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去后屋谈吗？”我问。
他叫我小伙子而不是叫我的名字，可能是因为他不知道，或者想表达对我的不尊重，或者是觉得没必要让我知道他对我了解多少——如果有了解的话。我猜是最后一个原因。
“这里就挺好，不会有人偷听的。”
“我没想到你是那种奸诈的人，小伙子。”
“我开枪打死了霍夫曼的儿子。”
“是的。我。”
费舍曼一只眼睛眯着，另一只眼睛盯着我，这样看了很长一段时间。顾客们喊着“圣诞快乐！”走进门，一阵阵冷风吹进热气腾腾的温暖店铺。
“你？”
“我们到后面去吧。”费舍曼说。
“我可以帮你摆脱竞争对手。”
杀了三个人。你必须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商人，才不会对一个干掉了你三个手下的人怀恨在心。我只希望我的报价足够好，并且费舍曼也如我预想的那般冷酷。他根本不知道我的名字。
“我们在忙着卖圣诞节的鱼，小伙子，所以有话快说，然后快滚。”
我在一张破旧的木桌旁坐下。地板上放着结实的聚苯乙烯箱子，里面装满了冰块、冷冻鱼——如果霍夫曼说的没错的话——还有海洛因。房间的温度最高不过五六度。克莱因没有坐下，我说话的时候，他好像没有意识到手里拿着的那把凶残的霰弹枪，但从始至终，枪的枪管从未对准我之外的地方。我回顾了最近发生的事，没有说谎，也没有触及不必要的细节。
我点点头。
我说完后，费舍曼继续用他那该死的独眼巨人的眼睛盯着我。
“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费舍曼面带圣诞老人式的笑容平静地说，“那你还可能活着离开这里。”
“所以，你杀了他的儿子而不是他的老婆？”
不久之后，老板进来了。费舍曼。从头到脚一身白色。围着围裙，戴着帽子。他甚至穿着白色的木底凉鞋，像个该死的救生员。他绕过柜台走到我跟前。他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围裙就盖在他的大肚子上，然后朝门的方向点了点头，门还在铰链处来回摆动。每次出现空隙，我都能看到一个瘦骨嶙峋的熟悉身影。那个他们叫他克莱因的家伙。我不知道是不是用的德语中表示“小”的单词。或者挪威语“病了”。除非那真的是他的名字。也许三层意思都有。门每次打开，我的目光都会碰到他那死气沉沉、漆黑一片的眼睛。我还瞥见了挂在他脚边的那把锯断了的霰弹枪。
“我不知道那是他儿子。”
有时费舍曼会亲自在店里服务，但那天不是。柜台后面的女人们继续为顾客服务，但一个年轻人——从他给我的眼神中可以看出，除了切割、称重和包装鱼肉，他还有其他职责——穿过一扇回转门出去了。
“你怎么看，克莱因？”
我走进商店时，店铺刚刚开门，但是已经有很多顾客了。
克莱因耸耸肩。“报纸上说一个家伙昨天在温德伦被枪杀了。”
我蜷缩起身子，顶着刺骨的寒风，穿过铺满鹅卵石的路面。
“我也看到了。也许霍夫曼和他的这位助手利用报纸上的报道编造了一个他们断定我们会相信的故事。”
艾勒特森与儿子的鱼铺位于青年广场上，距离莫勒加塔路十九号的中央警察局仅一步之遥。据说费舍曼还在卖走私的伏特加时，警察也是他的常客。
“打电话给警察，问问他叫什么名字。”我说。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他的商店。
“我们会打的，”费舍曼说，“但你得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放过霍夫曼的老婆，而且现在还把她藏了起来。”
这两次刺杀是我想远离费舍曼的三个原因中的两个。
“那是我的事。”我说。
他的钱包里有五十克朗，一张老婆孩子的照片，还有一张写着他的名字和地址的身份证。
“如果你打算活着离开这里，最好说出来。快说。”
我把枪抵住他的额头，开了枪。第三枪。本该更容易。
“霍夫曼以前经常打她。”我说。
锁子甲，为一出谋杀圣王的戏剧而做的锁子甲。
“哪个霍夫曼？”
我用手指抚摸着那些互相勾连的金属环。能有多少个呢？两万？四万？“我不穿上，她就不让我出门。”他说。
“他们两个都是。”我撒谎了。
“我老婆做的，”他说，“为了那部戏，关于圣奥拉夫的。”
“所以呢？一个人被另一个更强壮的人打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该被打。”
“这他妈是什么玩意？”
“尤其是那种婊子。”克莱因说。
