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照上通常都会有名字。”
“首先是护照，上面有那个家伙的照片，所以你马上就可以看出护照不是别人的。他的名字也在上面。”
“是一定得有名字。根据护照上的资料，他名叫尚-克劳德·马莫特。”
“我觉得这样好极了。”
“听起来好像是个法国人。”
他用舌头和牙齿发出一个声音，不过我想并不是试图要说查诺夫。“伯尼，”他说，“你太小看纽约警察了，你该为此感到羞愧。如果他们从那具尸体上拿走一个子儿，我也不会知道，所以我只能告诉你他们没拿走的东西有哪些。你看怎么样？”
“比利时人，”他说，“至少那本护照是比利时的。只不过无法确定护照是哪里签发的，但应该不是比利时政府签发的。”
“除非制服警员发挥自主精神。”
“嗯？”
“手表和皮夹不见了，”他继续，“这你能猜到，想想除了那些小混混，还有天知道其他什么人进出过那个地方。但这家伙的衣服底下藏着一条包钱的带子，只是里面的钱不多。”
“护照是假的。”他说，“伪造得很好，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比利时那边根本没有这个人的资料。”
“如果不是科雷特法官，”我说，“那很可能就是吉米·霍法[2] ，对不对？”
他又开始说，但录音的声音插进来，要我再投币或挂断。
“你要不要猜猜是谁？”
“把你那里的号码给我，”雷说，“我给你打过去。”
“感谢上帝，不是我的。”我说，“但听到你关切的声音真好，雷，我没想到你会在乎。”
我的回答是再喂一个硬币进投币孔。
“一具尸体。”
“你这是为什么呢，伯尼？我都准备好要给你打过去了，我能有多少机会打电话给位于猪眼的人呀？”
“就算我不猜，”我说，“你也会告诉我。”
“我能有多少机会听一个死在废弃建筑里的比利时人的故事？”
“是啊，但这解释了那些小混混要给他们看的东西了吗？让你猜三次，伯尼。”
“你没问他是怎么死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是在下东区。”
“我连他是谁都没问。而且我迟早要去找你问问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让你哽住了，嗯，伯尼？也许下面的事可以让你不哽了。前几天有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在下东区巡逻，碰到一个当地的小混混，带他们去皮特街和麦迪逊交会口的一幢废弃建筑。顺便说一声，是麦迪逊街，不是麦迪逊大道。”
“你或迟或早都不需要来找我。他死于头部侧面近距离中弹，事实上，子弹从耳部射入。点二二口径，从各个角度来说，手法十分专业。”
“雾没完全散开，雷。有些钻进了我的双眼，让我喉头哽咽。”
“在你们发现他的地方遇害的？”
“这话听起来会让我以为我猜错了，但我想我是对的，因为我的直觉一向很准。伯尼，你真想知道我是怎么猜中的吗？只因为我们彼此认识太久了。想想我们曾经共同经历的一切，现在我这么了解你，也就没什么好意外的。”
“可能不是，但还不能确定，因为那些小混混把犯罪现场搞得一团糟。不管他是怎么到那个地方的，他死的时候都离比利时很远。离新罕布什尔也很远，但我们不是都离新罕布什尔很远吗？”
“真高明，雷。我发誓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办到的。”
“哪里都不算远。”
“今天是晴天，如果有雾，也几个小时前就散了。总之，我收回，如果是布鲁克林的话，背景会更嘈杂。这是星期天早晨，对吧？我猜你现在是在华尔街。你看不见步行道，但我赌一块钱你看得到证券交易所。”
