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爵士把头向后一仰，似乎正按摩着面部，试图理清这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没有。”
“那么请告诉我，关于你提出的这些想法，我下面的陈述是否正确。休谟小姐和安斯维尔上尉关系很好，不存在任何让人生疑的问题。因此，相当讲理的休谟先生对安斯维尔上尉产生了极大的厌恶，还突然下定决心要‘好好治治他’。他给安斯维尔上尉打电话，电话被你接到了，而你误以为电话找的是你。你没带武器去了休谟先生的房子，在那里，他给了你一杯被下了药的威士忌，因为他认为你是安斯维尔上尉。在你昏迷的时候，有人把安斯维尔上尉的手枪放到了你的口袋里，然后（我想你还这么告诉了我这位博学的朋友）还花时间把薄荷提取液灌进了你的喉咙。当你醒来时，你的指纹出现在你从未触碰过的箭上，威士忌也倒回了一个没有任何指纹的酒瓶中。我是否准确地描述了你在这起案件中的观点？谢谢。你真的认为陪审团会相信这些吗？”
“你有任何理由怀疑他们之间存在不正当关系吗？”
现场一片安静。安斯维尔双手垂在身旁，环顾了整个法庭。然后他用自然且不假思索的口吻说道：
“没有。不是的。那是——”
“上帝啊，到这个时候我已经不期待任何人、不相信任何事了。如果你认为人们所做的每件事都一定有什么理由，那也请你站在我的立场，想一想你说出口的这些话。”
“哦？”沃尔特爵士用相当温和的口吻问道，“你是在暗示他们之间可能存在什么不正当的关系吗？”
法官用严厉的指责打断了他的话。但是他已经克服了紧张的情绪，眼神中的呆滞也已经消失了。
“我知道在我和玛丽认识之前，她就和雷金纳德关系很好。还是雷金纳德介绍我们两个认识，在斯通曼的——”
“我明白了，”沃尔特爵士镇定地应对着，“你是想说你的行为都没有任何理由吗？”
“很好，什么理由？”
“我一直认为是有的。”
“是的，我可以。”证人大叫道，仿佛从之前麻木的状态中解脱了出来。他的脸都红了，他还是第一次让人看上去总算像个活生生的人了。
“那一月四号晚上你的行为有什么理由吗？”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念头变得清晰了？这一点你还记得吗？也不记得了？简单来说，关于你这个奇特的想法，你能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吗？”
“是的。就是因为他们一直用你这样的口吻跟我说话，我才会闭口不答。”
“我不记得了。”
这番话又受到了法官的指责。但是安斯维尔现在给人的印象比起之前接受询问的时候已经好多了。这种好印象来得相当没道理，因为沃尔特爵士一直都把他困得死死的，整个法庭里相信他的话的人估计不超过三个。但是，在他让H.M.大失所望之后，他给人的印象确实变好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那个老家伙刻意安排的。
“我不得不问清楚，这个念头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你的脑海里变得清晰的？”
“你已经告诉过我们你拒绝脱掉外套，对一位证人说话的口气被形容为‘恶狠狠地’，这些都是因为你不想‘看起来像个十足的傻子’。对吗？”
“没有。”
“是的。”
“在侦询的时候你有提到这件事吗？”
“那你是否考虑过，相较于脱掉外套，穿着外套会使得你看上去更像个十足的傻子？”
“嗯，我就是从头到尾认真考虑了一下。”
“是的。不是的。我的意思是——”
“在这之后，是什么原因让你认真思考起这件事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当时我没有太当回事。”
“我就是这么感觉的，就是这样。”
“即使你告诉我们你在凶案当天晚上就想到了这点？”
“我认为你之所以不愿意脱掉外套，是因为你不希望任何人注意到你裤子后兜里藏着手枪？”
“没有。”
“不是的，我从没这么想过。”
“我这里有你的供词，第三十一号证物。关于死者可能说的是‘安斯维尔上尉’而非‘卡普隆·安斯维尔’的这套说辞，你有跟警察提过吗？”
