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建于20世纪50年代。当年在酒店的风格定位上，建筑师在侧重功能性还是突出民俗文化之间犹豫不决。今天还可以看到墙上后来加上去的那些彩色马赛克、尖形穹顶之类的民俗元素。这是一个折中方案造成的悲剧。不过，酒店一直很受游客青睐，但肯定不仅仅是因为其风格间的不相协调，虽然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即使在淡季，游客也要提前很长时间预订。
喜来登大酒店并不是山顶上唯一的一座楼房，但是唯一一座高高耸立在热带丛林之上的二十层高楼。
我的父母在九层租了套两居室。每次他们让我出去玩而自己在紧锁的屋里干着什么神秘事情的时候，我就独自一人去探索这座宽敞气派的酒店建筑。我让游泳池的救生员告诉我如何分发毛巾，看着餐厅门口那张始终让人迷惑不解的德罗斯特可可广告，帮助酒吧里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招待整理吸管。我用我学会的第一句法语点了许多柠檬冰激凌和可口可乐，然后乘电梯从地下室坐到顶层观光台再坐回去。酒店的服务员都喜欢我。我穿着一件印有奥运五环标志的白色T恤和一条印有小红桃心的皮短裤。
出租车司机只有左边一只手臂。他转过上身用左手挂上了挡，同时用膝盖稳住方向盘。“笔芯。”他说道，空荡荡的右袖在那里摇来摆去。这是他说的唯一一句话。汽车沿着海滨山脉一条狭窄而惊险的盘山路往上开去。
我的父母每天都把门锁紧不让我进去，我不知道他们究竟都在里面做些什么神秘的事情。我当时只有七岁。我只知道他们在里面做的事情和性无关。性行为是禁忌，因为人生的所有能量都在精液里，而精液理应留在身体里。这是钦莫伊大师说的。现在我知道，当年父母紧闭的房门和那些小小的塑料袋有关。在塔吉特城里散步的时候，父母总是用别针把那些小塑料袋别在我皮短裤后面的背带上。但当时的我对此一点也不好奇，也不觉得不能进到屋里有什么特别不幸。我最喜欢的是站在顶层的观光台上。
“欢迎来到非洲。”金塞拉先生说道。他帮海伦把另一只行李箱搬到了出租车上，盯着慢慢远去的车辆久久没有离去。
站在喜来登顶层的观光台上，向海的那一边极目望去，可以看到塔吉特的海湾和小码头。许多隶属于喜来登的白色平顶别墅分散在山脉的一侧，就像倒出来的一堆方糖。锈迹斑斑的运货驳船、沙黄色的房子和黏土小巷围着海湾挤成了一个半圆形。码头上，每两周就有一艘雄伟壮观的白色游轮停靠在那里，摇摇摆摆的，好似一座浮在水面上的宏大庙宇。这对一些人而言意味着富有和享乐，对另一些人而言仅仅意味着富有。向东侧望去，越过山脉背面的岩峰远眺，可以一直看到内陆。越过满是绿色的花菜地、种植场和贫民窟构成的热带丛林，还可以看到远处一望无际的沙漠。天气晴好的时候，地平线上廷迪尔玛的岩峰若隐若现。
很快，金塞拉先生从船上沿舷梯跑了下来，一个水手也从岸上挤过乘客跑了上来。被围在中间的男孩从舷梯扶手的绳索下面“哧溜”一下钻了过去，纵身跳进了游轮和码头中间那一道窄窄的海水里。站在甲板上的一个喝醉了酒的乘客鼓着掌。男孩狗刨式地向外艰难地游去。
每当我坐在观光平台上，越过五个柠檬冰激凌球看到圆拱形的地球时，就会非常高兴。我想象着自己是沙漠中的隆美尔，违抗元首的指令营救了自己的一群士兵。我又想象着自己是海上的雅可布·罗赫芬，发现了不为人知的复活节岛。当我回到现实做我自己的时候，就会朝着距我五十米的地面，对着那些在酒店涌进涌出的金色的、棕色的或黑色的形形色色的蚂蚁吐唾沫。唾沫在半路上被风吹走了，大部分都被刮到了酒店蓝色的遮帘上。现在我不能断言，在1972年8月的最后一天，我是否站在酒店顶层的观光台上，注意到了一个美国游客和独臂出租车司机，或者只是有那么一张照片覆盖了我的记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海伦在酒店前台拿了平顶别墅的钥匙后，马上在一个帮她提小牛皮箱子的服务生的陪同下离开了大楼。那个服务生一边走一边晃动着脑袋，好像在小声哼着歌，过马路的时候，他看似不经意地好几次想去抓金发女郎的手。
这是海伦大学毕业以来听到的第一句法语。她把墨镜推到头发上，正考虑着是否有必要在衣服口袋里找出一支笔来，就在这时，她感到有人在拽她的行李箱。一个小男孩儿挤过人群跑到舷梯中间，他带着愠怒的神情使劲拉扯着海伦的行李。他是想帮我拿，还是想抢？海伦紧紧抓住行李箱的提手。这是个有着一头乱蓬蓬黑发、肩膀单薄的男孩，他无声而绝望地和海伦对抗着。争抢中行李箱的锁被拽开了，里面的东西一下子掉了出来。唇彩和唇膏、化妆品瓶子和化妆棉等，所有东西一起色彩斑斓地掉进了大海，连行李箱也像长了翅膀一样姿势优雅地落入了水中。海伦踉踉跄跄后退了一步。
海伦的平顶别墅坐落在通向大海的半山腰上，有两间房间，另加一间厨房和一个观海平台。大门上方是一片黄蓝相间的阿拉伯式花纹的马赛克，上面嵌着用红色的石头标注的门牌号581d。这道门的照片当年在许多杂志上都能看到，现在就挂在我写字台的上方。
乘客们被堵在了舷梯上。两个海员在岸上试图挡住一大群身穿灰色长袍的人，不让他们靠近游轮。还有那些拥挤成一团的搬运工、酒店推销员和小偷。身上挂满商品的小贩和残疾人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一个儿童合唱团在那里高唱：“给我一支钢笔，给我一支钢笔！”
第九章 逗笑脸和哭丧脸
“再见，金塞拉先生。”
我们前面讲述的事件，如同那种毫无意义的宫廷闲话，令人不知所云。看来关于今后四年的报道，也必然会充斥着此类无关痛痒的闲言碎语。
“再见，女士……”
——司汤达（十九世纪法国作家）
对一个要在塔吉特上岸，而非只是在这儿休息片刻的乘客而言，海伦随身带的行李少得惊人。她只带了个牛皮的小行李箱和一个更小的黑色塑料材质的硬皮箱。船上的乘务长正和下岸的乘客一一告别。当看到这位一袭白衣、一头金发的女士，他愣了一下。
卡尼萨德斯与当地人的相处要好一些。他出生在美国北部的一个小城市里。他的祖先原先属于上层社会，但在独立战争之后一路下滑，成了普通的行政官员。他和波利多里奥一样在法国上的大学。他曾在巴黎的一所贵族寄宿学校上了两年学，在履历里他声称自己的母亲是犹太人，但其实并不是。在塔吉特他又说自己是法国一个实业家家族的后代，这其实也是编造出来的。但除此之外，卡尼萨德斯并不算是个坏人。他编造履历的那种随性的想象力，如同他高雅的社交举止和魅力一样，是与生俱来的。还有他的那种魅力，在中欧会被人看作是油滑，而在塔吉特当地却很容易打开对方的心扉。他来塔吉特上任要比波利多里奥稍早一些，与后者不同，他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没有感觉到任何困难。他到任短短两周后，半个城市的人就都认识了他。他常常光顾滨海路旁的低级吸毒场所，但也频频出入美国知识分子的别墅。不过他在履行自己职责方面倒也还令人满意。
——罗伯特·庞特（前白宫首席形象顾问）
唯独他试图让他的新同事也融入当地社交圈子的努力收效甚微。虽然波利多里奥常常被他说服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但面对卡尼萨德斯热心却又不加选择地介绍的那些人，他感到无所适从。他从来不会想到，因为要参加一个上层社会的派对而放弃在晚上同朋友的聚会。同所有对社会的浮华虚荣一无所知的人一样，波利多里奥很难想象把参加这类活动看作是打开人脉的有效途径。
如果你长得漂亮且穿戴得体，生活就不需要什么目标了。
对他来说还比较中意的倒是在深夜造访妓院。自从卡尼萨德斯在那个处理卷宗的夜晚指点了他一番之后，去港口街区成了他的喜好。很难说吸引他的究竟是什么。肯定不是为了满足性欲，因为这种时候并不多。
第八章 舷梯上
在那里工作的女人，出身都非常可怕。她们中几乎没有人上过学。如果有人认为她们可以通过善解人意或是身体方面的技巧来弥补智力的不足，那就完全想错了。
老妇人并没有关注这些事。她请伦德格伦到厨房里吃点儿什么，但他礼貌地拒绝了。老妇人从围裙下抽出一瓶自己酿的烈酒，但他说出于宗教的原因不能喝酒。之后老妇人又请他喝咖啡，现磨的咖啡，还要给他提供一辆租来的车，向他介绍一个妓女和她自己的孙女。这是一个个子矮小的女孩，肯定还没十岁！她薄薄干裂的嘴唇发出吧唧吧唧的声响，来暗示亲人间的那种诱人的活泼和清新。伦德格伦若有所思地看了看老妇人，往她手里塞了点小费，让把房门钥匙给他。他告诉老妇人，他的名字叫海尔利希克菲，就是漂亮箱子的意思，但让她不要对任何人说起。他梳理了一下嘴唇上方的胡子，然后就出了门，走向了死亡。
波利多里奥蔑视她们的营生，为他和她们做的那些事感到羞愧，但常常又过于胆怯去提出他本来想要的东西。吸引他更多的是那里的气氛，那种和日常生活不知不觉的偏离，那种对社会秩序和规则的冒犯，虽然就他的职业而言，这本来是应该加以抵制的。说到头来最重要的还是那种无以言说的激动。
女房东差不多年近百岁，她带伦德格伦来到房子的一楼。她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两只眼睛不如说是两个洞。她的下巴一直都在颤动着，两个深陷的嘴角边流出黑色的液体。她打开一扇低矮的门，门后面是一个洗脸盆和一个床垫，房间里没有电，成排的蟑螂在地上爬动。伦德格伦友好地笑了笑，并预付了两周的房钱。他不在乎这些害虫。老样子了，哪里有阿拉伯人，哪里就有害虫。他打开一卷塑料薄膜，在老妇人的帮助下，铺开在床上，并在耷拉下来的薄膜边上涂了层土褐色的强效胶水。接着他在房间里喷了飞力托杀虫剂，之后关上房门。本来活着的都死了。
他很愿意跟那里的女人聊天。这样的谈话可以让他进入一种奇特的状态，让他知道，无论他想跟这些女人做什么，只要他想，都可以做到。每次在去港口街区的路上，这种激动的心情就会如约而至，而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情，波利多里奥又总是会联想到一种道德上的堕落。这是一种让人深深感到不安的东西、一种近似魔鬼般的东西，对于他这样情感简单的人来说，这样的东西本身就让他喜欢：我的人格也许还有未被发现的层面？没准儿可能是会吞没我的深渊？只不过，他关于魔鬼缠身的种种想法，也并不比那些女性杂志介绍的心理分析要高明多少。
伦德格伦来到绿洲的前后经过并没什么特别的。他乘火车来到塔吉特，在那里他套上了一件当地的传统长袍，贴上了可笑的胡子，坐进一辆和别人合租的出租车，一言不发地来到了沙漠。在距离廷迪尔玛几公里的地方出租车抛了锚，伦德格伦为了赶时间，搭了一辆驴车。他给了驾车的人一点小钱，让他穿过一条指定的小巷。接着他让驴车一直在周围绕了好多圈，最后在离前面所说的小巷两个街区的地方，在一个破旧的小酒吧门前他下了车。小酒吧的上面是一间通常租给潦倒的小商贩们住的破旧小屋。牌子上用阿拉伯语和法语写着，这间小屋现在是空房。伦德格伦本来预订了当地的二星级酒店，但他不是外行。他让房东带他去看房间。
相反，或者说也是为了减轻一些对良心的谴责，他给他喜欢的女人提供一些从物证库房带来的珍贵的化学品、政府文件和搜捕令。虽然其他警察也逛妓院，和他没什么两样，但他还是感到有那么一点可怕、堕落和可耻。而最可怕的也许是，这份堕落耗去了他三分之二的税后工资。尽管多余但还是要提一句，波利多里奥的妻子生活非常简朴，而且对这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事实是这样的：根本就没有降落伞，也没有铁棍。事实是：谁也没有见到任何什么特别的东西。在整个绿洲里只有一个人知道一点底细，但是她什么都不说。这个人是伦德格伦来到这里后的女房东，她之所以什么都不说，是因为在她出租的小屋里，有一个装满珍贵东西却没人认领的行李箱。
在两位警官一起审问阿玛窦的那天晚上，他们没有去港口街区。卡尼萨德斯让波利多里奥晚上不要安排活动，但又没有告诉他另外有什么安排。波利多里奥不大情愿地接受了他的建议。
听众特别喜欢有关降落伞的那一段。之后老人又编造出来一辆跑车、一个特工和四个手里拿着铁棍的男人。但过了几天之后，所有的人都已经听过了这个故事，老人没有办法再靠讲故事挣钱了。人们纷纷散去。
“我不去那些该死的美国佬那里，”当看到卡尼萨德斯穿着他那套最好的西服出现在自己面前，波利多里奥说，“求你不要去那些该死的美国佬那里！”而卡尼萨德斯却答道：“你不要这样故作姿态好不好。”