“是啊，”他同意道，“我就是这个意思。他口袋里除了线头之外什么都没有。没有钥匙、没有地铁代币、没有指甲剪、没有瑞士刀。不过他穿了一套质料很好的斜纹软呢西装，结果外套里面有个秘密口袋。”
“看得到，”我说，“在晨雾中看起来特别美。”
“秘密口袋？”
“我不得不猜想，”他说，“你是过了桥跑到布鲁克林高地去了吧。从你那儿看得见步行道吗，伯尼？”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说法，反正不在你认为会发现口袋的地方，背后靠近底部那儿。除非认真找，否则很难发现，口袋有拉链，我们发现时拉链是打开的，要不要猜猜我们发现了什么？”
“继续。”我说。
“另一本护照。”
“就是大老远打电话给我。你会等到回来再打。我看，你是跟那个矮个子拉拉耗了一夜，你们俩都捞到了好处。接着你想着最好打个电话给我，然后故意跑到别处以防我追踪电话，可我在自己家里接电话，能怎么追踪？”
“介意告诉我你怎么刚好会知道的吗？”
“那倒数第一件是什么？”
“我说对了？我只是乱猜的，雷。我发誓真的是乱猜的。”
“你在胡说八道，你这么告诉我老婆，为的是让她赶快叫我来接电话。如果你真在新罕布什尔，伯尼，告诉我老婆是你最不可能做的事情。不，我收回，这是你倒数第二件最不可能会做的事。”
“这本护照是意大利的，上头的名字是瓦西里·苏斯利克。”
“你怎么会这么确定，雷？”
“听起来不像意大利人，”我说，“怎么拼？”他拼给我听，还是不像意大利人。“瓦西里是俄罗斯名字，或者斯拉夫名字。苏斯利克听起来好像是俄罗斯茶馆菜单上的东西。”
“我唯一确定的，”他说，“就是你说你在新罕布什尔，就跟说你在新西兰一样假。”
“我不知道，”他说，“我不去那种时髦的地方。总之，没什么关系，这本护照也是假的。比利时人从没听过马莫特，几内亚人也没听过苏斯利克。两本护照上的描述类似，而且也都符合死者。谁知道，也许这可以让你想起某个你认识的人。身高五英尺九英寸，体重一百三十磅，出生日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日，白发，榛色眼睛。这是比利时护照上面的资料，跟意大利护照上的很接近。意大利护照上说他的眼睛是棕色，但也许他们没有形容榛色的字眼。窄脸，一点白胡髭——你想起什么了吗？”
“我本打算去猪眼呢，”我告诉他，“不过所有汽车旅馆都客满了，所以我最后跑到了汉诺瓦。你怎么会知道的？”
“还没，为什么应该想起什么？”
投入的钱发出微弱的声响，不过确实换来了人声。“新罕布什尔，”这是雷的第一句话，他对这个字眼投以十足的轻蔑，“位于猪眼[1] 之内，伯尼。”
“哦，事情是这样的，”他说，“你看，一旦我们在一边发现了一个秘密口袋，就会去查另外一边，你知道另外一边还有一个对称的口袋吗？”
她的勘察行动耗时数分钟，但愿她的两腿真的动了。我手边有大把二十五美分的硬币，但我不希望一个录音的接线生插进来要我再投钱，再投一枚硬币也不会让我编的瞎话成真。
“某些人甚至会怀疑上帝的存在。”
“我去看看他在不在。”她说。这句话总是让我纳闷，无论秘书还是老婆说都一样。我的意思是，骗谁啊？他们在不在家，她们不知道吗？或者她们以为我不懂这种事？
“这个口袋里面也有本护照，这次是加拿大的，但并不比另外两本合法。是在温尼伯签发的——上面用很老式很漂亮的美式英文这么说，只不过人家根本没发，是某个非官方的人做的。不过照片是同一个人，你何不猜猜护照上的名字是什么呢？”
没别的事了。我又花了二十美分打电话到雷·基希曼位于皇后区的家中。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后，我说：“嗨，基希曼太太，我是伯尼·罗登巴尔，雷在吗？星期天一大早就打扰你们真不好意思，不过我现在人在新罕布什尔。”
