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省吧。”沃什伯恩说。他啪地合上钱包，把它扔在桌子上。但这个动作太小了，不足以让他发泄不满。他把枪指向天花板，我以为他会在天花板上开个洞。但他只是来回晃着枪。连连摇头。发泄不满。
“关于这个，也有个有趣的故事——”
“我不想听故事，”他说，“我要的不多。老实说，我要的真不多。我只想要点路费。”
“真的一分也没有。”
这句话可能是对我说的，也可能是对整个世界说的。他说这些话时垂着眼睛。
“我告诉过你了。”
“你要去哪儿？”我问他。
“你一分钱也没有。”
他猛地抬头。“离开这儿。”
他用左手打开钱包，朝里看。
“你需要多少？”
他没说我应该慢一点伸手拿钱包，但已经暗示了这个意思。我把钱包拿出来，推到桌子的另一边。每一个小动作都让我疼。
他沉下脸，好像正有个无家可归的人提出要借钱给他。但我可以看出来，他在思考。他来回晃着枪。
沃什伯恩把脚从椅子上拿下来，依然用枪指着我。“没关系，”他说，“把钱包给我。”
“五百。”他说。
“我也不觉得。”
“我有些关于加里·普鲁伊特的问题要问。”
“有人放火。我不觉得是意外。”
“我知道。”
“我并没有放火烧你家。”
“如果你回答这些问题，我可以给你五百。”
“我们肯定也不是朋友。”
“一个钱包空空的人居然说这种话。”
“你可以把枪拿开，”我说，“你不需要枪。我们不是敌人。”
“不是现金，”我说，“我给你写张支票。”他嗤笑一声，摇摇头。“我不收支票。”
“的确很有趣。”
“我听说你从前搞自行车。”
“枪是我从我认识的一位女性那里借来的，在我留了张字条在你家之后。我想我应该拿着它，以防你来的时候态度不对。”
“所以呢？”
“是吗？”
“所以哪个更难，销自行车还是兑现支票？”
“关于这把枪，有个有趣的故事——”
“支票可能会被拒付。”
他用枪指着桌子对面的我。“我没见过这种枪。”
“这张不会。”
“马卡洛夫。”我告诉他。
“你也可能会停止兑现。”
“它有个外国名字，”他说，“马卡夫。”
“这也不会发生。你一定会拿到这五百美元。”
他耸耸肩。“我是在垃圾堆里长大的。所以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他在陶碗里摁灭香烟。“但我发现了一样好东西，”他说，“在你的床头柜里。”他把手伸到桌子下面，拿出阿格妮斯·兰尼克的手枪。他之前一直把枪放在大腿上，我看不见。
枪停止晃动。“只是和你聊聊？”坡·沃什伯恩说，“因为我不会再和别的人谈，我也永远不会就任何事情出庭作证。”
“这里就像个垃圾堆。你自己知道的，对吧？”我没有回答他。
“所有的话只在你我之间。”
“没有很久。”
我看着他思考，看着他再度打开我的钱包，拿出银行卡。他用枪指着我，说：“如果你的支票账户里有五百美元，那么我现在可以带你去自动取款机，让你把钱取出来。”
“意味着我只能把它捐给救世军。他们会很高兴地接收的。别的任何人都不会要。你有一只时钟收音机和一支电动牙刷。你什么值钱的玩意儿都没有。有些人会在咖啡罐里塞一卷钱，或者在冰箱里藏一袋钱，但你没有。你在这里住多久了？”
“你是可以。”
“六年。”
“那样我就不用回答任何问题了。”
“我猜也是，”坡·沃什伯恩说，“我之前四处看过了。你有台十三寸的电视机，我要是拿到跳蚤市场去卖，大概能卖个十美元。你有台电脑，但不是笔记本电脑。台式机，买来大概有四五年——”
“没错。”
“我一分钱也没有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不那么干呢？”
我想起自己钱包里的那些钱全被撕成碎片，散落在“夏日溪湾庄园”的草丛里。
我实在不想再坐车和他出去。外面，暴风雨即将来临，地面随时有可能晃动。
“可以给我花。”
“我们是可以，”我说，“如果我害怕那把枪。”沃什伯恩眯起眼睛。“你不怕枪？”
“为什么这么问。”
“不怕这一把。”
他说：“你有钱吗？”
“我知道它装了子弹。我检查过了。”
“看得出来。”他把香烟塞进嘴里。吸了一口。烟雾从他的嘴角逸出来。
“如果它是一把真的马卡洛夫手枪，我会怕，”我说，“但它是东德仿造的便宜货。它已经在抽屉里待了三十年。你如果扣动扳机，它可能会开火。但也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更有可能的是，它会在你的手里炸掉。我如果是你，不会想要开一枪看看到底会是什么结果。”
“我今天过得很艰难。”
他把枪侧过来，检查了一会儿，然后又把枪口对着我。“你在唬我，”他说，“你如果觉得它开不了火，为什么要把它收在床头柜里？”
“实话告诉你，我有点想这样做。”他把烟灰弹进陶碗里，“我在来这里的时候心里想，我得搞点破坏，也许再踹你屁股。我想这样会让我好受些。但现在看见你，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踹你。你看起来快散架了。你怎么了？”