一个图阿雷格部落的老人，因患有河盲症，要靠小孩们用扫帚柄拉着他才能四处游走。好几天来他站在犯罪现场边，讲述着那个可怕的故事，以换来别人给他的一丁点儿小费，或是一把开心果、一杯烧酒。他的眼睛是黄蓝色的，但里面却没有了瞳孔。他眨巴着眼睛越过听众的头顶望着远方，发誓称，在发现尸体的前一天，他在沙漠里被天空中发出的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吓了一跳。陪伴在他身边的小孩都害怕得牙齿咯咯作响，膝盖颤颤发抖。而他，当年穆沙·阿美斯丹领导下的勇士，毫不费力就认出了这是F-5战斗机发出的超音速巨响。他的判断没错，孩子们告诉他，这时蓝天中确实划过一道飞机飞过的很细的痕迹，在飞机尾迹的中间，一个金黄色的降落伞打开了。这只降落伞和它的影子在卡珐依山崖的上空像是一对雄鹰一样盘旋着。过了不一会儿，有一个穿着高档西服的男人，从山上爬了下来，爬到一片杂乱不堪的棚屋房之后，就不见了。
警车挂着一挡沿着海滨山脉的盘山路慢慢往上开去，停在了一栋豪华的别墅门前。那里已经停满了黑色轿车和白色轮胎的敞篷车。别墅的主人是两位美国作家中的一位。两人平时都住在城里。别墅四周是一道很高的白色围墙，入口是一座超大规模的装饰风风格的艺术造型。平时常有游客在那里照相。大门由两根仿古埃及的圆柱组成，前面是两个大理石材质的孩童雕像，他们身材纤柔，双脚一前一后悬在空中，就像要跑去约会一样。左边的男童肘窝里夹着一把锤子和一把三角尺，脸上洋溢着微笑。右边的男童手里拿着一根鞭子和一个网兜，额头上一道深深的沟纹似乎表达着一种无以言状的愤怒。在这座别墅建造三十年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知道，这些象征性的符号究竟要表达什么。
公社里发生血腥屠杀才过去三周，又一起针对白人的暴行，让沙漠中的居民很是激动兴奋。他们用指尖和小木棍捅遍了他的西装口袋，却没有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其实是什么也没找到。他们把尸体重新扔到阴沟里，注定了他不再被人发现的命运。
从围墙那边传来派对酒杯的叮当声和人们的欢笑声。波利多里奥叹了口气问他的同伴，住在这里的是两位作家中的哪一位。
现在伦德格伦碰到一个问题。他死了。当他在廷迪尔玛东部的阴沟中被人拽着四周缝着线的鞋帮拖出来的时候，只有从他的衣服样式才依稀可以看出他是个欧洲人。玩耍的孩子发现了他的尸体，四个男人把他挖了出来。没有人知道死者是谁，也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来到绿洲的以及他为何来到绿洲。没有人发现他下落不明而报警。
“别说话。”卡尼萨德斯拉了一下门铃。
——罗纳德·诺克斯（英国侦探小说家）
“我真的想知道。”
故事中并不一定要有中国人出场。
“那就去读一本他们写的书。”
第七章 伦德格伦
“我试了。告诉我，谁住在这儿？”
米歇尔建议她要听从自己的内心。但和她的朋友相反，海伦发觉不了自己的内心。她不喜欢那种小市民的生活方式，如果能把她的感知方式和强度和其他人比较一下，虽然这对大部分二十五岁的年轻人而言不怎么可能，她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冷漠。让其他人陶醉痴迷的东西，对她来说不过像看到一张印象派明信片、一窝新生的小猫，或是格蕾丝·凯利的订婚一样索然无味。一个不懂得注意观察的人会以为她生性对生活缺乏热情。但她的白日梦里却充满着奇特的画面：一个消防员从燃烧着的房子中艰难地救出两个满脸通红的孩子，房子在他身后轰然倒塌……一个飞行员，手中挥舞着他的牛仔帽，叉开双腿骑在原子弹上……斯巴达克斯被钉在十字架上，简·西蒙斯在一旁哭泣……“我的爱人，死去吧，现在就死去吧。”……她喜欢英雄主义题材。
“有一本帮助记忆的手册，”卡尼萨德斯说，“那里的东西看上去就像象棋的棋子一样。”
在她的学业结束时，她已经流过两次产，交往了三个或是四个警察男朋友，在空手道的两种流派中她已经达到黑带级水平，却并不知道该如何开始自己以后的生活。她高凸的颧骨、嘴角和眼角的第一道小细纹，让她的脸有了一丝坚毅。虽然这不是她以前为磨炼自己而刻意想要的那种坚毅，但也并不完全不适合她。她开始化妆装扮自己。
据波利多里奥所知，卡尼萨德斯的熟人圈子里有许多美国人，这些美国人有三个共同点：他们做的事情似乎都跟艺术有关，都跟毒品有关，还都跟病态的性生活有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两位作家，为方便把他们区分开来，卡尼萨德斯给他们分别起了个外号：一位叫逗笑脸，另一位叫哭丧脸。两人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逗笑脸享有这一声誉的时间要长一点，哭丧脸最近才排上号，但却是暗中有力的夺标者。
虽然她的努力是徒劳的，但她并没有放弃空手道。大学里的空手道课被停了以后，她去了一个专业的体育会馆。她是那里唯一的女性，引起了班里所有其他学员的无一例外的关注。他们差不多都是附近一所警察学院的警察。
逗笑脸是佛蒙特州人，但他并不怎么把自己看作是美国人。按照他的看法，他的特质更符合高贵欧洲人的类型。他身着来自巴黎的西装，他对任何技术创新产品都怀有浓厚的兴趣，他蔑视他的同行们使用的那种落后的手抄笔记本。他恪守纪律，每天都用一台黑色的旅行打字机敲打出刚好四页的文稿，每晚又在滨海路上尝试打破当地男妓们的西西里防御。
有一段时间海伦曾经试图用一个口授录音机把自己的口语训练得语速更快、口齿更清晰，但以失败告终。同时她想通过一种体育锻炼来改掉自己动作矫揉造作拖拖拉拉的毛病。但她又觉得这样的一种体育锻炼方式可能不能给她带来快乐，或是不适合她的身体。最后她选择了空手道。作为仅有的两名女性报名者中的一名，她在大学学起了空手道。四周后，她发现，生活中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改变的，唯独生理上的某些东西无法改变。海伦变得更为强健和灵活，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她动作矫揉造作、拖拖拉拉的毛病。她是穿着道服的玛艾、侧踢腿的玛艾、垫子上的玛艾。那是段让人沮丧的时光。
他喜欢国际象棋。为什么他对国际象棋如醉如痴，原因不大清楚。他的棋艺顶多是业余水平，而且没有什么长进。在他的上一本书里有这样一个场景：一个从黑暗的社会底层爬上来的神秘英雄运用超群的智力，以b2-b4的开局，并在中局牺牲了皇后的不利情况下，最终轻松地击败了一名塞尔维亚大师。《纽约时报》的一位书评家对此评论说，在同一作者的另外两部作品中他也曾读到过同样的或类似的场景。十四天后，时报编辑部收到了一个寄自非洲的航空小包裹，里面只有一只腐烂的老鼠。
海伦对米歇尔长篇大论的具体内容并没有听进去，她唯一的感受是米歇尔说话的冗长。她对自己说，如果有人能就一件事喋喋不休地说上两个小时，那这件事不可能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哭丧脸与之不同，他更喜欢男性题材。他身材瘦高，属于那种体弱多病的类型。他曾得过肺结核，因没有完全治愈，带来的后果至今令他痛苦不堪。他有哲学博士的头衔，在社交圈子里却不大愿意提及此事。在他最有名的一张照片里，他戴着拳击手套。在其次有名的一张照片里，他站在塔吉特的沙滩上，脱下裤子对着同行逗笑脸的大作《象棋舍后取胜战法》撒尿。
在大学课堂上米歇尔并不擅长发言，但在私下里，当说些内心深处的真心话时，她却能长篇大论。即使是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她也能不间断地说上近两个小时，比如她所说的录音带事件。要是说起失恋、挫折，或是家里小猫的病，她能说得更久。
他收集古代兵器。在抵达塔吉特不久他就成立了一个同性恋军体联合会之类的组织。他为一群十二岁的男童在马赛特别定制了白色的裤子和光鲜耀眼的裙服，还为他们配备了足以乱真的玩具枪支。在附近的荒漠里，作为这支小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他组织了一场准军事演习。演习中的主要科目是耐力长跑、身心考验、烈日下操练以及速脱小裙服。这两位作家一会儿是好友，一会儿又势不两立。无论在哪一个阶段，他们都相互挑拨对方与其家中那些身材娇小肤色黝黑的男童佣之间的关系。
录像放映后的这一天对米歇尔而言很是特别，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她看到自己女友软弱的样子。一个痛苦欲绝的小可怜拖着鞋子，裹着白色浴衣来到她的宿舍房间，问她有没有花草茶，向她寻求安慰。米歇尔抑制不住地沉浸在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中，不禁往海伦的伤口上撒盐，“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她大声说道，“一开始肯定是很震惊，我也一样，就像我第一次不经意听到录音带里自己的声音一样。当然对你而言还有那些动作，再加上表情，实际上，如果坦率地说……当然，当我们回顾过去的这些年……这其实就是友情的意义所在……最后也就习惯了。我现在就没有任何问题。”
此时打开大铁门的正是这样的一个只穿着一条黄色体操短裤的男童。楼前的花园被火把照得通亮，边上的大树黑影模糊不清。波利多里奥有点害怕地跟在卡尼萨德斯身后。他们走进一个大厅，大厅的楼梯雄伟壮观，一扇高耸的大门通向花园。男人们穿着西装，女人们穿着伊夫圣罗兰品牌的时装。身着体操裤、托着银盘的男童们穿梭于客人中间，给他们递上食物和饮料。晚会的主人却不见踪影。
这一天，米歇尔对她的朋友产生了一种夹杂着畏惧的敬佩。此后很多年，她对海伦的这种感情一直都没有变。有的时候，特别是在青春期的那段时间，米歇尔对海伦的感情，除了敬畏，也还有一些其他时常变换的情绪，比如不解、着迷、愤怒、嫉妒、故意的冷淡甚至怜悯……但这些复杂情绪过后，是她对海伦更强烈的敬畏和喜爱——而所有这些感情之所以不断升级，正是因为这些矛盾情感的接收体好像从来都没有觉察到其中哪怕一丝一毫的变化。
卡尼萨德斯向周边的人频频打着招呼。波利多里奥双手叉在胸前跟在他的后边。因没有正式的介绍或者老套的繁文缛节，人们只能靠猜测来判断，面对的是一个政府的高官，还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学者，或是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精神失常的病人。而这对于波利多里奥这样一个还比较看重社会等级的人而言，相当吃力。
最后范德比尔特太太终于给一位兽医打通了电话，兽医建议结束小家伙的生命来消除它的痛苦。太太把话筒举得高高的，大声重复着兽医的话并带着求助的眼光环视四周。但是范德比尔特家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最后还是海伦打破僵局勇敢地站了出来。她用扫帚轻轻地把小家伙拨进了一个塑料袋中，双膝跪下压住了开口处，拿起一卷《不列颠百科全书》往塑料袋上压了很久，直到塑料袋从三维立体变成了二维平面。之后海伦和米歇尔一起把压成片儿的小家伙埋在了花园里。范德比尔特太太躲在窗帘后哭了起来。
他还从来没有见过，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自助餐的那些菜肴名称。大厅的墙上挂着一些不知是什么风格的绘画作品，酒吧周围的地上撒着一些锯末，一只挂着金色项圈的小毛绒动物在客人们的脚边穿来穿去。波利多里奥实在说不清，这到底是一只小狗，还是一只大老鼠，或是其他什么东西。
当年八岁的海伦，自己并没有养过宠物，除了在笼子里，也从未见过这种鸟。海伦小心翼翼地把小家伙捡了起来，用一只手指托起它的小脑袋。但它的小脑袋随即又耷拉了下去。海伦建议把小家伙放到床上，或者用火柴棍把它的脊柱固定起来。但是没有人作出任何反应。最后海伦只好一个人走到范德比尔特家的客厅，查起了百科全书。她查看了金丝雀的相关内容，从紧急处置、颈椎摔伤和骨折，一直看到下肢瘫痪。她让米歇尔最好去给医生打个电话，或者去找一位家里也养这种鸟的朋友。
卡尼萨德斯马上找到了几个老熟人在那里聊天。波利多里奥心不在焉地站在他们旁边，但并不参与他们的谈话。他从一个穿着体操裤的男童那里拿了一杯香槟，此刻他的注意力完全被站在不远处的一位一袭白衣的女性吸引住了。苗条的身材，金黄的头发，圆润的酥胸！但是这个女人身上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儿。她的表情给人的感觉有点古怪。她的周围站着几个美军军官在全神贯注地听她讲话，女人每缓缓地吐出一个句子，他们都发出一阵显得有点过于殷勤的笑声。