“你从没想过什么？你兜里的手枪？”
“是的。”
“是的，我兜里根本就没有手枪。”
“但是他的名字你倒是听得很清楚？”
“现在，我再次提醒你注意，你在一月四日晚上对警察的供词。你是否意识到你今天说的话与当时你向警察提供的供词相矛盾？”
“没有。但是当这事发生的时候，我没太注意。我正在看报纸。我用另一只手拿起了电话，而且在听到休谟先生的名字之前，我也没太上心。”
安斯维尔缩回身子，又开始捻弄他的领带。“不，我没懂你的意思。”
“请大声作答。我想你不存在暂时性失聪的毛病吧？”
“让我给你念一下，”沃尔特爵士用一贯沉重的口吻说道，“‘我去到他的房子，’你说，‘在六点十分的时候。他相当友善地迎接了我。’现在你又说他的态度相当不友善，是这样吗？”
坐在律师席上的雷金纳德·安斯维尔微微一笑，然后将眼神移向一旁。这些事对他造成了什么影响还不好说。
“是的，并不友善。”
“如果我对你说‘卡普隆·安斯维尔’，然后是‘安斯维尔上尉’，即使在法庭各种各样的噪声之下，你仍然可以分辨两者的不同吧？”
“那么你希望我们相信你的哪份证词呢？”
“是的。”
“两份证词都是对的。我就是这个意思：我是指那天晚上他把我当成别人了，他的态度并不友善。但是他对我的态度确实相当友善。”
“很好。我想你的听力是正常的吧？”
沃尔特爵士盯着证人看了一会儿，之后他低下头，仿佛在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没杀人。”
“我们不需要在这个事上纠缠。我想你可能没听懂我的问题。不管当天晚上他把你当成了谁，他和你说话时的态度是友善的吗？”
“安斯维尔先生，你的打牌习惯和本案无关。只是要请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对方说着，“你有罪还是无罪？”
“不是。”
“这就跟问‘你是否已经停止在牌局上作弊了？’一样。”
“啊，这就是我想要得到的答案。也就是说你供词中的这部分是错误的，对吗？”
有些语调是不能用在某些人身上的，即使对方孤立无援的时候也不行。就算其他任何话都没有用，这句话也会激起反应。安斯维尔抬起头来。他的眼神穿过了整个法庭，直直地看着总检察长。
“但是我当然认为是那样的。”
“关于你是否有罪这个问题，你下定决心了吗？”
“但是在那之后你彻底改变了想法？很好。你又告诉我们：‘他说他为我的健康干杯，还说他完全赞成我和休谟小姐的婚事。’现在你决定说他态度不友善，那你怎么把这段证词和他不友善的态度联系起来呢？”
H.M.暂时结束了对证人的询问，难以对付的沃尔特爵士起身做交叉询问。他起初有好一阵子都没有说话，然后用平静且不带感情色彩的轻蔑口吻抛出了一个问题。
“我当时误会了。”
H.M.鞠了一躬，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自己撑着桌子的拳头上。他很清楚现在继续这个话题已经没用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正在这个法庭内无声地散布开来，藏在我们周围这些看上去面无表情的听众心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件事肯定和玛丽·休谟有关。比方说玛丽·休谟可能和那个不名一文的安斯维尔上尉之间存在什么惊人的关系？那么，非常现实的埃弗里·休谟可能打算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以免它毁了一桩美满的婚事？这个假设符合目前的情况，只是被告宁可自己上绞刑架也不愿意承认吗？这太难以置信了。让我们理智地看待这个行为：现在已经不会发生这种事了。所谓骑士精神也不会做到这一步。肯定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和玛丽·休谟相关。但是我想，这可能不是我们能猜到的了。当我们真正了解真相之后，我们就能理解了。
“换句话说，”在略微停顿后，总检察长一字一顿地说道，“现在你希望陪审团相信的是和你这份供词多处相悖的说法？”
