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是一个叫西蒙·兰尼克的人，嘉娜房东的孙子。”
“不是你吧，我希望。”
“那就好，”苏菲说，“但你要当心莫雷蒂，他对昨晚的事很不高兴。火灾，我猜他想以纵火罪控告你。”
“我想他没说假话，”我说，“他有别的嫌疑人。”
“他不喜欢我。”
“莫雷蒂警探似乎很满意。他说他从来没怀疑过我，但他必须把我排除出去。”
“幸好他说了不算。我了解到，警方有个纵火案专家，这个专家认为，火灾是意外。有人在床上抽烟。”
“我不想。”
不是意外，我想，时间上太巧了。坡·沃什伯恩相信有人为了给他传递信息放火。我想到另一种可能性：有人试图在我和他谈话之前杀了他。（“一个宏大的想法，”我听到莫雷蒂的声音在我脑中响起，“是的，你就是这么重要。”）但无论如何，这场火灾不是意外。
“那晚我在医院里，”她说，“医院送进来一个摩托车手，很严重的事故，得把他的脾脏取出来。如果你想知道，大约有十几个人可以为我作证。”
但我把这些想法放在心里。我问苏菲：“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儿？”
那天晚上，她指的是嘉娜去世那晚。
她坐在床沿上。“如果你坚持要走，他们也许现在就会打发你走。但我一定要让他们给你做次CT扫描。”
“谈那天晚上。”
五小时后，在CT扫描、大量的手续以及一顿糟糕的早餐之后，我离开了医院。上午十点，我走到明亮的日光下。
“谈什么？”
苏菲开车送我回家。扫描显示我的大脑没有出血，所以我的脑震荡只是脑震荡。处方是休息和泰诺。我打了一会儿盹，起身，走到沙发旁坐下，打开电视。苏菲来了，给我盖上毯子。她给我做了汤。我问她能否带我去取我的皮卡。她说：“那就不是休息了。”
“他这个人挺有意思，”她说，“他不能和你谈，就要求和我谈。”
下午，报纸来了，我看报纸。《罗马城哨兵报》头版报道了这场火灾。邻居们看到沃什伯恩离开了家：在门廊上穿上靴子，在消防车到达时开车离开。警方想和他谈谈。
“哦。”
报道提到了我的名字，说我受伤了。罗杰·托利弗看到了报道，打电话来问我怎么样，是否需要什么帮助。我告诉他，我如果需要帮助，会告诉他的。
她耸耸肩。“你也许可以找警察问问他的情况。你睡着的时候，有个警察来找你，一个叫莫雷蒂的警探。”
报纸没提到坡·沃什伯恩和嘉娜·弗莱彻有任何联系。关于嘉娜被害案的另一篇报道说，警方仍在追查线索。报道指出，警方正在寻找西蒙·兰尼克。警方不会站出来说他是嫌疑人，但这是明显的暗示。
“他肯定是溜了。”
弗兰克·莫雷蒂那天下午来了公寓两次。第一次，苏菲告诉他我在睡觉。第二次，她告诉他，如果他想和我谈话，他可以找我的律师协商。她给了他罗杰·托利弗的电话号码，让他离开。
苏菲摇摇头。“他们只在房子里找到你一个人。”
他打电话给托利弗，托利弗同意我们可以第二天见面——不是在警察局，而是在托利弗位于法学院的办公室。
我伸手摸自己的太阳穴，摸到纱布。“他用的是靴子，”我说，“他们抓到他了吗，坡·沃什伯恩？”
贝拉米大学法学院占据了一座精美的老建筑，前面有宽阔的草坪，柳树成荫。托利弗在二楼有间办公室：办公室里有很多书柜和两扇百叶窗，还有一张光滑的现代办公桌，桌上铺着一块玻璃。
她敲敲自己的太阳穴。“伤口又裂开了。我告诉过你，不要让人把你往墙上撞。”
莫雷蒂到达时，已经冷静了一些：他已经不打算以纵火罪起诉我。但我仍然脱不了干系。
“就好像有人把我的脑袋当成鼓敲了。”
“妨碍谋杀案调查——听起来怎么样？”他对我说，“我特别告诉你不要去找坡·沃什伯恩。”这话并不完全正确：他告诉我的是不要和任何人谈及嘉娜被害案。
“有点像吧，”她说，“脑震荡是一种创伤性脑损伤。脑震荡就是指你的脑袋发生了震荡。你有什么感觉？”
但我没有把这话说出来。我什么话都没说。罗杰·托利弗已经准备好替我辩护。
“就好像有人把我的脑袋当成鼓敲了？”
“警官，首先，”他说，“只是和别人谈及此案并不构成妨碍调查。其次，马龙先生和沃什伯恩先生的会面不是谈话，而是口角——马龙先生没有做过任何可能会引发此次口角的事。他们争论时，并没有说到弗莱彻小姐被害案。”