当年的金丝雀事件可以说是两人关系中的一个最早且最具说服力的佐证。大约是在小学三年级或者更早的时候，当时两个人正坐在堆满玩具的地板上玩，突然听到从隔壁房间传来一阵可怕的叫喊声。叫喊声是米歇尔的弟弟发出的。几秒钟后她们看到一只毛绒绒的黄色小家伙跳过门槛蹦进了房间，小脑袋无精打采地向一侧耷拉着。米歇尔害怕得跳了起来，小家伙就像被大风吹起一样给撞到了一边，沿着走廊一直滚了出去，眼看就要危险地滚到楼梯边上。海伦一脚挡住了它的去路。而此时，米歇尔的弟弟神经质似的跑来跑去，范德比尔特夫人则像失去知觉一样瘫在了椅子上，连连摆手。米歇尔对海伦大声叫道：“快去帮帮它！快去帮帮它吧！”
“我的同事波利多里奥。”卡尼萨德斯介绍说，一只布满老年斑的手伸了过来，把警官吓了一跳。
裹着白色的毛巾浴衣，海伦悄悄溜过学生宿舍的走廊，耷拉着脑袋爬了两层楼梯，来到她最好的朋友米歇尔·范德比尔特的宿舍门口。她敲起了门。米歇尔可能也算不上海伦最好的朋友，但肯定是她认识最久的朋友。她们两个小学的时候就认识了，从交朋友的第一天起，两个女孩间就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不可逆转的主宰关系。
“很高兴，真的很高兴认识您！我真希望我的生活也能像您的那样激动人心。您为什么从来不穿您那套漂亮的制服？您难道担心会因此把我的宅第变成一个名声不好的场所？”
她的计划并没有泡汤。凌晨一点钟，有人用手指轻轻抓挠学生宿舍的木头门。“保罗·纽曼”手中捧着一束像是从墓地里偷来的花。看到海伦不经意把花丢到了水盆里，之后又打开了一瓶酒时，“保罗·纽曼”顿时松了口气。在太阳升起的时候，“保罗·纽曼”一边抽泣一边向海伦坦白，他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未婚妻。海伦对此只是耸了耸肩。从此两个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开头的几句话波利多里奥没有听清，他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这个满手老年斑的人显然是逗笑脸。这是一个高大的秃头男人。不管怎么说，这个人身上无可否认有一种征服人的东西。波利多里奥站在那里还想恭维地说上几句表示敬意的话（“我刚刚读完您最新出的书。”“您的派对就像一部精彩的文学作品一样令人兴奋。”“我真的希望我的生活能像您的书那样激动人心。”），逗笑脸早就转向其他客人，继续带着那种具有征服力的语气滔滔不绝。
在接下来的小型庆典上海伦喝了很多的葡萄酒。作为永久离开剧团前的最后一个举动，她悄悄地对那个轨道工人说，她要在当晚和他做爱。没有等他作出反应，她告诉了他地址和时间后就径直离开了。为了从一开始就避免计划泡汤，她故意选用了些赤裸裸的露骨词语，虽然这其实没什么必要。
接着，卡尼萨德斯又把他的同事介绍给了其他两三组客人，但波利多里奥很快感觉到，他显然已经成为他朋友的障碍，而他必须尽快让他的朋友从中解脱出来。他溜达进房间，又踱步回到花园，一会儿在这儿站站，一会儿又到那儿站站，希望给人一种忙忙碌碌的印象，但实际上他没有交上任何一位新朋友。到处都是谈兴正浓的客人。在其他社交场合经常看到的那种令人尴尬的瞬间，比如交谈中偶尔出现但其实并非令人不快的词不达意、问题和回答之间的思考间隙等，在这儿都不存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在用飞快的速度七嘴八舌地讲着话。如果他想加入其中，也不会有人注意到他，有时甚至非常明显地忽略了他。有时听别人谈到他自以为有些了解的话题，因而想插进去讲上一句时，对方表现出来的那种伤人的客气，使他突然又忘了自己想说什么。这种社交场合对他来说完完全全是一个蒙羞的地方。
指导老师对此感到很惋惜。但除了他，其他人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海伦的离去，就像没人注意到海伦在舞台上扮演的那个可笑弱智的角色。海伦本人和她扮演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是接近的，或者坦率地说，相当接近。海伦的演出其实很成功，她的自然出演让观众丝毫感觉不到她是在刻意扮演某个形象。她的表情、她的声调！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在放映结束时的掌声中海伦又一次看了眼荧幕。当身着古怪松垮棉质戏装的玛艾向前走上一步，把两只手搭在一个没有脖子的怪物肩上，扭曲嘴角挤出愚蠢至极的笑容时，观众的噪声和口哨声不断升级。这是在片轴嗒嗒的转动下，放映机播放的最后一个画面。
整个晚上他都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不过他一直设法避开那个让他觉得有点古怪的金发女人。他的话越来越少，只是听别人在讲。他在观察。
剧社的指导老师把他们的首场演出用俄国双8录像机录了下来。这是海伦自上小学以来第一次被录像。在录像首场放映的时候，海伦激动得不得不跑出放映大厅。她跑进了洗手间，看了一眼镜子中的自己，然后一下子呕吐了起来。把自己重新整理好后，她镇定自若地回到了放映大厅。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她的目光一直在荧幕四周游离不定，并竖着耳朵听着放映机发出的单调的嗒嗒声。剧社计划演出的下一部戏是阿图尔·施尼茨勒的《轮舞》。海伦这次究竟扮演哪个角色本来是很让人期待的，但就在演员名单还没确定前，她就离开了剧社。
如果说一名富有经验的刑事警察与一名外行相比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特质的话，那就是他的感知能力。他会马上知道，必须往哪里看，他能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事情区分开来，他知道人的眼神的不可靠性。感知和观察并非天分，而是可以通过学习和练习掌握的……类似的胡说八道胡言乱语都是波利多里奥在上警校的时候老师教授给他的。不过当他在社交场合感到索然无味的时候，常常会再一次徒劳地去尝试验证这些道理。他在一旁看着那些谈话的人，听着那些毫无意义又缺乏条理的话，努力地想去理解或至少记住他们都在说些什么，但结果往往是让他更加藐视和拒绝这里所有的一切。
之后剧社演出了《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他们更多的是按照这部戏拍成的电影，而非这部戏本身来演的。那个轨道工人扮演保罗·纽曼在电影中的角色，他和保罗·纽曼出彩的荧幕形象非常相似，差不多可以以假乱真，他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却不乏潇洒地走在舞台上，就连他和台词提示员之间的对话都像是戏中精彩的一部分。一个魅力倾人的生物系四年级黑发女生扮演俐思·泰勒在电影中的角色。海伦扮演玛艾，偏执的玛艾和她偏执的家庭。她的腰身足足被加粗了五倍，头发被撒上了灰粉，凸出的颧骨下被涂上了一团红色的重彩，就像小苹果似的。她还被套上了松垮的土豆似的戏装。那个退休教授的几个外孙被安排在她的身边，扮演她没有脖子的孩子。孩子们当然都有脖子，因此他们的整个颈椎都被某种保护材料包了起来，嘴里还被塞满了泡沫橡胶。因为不能说话，孩子们向观众发出没有辅音的呜呜声，观众兴奋得不断欢呼。
“说一个门牌号码吧，大概在3和5，也可能在3和7之间。”
海伦一开始只能得到很小的角色，后来她出演了《驯悍记》中的比恩卡和另外一个叫多罗西娅·安格曼的角色。她不是没有天赋，若有机会也不是不想出演高大上的女英雄角色，但海伦知道，谁能出演最好的角色往往更多是根据演出经验而非天赋来决定的。谁在这个剧社里待的时间最长，谁就能得到《奥赛罗》中苔丝狄蒙娜的角色。
“一百年前从交通流量的数据中也许可以预见到，1972年的伦敦将沉陷在马粪堆里。裴克同样是这样，一个没用的东西。”
经一个学英国文学的朋友介绍，海伦加入了一个业余演员剧社。这个剧社一年演出四五场传统经典剧目，但很少演出现代剧。剧社中的成员大多是大学生，还有两个家庭主妇、一个很喜欢脱光衣服的退休教授，以及一个年轻的轨道工人。这个年轻的轨道工人可谓是所有剧团成员都心照不宣的一颗明星。他二十四岁，拥有一张电影演员的脸、一副希腊雕塑的体魄，他唯一的缺点是记不住台词。正因为他的缘故，海伦差不多三年时间都在忙于排练演出伊丽莎白时期的各种剧目。
“也许是南半球最有智慧的人。”
海伦毫不费劲就拿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并得到了让人梦寐以求的奖学金。像其他新生一样，海伦在进入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在面对各种繁文缛节时，感到心里很是茫然。在学生宿舍中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她让自己沉浸在学习中，但也并不回避和其他人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她尽量在一周中的大多数晚上都给自己安排一些活动或是约会。
“一旦某位作家想从随便哪种形式的文学理论中捞到好处，他就会把这种理论的目的解释成他本人最擅长并且已经实践多年的东西。这不是理论。这是在夜晚漆黑的大森林里一群兔子身上产生的东西。而那些不会写作的人提出的理论：可笑。因此，这个世界上没有理论。”
那个借给海伦录音带的满脸长痘的化学教授向她解释说，人们通常感觉到自己的声音比实际上更饱满更好听，这是因为在说话时，头骨和谐振空间会在大脑里产生共振。这种落差当然会让人有点震惊。他自己的声音就像阉人的假声。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目光始终盯着海伦的胸部。海伦从此不再参加这一类的任何其他实验，也渐渐忘了自己声音古怪这回事。那是她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一年。
“这就是所谓的真实性。”
她的自尊心第一次受到打击，是她用录音机给自己录音来准备一个报告的时候。她只听了四秒钟，就失去了再次按下播放键的勇气。这是一种好似外星人发出的，抑或动画大师特克斯·艾弗里作品中的人物发出的声音，一团会说话的口香糖。她知道，一个人听自己的录音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从录音中传来的声音何止陌生。一开始她还以为是录音机出了技术故障。
“如果有人为我挡着门，我马上就会感到有压力，觉得自己有了某种义务。我开始逃跑。不过我本人当然也总是为旁人挡住门。为此可以说我是一个虐待狂吗？这是我今天早上突然想到的。一个为人挡门的虐待狂。”
这点对海伦而言无所谓。要是男人们觉得自己在智商方面有优势，她也不会因此耿耿于怀。海伦和男人间的恋情大多持续的时间不长，当一段破裂之后，海伦马上就能找到新的恋情。穿着露脐T恤在校园里走上一圈，她就会接到三个共进晚餐的邀请。海伦一直质问自己的唯一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真正有意思的男人从不和自己搭讪。她不能解释其中的原因。和其他女孩一样，她也有心情抑郁的时候，但并不常有。从众多小说中她得知，漂亮的女人总是最不幸的。她读过很多小说。
“哦，蔡特罗伊斯先生，晚上好，晚上好！又在执行特殊任务吗？你的朋友到哪里去了？”
海伦从不知道自己给人一种什么印象。她对自己的了解仅限于照片和镜子中的自己。按照她的判断，她觉得自己长得还不错，有些照片甚至是惊艳的。她能够主导自己的生活，但说不上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在和男人相处上她从来没有什么问题，至少问题不比她的女朋友们多，甚至还比她们少。从高中时候算起，她有过七八段感情，都是和她年龄相仿的男孩子。他们都很善良，教养很好，而且擅长运动。那些男孩子都不太关注他们的女朋友是否聪明，因而也很少关注到海伦的聪明才智。
“我说的是南半球最有智慧的人，我知道他的《扎伊尔》，你们必须听一听。他认识每一个参与的人，他可以生动全面地给你们讲解比利时人，他知道每一个人都干了些什么，他知道他们都住在什么地方，他知道他们有几个孩子。我们在这儿说的是特工。他毕业于剑桥，法律专业。你们笑。你们不把卢蒙巴当回事，你们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他已经掌控着半个国家。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有朝一日会有一位非洲合众国总统的话……你们不要被那些反对者的陈词滥调迷惑了眼睛。这是非常时期，这是一个血性的杰出人物。非他莫属。超凡绝伦。再说他才二十九岁。做好准备吧！赫尔姆斯已经在他的办公室安排了人。你们不相信，真的不相信？他真的这么做了。”