他穿着锁子甲。不是防弹背心，而是他妈的锁子甲，维京人以前穿的那种。反正他们在斯诺里·斯蒂德吕松的《挪威王列传》的插图中是这么穿的。那本书我读了太多遍，以至于图书馆最后拒绝让我再把它借出来。铁的。难怪爬上这座小山会让他汗流浃背了。
费舍曼笑了。“看看这双眼睛，克莱因。这小子想杀了你！我想他可能是恋爱了。”
他呻吟着，但依然躺在那里眨着眼睛。我盯着他夹克前面的两个洞。然后我把扣子撕开。
“没问题，”克莱因说，“我也想杀了他。是他干掉了毛。”
“希望他提前付款了。”我说，然后开了枪。
我不知道费舍曼的那三个手下哪一个是毛。但圣汉萨根的那个家伙的驾照上写着“毛里茨”，所以可能是他。
“我有四个孩子，我们住在一套两居室的公寓里。”他说。
“圣诞节的鱼可等着卖呢，”我说，“所以怎么说？”
“反正我要杀了你，所以不必再想什么聪明的答案了。”
费舍曼拽着海象胡子。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把鱼腥味洗掉。然后他站了起来。
他张开嘴，又闭上了。
“‘还有什么孤独比不信任更令人孤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小伙子？”
“你觉得这就够杀一个人了吗？”
我摇了摇头。
“两……两万。”
“不知道。这是卑尔根的那个家伙来找我们时说的话。说你对霍夫曼来说头脑太简单了，当不了经销商。他说你连二加二都不会算。”
我把枪抵在他胸口。“他付了你多少钱？”
克莱因大笑起来。我没有回应。
我们同时伸手去拿枪，但我动作更快。我射中了他的胸部和手肘上部。他丢掉手里的枪，向后倒去。他躺在雪里，朝我眨着眼睛。
“这是T.S.艾略特的诗，孩子们，”费舍曼叹了口气，“说的是一个多疑的男人的孤独。相信我，所有领导者迟早都会遭受这种孤独。很多丈夫一生中至少会有一次这样的感觉。但大多数父亲都能成功避开。霍夫曼已经尝遍了三个版本的孤独。他的助手、妻子和儿子。几乎要让人为他感到难过了。”他走到回转门前，透过圆形窗户向店铺里看，“所以你需要什么？”
“你是谁？”他用围巾擦着眉头问道，“霍夫曼在哪儿？”
“你最好的两个手下。”
“你来早了。”我说。
“你说的好像我们这里有一支军队随时待命一样，小伙子。”
第二天晚上，我在圣汉萨根公园的最高处等他。那里的视野很不错。人们说那里曾被用来祭祀，说有鬼魂出没。母亲告诉我印刷工人过去常在那里煮墨水。我只知道这里曾是焚烧城市垃圾的地方。天气预报说那天晚上气温将降至零下十二摄氏度，所以我知道到时只有我们两个人。九点钟，一个男人沿着通往塔顶的长长的小路走上来。尽管天气寒冷，他到塔顶时却是满头大汗。
“霍夫曼会料到的。”
这是一个年轻的家伙，他打电话给霍夫曼，说宁愿为他工作，也不愿为费舍曼工作。他希望能在某个秘密的地方见面，讨论一下细节，以免费舍曼知道。他说他再也受不了那个鱼贩子的臭味了。他应该在编故事方面再努力一点。霍夫曼找到我，说他认为是费舍曼叫那个家伙来杀他的。
“真的吗？他不认为现在是他在追捕你吗？”
我第一份工作的对象是一个来自卑尔根的人。他曾是霍夫曼的经销商，偷了一些货，却否认自己偷过，并转而为费舍曼工作。他很容易追踪：来自西部的人比挪威其他地方的人说话声音大，而且他那卑尔根人特有的小舌音能穿透空气。当时他正在中央车站交易。我让他看到了我的枪，这让那小舌音戛然而止。他们说第二次杀人会更容易，我猜这话没错。我把那家伙带到集装箱码头，朝他头部开了两枪，让它看起来像是哈尔登案的手法。由于警方已经有了哈尔登案的嫌疑犯，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后来也没有来找我的麻烦。霍夫曼确认了我是一号杀手的想法，并给了我另一份工作。
“他了解我。”
那时——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有过一段不太成功的犯罪生涯。我抢劫过银行，做过派因的助理皮条客，并被霍夫曼解雇了，当时我一直在找一些称得上有用的事情做。这时霍夫曼又联系了我，因为他从可靠的消息源处得知，我摆平了一个走私犯，他在哈尔登港口被人发现，头部只有部分完好无损。霍夫曼宣称这是一场非常专业的买凶杀人。因为我没有更好的名声可用，便没有否认。
费舍曼看起来像是想把胡子扯下来。“你可以带上克莱因和丹麦人。”
我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
“不如换成丹麦人和——？”
当俄罗斯人让他想象一下把伏特加换成海洛因时，费舍曼做了一些计算，看了一下法律处罚条例，考虑了一下被抓的风险，然后就干了。所以，当丹尼尔·霍夫曼重启斯瓦尔巴贸易时，他意识到自己有了竞争对手。而他一点也不喜欢竞争。
