另一把还在我手里。
一周之后，我把车停在曾经停放卢克拖车的砾石场，惊讶地看到弗兰克·莫雷蒂的黑色雪佛兰。惊讶又不惊讶。我穿过树林，上了小山，看到莫雷蒂坐在地上的一块毯子上。他穿着灰色西装，衬衫衣领下的扣子没扣。他的领带卷了起来，在草丛里。
“我告诉你一件关于嘉娜的事。”他说。
“我一直期望能见到你。”他在我坐到他旁边时说。
尼尔·普鲁伊特又挣扎着想坐起来。他成功地用双肘撑住身体。
“是吗？”
“我其实并不想这么做。”
“我喜欢来这儿。也许是因为这里很安静。”他停下来，以展示这里有多安静，“但我知道自己最终会见到你的。”
“开枪吧。对我开枪。”
“为什么？”
“这两把枪是垃圾，”我说，“冒牌货。今天表现成这样，已经是奇迹了。”
“因为人们不会吸取教训。不管他们有多聪明。他们总是会回到犯罪现场。”
两把马卡洛夫都在我的口袋里。我把手电筒放到地上，拿出手枪。
莫雷蒂从毯子边缘的地上薅了一把草，挑出叶片最长的草叶，丢掉其他的。他用手折弯草叶。
“你没必要这样，”他说，“你可以开枪打死我。”
“原本应该是我的案子，”他疲惫地说，“当时我们发现了做妻子的，她身上戳着一支箭，局长让我领导调查。我不想。所以他把案子给了奥基弗。然后我们又发现了做丈夫的，他当然也归了奥基弗。”
“我知道。”
我看着远处的桦树。树叶刚开始变色。
这番努力累垮了他，他倒下去。“这种死法太惨了。”他说。
莫雷蒂说：“不过我去过地下那个房间。部门里的几乎每个警探都下去过。不管是谁杀了尼尔·普鲁伊特，他们是业余的。凶手有些事做对了。他们没有留下痕迹，这很好。但他们也搞砸了一些事。如果你打算杀一个人，你会直接杀了他。你不会留下他等死。”
他没回答。他安静了一会儿。我继续擦拭卢克的骨头。五分钟过去了，也许是十分钟。我听见普鲁伊特喘起大气来。我把手电筒照向他。他想坐起来。
他玩着草叶，折弯又捋平。
我还留着嘉娜的那枚硬币。我把硬币拿出来给他看。“她用这个就出去了，”我说，“所以我们知道这不是没可能。”我收起硬币，“尼尔，你的口袋里有硬币吗？”
“关于他一个人在黑暗中待了多久才死，法医说不出来，”莫雷蒂说，“也许是几个小时，也许是一天。但他在死之前，试图在地上留下信息。他用的是钥匙。留下了他的钥匙，这是凶手业余的另一个证据。他没能留下太多信息，只划出了一个字母，一个‘M’。奥基弗认为，他想把杀他的人的名字写下来。”
“别开玩笑了。”
“M可以表示任何东西，”我说，“M可以表示梅根。也许是留给他妻子的信息。”
我走到他身边，俯视着他。“也许你自己能出去。”
“也许他在呼喊母亲。但我猜你想知道：奥基弗已经让人研究这个字母。他对那些钥匙也很好奇。我也好奇。有很多把钥匙。奥基弗不知道其中一些是拿来开什么的。但他想知道。”
我找到卢克·道尔的钱包和驾驶证，擦拭一遍。“你得把我弄出去。”普鲁伊特说。
我不担心钥匙。我已经换了苏菲公寓所有的锁。还有嘉娜公寓的。
“也许你能熬过去。”
“关于钥匙，我没什么可告诉你的。”我说。
“我需要帮助。”
莫雷蒂举起草叶，任其被风带走。他把领带围到脖子上。“你有时间散步吗？”他问。
“看起来是这样。”
我们慢慢走下小山，莫雷蒂胳膊下夹着毯子。我们走向池塘时，他说：“沃伦·芬恩的妻子生了。”
“不要摸，”我说，“这就是所谓的开放性骨折。很容易感染。”他把手移到肚子上，手沾了许多血。他把手伸到面前，看着。“太糟糕了。”
我知道。我已经去拜访过他们。他们的宝宝三千克重。我注意到沃伦用右胳膊抱着孩子。他左肩那一块还有点僵硬。
