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摇了摇头。
“出租房？”我问。
“露营小屋？出租的房间？”在他身后的电话线杆上，有人贴了一张海报，上面说一支舞蹈乐队将在阿尔塔演出。所以城市不会太远。也许我应该待在车上，直到它到达那里。
萨米人笑容满面。他咳嗽了一声，吐出一坨褐色的东西，我希望是咀嚼烟草或类似的东西。它吧嗒一声落到了地上。
“你呢，马蒂斯？”我说着赶走了一只咬我额头的小虫，“今晚你不会碰巧有张床可以借我用吧？”
“这里有旅馆吗？”
“早在五月份我就把床扔到炉子里烧了。五月很冷。”
“是的，但是你来早了一周。狩猎季要到八月十五日才开始。”
“那有没有沙发？床垫？”
“看起来是个不错的狩猎区。”
“床垫？”他朝布满帚石南的高原摊开双手。
“哦？你要在这里打猎吗，乌尔夫？”
“谢了，但我喜欢屋顶和墙壁。我得去找个空狗窝。晚安了。”我朝那片房子走去。
“一个猎人。”我说。可能是因为他提到了农村委员会。这既是实话，也是谎话。
“你在考松能找到的唯一的狗窝就是那个。”他哀怨地喊道，声音逐渐降低。
“冒昧问一下，”他又说，“那你是干什么的？”
我转过身来。他指着那片房子前面的建筑。
我不知道农村委员会的人长什么样，所以摇了摇头，用手抚过我那嬉皮士式的长发。也许我该剪掉，那样就不那么显眼。
“教堂？”
“你是农村委员会的，还是牧师？”
他点点头。
我耸耸肩。“不是来拜访谁。”
“半夜开门吗？”
“你来拜访谁？”
马蒂斯歪着头。“你知道为什么在考松没有人偷东西吗？因为除了驯鹿没什么值得偷的东西。”
“我只是来拜访一下。”我朝那片房子点点头说。
这个胖乎乎的小个子跳过水沟，动作出奇地优雅，开始穿过帚石南向西走去。我的向导是北方的太阳以及如下事实——据我外公说，无论你去世界上的哪个地方，教堂的塔楼都在西侧。我用手遮住阳光，看着他前面的地势。他这是要去哪里？
“你来考松干什么？”
尽管已经午夜，阳光依然照耀，一切都静悄悄的。但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村子里弥漫着一股奇怪的荒凉感。这些房子看起来像是匆忙建成的，马马虎虎，没用心。不是说它们看起来不坚固，只是给人一种印象：它们只是遮风避雨的屋顶，而不是一个家。以实用为主。一块块经得起风吹雨打的免维护板材。一些被撞坏的汽车停在花园里，其实算不上花园，只是用篱笆围起的一片片帚石南和桦树而已。有婴儿车，但没有玩具。只有少数房子的窗户上有窗帘或百叶窗。其他光秃秃的窗玻璃反射着阳光，阻止了任何人往里看。就像一个不想透露太多内心世界的人戴的太阳镜。
“乌尔夫。”我说。它似乎是个好名字。
果然，教堂是开着的，但门有些膨胀，因此不像我去过的其他教堂那么容易打开。教堂中殿很小，陈设朴素，简约而好看。午夜的阳光照亮了彩色玻璃窗，在祭坛上方，耶稣挂在惯常的十字架上，三联画的中间是圣母玛利亚，两边分别是大卫与歌利亚和婴儿耶稣。
“那你是谁？”
我在祭坛后的一侧找到了圣器室的门。我在橱柜里找了个遍，找到了衣服、清洁设备和水桶，但没有祭坛酒，只有奥尔森面包店的几盒华夫饼。我嚼了其中的四五个，就像吃吸墨纸一样；它们让我的口变得很干，最后我不得不把它们吐到桌上的报纸上。报纸上说——如果那是当天的《芬马克日报》的话——当天是一九七八年八月八日；反对开发阿尔塔河的抗议活动正在增加，还有一张当地的议会领导人阿努尔夫·奥尔森的照片；作为挪威唯一一个与苏联接壤的区域，现在间谍贡沃尔·加尔通·哈维克[1]死了，芬马克感觉更安全了；这里的天气终于比奥斯陆好了。
“马蒂斯。”我重复了一遍，以便有几秒钟时间来思考如何回答他必定要问的下一个问题。
圣器室的石头地板太硬了，长椅又太窄，我就把圣坛栏杆里的法衣都拿了进来，把外套挂在栏杆上，头枕着皮箱躺在地板上。我感觉有湿东西打在了脸上。我用手擦掉，然后看了看指尖。是锈红色的。
“我看到了。我叫马蒂斯。”
我抬起头看着上方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然后我意识到它一定是从倾斜的屋顶上落下来的。漏水，潮湿，被泥土或铁染了色。我翻了个身，这样就不会压在那个有伤的肩膀上了，然后把法衣拉到头上挡住阳光。我闭上眼睛。
“我是坐巴士来的。”我说。
好了。不要思考。把一切都关在外面。
他至少比我矮两个头。方脸，宽嘴，一双眼睛有点歪斜。如果你把奥斯陆人关于萨米人或拉普兰人长相的陈词滥调加起来，最终就会得出这个家伙的模样。
把自己封闭起来。
“冒昧问一下，”他说，“你是谁？”
我把法衣拽到一边，大口喘着气。
他以一种奇怪的步态摇摇晃晃地向我走来，膝盖向外弯曲，我可以从他两腿之间看到这条路一直延伸到村子。当他走近时，我看到他头上戴的不是宫廷小丑的帽子，而是一顶萨米帽。蓝色、红色和黄色——只是没有铃铛。他穿着一双浅色的皮靴，蓝色的防水夹克上贴着黑色的胶带，上面有几处裂口，露出了黄色的衬垫，里面看起来更像是保温棉，而不是羽毛。
×。
“晚上好！”他向我喊道。