“克莱因和丹麦人。”
在那里，成瓶的酒被装进鱼篓，然后用鱼车拉到首都。车里也有鱼。在奥斯陆，这些酒被存放在费舍曼店铺的地窖里，这店铺不是个幌子，而是费舍曼家族经营了三代的鱼铺，鱼铺从未赚过大钱，但也没有破产。
我点点头。
当警察和官员像愤怒的蜜蜂一样蜂拥在该地区时，行动被搁置。奥斯陆爆发了海洛因恐慌。但是贪婪就像融雪水：当一个通道被阻塞时，它就会找到一个新的通道。费舍曼——他有很多身份，但首先是个商人——这样说：未得到满足的需求需要得到满足。他是一个快乐的、留着海象胡子的胖子，会让你想起圣诞老人，直到他觉得需要用斯坦利刀砍你为止。他花了几年时间走私俄罗斯的伏特加酒，这些酒被苏联渔船运出，转移到巴伦支海的挪威渔船上，然后卸在一个废弃的渔场，这个渔场不仅由费舍曼经营，也为他所有。全是他的。
费舍曼领我走进店铺。我走到门口，擦了擦玻璃内侧凝结的冰花。
北极熊留下的人类遗骸原来是俄罗斯人的，油箱里盛着用塑料袋装的四公斤纯海洛因。
歌剧通道旁边站着一个男人。我到的时候他不在那里。一个人独自站在外面的雪地里，可能有好几百个原因。
但据霍夫曼说，他一克朗都没付。根本没有必要。警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一辆被遗弃的雪地摩托车在挪威一侧的朗伊尔城外被人发现。
“你有电话号码吗？我好——”
霍夫曼在挪威方面的联系人通过每天的国内航班把货运到特罗姆瑟，在那里，他们从来不会对单个行李箱做过多的检查，尽管所有人都知道矿工们正把一升又一升的廉价免税烈酒运进来。就连当局都认为那是他们应得的奖励。显然也是他们充满后事之明地声称，那么多的海洛因能悄无声息地通过飞机、铁路和公路运到奥斯陆，这一想法太过天真。肯定还有一些信封最终到了政府官员手上。
“没有，”我说，“我需要他们的时候会告诉你的。有后门吗？”
获得廉价毒品的想法并非来自南方，而是来自北方——挪威和苏联共有的北极洲小岛斯瓦尔巴，两国各自在本国那一侧经营煤矿。那里的生活艰苦而单调，霍夫曼曾听过挪威矿工讲述俄罗斯人如何用伏特加、海洛因和俄罗斯轮盘赌来淹没他们的悲伤。于是，霍夫曼去见了俄罗斯人，然后带着一份协议回了家。未加工的鸦片被从阿富汗运到苏联，在那里提炼成海洛因，然后向北运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鉴于共产党人如此严密地守卫着与北约国家挪威的边境——挪威这边也一样，本来是不可能把海洛因运到挪威的。但在斯瓦尔巴，边境的守卫只有北极熊和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所以一点问题都没有。
沿着小巷回家的路上，我想到这不是一次糟糕的交易。我有了两个帮手，自己还活着，还学到了点新东西。T.S.艾略特那句关于孤独的诗。我一直以为是那个女的，叫什么来着？乔治·艾略特？“受伤？他永远不会被伤害——他生来就是为了伤害别人。”[1]我不相信诗人。就像我不相信有鬼一样。
就像我说过的那样，费舍曼和丹尼尔·霍夫曼共享奥斯陆的海洛因市场。市场不大，但因为海洛因是主打产品，价格很高，顾客又付得起钱，所以利润无比丰厚。这一切都始于俄罗斯路线——或者叫北方通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当霍夫曼和俄罗斯人建立这条路线时，大多数海洛因来自金三角，途经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即所谓的巴尔干路线。派因曾告诉我，他为霍夫曼当过皮条客，还说由于百分之九十的妓女都吸食海洛因，所以对大多数妓女来说，用毒品当报酬和挪威克朗一样好。所以霍夫曼想到，如果他能弄到廉价的海洛因，就能提高从她们的性服务中抽取的佣金。
[1]出自乔治·艾略特《织工马南传》（Silas Marner）。——编者注
我喜欢看电影。虽然比不上看书，但一部好电影差不多也有着同样的功能。它鼓励你换个角度看待事物。可没有一部电影能说服我换个角度看待人数更多和装备更齐全的优势。在一个人对几个人的战斗中，如果双方都准备充分、全副武装，那个独自战斗的人会死。在只有一方拥有自动武器的战斗中，谁拥有自动武器谁就将获胜。这是从艰苦经历中得出的结论，我不会假装这不是真的，不然我就不用去见费舍曼了。这话没错。所以我要去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