“你告诉我吧，雷。”
我告诉他，浓咖啡没有问题。
“雨果·坎德莫斯，”他说，“现在你告诉我，这不叫天大的巧合叫什么？我是说，一般人活一辈子都不会遇到一个叫雨果·坎德莫斯的人，结果我遇到了两个，而且是在两天之内。两个人还都被某个疯子给宰了。”
“我会煮好咖啡的，”他说，“不过那么晚了，你也许想喝无咖啡因的？”
“如果雷普利[3] 还活着，”我说，“如果他还耍老花招说‘信不信由你……’”
“我能不能去你的公寓，就今天晚上，可以吗？晚一点，如果你方便的话，十一点怎么样？”
“伯尼，我们冻起来的那个人，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坎德莫斯。”
“嗯，我也觉得不好。”
“一点相似之处都没有吗？”
“不过现在没法说，”我说，“我也不想在电话里讲。”
“连姻亲都不像。伯尼，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你在停尸间里盯着那具尸体看了半天，还指认了他，结果他第二天怎么又死了一次？”
“哦？”
那个声音又插了进来，要求我如果想继续通话就得再投币。这个声音每天每年将这句台词重复几千遍，哪次出现的时候受到欢迎了呢？我必须说，很少很少，但眼前就是那极少数中的一次。
“关于这一点，我有几个主意。”
我看着手上的那把硬币，放回口袋。“我去换零钱，”我说，“我会再打给你。”
“那似乎是最可能的解释，”他说，“但坎德莫斯好像消失了，让我们干瞪眼，不知道该怎么办。”
“看在上帝的分上，伯尼，我知道你不在新他妈的罕布什尔。给我号码，我打给你。”
“那堆厚报纸。”我说，“我想在赫伯曼的事情上你是对的，是坎德莫斯杀了他。”
“号码被刮掉了，”我说，“我看不出来。你待在那儿别走，雷。我会再打给你。”
“你的预估差得很远啊，”他说，“恐怕到了我这个年纪，人就成了习惯的动物。我每天不必设闹钟，就会在同样的时间醒来，现在《纽约时报》周日版已经看了一半了。”
他东拉西扯地说着，但我没等到电话公司切断，就把电话挂了。
下一个电话是打给我的搭档查尔斯·威克斯的。我告诉他，我一直等到他早晨的散步结束之后才打电话过去。
过了一会儿，我再打电话过去时，没机会跟他太太说话，雷自己接的，他一定就坐在电话旁边。“也差不多该打来了，”他说，“你这狗娘养的。”
***
我没说话。
“我会再跟你联络。”我说完便挂上了电话。
他也憋了很久没出声，然后说：“喂？”他试探着，然后我又等了好半天，才回答。
“没问题，先生。如果我本人不在家，你可以留话给接电话的小兄弟。”
“喂，”我说，“你不高兴听到我的声音吗？忽然之间，我的声音对你的耳朵来说，是不是比局长或者哪个内政部的啰唆鬼要更受欢迎？”
“这就是我的意思，”我说，“今天晚些时候我再打电话给你，或者明天，我们碰个面。打这个电话能联系到你吗？”
“天哪！”他说。
“恐怕我无法苟同，不过这个词比较令人振奋。”
“很抱歉让你等这么久，雷。你不会相信要换开一块钱得花多少时间。”
“的确。‘不久’可能会比较精确。”
“是啊，星期天的华尔街，我知道你在那儿。”
“日后，”他重复道，“这个字眼充满魅力，却不够精确。”
“你太了解我了，”我说，“不过回到坎德莫斯——”
“日后。”我说。
“对，我们还是谈他吧。”
“先生，我想听到的远远不止希望而已，我想要允诺。可否请教，这个期望何时可以实现？”
“你记得在停尸间时我有一点不确定吧。”
“我希望，也期待。”
“你跟我说你不喜欢看死人，我还以为是因为那个。”
“你希望，先生？”
“我认尸只是想帮你交差而已。但我要让你知道我根本没法确定那就是他。”