我躺在那里盯着天花板。葬礼过后睡不着的时候，我开始服用安定。我不知道是不是上瘾了，但是没有它就很难入睡了。现在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精疲力竭。
前面路边树丛里的树枝动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一个人影跃过水沟，跳到路上。我的手自动地去摸手枪，但我阻止了它：这不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人看起来像是从扑克牌里跳出来的小丑。
我又把法衣拉到身上，闭上眼睛。已经逃了七十小时。一千八百公里。只在火车和巴士上睡了几小时。我应该已经筋疲力尽了。
天上一朵云也没有，空气非常清澈，我感觉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就像那句话说的，一眼望不到头。他们说芬马克高原很美。纯粹是胡扯！这不正是人们形容不适合居住的地方所用的词汇吗？要么想让自己显得坚韧，要么想表明自己拥有某种洞察力或优越感，就像人们吹嘘自己喜欢无法理解的音乐或难懂的文学作品一样。我自己就这么干过。我曾经认为这至少可以弥补我的一些不足。或者，只是为了安慰少数不得不生活在那里的人：“这里太美了。”其实这片平坦、单调、荒凉的陆地有什么好美的，就像火星一样。红色的沙漠。不宜居住。残酷无情。完美的藏身之地。希望如此。
现在——轮到快乐的想法。
我穿上西服外套，抓起皮箱，开始步行。外套口袋里的手枪撞击着我的大腿。正撞在骨头上——我一直都太瘦了。我停下来，把藏钱的腰包塞到衬衫下面，这样钞票就能减轻撞击。
我试着回想以前的一切。以前的以前。没用。其他的一切都冒出来了。那个穿白色衣服的人。鱼腥味。黑色的手枪握把。玻璃破碎，坠落。我把它推到一边，伸出手，低声念着她的名字。
我脚下这条坚硬的碎石路通向一群低矮的建筑物。唯一突出的建筑是教堂的塔楼。我在巴士座位上醒来时，车正好经过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考松”，在海岸边的一个木制栈桥附近。于是我想，为什么不呢？于是我拉了车窗上方的绳子，点亮了巴士司机上方的停车信号灯。
接着，她终于来了。
我环顾四周。指南针的另外三个方向上，低矮的山脊朝着我倾斜下来。红绿色的帚石南，岩石，几丛矮小的桦树。东边，陆地滑入大海，被石头覆盖，像薄煎饼一样平坦，而在西南方向，陆地像是在大海开始的地方被刀切过。在平静的海面上方大约一百米的地方，是一片开阔的高原，朝内陆延伸。芬马克高原。尽头，就像外公常说的那样。
我醒了。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我在午夜下了巴士。眯起眼睛看着太阳。它正扫过一座岛屿，朝着大海，朝北落去。又红又暗。像我一样。它的北边还是海。再北一点就是北极。也许到那里，他们就找不到我了。
有什么东西推了我一下。一个人。轻轻地，不是为了叫醒我，而是想确认有人躺在法衣下面。
所以我不妨从这里开始，在困惑之中，在一个命运似乎稍事休息、屏住呼吸的时间和地点。这一刻，我以为自己不仅在路上，而且已经到达。
我集中精力，尽力保持均匀的呼吸。也许还有机会，也许他们还没发现我醒了。
故事是从我意识到自己只是班上踢球第四好时开始的吗，还是我的外公巴塞给我看他自己画的圣家堂时？是我第一次抽烟，听自己拥有的第一张感恩至死乐队的唱片时，还是我大学读康德并以为自己读懂了的时候？是我卖第一份大麻时，还是从我亲吻博比——其实是个女孩——时开始的？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个子小小的、满脸皱纹、最后改名为安娜的家伙冲着我尖叫的时候，还是我坐在费舍曼那间臭烘烘的后屋，听他对我说想让我做什么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用编造的逻辑来储存各种各样的故事，好让生活看似有某种意义。
我把手滑到身边一侧，然后才想起我把装着手枪的外套挂在了祭坛的栏杆上。
我们该怎么开始这个故事？我希望我能说从头开始。但我不知道它是从哪里开始的。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也不是十分清楚生活中因与果的真正顺序。
这对专业人士来说非常不专业。
1
[1]贡沃尔·加尔通·哈维克（Gunvor Galtung Haavik，1912—1977），前挪威外交部雇员。于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被捕，被控为在苏联从事间谍活动和犯有叛国罪。她供认了这些罪行，并于案件审理前死于心脏衰竭。
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对外界没有任何影响。没有人会为我哭泣、想念我，也不用承受任何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