普鲁伊特摸摸断掉的鼻子，呻吟起来。他的手在左腿上摸，最后指尖碰到暴露在外、边缘不规则的那段腓骨。
“我上上个周末开车去了那儿，”莫雷蒂说，“他们看起来很开心。莉迪亚也是。她爱那个宝宝，好像他是她自己的孙子。我想这样很好。”
我四处寻找卢克·道尔的骨头，大块的那些，沃伦可能用手拿过的那些。我找到一块，就擦拭一块。
我们到了池塘旁边，莫雷蒂从高高的芦苇间辟出一条路，领着我来到一个我以前没见过的小码头上，木板历经风吹日晒雨淋，已经变色。我们差不多走到小码头的尽头。
“你不能把我留在这儿。”他说。
“关于嘉娜，莉迪亚还有问题，”他说，“她问我新发生的几起凶案，问我它们和嘉娜的死有没有关联。我告诉她没有关联。我看不出来它们怎么可能有关联。”
普鲁伊特醒过来。但晕晕乎乎的。他用一只肿胀的手摸到铁链。
莉迪亚问沃伦和我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么对她说的。
我撕下衬衫后摆，用它擦掉铁链和挂锁上的指纹。
“我不喜欢对她说谎，”莫雷蒂说，“但我又不想让她知道真相。我希望自己不知道真相。我下到那个房间里时，看到了墙上的那道缝——少了根木条。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证物里有根木条——嘉娜公寓里用来放蜡烛的那根——那根木条和地下的那些木条尺寸一样。奥基弗还没有把二者联系起来。也许他永远都不会把它们联系起来。他差不多和你希望的一样迟钝。但也许还会有其他事情露馅。”
他晕过去，我清静了一会儿。我把他放到床垫上，让他仰面躺着，然后把铁链绕到他脖子上。我用挂锁把铁链固定，收起钥匙。
我们看着一只鹭低低地飞过池塘。
我把他拖进门里，进入房间。
“我和莉迪亚在一起待了一会儿，”莫雷蒂说，“我听着她讲自己的人生经历。讲嘉娜去纽约的经历，讲嘉娜是坐大巴回来的，因为她只能卖了外祖母的车。”他揉揉脖后颈，“你认为那辆车怎么了？”
尖叫。
“我不知道。”
骨头从皮肤里刺出来，还刺破了裤子的左裤腿。我看到骨头像矛头的细尖端那样凸出来。
“我想它就在这儿，”他说，看着水面，“它从没有在任何其他地方出现过。它应该在水下的什么地方，也许就在那片睡莲下面。如果遇到干旱期，水位下降到一定程度，也许会有人发现它。然后一切就会大白于天下。那样我就没法对莉迪亚保密了，”他转向我，“所以我应该现在就告诉她吗？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想做正确的事。”
我摁亮沃伦的手电筒。台阶已经被雨水打湿。我们下台阶到一半时，普鲁伊特滑倒。或者假装滑倒。他背对着我跌在我身上。也许他想把我撞倒。我挡开他，又推了他一把。他跌下余下的台阶。我想他摔到台阶底部那一下摔得挺重。他的腓骨——小腿上的一根骨头——断了。
他在寻求答案，但我没有答案。我有别的东西，一种已经在我体内集聚了许久的东西：一种压力，滚烫烫的。我在思考从莫雷蒂的一个错误决定开始的一段事件链条：如果他没有构陷加里·普鲁伊特，把他送进监狱，那么嘉娜也就不需要拯救他，也就永远不会去见尼尔·普鲁伊特，那么她现在还活着。
我带着他前往农舍，他摇摇晃晃时，我扶着他。地板门开着。普鲁伊特不想下去。但这由不得他。
我想，弗兰克·莫雷蒂想做正确的事的渴望来得太晚了些。压力一直在集聚。它需要被释放出来。
“走吧，”我说，抓起他的胳膊，“我们的事儿还没完呢。”
我握拳打中他的下巴。
我回过头来时，看到尼尔·普鲁伊特站了起来，正试图把断掉的手指伸进他那把子弹已打空的手枪的扳机里。我把手枪夺走。