——娅尼·索恩（美国演员、裸模）
说话的人带着一点东欧的口音。听他说话的人是一位戴着礼帽的白发老人，西装口袋里插着手绢，显然不同意上面的观点。他完全不想知道什么非洲的血性领袖，对什么和平的统一更是毫无兴趣。虽然进步是值得期待的，但他要求的首先是倒退，由贫困、痛苦、牺牲和革命引起的倒退。因此不会出现非洲合众国，原因是这里的矛盾和冲突还不够突出。这里没有明确的上层和下层，从根本上说完全就没有上层，特别是没有这方面的意识。稍稍注意一下就能看到，到处都是不确定的社会形态、不可理喻的社会结构、无力的血腥屠杀。他纠正自己的用词：毫无目的的血腥屠杀。不，在实现世界合众国这一更为伟大的项目的进程中，这样的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值得信赖的必须是欧洲。美国过于自我陶醉，俄国已经力不从心，剩下的亚洲国家从来就不关注政治，只是照搬西方的国家理论而已。他预计最晚在新千年到来之际，由欧洲人发起的世界合众国将会出现。当他说到“新千年到来之际”的时候，他的谈话伙伴傻笑了一声。波利多里奥也忍不住想笑，这个词他还是第一次听到，不过好像几乎无法想象到那个时候地球上还有人类存在。那两个人还在继续争论下去。
有一次我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医学研究所的医生组织那里收到一封妙不可言的信件。信上说我被选为他们最乐于为之做手术的人。
那个金发女人独自一人站在花园的边上，仰望着夜空。从这里往下看去，整个海滨山脉尽收眼底。月光下的浪尖闪烁着银光涌向看不见的海滩。围着哭丧脸的一群客人正在翻看逗笑脸写的一本青年读物，就像一群顽皮的中学生正在翻阅一本裸体主义者的手册那样。一个穿着黄色体操裤、喝醉了酒的十五岁男童，手里拿着一管很大的针筒跟在波利多里奥后面，还不止一次地开玩笑说，要把针扎进波利多里奥（和其他客人）的屁股里去。
第六章 莎士比亚
不知什么时候，波利多里奥站到了那位年轻的外交官身边，就是先前那个东欧人声称的会成为非洲合众国总统的年轻人——洁白的牙齿、黝黑的脸庞、明亮的西服、相当亲和的微笑。波利多里奥用他大量酒精下肚后仅存的那丁点儿感知能力可以确定，这个人的脑子的确转得非常快。他懂得幽默，他很有智慧。但这一切对他又有什么用呢？他仍然只是一个黑人。没等他说完几句复杂的客套话，波利多里奥就已经无法跟他继续交谈下去。
阿玛窦的脑袋垂了下来。
当颤颤抖抖的主人在两个男仆的搀扶下站到花园中的一把折叠椅上时，所有的谈话一下子静寂下来。男仆们为了以防万一仍留在椅子边上，但逗笑脸用一个家长式的手势把他们轰走了。好像在期待一个重要的讲话，众客人一起涌到他的面前。不知从哪里发出一阵自发的掌声。波利多里奥也高耸着眉毛往前走了几步，他知道，结识这些美国艺术家对卡尼萨德斯有多么重要。当周围只能听到酒杯里冰块轻微的叮当声时，逗笑脸开始讲话了。他的嗓音沙哑单调，好像还有点被故意压低，但同时又有着一种特殊的穿透力，以至于在花园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毫不费力地清楚听到他的讲话。
波利多里奥叹了口气，望了一眼律师。律师不再继续唠叨了。
“具有远见是一种美德！”逗笑脸开始了他的讲话，但随即停顿了一下，好像在等酒杯中的冰块也不再发出声音似的，“为未来而心怀担忧，为未来而未雨绸缪，这是一种只有人类而非动物才具备的能力。然而出于上述担忧而发展形成的那类人，正是那些典型的老态龙钟的欧美人。我们从那里逃了出来，来到了更为无忧无虑的非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全新的思想、全新的风格，而这儿的一切都尚处在青春焕发的阶段。我提议为这一青春干杯。我很高兴，你们来到了这里。永远都不要让沮丧的未来把光明的现在变得暗淡。请把你们的目光投向天空。”他自己也带着激昂的神情仰望着夜空，而只有很少的派对客人跟着他这么做，大部分人的目光都停留在讲话人的那个特别的姿势上：一个老年人干瘪的手臂在星空下颤抖着，“你们中有谁在死亡的那一刻不愿用人类绝大部分的财富换回自己的生命？狄德罗。如果我必须在当下的美妙和人类的永存之间作出选择，——为此我需要解释一下如下内容。如果在今后的十年当中这里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就像我的那些罗马俱乐部的朋友们每个星期都不知疲倦地通过报纸来告诉我的那样，这如果用哲学话语来表达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把人类的十分之九划去，再划去余下的十分之九，剩下的仍然只是糟粕。没有必要愤怒。不，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些。十分之九。但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我们，泣不成声地抱住都灵马匹的脖子紧紧不放。因为我们是人。正是因为这一点，亲爱的朋友们，我的话可能有点感伤，但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的意思，我们不必再兜圈子了。把我们从启蒙运动的自大中解放出来吧！光明不属于任何一处黑暗。我们大家都深知自己感受到的这样一种直觉。给一个饿极了的孩子扔去几个铜板，看到他黑色的眼睛透出的一丝感恩的闪光。这一丝闪光要比任何星空和任何哲学家编造出来的乌托邦式的空想都要明亮。而这种直觉，我强调，这种直觉是种羞愧，是种痛楚，是种欲盖弥彰的优越感——而不是理性。请你们相信我的话。这就是人类！我们这种人类。瓦利希先生说得完全正确，应该把那些所谓增长是有极限的论调看作是一堆毫不负责的胡言乱语。到了1980年我们还会有电源，我们依然能够幸福地生活。到2000年，到2010年我们已经死了，但还会继续有电源。迦太基！”
“其他任何人也可以做什么？你会做吗？”卡厉米气呼呼地说，他想无论如何在天黑前能够回到廷迪尔玛去，他和一位《生活》周刊的记者有个约会，“阿斯兹也做不了这个。在皇宫的门岗那里，他花了一个星期把整块场地都贴了个遍，收集了四百多个指纹，但能够辨认的仅有两个，而那两个是大厦管理员八岁儿子的。”
他的手臂在那里摇晃着，就像是一把枪管，他的手指指向了一班身穿制服的乐手，打击乐手开始数一二三四。塔吉特最年轻的警官波利多里奥借口头疼向他的同事告别，到了大门口，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其他任何人也可以做，不是吗？”
应该往里扔一个炸弹，他想。
“我们有四十名目击证人，”卡尼萨德斯说道，“再说阿斯兹正在度假。”
第十章 离心器
卡厉米摇了摇头，从锡纸包装中剥出一颗夹心巧克力。
一听到施罗丁尔家猫的声音，我便抓起了枪。
“武器上的。”
——史蒂芬·霍金（英国物理学家）
“什么指纹？”
这正是那些赶骆驼的人的问题：他们想要摆弄原子弹，但却不知道怎样使用离心器。伦德格伦的物理课成绩并不怎么好。按他自己的看法，他的才能更多在语言方面。他在音乐、体育和宗教课方面的成绩也还不错。不过，在学校里他还是学到过一些这方面的知识：离心器是一种快速旋转的东西。超速离心器是一个以非常快的速度旋转的东西。用这台设备可以把同位素分离开来，比如235号和238号铀。一个具有很大转动能的高而细的圆柱体，这对设计者来说主要是一个机械学的问题，一位有点才智的汽修工也许都能解决的问题。但赶骆驼的人却不行。他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即便是使用一个旋转的离心分离机，他们也不具备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指纹到底在哪里？”
伦德格伦想，如果他们把花费的精力，如果他们把用于酷刑、侵犯人权和与以色列争斗的钱款用于汽修工的培训，也许他们自己都能造出这个该死的离心器。也许。谁都能造出这个东西。他，伦德格伦，如果多加练习，如果在当年学校的物理课上稍微认真一些听讲，大概也能造出来。一个旋转的离心器，上帝噢，这哪有什么问题啊？唯独这里的人不行。或者是他们不想做。也许是他们不想。伦德格伦看了看表，淡绿色的表针在黑夜里发出磷光，这块表是他的妻子送给他的。他喝了一口薄荷茶，把杯子放回到翠绿色的桌面上。在街道的另一边，就在他坐着的正对面，是一栋倒塌的房子。绿色的墙面脱落了，屋顶上是一根歪斜着的旗杆，旗杆上耷拉着一块深绿色的布条，告诉我们今天是一个无风的天气。这是革命的颜色。
他翻了翻卷宗。
在这个世界上，伦德格伦已经看到过很多不幸。不知什么时候，他发现了亚、非、拉这三大洲及其居民的问题所在。除了其他的一些因素之外，那里的人认为脑力劳动是一件没有男子气概的事情。自然没有人这么说过。但他们分不清科学与那些诸如自豪、尊严之类的伟大理想之间的区别。科学是女人的事情。如果你给一个女人一百美元，她能平地踩出一家有八个员工的裁缝铺来。如果你给一个男人一百美元：互相残杀。最糟糕的是阿拉伯人。他们血管里流淌着的是无所事事、阴谋诡计和狂热主义。思考是女人们的事情，而女人，这也是明摆着的事，她们的脑子往往愚笨得不够用来思考。这是一个怪圈。伦德格伦思索着这个他称之为阿拉伯民族性格怪圈的问题。他想的时间越长，越觉得这一切其实并不陌生。因为仔细一琢磨，其实他跟他们也没什么区别。
波利多里奥看了一眼他的手表，从口袋里取出两片阿司匹林，没喝水就这么干吞了下去。他抬高下巴盯了一会儿天花板下的吊扇。嫌疑人还在那里像演哑剧似的坚持着他的剧本：荒漠里的散步、凉鞋、水果篮子、逮捕。他在沙发上转来转去，而当律师像小学老师那样第三遍第四遍重复着他的观点时，波利多里奥忽然从被告的眼神里捕捉到了一点他至今还从未看到过的东西。这是怎样的一种眼神？这是一个不那么聪明的人的绝望眼神，在他的律师单调地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的时候，这个人意识到，他的生命快要到头了；尽管所有的证据都对他不利，但几分钟前从他的眼神里还透出他尚且怀有侥幸心理，觉得会有机会逃脱上断头台的命运；而此刻他的眼神不仅仅是绝望，还显得非常吃惊。看着这个人的眼神，波利多里奥想，这个人也许是无辜的。
科学是什么？科学是一群长着鸡胸脯的人的炒作。从事科学工作的都是一些妄自尊大的人，这些小个子男人穿着母亲洗净熨好的衬衣，戴着厚厚的眼镜甚至连实验室的门都看不清，却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假嗓音安排着任务：你，到世界上去，把那里的脏东西都扫除干净。重要的事情我们早已核算清楚并且完成了。从哲学观点来看，物理是一种描写现实的模式。但那是一个错误的模式。物理不够全面，因为物理把最重要的东西隐没了，那就是人和人性的弱点。至少这一点赶骆驼的人还是懂的：面对最简单的暴力，就算最伟大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会束手无策。科学不联系真实的存在，不联系真实的真实存在，这是因为缺少反馈。间谍活动是有这种反馈的，间谍活动是全面的，这是一种几近艺术性的过程，而且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间谍活动惯用的是制造假象和错觉。不同于科学，艺术和体育接近生活。人的生活微不足道，但却是一部美妙的、伟大的、易于消失的、脆弱的艺术作品。而唯一可能让人抓狂的一点是，接头的人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也许在某个地方他正悠闲地坐在自家院子里，做着最喜爱的游戏，早已把同位素分离忘得一干二净。
“哦，哈哈，”卡尼萨德斯眼睛望着写字台，高兴得像个孩童一样，“哦，哦。”
接头的人没有出现……还有就是太阳。早在第一天晚上，伦德格伦就买了一顶可笑的草帽。草帽几乎保护不了他免受日晒，太阳在八分钟前作为一次核聚变的废料发出来的射线毫不妥协地正好照射到伦德格伦的额头上。但是他又不敢坐到咖啡馆里面去。洞察全貌注意安全，这是最基本的准则。电磁射线穿过草帽火辣辣地晒着，他看了看绿色的旗子，看了看绿色的房子。忽然间，他说不出话来了。