“亨利爵士，不行，”法官打破了这紧张的局面，“我不能让你进一步引导证人作答了。”
“理论上说是的。”
“难道不是因为——”
在整整一小时里，沃尔特·斯托姆爵士把证人拆得跟闹钟零件一样七零八落。他仔细询问了证言中的每个细节，发表了一番我听过的最强有力的总结发言，然后坐了下来。本以为H.M.会再次询问，以此帮助他的证人改善形象。但是他没这么做。他只是说：
安静。
“传玛丽·休谟出庭做证。”
“这是有原因的，不是吗，为什么死者不喜欢安斯维尔上尉，还希望‘好好治治他’？”
一个法警带着安斯维尔回被告席。被告席的门再次被打开，安斯维尔重新回到他那开放式的围栏中。从下方递过来一杯水，于是他大口喝了起来。但是当他听到H.M.传下一个证人上庭时，立刻透过杯子边缘瞄了一眼。
安静。
在刚才交叉询问的时候，没人知道玛丽·休谟身在何处。她仿佛突然间出现在了法庭上，仿佛运送证人的接驳车没受到任何阻挡一路开到了法庭中央。安斯维尔出庭已经相当出人意料。而这时，雷金纳德·安斯维尔的表情变了。虽然不太明显，只是有点警觉，好像有人突然从背后拍了他的肩膀，但他并不想回头一样。他那张俊美的脸庞显得更加骨骼分明。他装出一副愉快的表情，手指慢慢地敲打着水瓶。他抬头瞄了一眼被告，对方一脸微笑。
“你不知道？但是确实是有原因的，不是吗，这个误会为什么会发生？”
在走向证人席的途中，玛丽·休谟看了一眼雷金纳德上尉的后脑勺。除去莫特拉姆督察之外，她可以算是（至少表面上看来）在证人席上最冷静的人了。她穿着黑貂大衣，伊芙琳坚称那是故作姿态。但她也许确实正处于一种想要反抗的情绪中。她没有戴帽子，黄色头发中分，两侧和后面都梳理得整整齐齐；配上她那对眼距很宽的蓝色眼睛，更显得她的面容分外温柔，又有一种独特的性感。她双臂笔直地抓着证人席的栏杆，就好像正坐在一架水上飞机上。她的举止中已经看不到我之前见过的那种温顺。
一阵安静。
“向万能的上帝起誓，你做出的证言——”
“不，我不知道。”他清楚地答道。
“是的。”
在律师和被告之间似乎有一个天平，而现在这个天平开始倾斜了。这个年轻的蠢货挺起胸来，深吸了一口气。他双手放在栏杆上，然后用清澈的眼睛环顾法庭。
（“她现在害怕得要命。”伊芙琳低声说。我认为她并没有显露出一点这样的迹象。但伊芙琳只是摇了摇头，然后又朝着证人的方向点了点头。）
H.M.现在可能开始流汗了。“告诉我，你是否知道为什么死者想要和你的堂哥碰面，而不是你？”
不管真相如何，她的出场都意味着接下来会有狂风暴雨。就连她娇小的身材仿佛都在强调她本身的重要性。这也引发了记者席新的兴趣。H.M.受此影响，连说话声音都听不太清楚，现在他正静静地等着这场骚乱安静下来。只有法官丝毫不为所动。
“我有理由。”
“嗯，你的名字是玛丽·伊丽莎白·休谟吗？”
兰金法官皱起了眉。“你要么有理由，要么没有？”
“是的。”
“法官大人，我想我大概是有理由的。”
“你是死者唯一的孩子，住在格罗夫纳大街十二号？”
“你已经听到问题了，”法官说，“请回答。”
“是的。”她答道，梦游似的点了点头。
“请告诉我，你是否有任何理由？”（注意点，H.M.，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注意点！）
“在苏塞克斯弗洛伦德的圣诞聚会中，你和被告相识了？”
“我——”他犹豫着。
“是的。”
“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提出来，是有什么理由吗？”
“你爱他吗，休谟小姐？”
“我不知道。”他略微停顿，“当天晚上我就想到了，但是我不敢相信。”再次停顿。“事后我再次想到了这一点。”
“我非常爱他。”她说着，眼睛眨得飞快。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空洞的寂静在此刻充斥了整个法庭。
“最后，”H.M.大声说道，“我们来谈谈各种事的缘由。你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意识到其中可能有误会，当天晚上死者一直把你当成了你的堂兄？”
“你知道他现在被控谋杀了你的父亲？”