暴风雨之夜。处理完所有的痕迹，从谷仓的小水坑拿回手机后，我在卢克·道尔拖车的遮蔽下等着苏菲。她在凌晨四点左右来接我，然后把我带回她的公寓。沃伦·芬恩的伤口已被缝好和包扎好，他正在沙发上休息。
我站在谷仓旁边，看着苏菲扶着沃伦走下小山坡。我就着月光和偶尔亮起的闪电看着他们离开。沃伦能撑住。他走得挺稳当。
苏菲去查看他的情况，然后她和我进了卧室。我们躺在黑暗中，她告诉我醒来时发现尼尔·普鲁伊特在房间的事。她问我把他怎么样了，我告诉了她。
“我来处理他，”我说，“我答应你。”
“我应该把子弹放到另一把枪里。”她说。
我跪下来，以便能看到沃伦的眼睛。
天快亮时，她睡着了。我陪着她。
“我不会走的，”沃伦说，对普鲁伊特点着头，“只要他还活着。”
那年夏天和秋天，我和她在一起待了很多时间。我没有搬回公寓——她没提出来——但她需要我的时候就会打电话给我。她一个人晚上觉得不安全，特别是在暴风雨之后的头几周里。
我把钥匙给苏菲。“皮卡在拖车旁边。处理好他的伤口后回来接我。”
我们的这种相处模式被无声的协议终止。婚礼请柬一直没有寄出。我们曾经筹划在9月的一天举办仪式。那天苏菲没找我，但第二天打电话给我了——在我打了弗兰克·莫雷蒂之后那天。
“也许可以。”苏菲说。
那天晚上，我们在电视上看一部电影，梅格·瑞恩或者汤姆·汉克斯或者他们一起演的一部电影。我的手上敷着冰，关节损伤并肿了起来。弗兰克·莫雷蒂毫无防备。他倒下了。如果小码头再窄一些，他可能已经落水。
“不去。”他说。
他坐在小码头上揉着下巴，他的神情向我表明了一切：震惊，被背叛，悔恨。我想扶他站起来。他自己站了起来。“我希望自己刚才没有那么做。”我说。
“你能开车带他去公寓吗？”我问苏菲，“你可以在公寓里处理他的伤口吗？”
莫雷蒂转身，沿着码头走回去。我看着他走远。他拖着脚步，看起来很疲惫。他总是看起来很疲惫。
他看起来没有那么好。
我再也没和他说过话。
“我很好。”沃伦说。
苏菲问起我的手时，我告诉了她真相。她说我不停地敷冰，手就会好。这不是我想听到的话。我想听她就此事取笑我。我想回来。我想听见她说：“戴夫，答应我你不会再打警察。”
尼尔·普鲁伊特坐起来。我把他推回到烂泥里。
到了深秋，她开始和别人约会——医院的其他实习生。不是布拉德·加温。另外一个。
“不去医院。”沃伦说。
还有最后一件事要说。这件事发生在10月一个周日的下午。当时我正在农场的小山上走着。
“他需要去医院。”她说。
再过一年，一切都会无影无踪，但在那天，我仍然能看到曾经立着谷仓的地方现在是一块长方形印记，曾经堆着农舍废墟的地方现在是一块正方形印记。我在草地上拖着脚，在两者之间来回地走。
我解开他的衬衫。子弹嵌在他的肩膀里。我们就着他手电筒的光查看伤口。苏菲凑近，眯眼瞧着。我想起她的眼镜——她的眼镜在沃伦的口袋里。我把眼镜给她。
莫雷蒂此前来这里寻找安静，如果我想欺骗自己，我可以说我也希望在这里寻得安静，以获得平和。但我真正想的是找到嘉娜。
“我很好。”他说。
很多个夜晚，我在她的公寓里醒来，点燃壁炉架上的蜡烛，出门走到小院里，走到草坪上。如果有月亮，我几乎可以感觉到她就在那儿。几乎。
沃伦收回脚准备再踢一次，但这一阵运动此刻让他站立不稳。他摇摇晃晃。我抓住他，扶他坐到地上。
有一次，我在这小山坡上产生了同样的感觉。我站在暮光之中，看着最初的几颗星星在天空若隐若现。我闭上眼睛，她就在我身边，真实得好像马上就会触碰我的肩膀。
“够了。”我说。
现在，我来到谷仓从前所在的地方，转身。在远处农舍曾经所在地方的边缘，我看到一只乌鸦。