律师完全可以同阿玛窦到旁边的房间去，或者他也可以请卡厉米、卡尼萨德斯和波利多里奥到门外去。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把阿玛窦带到了七八米外的一个家具旁，压低了声音告诉阿玛窦（尽管他的声音警察们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证据的情况对他非常不利，而天又这么热。他抬高着食指又补充道，其实在真主面前一切都早有定论。但在一个人世间的法庭面前，就这一案件来说，招供既不会带来好处也不会带来坏处，只是可以缩短这个毫无疑义而又让人失去尊严的诉讼程序。而在他眼里，阿玛窦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等等。这个男人显然不是一个大牌律师。他长着一张农民的脸，穿着一套不合身的黑色西装，在上衣的口袋里插着一块深黄色的手帕，像是在发出绝望的求救声。警署里的人不清楚，阿玛窦的家人究竟是从哪里找来了这么一个人。八九不离十他们是用实物来支付他的薪酬的。阿玛窦有六个还是七个兄弟姐妹。
一种麻木的感觉就像一团棉球一样留在了他的舌头上。他说不出话来，感觉就像一下子想不起自己的名字。他想不起那样东西的名称，那样会旋转的东西。他为什么到这儿来。没错，是为了离心器。他脑子里一下冒出来许多其他类似的词汇。但没错，是离心器。那之前呢？情况越来越糟糕。先前他还想到过薄荷茶，小姐，来一杯薄荷茶。但究竟为什么他现在在这儿呢？为了……极端的离心器？极为高速的离心器？伦德格伦揉了好长时间的太阳穴才想起了“准”这个词，准离心器。但这不是正确的名称，或者是？是正确的名称吗？如果这不是正确的名称，那他什么时候才能想出那个正确的名称呢？你好，我是准伦德格伦。我带来了这样东西。好，谢谢。不用客气。情况真的变得越来越愚蠢。肯定因为是太阳，这该死的太阳。该死的茶。该死的离心器。
几乎整个过程都一言不发地站在一边啃着指甲的律师，这时轻声地抗议了一声。接着他要求跟他的当事人单独说几句话。卡厉米指了指放在墙角的一张沙发，警官们吸毒时通常坐在那里。
抽了两根烟喝了半杯茶之后，伦德格伦浑身颤抖得就像一片豌豆叶子一样。作为一个习惯于不信任任何人特别是不信任自己的人，从一开始他就怀疑把他派到这里来只是作为诱饵。就像对待学徒那样，让他去干那些莫名其妙的活儿，事后却又取笑他。这些长着鸡胸脯的人，用手指着他，透过他们厚厚的眼镜片看着他，还向他扔粉笔头。在这儿不同的是，他们不会扔粉笔头，而是更糟。他们最喜欢的项目是酷刑。
阿玛窦在椅子上蹭来蹭去，冷笑着。卡厉米转向律师，问道：“您有没有试着向他解释清楚情况？这些证据当中只要拿出十分之一就足以把他送上断头台。”他又转过身对着阿玛窦说道，“不管你说还是不说，都他妈的无所谓。就算是这个世界上最贪腐的法庭都无法宣判你无罪。你可以闭嘴不说话，也可以说话。唯一的区别是，如果你说了，你的家人以后可以领回一具全尸。想一想你的母亲。不，我纠正一下，这当然不是唯一的区别。另一个区别是，如果你说话，可以允许你出去撒泡尿。”
想看一下图纸又不被人发现，并不是没有危险的（也不那么容易）。为此他先要得到那种发光的仪器。文字是加了密的，或者是用阿拉伯文字写的，反正对他来说都一样。不过他还是拿到了设计图纸。虽然伦德格伦什么都看不懂，但上面的图像在他眼里不管怎么说是圆柱体形状的，而且看上去很神秘。总共有好几百页，显然内容不仅仅涉及离心器。他得到了一丝安慰，至少这不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他来到这里是为了一项正式的使命。他不是那么容易上当受骗的。
“在脚底钻进螺钉，”卡厉米说道，“这里当然不会使用这样的方法。实话说，如果我们真的对你的供词感兴趣的话，我们早就得到了。但愿你明白这一点。为此我们不需要你的脚底，为此我们不需要任何东西。只是，谁会对此感兴趣呢？你是否想过，谁会对你的陈述感兴趣？你有没有看到过那些证据？”
但是他还是感到有点不舒服。这不是那种可以容忍失败的任务。他坐在一个真空地带，在荒漠里。在街道的另一边正对着他的地方，两天来有一个掉光了牙齿的阿拉伯人坐在阴影里，一直在注视着他。有的时候，老人身体前倾，好像在对着某个方向祷告。接着他又目不转睛地盯着伦德格伦。
此事已经上升到了这样的高度，而阿玛窦全然不知。他还在继续指着那台被当作测谎仪的咖啡机，以父亲和父亲的父亲的生命发誓，以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名义发誓，他呼吁国王和他的家族帮助他，他说，就算对他严刑拷打，即使在他的脚底钻进螺钉，他也不会背离事实一毫米。
“这人总是坐在那里，他脑子有点问题。”十二岁的女招待告诉伦德格伦。但是女招待的话也不可信。每次，当他转过身去的时候，她都向他投来热情的目光。畜生！这些胖女人都这样，愚蠢至极，但又都长得那样标致，这是她们的本事。就像动物一样。民族性格使然。看那金色的皮肤！黑色的眼睛！这一切都流淌在她们的血液里，与生俱来。还有谁可以相信？这正是这份职业令人兴奋的所在，不能相信任何人。人是一个面具，世界只是一个表象，在所有一切的背后是一个思想和一个秘密。而在每个秘密后面还有另一个秘密，就像影子的影子一样。
近几天来，一位政府官员正在美国谈判有关军事合作和发展援助等事项，而恰在此时美国报刊出现了有关这桩血案的报道，其详细程度异乎寻常。欧洲也开始有人关注受害者里面是否有欧洲人。在首都，有人提出了一些令人不快的质问（法国大使、美国大使、德国的一家新闻周刊）。而所有这一切引发的结果是，卡厉米和一名检察官不得不入住廷迪尔玛的一家酒店。官方的说法是，为了再次彻查此事；而实际上，是为了给大批涌到当地的新闻记者提供一些有关事件进展的小道消息，还有那些令人目眩的例子，仅仅为了说明案犯神志不清因而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如果受害者真的都是一些吸毒的嬉皮士，并且在荒漠里领导着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大麻工场，那么事情一旦被当真了，对于第一世界国家来说唯一作数的只有国籍这一项而已。
伦德格伦会心地笑了。但突然之间，在第二天的下午：灾难。那个掉光了牙齿的老人不知从哪里突然弄来了一个小型电子仪器。他试图用手把仪器挡住，但伦德格伦还是从眼角里看到了。那个仪器在日照下闪了一下。阿拉伯人把小小的黑匣子放到耳边，就在这个时候一辆吉普车从街上开下来——这是信号。伦德格伦跳了起来，他跑进咖啡馆，躲进了厕所里。他两手紧紧抓住水盆的边缘，告诫镜子里的自己一定要谨慎。接着有什么声音，脚步声：伦德格伦屈身从窗户跳了出去。酷暑里连阴影处都有42度。他跃过一堵矮墙（110米跨栏赛跑，14.9秒，瑞典青少年全国纪录），他跨过一群被吓得乱叫乱跑的鸡，两次左转，飞快地来到了那家咖啡馆所在的主街上。他摸了摸胳肢窝下的武器，打开了保险，心里想着他的妻子，四处张望着。
然而，受害者是外国人这个事实使一切都变得异常复杂。波利多里奥只是在第一天负责审讯，第二天和第三天由卡尼萨德斯接管，他敷衍着想把案件推回给廷迪尔玛去。但接着内政部出人意料地开始插手此事，并把案件交由资历最深的卡厉米负责。
穿过被太阳晒得微微颤动的空气，他看到了那家小咖啡馆，看到了游廊前那张小桌上放着的他的记事本、他的太阳帽和他的麦芽茶。前面是一张空空的椅子。伦德格伦形状的空气占据着他的位子。在街道的另一边，那个阿拉伯人一动不动地坐在绿房子前面，在他的耳边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音乐，单调的歌声。吉普车已经开过去了。伦德格伦眼前的一切都是飘浮的。十二岁的选美皇后带着友好但又吃惊的表情在向他招手。伦德格伦无精打采地坐回到小桌旁，就像一块出着汗的奶酪。女孩笑着，他不去看她。她把一对还没发育好的奶子挤到前面，他视而不见。先执行任务，再跟女孩上床。这是老规矩。
连续四天里，他一直重复着同样的陈述，没有改变一个字。仅有的一次，那是第四天的晚上，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下，阿玛窦表示他在开车逃跑的过程中把皮箱扔出了窗外，但在几分钟后他就撤回了这句话，此后再也不愿提及此事。他表示，如果不马上就让他睡觉的话，他不愿意再说任何话。
下午，咖啡馆前的街上开始热闹起来。男人们都向市中心的方向涌去，好像那儿发生了什么事情。听不清内容的叫喊声，总是同一个词。伦德格伦带着一张痛苦的脸注视着这一切。几个小时后人群又涌了回来，还是同样的叫喊声。
阿玛窦在自己的陈述中完全没有理会那些指控，他完全否认有过任何的犯罪行为。这也不奇怪。在一个男人说话还有点作数的国家，实际上是没有人会招供的。在所有案件调查中所有犯罪嫌疑人的标准陈述是：所有针对他们的指控都是凭空捏造的，他们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如果嫌疑人或被告人试图自己编造出一个案发经过的版本，他们一般不会顾及到其中的细节。阿玛窦也不例外。他不会想到把已有的事实依据逻辑融入到自己想象的故事中去。为什么一只凉鞋会卡在公社的楼梯夹缝里？为什么在公社的院子里会找到那只空弹匣？为什么四十名目击证人能够一眼认出他？这一切即便他再愿意配合也无法说明，而且他不明白，为什么偏偏向他提出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难道不是警察的任务吗？他指了指任意的一台电气设备（电传打字机、咖啡机），请求给他连上测谎仪。他向至高无上的上帝发誓，他解释说，他只能讲述事实上发生的事情，他随时愿意这样做。他，阿玛窦·阿玛窦，只是在沙漠里散了一会儿步。当时的天气很不错，所以散步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乍一听这也许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但也不是不可能的，不少绿洲居民的第二职业仍然是走私）。散步时他在荆棘丛里跑丢了一只凉鞋。后来他在土路附近发现了一辆被遗弃的浅蓝色丰田车，汽车没上锁。因为副驾驶座椅上放着一篮诱人的水果，他坐进了车子。他，阿玛窦，因为很饿，所以想着是否可以吃一些水果。为此当然可以指责他，因为水果并不是他的。他愿意对此发誓。但就在这个时候，他被一名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警察逮捕了，并带到了塔吉特。至于汽车杂物箱里的手枪，他一无所知。
第三天早晨，伦德格伦给了那个没有牙齿的老人一点小费，请他坐到其他地方去。老人接过了钱，还是坐在原地不动。第四天伦德格伦向他打招呼说：“你今天有没有操你家的羊？”阿拉伯人只是伸出了手。一道白色的光线从天空中直射下来。伦德格伦又给了阿拉伯老人一些比前日更多的小费。他大声笑着，容光焕发，完全抑制不住地神采飞扬。那点尚存的理智让他发觉，他身体里有什么东西，也许是他的脑子，也许是腹泻，也许是那个想出嫁的黑人公主的目光，让他充满了亢奋。亢奋可不好，亢奋是不允许的。他明白这一点。他什么都明白。他是伦德格伦。
1972年8月23日，星期三，据目击证人的报告，那天发生了如下事件：阿玛窦·阿玛窦喝醉了酒，驾驶着一辆本不属于他的锈迹斑斑的浅蓝色丰田车，闯进了商贸集市附近的公社院子。据五名公社成员的一致报告，他在那里先是表示可以提供一些服务项目，而这些服务项目的具体内容开始时大家并不清楚。接着，在主人给他上了茶之后，他发表了一通有关性生活的大胆但在解剖学上又说不通的讲话（四个目击证人），还开始了一段有关两性关系的哲学谈话（一名女性目击证人）。再后来，显然在无人看到的情况下他独自跑到厨房里继续喝酒。最后，他手里拿着一把忽然间冒出来的枪支在公社里横冲直撞，寻找值钱的东西。先是公用客厅里的一台高保真立体声音响设备引起了他的兴趣，但是他一个人无法运走。他要求一位女性公社成员帮他把音响抬到车上去，但是遭到了拒绝，理由是音响设备的钱款尚未全部付清。他朝她脸上开了一枪。接着有两名其他的公社成员赶来试图（不知是通过语言还是采用其他什么方法）解除阿玛窦的武装，也被阿玛窦射杀。在接着搜查公社驻地的过程中（这个时候那把枪支挂在他的胸前就像是一条牵着绳子的狗），他找到了一只装满钱款的皮箱（均为纸币，币种不详）。阿玛窦当即把一切都忘在了一边，拿着皮箱仓皇地想逃离公社小楼。此时他跑丢了一只凉鞋，鞋子卡在了楼梯的夹缝里。他开枪打死了躲在柜子里的又一名公社成员，并且在离开小楼时顺手牵羊拿走了放在厨房餐具柜上的一只装得满满的水果篮子。听到枪声，大约三十至四十名当地居民涌到了公社的院子里，他们看到阿玛窦为了驱散围拢的人群，一边往空中放着枪，一边跳上了那辆丰田车，往海滨大街的方向疾驶而去。半道上汽车没油了，在沙漠中抛了锚。尔后阿玛窦被那个矮小肥胖的村警逮捕了，并很快被带到了波利多里奥的办公室。阿玛窦被逮捕时只穿了一只凉鞋，当时未发现装有钱币的皮箱，却在那辆抛了锚的浅蓝色丰田车的副驾驶座椅上找到了那只水果篮子。在汽车的杂物箱里找到了那把还有点余温的毛瑟枪。不仅如此，后来在公社的院子里还找到了一个与手枪吻合的弹匣。卡在楼梯夹缝里的一只凉鞋，与阿玛窦脚上穿的那只正好是一对。