H.M.翻了翻手中的材料，以便这个信息有时间被消化。然后，从那杯威士忌开始，H.M.又追问了一遍整个故事。我们都知道这部分是事实，但问题是，他是否有罪？这个男人或许不是世界上最好的证人，但是他说的每句话都具有强烈的说服力。他给人一种自己正备受困扰的感觉。而如果他真的是无辜的，他必然会带有这样的情绪。这次询问非常漫长。如果昨天傍晚他没有站在被告席上宣称自己有罪，安斯维尔本可以给人留下不错的印象。虽然现在没人提到，但是整件事就像一层阴影，笼罩在他说的每个字上。在他做证之前，他就已经是一个认罪的杀人犯了。就好像存在两个安斯维尔，在一张双重曝光的照片上，影像正彼此融入对方。
“我当然知道。”
“我确信他不是在说我。”
“那么，夫人，小姐，我请你看一下我手上的这封信。上面的日期是‘一月三号，晚上九点半’，凶案发生的前一天晚上。你能告诉陪审团，这封信是否是你写的吗？”
“所以，当死者说：‘我亲爱的安斯维尔，我要好好治治你，该死的。’你认为他并不是在谈论你？”
“是的，是我写的。”
“没有。我对管家说‘我叫安斯维尔’；当他通禀的时候，说的是，‘有位先生来见您了，老爷’。”
这封信被大声念了出来，内容如下：
“当你在星期六傍晚到达格罗夫纳大街的时候，是否在任何时间提到过你的全名？”
亲爱的父亲：
“是的。”
吉姆突然决定明天上午要到伦敦来，所以我想最好告诉你一声。他会搭乘我通常乘坐的那班火车，你知道的，九点从这里出发，十点四十五分到达维多利亚车站。我知道他明天想找个时间见见你。
“那么，如果死者想要联系他，星期六早上九点就开始给你的公寓打电话也是合情合理的吧？”
爱你的玛丽
“是的。”
又及：你会处理好那件事的，对吗？
“那么当他在伦敦的时候，也一直住在你的公寓里吗？我记得之前已经有过这样的证词了？”
“你是否知道你的父亲有没有收到这封信？”
“是的，从我在的同一个地方出发的。”
“是的，他收到了。当我听到他的死讯，自然是立马进城来了。这封信是我当天晚上从他口袋里找到的——在他被害的那天晚上，你知道的。”
“关于这通我们一直在说明的电话，你堂兄前一天晚上就已经到达伦敦了，对吗？”
“你是在什么情形下写了这封信？”
虽然总检察长没有反驳就坐了下来，但是很明显他已经宣战。H.M.再次转向安斯维尔。
“在星期五晚上，就是那个星期五晚上，你知道的。吉姆突然决定要进城，给我买订婚戒指。”
“那么请继续。但是记住，被告自身的怀疑并不能作为证据。”
“你有没有阻止他，劝他别去？”
“是的，法官大人，我们有证据。”
“有的，但是我不能表现得太明显，以免他生疑。”
“你说得没错，沃尔特爵士。与此同时，如果亨利爵士对于这个观点还有进一步的证据，我认为我们应该再给他一些空间。”他眼神锐利地看着H.M.。
“你为什么想要阻止他？”
法官用他的小手指轻轻地揉着太阳穴，思考了一会儿。
证人舔了舔嘴唇。“因为他的堂兄安斯维尔上尉星期五晚上就到了伦敦，为了第二天和我父亲见面。我担心他和吉姆会在我父亲的房子里碰见。”
“法官大人，”他口气严厉，“我是否能指出，休谟先生当时到底怎么想，并不是由被告说了算？”
“你是否有什么理由使得你不希望他们在你父亲的房子里碰见呢？”
雷金纳德上尉摇了摇头，轻蔑地笑了笑。沃尔特·斯托姆爵士怒气冲冲地站了起来。
“有的，有的。”
“没错，我说的就是那边的那个男人。”H.M.继续说道，把注意力转到他的身上。
“是什么原因呢？”
大概有将近十秒，整个法庭鸦雀无声。我感觉都能听见别人的呼吸声。这个暗示缓缓进入了人们的意识中。我们能感觉到它突然出现，然后渐渐靠近。但是这样的暗示是否适用于这个案件，我也不确定法官是否会允许此事。被告疲惫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嘲讽的表情，仿佛在挑战雷金纳德·安斯维尔，看他是否敢正视自己的眼睛。对方并没有看他。雷金纳德坐在律师席上，背对着证人席。他手上拿着水瓶，仿佛什么都没听见。他的发色和被告一样，阴郁的脸上仅仅显露出一丝不耐烦的惊讶。
“那一星期的早些时候，你知道，”玛丽·休谟回答道，“安斯维尔上尉要求我，或者说要求我的父亲付给他五千英镑的封口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