我们走向他。我拿走手枪——轻轻地——打开保险。他踢普鲁伊特脖子的一侧。
它在地上，但是立在草上，轻若无物，好像草尖就可承受住它。我朝它走去。我以为它会飞走，但它没有。我走近后发现，它是立在一样东西上：马车轮。
沃伦并没有就此罢手。他走到普鲁伊特的右边，用鞋跟猛跺普鲁伊特的手。他又来到普鲁伊特的左边，做了同样的事。他从口袋里掏出手电筒，砸断普鲁伊特的鼻子。这次没有雷声掩盖叫喊。
马车轮被从地里拉了出来，但没有人把它拖走。它躺在草地旁边，乌鸦就立在它的边缘。
什么事也没发生。
我在离马车轮一两米远的地方停下，不想吓到这只鸟。它飞走了。
我们转身，看到沃伦对着普鲁伊特的肚子又开了一枪。雷声掩盖了普鲁伊特的叫喊。沃伦把枪对准普鲁伊特的头，再次扣动扳机。
它在空中绕了一圈，飞往池塘。我跟着它，走在秋天红色和橙色的落叶中，慢慢下了坡。
我用小折叠刀割断她手腕上的胶带。
乌鸦落在小码头上。
暴风雨之夜。衬衫被血浸染的沃伦手里拿着马卡洛夫手枪，低头看着尼尔·普鲁伊特。苏菲奔向我。我涉过小水坑，迎上前，抱住她，问她有没有受伤，告诉她我很抱歉。
我穿过芦苇，走到被阳光晒得褪色的木板上，才又看到它。它扇动黑色翅膀，走到小码头的尽头。它低头看着水面。
三天后，在从县治安官那里借来的寻尸犬的帮助下，罗马城警方找到普鲁伊特的尸体。他们在卢克位于地下的房间里找到了他。是我把他关在那里的。
我从芦苇里走出来，走向它。缓慢，小心翼翼。它允许我走近。我蹲下来，用双手和双膝爬过最后一段距离。我肚子朝下，趴在小码头上。我看着水。
7月份，警方取得进展。一位退休的州警和他妻子在胡马斯顿路边停车，采摘野黑莓。州警一直在关注这个案子，他在卢克·道尔被遗弃的拖车后面看到普鲁伊特的车，认了出来。
我听着风吹着池塘对岸的香蒲。我看着头顶上的灰蓝色天空。我看着自己的脸在水中的倒影，还有在我身边的乌鸦的倒影。
人们会看见自己想看见的东西，而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相貌平平、长着沙色头发的四十岁男人。
乌鸦掠进空中。
对尼尔·普鲁伊特的搜寻始于整个州，后来扩展到整个东北部。远到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和缅因州班戈都有人声称见过他。有个女人发誓说，她在尼亚加拉瀑布见过尼尔·普鲁伊特，他当时正要越境去加拿大。
我看着它飞过天空的倒影，直到它飞到视野之外。
警方在梅根汽车的后备厢里发现了其尸体。她被弓箭所杀。他们因此开始寻找她的丈夫。
我伸出手，手指打破水面。感觉很冷。波纹荡漾开，经过我的脸的映像。我就是在这时看到了她：嘉娜。她在水中，存在了片刻。我看见她那棕色的眼睛仰视着我。充满异域美的高颧骨。脸上没有瘀伤。嘴角似乎带着笑意。
梅根周一没去学校上课，也没打电话到学校，一些同事担心她。她的两个同事周二开车到她家，发现家里没有人。他们打电话给她丈夫，电话没人接。最后，他们开车来到布鲁姆菲尔德街，发现梅根的车停在房子前面。他们走上门廊，通过损毁的门，进到房子里，看到墙上的字母“K”。他们报了警。
那一刻，我伸出手，尽管知道自己永远都无法触碰到她。
暴风雨在周六黎明前停歇，周六下午，城里的大部分地区又有电了。但还有很多清洁工作要做。屋顶需要修缮。我也忙起来。
我知道。
几周后，他们发现尼尔·普鲁伊特的尸体。
但我可以发誓，她也伸出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