第十一章 复审
在国家机构和宗教组织闯入的同时，曾有人多次尝试换个地名，希望借此忘却黑暗的过去。但无论是当地人、阿拉伯人还是那两三个制图员，凡是了解截止到1972年居民区情况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到另外一个名字来替代廷迪尔玛。
如果你不知去往何处，每走一步都能到达你的目标。
直到南部和西部的内战换了地方，这里才从一个毫无法律的人口聚集区过渡到了一个半文明的社会。这个武器已经饱和了的地区开始有能力接受其他的物品。从前的走私集团首领转而投资基础设施。几家酒吧和第一家酒店进驻了当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里还曾有过一家小影院。一条几百米长、铺上沥青的街道穿过绿洲的中心，像一道无力的花剑推刺指向海岸的方向，陷入沙漠之中。两所伊斯兰寺院的尖塔伸向黄色的天空。宗教使聚集地的生活变得和缓，给那些贫穷的和信教的人带来了力量，通过上帝的旨意，通过教育和伊斯兰教法巩固了礼俗和文明。
——富拉尼人谚语
大约在同一时期，第一批阿拉伯商人偕家人从塔吉特移居到了这里。戴着墨镜、脖颈刮得干干净净的欧洲人，开着橄榄色的汽车穿过廷迪尔玛。1938年，中央管理机构在这里设置了第一个警察所。国家政权的出现并没有给当地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变化。谁想过上安定的生活并且有足够的钱，就不会受到私人军队的打扰。警察关注的更多是他们自己的安全。
第二天，波利多里奥让人再次把卷宗送过来。这是一摞小小的用线绳捆起来的纸张。他把卷宗摊放在面前的写字台上，上面是审讯阿玛窦的记录，审讯是在警察总署进行的。波利多里奥粗略地浏览了一遍。其中有两次审讯他自己也在场，他知道，阿玛窦坚持自己的陈述。最后一份记录只有一句话：陈述见上一天的记录。
第二件事情是：南方的内战愈演愈烈，使得廷迪尔玛成了走私武器和其他物品的战略要地。只有两三个家庭还在继续耕种他们的谷子地，其他的都转入了夜间行动。这给居住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富裕，而南边的土路上则堆满了死尸。
余下的卷宗尚未经过整理。波利多里奥先把目击证人的报告找了出来。大部分是用打字机打的，一小部分是手写的，有许多看不懂的缩写和速记符号。几乎所有用打字机打的报告上都没有审问人的姓名，也没有日期。估计这些报告都是卡厉米编出来的。卡尼萨德斯只是在阿玛窦被捕后不久去过廷迪尔玛一次，波利多里奥还一次没去过。不过，一大堆简单的短语（“此外他还提请记录在案。”“证人气愤地表示。”）表明，这是一个比卡厉米智力还要低下的人用打字机抄写或加工的文字。那一堆文件中有案发地的描写和位置草图以及时间表，还有酒店账单、字迹潦草得无法辨认的笔记、内政部关于如何对待外国记者的指令。在一张餐巾纸上列出的一串钱款金额。一份视察案发现场的备忘录：没有日期。某个受害人母亲的请求书：不完整。一栋房子平面图中两具尸体的位置草图：没有说明。整个卷宗完全就是一堆废纸。
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有两件事情使廷迪尔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件事情是：一位名叫卢卡斯·伊姆霍夫的瑞士工程师来到了这里，这位糊涂的瑞士人的汽车发生了故障，而当地人阻止他修理自己的汽车。此后的几个月里，在几乎没有任何设备的情况下，伊姆霍夫依靠几个哈拉廷黑人的帮助，硬是在卡珐依山崖的边上钻了一口四十米深的井。从此以后，绿洲有了足够的水源。钻井成功后，在一个隆重的仪式上，当地人把两个清洗干净的汽车火花塞交给了伊姆霍夫（家庭相册，正方形照片）。
关于整个事件的一份前期总结出自卡尼萨德斯之手，这是廷迪尔玛警署的第一份评估，就相当杂乱无章（“估计在外国人居住区还会发生类似的谋杀案。”）。外国观察员的到访在绿洲引起了很大的骚动。波利多里奥从卡厉米那儿听说，后者和当地的一名警察甚至还动了手，因为那个警察不仅固执地把他的脸挤到每一个照相机的镜头前，而且还试图成为那些还活着的公社成员的私人保安。
关于这段历史，既没有书面记载，也没有可靠的口头流传。第一份图片资料是一张摄于1920年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群满脸疤痕的男人，他们目光呆滞，被挤成了一块黑色的长方形，站在一辆Thornzcroft BX汽车的卸货平板上，汽车经刚刚平整过的主街驶入廷迪尔玛，周围还完全看不出这里是一个居民区，不过在背景上可以看到第一栋二层小楼。
卷宗里没有一张可用的案发现场照片。波利多里奥倒是在一张白纸的后面发现一张用回形针别着的照片，这是公社入口处的名牌，自己用陶土烧制的那种，四边是上了绿色和红色釉的花卉藤蔓：
生活是艰难的，就像许多其他被迫背井离乡的移民一样，富拉尼人给他们现在赖以生存的这块贫瘠的土地取了一个跟他们的故乡一样的名字：新廷迪尔玛。仅仅一代人的光阴，这些不幸的人的数量增加了十倍。
艾西·维文特、特拉维伦特、艾蒙特·毕纳·吉尔霍德斯、
围绕玛斯纳帝国的血腥战事，才使得绿洲出现在了荒漠里两条并不重要的通商之路的交会处。被击溃的富拉尼人，丢弃了他们的家产，特别是他们的牲畜，从南边流落到了这里。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他们，逐步完成了从游牧到农耕的转变。原来的三间棚舍变成了五十间，穿过蓬乱的刺槐和扇叶棕榈，沿着平缓的山岩斜坡往上延伸开去。
埃德加·法埃勒、简恩·贝库尔茨、塔勒格·威因泰纳、
考古学研究没有发现任何古时此地有人类居住的迹象。到了1850年，廷迪尔玛才出现了三间黏土棚舍。这些棚舍围绕着一个不大的水塘，依傍着从沙漠里凸起的山岩。地质学家认为这些山岩最初是由火山造成的圆锥形山体。山峰的最高处海拔250米，站在山顶远眺，即使是在万里无云的好天气，四周能够看到的除了沙还是沙。一股不断从海岸吹过来的海风把沙粒耕耘成了一片无边无际的弯弯的沙田。只有在西边地平线的一端让人感觉到也许那里会有雾气、绿色和蓝色。
米歇尔·范德比尔特、布伦达·约翰逊、布伦达·刘、
为了弄清案发的来龙去脉以及其他的所有一切，有必要在此简要地说明一下，我们所说的绿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库拉&阿普杜尔·法塔赫、莉娜·斯约斯特约姆、
然而，沙漠很快改变了观念。开始时公社成员还处于喜好论辩马克思主义的某个灰色地带，没过多久公社里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薰香。在凯鲁亚克和卡斯塔尼达之间还有一小段发霉的托洛茨基。至于那个让肉体持久交织在一起的人力资源想法（“这只是一个比喻”）最终在那些缺乏理解力的女性的反对下落空了。本部小说所要叙述的那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公社已经颓败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仅仅出于经济目的而存在的团体。公社发展的前景显然比成立之初好不了多少。
穆勒、阿卡莎、克里斯蒂娜、阿卡尼罗·詹姆斯
公社里最突出的两个人物：一个是苏格兰实业家的后代埃德加·法埃勒三世，另一个是曾经当过兵的法国漂泊者简恩·贝库尔茨。两人在某个尚未喝醉的片刻里想出了这个成立公社的主意。带着那种颇具感染力的热情，他们招募到了不少公社成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面容姣好的女性——并描绘出了他们称之为哲学理念的大致框架。
这块名牌应该是在公社刚成立的时候立起的，上面这些名字当中只有两人是此次案件中的受害者。把这些名字和卡厉米新列的那份名单对照一下，就可发现其余的人好像也仅有一半还在公社生活。那份名单上有二十一个人名，其中四个名字后面打了叉，还有两人的名字被打了括号，意思好像是，不能确定他们在案发时间是否在场，或者是他们在此之前已经离开了公社。
起初，当地人对这群留着长发、多嘴多舌、漫无目的到处乱转的公社成员持有一种怀疑的眼光。但他们的坦诚和助人为乐很快赢得了新邻居的好感。他们友善大方地向当地人伸出了双手，当地人开始时还有点迟疑，接着却出人意料地紧紧地、真挚地握住了他们的手。他们和当地人惊羡地相互观赏着那些异国的饰品，小心翼翼地触摸着对方的头发，还互换了食品。那段时间可以听到大段的演说、冗长的讨论以及希望结为兄弟的暗示。后来他们和当地人有过几次规模不大的联欢，同时公社内部也第一次出现了一些不满的情绪。到了夏天，不请自来的客人越来越多，无一例外地试图从公社那里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还有人提出希望得到医疗、手艺和性方面的服务，部分也的确得到了满足。结果是一连串无休止的争论，他们称之为公社内部的误解。随之，他们开始渐渐疏远当地人，公社内起初态度还不甚明确，继而有计划地这么去做，把与当地人的交往局限于生意关系。最后，他们把公社驻地周围本来一米六的围墙又增高了一米。仅以两票之差的微弱多数，他们决定不在围墙顶端的黏土里插入玻璃碎片。这一切发生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波利多里奥叹了口气，吞了两粒阿司匹林，开始仔细地阅读每份目击证人的报告。一共是三十一名证人，就当地的情况来说，不仅仅对当地的情况来说，这都是一件荒诞可笑的事情。一般说来，当地的警局往往有了一个证人就心满意足了，只要他的证言正确，然后让嫌疑人陈述出与证词一致的内容就行了。但若如此，本案件就不会引起公众舆论那么大的兴趣。
公社里大部分是美国人，还有几个法国人、西班牙人和德国人，再加上一个波兰女人和一个黎巴嫩人。总体算起来，女人的人数是男人的两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塔吉特的沿海地区相识的，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发现了与塔吉特相距二十公里的绿洲中的这处房产，一栋租金低廉的二层小楼，外加一块面积不大的农田。出于对一种回归自然而又自治自决的生活的憧憬，出于一种社会自我组织的理念，等等，他们走到了一起。公社成员中没有一人曾有过实践此类乌托邦的经验。开始的时候，他们靠那块灌溉非常费力的农田维持生活，同时把从当地人那里收购来的一些简单的废旧物品稍加处理后出口到第一世界国家去。后来他们还间或做一些违禁品的买卖。
三十一个目击证人中，有五人是案发时在楼里的公社成员，二十六人是行人，他们听到了枪声才涌到了公社的院子里来。五名公社成员的表述虽然准确程度不大相同，但对有关行凶杀人过程的主要情节的描写大体是一致的：阿玛窦的突然出现，他有关性生活问题的大段独白，在公社厨房里自己找酒享用，武器，企图把立体音响设备运走——打死公社女成员斯约思特约姆，找到钱箱，再杀三人，水果篮子，逃跑。
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名字叫阿玛窦·阿玛窦。每一份证据都对他不利，把所有证据汇拢起来意味着死刑判决。阿玛窦二十一岁，或许是二十二岁，一个瘦长但动作笨拙的年轻男子。他和他的父母、祖父母以及十来个兄弟姐妹住在一起。他们的住处离案发现场，也就是廷迪尔玛绿洲的那个农业公社隔了两条街。
行人的陈述与前者相比显得十分贫乏，大多是冗长的对阿玛窦动机和政治背景的揣测，都是一些套话。作为动机提到的有：嫉妒、报复、被伤害的家族尊严、酷暑、灵性和困惑。但却没有提到贪财这一动机。有关事实本身的描述很少（院子里的枪声、钱箱、逃跑），但大部分这方面的证词却措辞一致，因而没有任何价值。要不就是这些人在喋喋不休地重复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内容，要不就是卡厉米在听取证词时给了他们提示。
——莱特·哈葛德（英国小说家）
四分之三的行人表示，在阿玛窦进入公社驻地的时候就看到了他。波利多里奥让阿斯兹指给他看了地图上公社的所在位置，公社的入口在商贸区旁的一条支路上，左右两边都没有商店，但过往的车辆很多。不可能有人看见另一个人开车径直闯进了开着的大门，而且过了十五分钟在大门后面才发生了枪击。枪击的数量本身也是一个问题：一百多发，十几发，许多发，两发。