这种对话真是愉快，不过也是一种负担。“我最诚挚的希望，先生，就是能够告诉您情况不是如此，告诉您那个东西在我手上，从而向您要求丰厚的报酬。”
“嘿，伯尼，少来这套。如果他们长得像那还说得过去，可是这两具尸体半点都不像，除非其中一个的头不见了。你怎么能看着其中一个，说那是另外一个？”
“而且你话中有话，你还想说什么？”
我已经花了一点时间去编答案，这就是我刚才挂掉他电话的原因。“我是同时遇到他们两个的，”我说，“而且他们同时告诉我他们的名字。我没注意哪个名字该配哪张脸。老实告诉你吧，我根本没注意他们叫什么名字。但你们在皮特街和麦迪逊交会口发现的那个人，我想应该是坎德莫斯，因为他跟我买过书。”
“我是故意暗示的，”我说，“暗示得非常明显了。”
“所以在停尸间……”
暂停了一会儿，不过不太长。“你用了虚拟语气，”他说，“似乎是在暗示，先生，你的答案是否定的。”
“在停尸间我看了他一眼，确实不是我记忆中那人的样子，但我的确认识。于是我猜测或许是我记错了，也许我一直以为是雨果·坎德莫斯的那个人，其实是另外一个人。”
“先生，”我说，“我必须说，我很喜欢你的风格。如果我有你在找的东西，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达成交易。”
“这两个中奖的人你都在店里见过？”
“啊，我没说过吗，先生？丰厚，肯定相当丰厚。”
“没错。”
“酬劳总额是多少？”
“其中一个跟你买了书，那另外一个呢？”
“里面有好几样东西。”
“没买。”
“里面呢？”
“他们是一起去店里的吗？”
“一个上有烫金的皮信封。”他说。
“我根本没注意。我不认为他们是一起的，但也可能搞错。”
我问他可否形容一下这件东西。
我知道他正在皱眉头，我能想象得到他的样子。“有点不对劲，”他宣布，“他们都去过你店里，都向你作过自我介绍，最后两个人都死了，陈尸地点相距只有几英里。不是坎德莫斯的那个人死在坎德莫斯的公寓里，另外一个死在皮特街，身上有三本假护照。其中一个坎德莫斯跟你买了一本书，你因此把公文包借给他带回家。伯尼，你竟认为我会相信你胡扯的这些屁话，我真不知道该骂你个狗血淋头，还是该奖励你惹上这种麻烦。”
“啊，”他说，“很高兴你打电话来。我相信你那儿有属于我的东西。希望你知悉，归还这件东西你将有一笔相当不错的酬劳。”
是使出另一个绝招的时候了。“雷，”我说，“之前你太太来接电话的时候，我忽然想到那次我替你弄了件大衣给她，记得吗？”[4]
“我非常同意，”我说，“我们的书店是旧书店，先生，来的常客都是怀旧的人。”
“你话题转得太硬了，完全离题。”他说，“不过你提到这件事，很滑稽，因为稍早时候我也想到了这档子事儿。”
现在听起来比较像了，这是我心目中的那种声音，可以为《魅影魔星》做介绍的声音。
“真的。”
安静了片刻后，一个声音——浑圆、丰润的声音，把每个元音和辅音都咬得很清楚，而且每个音节都铿锵有力、余韵犹存——说：“事实上，先生，我们这儿没有任何人昨天去过那个书店，或者在任何时间去过任何书店。”
“她最近总是说，这件大衣以前看起来漂亮多了，谁不是呢？她自己也不例外，只不过你不会想这样告诉她。反正大衣不会永保如新，但想想那个吓死人的价钱，实在应该永远不变旧才对。我觉得她就是想要一件新大衣，不过她太过分了，心里已经有特定的款式和颜色了。伯尼，最近我们得找一天坐下来讨论讨论这件事。”
“查诺夫，”我自信地说，“你不是他。告诉他，我是昨天不在书店的那个人。”
“也许不必。”我说。
我要求找查诺夫先生，他问我有什么事。
“你什么意思？”