“我想随时能拿到它，把它展示出来。我可没疯到打算用它的程度。”我的目光越过枪口，注视着沃什伯恩的脸，“你也许可以想想，你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地偷走我正自愿提出要给你的钱。我现在要站起来，去书桌那儿把支票簿拿过来。你可以继续用那东西指着我，如果这样做能让你高兴。”
“你没必要这样做。”我说。
我没等他回应就站起来。地面很稳固。他也没有试图对我开枪。我从抽屉里翻出支票簿，回来，给拿破仑·沃什伯恩写了一张五百美元的支票。我撕下支票，正要递到桌子另一边给他时，手收回来。
我朝那里看，看到残留在窗框上的玻璃。我只能坐在椅子里侧身看窗框。这个动作让房间晃动了一下。我感觉到额头正在冒汗。
“枪不是我的。”我说。
“后门。我打破了窗户，然后就进来了。”
“所以呢？”
“你是怎么进来的？”
“所以你得把枪留下。这是交易的一部分。”
他吸了口烟，吐出烟雾。“我知道。”
沃什伯恩呵呵一笑。“你觉得我会傻到把枪给你？”
我应该生气，但没有那个力气。我坐下。“我很高兴你来了。”我说。
“你不用把枪给我。只是你走的时候不能带走枪。”
他比我记忆中要温和，但我上一次见到他时，他家着火了。我在他的声音中听到自信，还有一丝威胁。他用拿着烟的手点了点他对面的椅子。
他在考虑我是不是在耍他，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将枪口对着客厅，退出弹夹。他又将已经上膛的那颗子弹弹出来，把枪放到桌上。慎重起见，他又用拇指把弹夹中的每颗子弹都弹出来，它们像弹珠一样散落在地上。他又把空弹夹丢到地上。
“进来，”坡·沃什伯恩说，“关门。坐下。”
我把支票给他，他扫了一眼，把支票塞进口袋。
他的双脚搭在另一把椅子上。他的工靴破破烂烂，污迹斑斑。我认出了这双靴子。我曾近距离看过其中一只。
“加里·普鲁伊特从来没有对我认罪过。”他说。
香烟的烟雾盘旋在空中。我发现沃什伯恩从壁炉架上取下了陶碗——装着嘉娜二十五美分硬币的那个碗。他正在拿它当烟灰缸。他坐在那里，一只手肘放在桌子上，瘦长的身子靠在椅子上。他穿着牛仔裤和灰色的羊毛衫，衣袖被撸到肘部。他的黑发乱糟糟的。
“我知道，”我告诉他，“弗兰克·莫雷蒂相信普鲁伊特有罪。他有他的理由。我理解。他想确保普鲁伊特被定罪。但他需要帮助。你也在监狱中，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联系你的。他是和你面对面谈的吗？”
我回到嘉娜的公寓所在的那条街，世界似乎更稳固了。地面结结实实，车下面也没有裂缝裂开。我到达嘉娜的公寓，把车停在车道上。当我蹒跚着走到前门时，风吹过橡树树叶。暴风雨就要来了。我在锁里转动钥匙，进去后发现拿破仑·沃什伯恩坐在厨房里。
“他让警卫给我捎了信。”
半路上，我感到恶心。这样说不确切：整段路上我都感到恶心，但路程走到一半时，恶心感到达顶峰。我把车停在一家快餐店的停车场，下车站到车边，双手按在膝盖上。没有吐出来。然后我进入快餐店，进入男厕所，弯腰站在水槽边。也没吐出来。过了一会儿，我走进一个隔间，拉开拉链，撒了很长时间的尿。清晰的黄色，也许太清晰了，就像外星球的太阳的颜色。但不是粉红色或红色。没有血腥气。
“好的。所以他要求你弄到普鲁伊特的认罪声明。你给了他想要的东西。他不想知道真相，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知道真相。”
我告诉尼尔·普鲁伊特我不舒服，我们只能改天再谈。他站在自家的草坪上，手里拿着纸袋，而我爬进皮卡，开着它离开了。我开得很慢，就像在悬崖边那样开。
外面起风了。一根橡树枝刮擦着前面的窗户。我继续说：“我想知道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当你决定坦白并讲出实情时——当你决定联系罗杰·托利弗和他的‘无辜者计划’时。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仍然有那种被公牛撞了的感觉。站着疼，走路也疼。我感觉自己站不稳——不止于此：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晃晃荡荡。所以我觉得那些云像外星球的云就说得通了——它们其实就是我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云。
沃什伯恩摇摇头。“我没这么做过。事实不是这样。”
他想听我讲讲莫雷蒂——我有没有成功跟踪他，他去了哪里，我有没有了解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我不想谈。暴风雨快要来了。“夏日溪湾庄园”的那个女人之前对我说过。天还亮堂堂的，但我可以看到云层正在聚集。那些云看起来不自然，好像是外星球上的云。
“就是这样。你打电话给托利弗，电话是嘉娜·弗莱彻接的。”
他为用了我的皮卡道歉。他必须去处理一些事情。他希望我不要见怪。我告诉他没事。
他不屑地摆摆手。“你搞错了。我没打过电话。这根本不是我的主意。是嘉娜·弗莱彻打电话给我的。”
尼尔·普鲁伊特是个话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