他劝我们尽快出发，并自告奋勇愿与我们同行，保护我们以防被人出卖。一个狡猾却又上了年纪的野蛮人，他面对两个完全无依无靠的外乡人时所做出的友好举动，深深打动了我。
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不是阿玛窦，而是一个北欧人在门前往空中开枪，然后把手枪给了阿玛窦（一名证人，审问人：M. M.）。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使阿玛窦得以顺利地逃脱（一名证人，审问人：Q. K.）。阿玛窦戴了一个灰色的假发，“就像电影里英国法官戴的那种”（一名证人）。阿玛窦把金粉撒向人群，以引起混乱（两名证人）。阿玛窦显然喝醉了酒（四名证人），在离开那栋房子的时候手臂指向天空用动人的语言祈求万能的上帝的帮助（一名证人）。
第五章 狂人之举
案发现场的调查：几个弹壳，一个空的弹匣。墙上留下的两颗子弹，还有一颗在两层楼之间的天花板上。四个受害人都分别中了好几发子弹，子弹都是近距离发射的，一发打中了受害人的背部，其他的都是正面击中的。死亡的原因毫无疑义。没有任何可能是其他嫌疑人所为。签字：卡厉米。
换句话说，海伦的特点绝对是“愚蠢”的反义词。如果说不是“漂亮”的反义词，那至少也是和传统意义上的漂亮相距甚远。但不管怎么说，“能在码头上认出她并接回来”这个说法是灵验的，或者说本来可以是灵验的。这是海伦第一次来到非洲，事实上并没有人来接她。
除了受害人是白人之外，案件没有其他特别之处。
海伦缓慢而单调的嗓音会让人觉得她是一个每晚五时播放的那种电视剧里的女演员，剧本要求导演给她的指令是“富有”和“自命不凡”。她胳膊和手的举动就像是对同性恋者的滑稽模仿。所有这一切加上她过分的化妆和离奇的服装，可以让一个第一次接触她的人在好几分钟、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时间里，都不会想到，她说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符合逻辑而且经过深思熟虑的。她的思维条理清晰，她的表达轻松自如。更让人惊奇的是阅读她写的信。
波利多里奥把卷宗重新捆了起来。他长时间地看着自己的笔记，然后找到他的上司，请求放他两天的假。他声称家人前不久来到了这里，他想有一点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他给阿斯兹留了一张纸条，请他检查一下武器上的指纹。然后他坐进了汽车。
让人惊讶的不是这种描述的简短，而是这一描述完全不贴切。海伦并不漂亮。所有那些描写外在美的空洞套话都可以用在她身上，她过分注意身体的保养，狂热追求时尚潮流，但实际上她并不漂亮。她是那种最好从远处观察欣赏的人。她的一些照片完全可以登上时尚杂志的封面。照片上的她皮肤光滑，外形冷艳，线条凹凸有致。但是一旦照片上的这个人活生生地出现在人们眼前，就会莫名其妙地让人抓狂。海伦的表情和她的长相非常不匹配。
第十二章 坎辛风
世上只有很少的人，能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把他们描写清楚。要描写一个人通常需要很多词语，而要描写普通人，往往一整部小说都不够。海伦·格立泽，穿着白色短裤、白色衬衣，戴着白色太阳帽和巨大的墨镜，正半张着嘴嚼着口香糖，靠在昆斯哥尔摩女王号游轮栏杆上，望着逐渐靠近的码头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要描述这位小姐，用两个词就够了：漂亮和愚蠢。仅凭这两个形容词，随便派个什么陌生人去码头，都能把她从上百个旅客中精准无误地找出并接回来。
不同密度的两个媒介擦边流过，会产生一个波状的分界面。
——安德烈·洪特（作家）
——亥姆霍兹定律
在性方面的征服如同获得一份核技术方面的机密资料，在艾尔斯伯格心里引起的是一种孩子般的兴奋、一种向人倾诉的渴望。面对朗德公司的人，他曾如此描述他的这一新的最爱：“她的每个牙齿之间都有一道缝。”
有两条路可以到达通往廷迪尔玛的大道。较短的一条斜穿过盐工区和荒漠直接到那里。另一条则要经北边一条数公里长的之字形弯道绕过贫民窟，在靠近山崖的地方往右拐切入大道。这两条路波利多里奥都不熟悉，但他决定取那条较短的路，结果五分钟后误打误撞驶进了盐工区。
第四章 昆斯哥尔摩女王号游轮
同每一个稍大一点的城市周围的情况一样，塔吉特的四周也围绕着一圈棚户区。政府部门不时出动推土机沿着山坡把那些糟糕的棚屋推倒，但其效果就像精心修剪植物一样，每一轮清理活动之后，都会出现更多的杂乱无章的棚屋，中间穿插着无数的大路小巷。铁皮、桶罐、瓦砾。所有这一切，包括街道，好像都是由垃圾组成，从垃圾中衍生出来。在最宽的那条街的中央突然出现了一些很深的大洞，洞里居住着人家。有几户上面遮盖着塑料薄膜，并压着一块石头作为点缀。当波利多里奥在一条死胡同里想试着掉头的时候，一群赤脚的小孩儿奔跑了过来，肮脏的手掌按在汽车副驾驶一边的窗户上。一个拄着双拐的女孩挡住了去路，又有一些小孩儿站到了她身边。一时间涌出了许多人把汽车围成了铁桶一般。残疾人、青少年，还有戴着面纱的女人。他们大声叫嚷着，使劲想把关着的车门拉开。
“我还从来没有到过廷迪尔玛，头儿，我发誓！”
波利多里奥试着不去看眼前的任何人。他双手紧紧握住方向盘，噩梦般一步一蹭地慢慢挤过围着的人群。有人用拳头砸着车顶。当车头稍有一点空隙的时候，波利多里奥一踩油门，逃脱了出来，紧接着驶进了下一个小巷。他的感觉就像是出现了奇迹，这条笔直的巷子很长，而且空无一人。远处的棚屋之间已经能够看到通往荒漠的几座沙丘。
“在廷迪尔玛，四个白种人。”
他刚想靠在椅背上松口气，一阵响声又把他吓了回来。声音好像是从汽车里面传来的。从后视镜里他看到了三个做着鬼脸的小孩儿。他们站在汽车后面的保险杠上，手指掐在车顶的导水槽里。中间的那个小孩儿只有一只手抓着车顶，另一只手拿着一把镰刀，正用力地砸着后窗玻璃。汽车的里程表上显示的车速是时速四十五公里。波利多里奥马上松了油门。旁边的两个孩子跳下了车，但中间拿着镰刀的那个还在那儿。
“什么？”被绑着的嫌疑犯开始苏醒并兴奋起来，“四个人，在什么地方？”
在沙漠里他左转右拐地把车子开成了弧形不大的蛇形曲线，砸玻璃的声音停止了。这时那个小孩儿把镰刀用嘴叼着，双手紧紧掐在汽车的导水槽里。大概离开棚户区一公里后，小孩儿终于跳下了车。从后视镜里波利多里奥看到，小孩儿带着他的工具在沙丘间跑远了。
“给你一些美元外加一篮子蔬菜，为此你在廷迪尔玛击倒了四个人。怎么样？”
他慢慢停下了车。汗一直流进了鞋子。他从行李箱里拿了一瓶水。他右手拿着瓶子，左手在空中摆动着，登上了周边最高的一座沙丘。环顾四周，他在斜前方发现了一溜东西走向的电线杆，估计指示的是通往廷迪尔玛的大路。除此之外，看到的只有沙。他喝了一些水，把剩下的倒在头上，然后顺着沙丘滑到了汽车停着的地方。
“是，什么，头儿？”
他在大路上已经开了三刻钟，这时他发现前方地平线上好像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一块不大的、黄色的、脏兮兮的云，正在慢慢扩展开来。他仔细地观察着。短短几分钟之后，云已经盖住了整个地平线。他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景，但还是很快意识到眼前发生的情况非同寻常。沙丘上面细沙早已漫天飞舞。风越来越大，天空变成了深褐色。最后的某一时刻，风似乎停了一小会儿，但接着汽车被猛地撞击了一下，差点给推出了大路。波利多里奥紧急刹车，一道大风卷起的沙柱正对着汽车的挡风玻璃，他几乎看不清车身的前端。一阵阵噼噼啪啪、咝咝沙沙的响声，就好像车子停在了火堆上一样。差不多一个小时，波利多里奥就这样坐在车里，动弹不得。
“是的，你听好了！”
坐在车里干等的时候，他突然想起，阿玛窦在杀了四个人之后或者没杀人之后，应该就是逃窜到这附近被逮捕的。他不由想到：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不仅一个人的生命如此渺小，而且，若用哲学的语言来表达，就算是四个人的生命，甚至是全人类的生命都显得微不足道。波利多里奥不知道他怎么会这样想。如果坐在办公室里，类似的想法会让他觉得非但没有任何哲学意味，而且幼稚可笑的。他用被汗水浸湿的手指打开了收音机。收不到电台。沙漠呈水平状地在他的面前飞驰而过。当重新又能认出一点车道的时候，波利多里奥试着继续往前开，但是轮胎打滑。他拿了一块毛巾缠在头上，打开了车门。一大堆沙子飞进了汽车，他马上又关上了车门。
“什么？”
当风终于停下来，可以毫无危险地下车的时候，巨大的沙堆在汽车车身四周形成了一道屏障。汽车前方几米处的地方竖着一块先前没有的牌子，生了锈的三角形牌子的顶端探出一人高的沙丘，几乎看不清上面的文字。除了102这个数字，其余的完全无法辨认。
“二十美元外加一篮子蔬菜，怎么样？”波利多里奥重复说了一遍。
天空的颜色变成了明亮的赭色。波利多里奥用两个手臂把汽车后盖上的沙堆推走，并试着在车轮下垫上东西把车开出来。为此他花了几乎半个小时的时间，接着又花了一个小时，才到了廷迪尔玛。在那里，他又花了大概十分钟同公社的成员谈话，目的是想确认一下他们的证词是否可靠，他们是否说了实话，犯罪过程是否和警署记录上写的一致。一百零二。
“总警长会来找你说话的！”胖子大声叫道，反手一巴掌打在嫌疑犯的耳朵上。
第十三章 执行任务
被绑着的男孩在胖子的重压下似乎睡着了。
是的，关于死刑有什么好说的？我不反对。这纯粹是报复，但对报复又有什么好指责的？
“二十美元，好不好？”
——理查德·科克
胖子还在滔滔不绝。波利多里奥把写字台上的咖啡杯推到一边。他知道自己在犯一个错误。他把双手撑在写字台的边上，探出上身，看着地下。
骆驼的一条腿被往上绑了起来，靠着三条腿在几个瘦小的男人中间晃来晃去。伦德格伦想，不知道总共可以把骆驼的几条腿绑起来它还不会倒下。一条腿是可行的，两条腿有点困难，绑三条腿估计就玩儿完了。物理不是他的爱好，这前面已经说过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物理全然没有兴趣。伦德格伦生性好奇，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他考虑问题不会死抠教条，很能接受新鲜事物，但同时不至于陷入自由主义的泥潭。他善于倾听，对于别人在想些什么他有着惊人的嗅觉、极为敏锐的观察力。他早就具备了这些能力。还在上学的时候，最早感受到他这种能力的是那些女孩们。她们喜欢他。男孩们若不是因为那些女孩而吃他的醋，其实也喜欢他。伦德格伦是莫若诺社会方案的核心人物，是《狼》一样的人物。而且他还是一个具有合作精神的人。父亲是社会民主党人。如果老师在学生做课堂作业的时候转过身来，伦德格伦会第一个高举着作业本，让全班同学都能看到他。物理课、生物课上也都是这样。他笑了。他可以去一个骆驼市场，用十美元让人把骆驼的第二条腿也往上绑起来。前面右腿，后面左腿，或者是前后都是右腿。十美元。然后跷起二郎腿看着。一个疯狂的念头！伦德格伦想象着如此这般的场面，一定非常滑稽可笑。如果有机会把这个想法告诉别人的话，他一定会告诉别人。如果完成了眼下这个任务的话。先是任务，再是骆驼，然后是选美皇后。或者先是选美皇后，最后是骆驼。他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当他重又睁开眼睛的时候，他旁边的座位上坐过来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穿着晒得黝黑的衣服，皮肤上是格子图案。伦德格伦以极快的速度重又换上了他职业的外表。卡沃克！一个男人坐在他的身边。伦德格伦用眼角看着他，尽力不去看他。一定是这个男人，这个男人，这个男人，这个男人。
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机场里的那股陌生的气味。其次是开始几周里的寂寞，直到他的家人也搬来此地。报纸上的一张照片：旺图山的泰文奈特。朋友寄来的一张明信片：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可恶的臭气，可怕的头痛。波利多里奥开始养成了习惯，只要在街上听到有人说一口纯正的法语，而不是那种好似哮喘病患者发出的咕噜不清的声音，他就会停下脚步，看一眼那些逍遥自在的游客、那些活泼开朗的金发女郎。他提出了调回本土工作的申请，法国的国家机关却取笑他的幼稚。日复一日，周复一周，他变得越来越多愁善感。法国游客、法国报纸、法国商品，甚至那些总是成群结队从山里回来、怀揣着五百克大麻蜂拥而至的浪荡公子和长发披肩的人，他们虽然被他戴上了手铐，但也会让他产生一种莫名的激动。这些人是白痴，但他们是欧洲来的白痴。