我知道，我知道，买书不能只看封面（不过如果他这本书的封面有污渍，或者被水泡了，甚至干脆消失了，你大可跟老板砍砍价），也不能光凭声音就判断对方的身材，这对色情电话那一行来说是件好事。即便如此，我听到的声音依然不像出自一个重达三百或三百五十磅、有鹰钩鼻、穿了一套白西装的人之口。相反，这声音的主人听起来好像小学没毕业似的，说话时嘴巴几乎不动，大部分时间手里都拿着台球杆，不打球的时候，他也瘦得可以藏在球杆后面。
“也许基希曼太太可以走进一家高级商店，比如阿尔文·泰尼鲍姆，然后为自己买件大衣。”
我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那个胖子，而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是，那张名片上的电话是假的，或者我拨错了号码。因为接电话的人听起来不肥。
“很好笑，”他说，“她会有一件泰尼鲍姆的大衣的唯一原因，是你去偷了一件送给她。你以为我会让她走进那家店的展示间挑一件吗？我去哪里弄来那些钞票？”
虽然如此，我还是把他留到了最后一个。
“啊，”我说，“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问呢。”
如果他追踪到西格林尼治村的一个公用电话，就会猜到我在卡洛琳的公寓。所以我必须去别的地方，而华尔街好像是个比任何地方都好的选择。让他追踪这通电话吧，也让他猜猜我是不是想要闯空门去纽约证券交易所。
[1] 指明尼苏达州首府圣保罗，别名猪眼市。
别处有更方便的电话，包括书店和卡洛琳的公寓，但你永远没法确定对方的电话有没有装那种能显示来电号码的设备。我基本上确定，雷·基希曼在森尼赛德的家里应该不会有这类玩意儿，只因为他不会想每月多花一块九毛八，或者随便多少的额外费用。不过他有纽约市警察局的资源，说不定可以叫电话公司的人替他追踪。
[2] 科雷特（Joseph Force Crater，1889—1937），美国高等法院法官，于一九三○年神秘失踪，从此下落不明；吉米·霍法（Jimmy Hoffa，1913—1975），美国工会领袖，一九五七年起任卡车司机、汽车司机、仓库工人和佣工国际工人兄弟会主席，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一年间因企图贿赂联邦法官、诈骗和掠夺养老金基金而被监禁；一九七五年失踪，据猜测已被杀害。以上两件失踪案均曾轰动一时。
我是来这里打电话的。
[3] 雷普利是美国作家派翠西亚·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笔下的著名犯罪小说《天才雷普利》中的男主角，性格阴郁诡诈，惯于撒谎。此小说曾两度被改编为电影。
我搭了另外一班车，往市中心去，在华尔街那站下了车。星期天的早晨，商业的引擎暂歇，全纽约再没有比这里更平静的地方了。但这里不可能完全荒废，我看到有人在跑道上慢跑，一路跑远了，还有一些形单影只或成双成对的人在此享受这份宁静。
[4] 相关故事请见《喜欢引用吉卜林的贼》。
我夜里睡得很香，早晨醒得很早，穿了衣服出门，没吵醒卡洛琳。她蜷缩在沙发上，看起来很幸福，于是我没因占了她的床而产生过多的负罪感。我往市中心走，途中在书店停下来，匆匆喂了拉菲兹并替它换水，然后在联合广场搭上IRT线地铁，到六十八街和列克星敦大道交会口的亨特学院站。我往上城走了六个街区又往右走两个街区，途中在一个熟食店买了杯咖啡和一个硬面包圈。到了目的地之后，我找了个门廊躲在里面，啜咖啡啃硬面包圈消磨时间。我瞪大眼睛，终于看到此行要看的东西后，就按原路回去，但这次没去熟食店，而是直接到地铁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