她笑了。“是的，你很聪明，但你还是哪儿也去不了。你有脑震荡。”
“第三，”托利弗说，“如果新闻报道可信，你们的调查集中在西蒙·兰尼克身上。如果兰尼克先生杀了弗莱彻小姐，那么拿破仑·沃什伯恩就和她的死毫无关系。因此我的客户和沃什伯恩先生见面理所当然就不应该被认为妨碍了你们的调查。”
“我的名字叫戴夫。”我说。
还有第四点，这第四点与我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身份，以及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我可以与任何想与之交谈的人交谈的天赋权利有关。但托利弗讲到此处时，莫雷蒂逐渐开始以一种灼人的眼神看着我。
我坐起来时，以为她会阻止我，但她反而帮着我坐起来。她摆弄了一会儿床边的控制器，然后拿来一杯水让我喝。没过一会儿我就自己拿着杯子。
他就沃什伯恩房子里当时的情况问了几个问题，然后起身告辞。托利弗问他是否知道沃什伯恩的下落。“无可奉告。”莫雷蒂说。
“是的，早上。不要打什么主意，你哪儿也去不了。”
“但你肯定要以袭击马龙先生的罪名逮捕他。”
“早上？”
“这是我要做的头等大事。”莫雷蒂说。
她合上书。“差不多五点。”
会面结束后，托利弗开车带我到坡·沃什伯恩家那儿。消防员尽了最大的努力，但那地方已经是一片废墟。二楼的可燃物烧光了，大部分屋顶已经塌陷。整个房子需要被拆掉，重建。
“几点了？”我问她。
托利弗看着废墟说：“你也许应该丢开这一切。”我知道他不是在说这栋房子。
我再次醒来时，发现谢顶医生已经走了。苏菲正坐在我床边的椅子上读书。
我感谢他开车带我过来。答应他如果莫雷蒂再联系我，我会告诉他。皮卡还在我当时停的地方。我爬进皮卡，看着托利弗驾车离开。
“浑蛋，你握的是我的手。”苏菲·埃莫森说。
我没有去找坡·沃什伯恩。我回家了。
他挑了挑眉，看向左边。有人在那里动起来，另一张脸靠近我。头发拂过我的脸颊。头发闻起来很甜。一点烟火味都没有。
那天晚上，苏菲做了一道炒菜：青椒、西蓝花和豆腐，配糙米饭。晚饭后，我走进卧室躺下。她在医院的值班时间十点开始，但在离开家之前，她进来看了我。
“你有几只手？”我数着。
“你的头还疼吗？”她问，单膝跪在床边。
他的右手按掉了灯。他的左手进入我的视野，做了一个表示和平的手势。“我举着几根手指？”他问。
“没事了。”我告诉她。
“我通常不会像这样和你握手。”
“如果还疼，吃点药。”
我感觉嘴唇很干。我试图用舌头湿润嘴唇，但我的舌头也很干。我没有告诉医生我的名字。但是，我让他知道了一个秘密。
“好的。”
我在一个白色的房间里醒来，有人握着我的手。我以为是墙壁的东西是帘子。那个谢顶医生在那里，他的眉毛杂乱。他的拳头里握着一盏小灯。他问我的名字。
“你应该好好休息，”她说，“再休息几天。”
我终于真的醒来时，觉得自己是在那个墙上贴着白色瓷砖的房间里，但没有椅子和桌子，没有莫雷蒂，也没有瓷砖。
她在告诉我一些事情，也在索求一些东西。我抓住她的手，她突然倾下身，激烈地吻我的嘴唇。
有一次，我感到有人握着我的手。我看到一张脸出现在我的上方，那是张谢顶男人的脸，眉毛杂乱。他的嘴唇在动，发出的声音就像通过长纸筒练习鸟叫。一道光在我眼前闪过——不是太阳，而是非常亮的星星。星光一闪而过，天空暗下来。
事后，她把自己的额头贴在我的额头上，低声说：“不要再让自己从着火的房子里被拖出来。”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一会儿醒着，一会儿睡着。我醒着的时候，看到头上有许多张脸。这些脸上有嘴唇，嘴唇在动，但我听不懂他们说的任何话。有时我看到许多只手，这些手上布满针状的光点。不知何故，这些光点变得像太阳一样大。所有这些太阳都有烟火味。
那天是周六。我休息了一整晚和周日一整天。但我周一没法休息——周一是嘉娜·弗莱彻下葬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