这个男人要了一杯茶。三分钟的沉默。伦德格伦忍不住了，问道：“您贵姓？”
他娶了第二个女朋友。那是1969年的5月，其实他并不爱她。他的妻子很快就怀孕了。第一年的婚姻生活形同地狱。所以，当上级因为他的阿拉伯语能力推荐给他一份在昔日殖民地国家的工作时，他欣然接受。精美的画册里可以看到美如画的沙漠，还有客厅的柜子里放着的木雕，再加上那些有关祖先的废话。他对非洲实际上一无所知。
这个男人正把茶杯拿到嘴边要喝茶，听到他的问话，停了下来，不慌不忙地说了声：“哦。”
就像他人生中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当上警察完全出于偶然。他的一个朋友去参加警察录用考试，邀他一同前往。结果他的朋友被拒绝了，他却被录取了。在他接受培训的那几年里，社会上发生了很多变化，而他却对此一无所知。他对政治没有兴趣。他从来不读报纸。无论是巴黎的五月和楠泰尔的疯子，还是张着嘴大口喘气的敌对方，他对所有这一切都毫无兴趣。对他来说，公正和法律大体是一回事。他不喜欢留长发的人，不过主要是出于审美的原因。萨特的书他只读过十页。他的第一个女朋友跟他分手的时候说过，如果要描述他这个人，说清楚他不是什么还比较容易，而要说清楚他是什么则要难得多。
“您贵姓？”伦德格伦轻声地重复了一遍。
波利多里奥到这里上任已经两个月了。两个月来他唯一的愿望就是重新回到欧洲去。抵达这里的第一天他就发现（为了这个发现他付出了一台照相机的代价），面对这么多陌生的面孔，他对人的判断能力完全失灵了。他的祖父也是阿拉伯人，但很早就移民到了马赛。波利多里奥拿的是法国护照，父母离异后他随母亲在瑞士长大。他在比尔上的中小学，后来去巴黎读了大学。业余时间他常去的地方是咖啡馆、电影院和网球场。周围的人都喜欢他，但若与旁人发生争吵时，他们会叫他“黑脚”。要是他的发球更出色一点的话，也许他能成为职业网球运动员。最后他成了一名警察。
“哦！”男人同样也是轻声地回复了一声。
鸦雀无声。白痴。他等待着胖子的反应。隔了不到一秒钟，反应就来了：胖子睁大眼睛扮了个鬼脸，把嘴嘟成一个小小的圆圈，抬起胳膊懒懒地晃动着。接着他又开始没完没了地说了下去：绿洲、街道境况、霍勒内斯计算机。
“怎么回事？”
他把药片放进嘴里，喝了两口咖啡，在吞咽中感觉到食道里有一阵轻微的压力。这是每天必行的仪式。而这一切今天竟被这个毫无顾忌说个没完的胖子看到了，他不禁感到一种耻辱。他把药盒重新放回抽屉里，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这里是专门接收穷乡僻壤疑难杂案的地方？滚回你的绿洲去吧，白痴。”
“什么？”
夜晚孤独一人的时候，当酷夏的热浪透过蚊帐向他袭来，当不知其名的海水拍打着不知其名的岩石发出巨大的声响，当各种虫子在他的床底下群魔乱舞时，他断定：这个疾病既不是身体的也不是心理的，真正的原因在这个国家本身。在法国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过头痛的毛病。到非洲两天后，头痛就开始发作了。
“您叫什么名字？”
这个病与心理毫无关系。波利多里奥拒绝相信他得的是心理疾病。每天准点在这个时间引发剧烈疼痛的怎么可能是一种心理疾病呢？下午四点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这肯定不是因为工作，休息日的这个时间剧痛也会如约而至。头痛从四点钟开始，直到他晚上入睡。波利多里奥还很年轻，有着运动员的体魄，饮食也跟在欧洲的时候毫无区别。在喜来登大酒店旁边有一家专门供应进口货的商店。当地的水他从来不喝，连刷牙都不用。难道是气候？但他为什么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头痛呢？
“您说什么？”
他从透明的塑料盒里抠出两粒药片。他现在并不头痛，但如果不马上服药，过半个小时头痛肯定会发作。每天下午四点钟的时候都是这样。这种周期性的发作究竟是什么原因，谁也搞不清楚。他的上一个医生看过他的X光片后说，情况的确有点不正常，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给他开了处方，而药剂师却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处方上的这种药物，并把他介绍给一位巫师。这家伙体重只有四十公斤，蜷曲着身体躺在大街上。巫师卖给波利多里奥一张写着咒语的纸条，让他晚上放到床底下。最后还是他太太给他从法国带来了一大盒阿司匹林。
那个方格子图案的男人不安地瞅着大街，察看着周围的地形，他悄悄地把手握成一个圈，为的是压低一些说话的声音，靠着伦德格伦的耳朵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问道：“您贵姓？”
一阵沉闷的闹钟铃声打断了他的思路。波利多里奥从他写字台最底下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布袋子，用手掌在只有他知道的地方砸了一下。铃声戛然而止。他又从同一个抽屉里拿出一盒阿司匹林，不耐烦地说：“够了，快滚吧，滚回到你的那个绿洲去，把那捆东西也带走。”
“您先说。”伦德格伦答道。
加油券、黄沙、口蹄疫、多子女家庭、叛军、总统府，波利多里奥知道，胖子不关心的是什么。但是他不知道，胖子关心的是什么。把嫌疑犯移交到塔吉特来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波利多里奥猜想，大概是因为胖子或多或少认识他屁股底下的那个人，所以想避免自己卷进去。或者他是想利用这次来海边遣送嫌疑犯的机会办私事，又或者他来这里有生意要做。也许他只是想见识一下港口区。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一切跟钱有关，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最终都跟钱有关。有可能他想出售一些什么东西。他不是第一个想通过出售打字机、空白信笺或公务手枪来补偿欠发工资的村警。如果不是和钱有关，那一定是和他的家人有关。也许他想看看生活在这里的儿子，或者是那个到了已婚年龄的胖乎乎的女儿，或者他自己想去妓院逛逛，或者他的胖女儿自己也在妓院工作，他想把自己的公务手枪卖给她。一切均有可能。
“您先开始的。”
他的目光落到了杯中咖啡搅动后产生的无数个小气泡上，这些小气泡现在嗞嗞地汇成了一片。当咖啡的转动渐渐慢下来的时候，小气泡涌到杯子的边缘，在那里叠成了一个圆形的垒墙。他看到每个气泡里都有一个脑袋，正眯着眼注视着他。在小气泡里有一个小脑袋，在中气泡里有一个中脑袋，在大气泡里有一个大脑袋。这群观众一小步一小步挪动着，像军人一样整齐划一，几秒钟后却又变成僵尸一般一动不动。突然间，所有的脑袋都变大了，当波利多里奥深深吐出一口气的时候，他的观众死了一小半。
“什么？”
“安静”，波利多里奥说，“安静，听我说。”他把两个手掌水平悬放在写字台桌面的上方，然后十指用力地捧住了咖啡杯的左右两边。胖子又唠叨了一遍他刚刚说过的那句话。波利多里奥看到胖子的裤子上少了两粒纽扣，肉肉的耳垂上满是颤动的汗珠。波利多里奥忽然一下子忘了想说什么，他感觉到太阳穴在微微跳动。
“不是您先开始的吗？”
波利多里奥问胖子知不知道什么是警察要担负的职责，得到的回答却是：警察工作的成功与否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他问胖子技术跟作案现场有什么关系，得到的回答却是：在绿洲的附近种植农作物有多么不容易。波利多里奥问，农作物跟本案有什么关系，胖子却讲起了供给不足、流沙和缺水问题以及邻里间的相互嫉妒，还有繁荣富裕、电脑智能和高水平的警察组织。胖子又看了一眼那台无法启动的霍勒内斯计算机，带着一副故意着迷的神情把屋子环视了一遍。然后，因为旁边没有椅子，他一屁股坐在了被逮捕的嫌疑犯身上，但整个过程中他始终都在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
“那好吧，”伦德格伦模仿着那人的手势说道，“我叫海尔利希克菲，就是漂亮箱子的意思。”
所谓的万祸之源是那个被捆住手脚的男孩，名叫阿玛窦。胖子是在塔吉特和廷迪尔玛之间的沙漠里把他逮着的，而胖子在他没完没了的述说中却极少提到这个事实，即便提起，也只是轻描淡写。
“什么？”
波利多里奥没有给胖子倒咖啡，也没有让把椅子给他坐，他对胖子以“你”相称，虽然这个男人要比他大三十岁，警衔也跟他一样。通常这是贬损这类人屡试不爽的办法。但胖子似乎对此毫不在乎，他继续无动于衷地讲述着他不久就要退休的事儿，还有那些开着公车外出的旅途经历、花园的建设问题和缺乏维生素的营养状况。他重复了三五遍他那辆车子油箱的容量和他发明的运送犯人的办法，念叨着公正、偶然和不可抗拒的命运等。他用手指了指房间两面的窗户（沙漠和大海）、房门（那条穿过盐场不见尽头的路）和天花板（真主）——下面还悬挂着一架坏了的吊扇，他又用脚踢了踢放在地上的那捆东西（万祸之源）。
“漂亮箱子。别那么大声。或者叫伦德格伦。对您来说，我是漂亮箱子。”
但是胖子没有听他的。他穿着一身肮脏的制服站在波利多里奥的办公桌前，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当他们不想合作时，就会随便瞎扯一通。如果追问其中的来龙去脉，他们又会胡乱编造出另外一套瞎话。
“对我来说，您叫漂亮箱子。”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样的事你可以跟别人去说，对着你家的灶台去说，但没必要对我说。”波利多里奥给自己倒上了咖啡，又用圆珠笔把咖啡搅了搅。蓝色的百叶窗关着，只是从狭窄的缝隙里透过一丝白色的午间热浪。“你也不能不问一声就冒冒失失地闯进来，随便就拽过来什么人。看看这台霍勒内斯计算机！你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不过这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唯一感兴趣的是：这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如果说是在廷迪尔玛发生的，那么谁是那里管事儿的？就这样吧，东西放那儿，你走人。不，你住嘴，不要唠叨个没完。你都说了一个小时了。现在听我说。”
“是的！现在请把您的名字写在这里，这里，这里。”
——约瑟夫·康拉德（英国小说家）
伦德格伦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子，在桌上推给了那人。方格子图案的人在纸上画了七个印刷体字母。没过多久，伦德格伦跑回他的住处。经历了这一紧张的时刻，他内心燃起一种无以名状的感觉。一切都明白了！他的脑子正在发送着信息：已经成功地钻到了油。如果现在有部电话就好了。沙漠正在燃烧，沙漠的“沙”字少了一点。但是这里没有电话。所以他的信息只能从他的脑子里发回到他的脑子里：QZ执行完毕，空格，沙漠在燃烧，空格，C3找到了油。
一定是疯子，一个一受惊吓就爱尿裤子而又自我感觉良好的疯子，这样的人总有办法体面地脱身。
不对，胡说。是UZ，不是QZ！现在千万不能出错。
第三章 咖啡和偏头痛
第十四章 黑与白
二十八年来，他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的智商高低，也没有想到过要去测智商。但现在，他的思绪却总是纠结在他的智商上。
我跟其他任何人一样，相比糟糕的美国电影和糟糕的挪威电影，我更喜欢看前者。
卡尼萨德斯把那天晚上的神奇经历告诉了所有的同事和朋友。没过几天波利多里奥就发现，他柜子上703的编号，被一个爱搞恶作剧的人用圆珠笔改写了：7被改成了1，3被改成了2。
——戈达尔（法国导演）
相比之下，另有一些人则表现出大家熟悉的那种逃避现实生活的举动，他们会穿上古怪的衣服，过上诡异的生活，去狂热地追寻假想出来的内在的自我，就像是寻觅一份深藏在某处的价值连城的宝藏。即便是最最愚蠢的白痴，仁慈的心理分析学家也会认为他们心中有着这样一份宝藏。而对于敏感的人来说，他们的反应则是抑郁。
卡尼萨德斯打开了电视，把脚搁到了桌子上，长时间瞅着黑黑的荧屏。显像管开始发出沙沙的响声，出现了一个模糊的时钟图像。这时是晚上差两分就到六点。
大多数人都会在人生的某一时刻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个凡人。很多人是在学校阶段快结束时或是在职业培训刚开始时有了这个认识，而聪明的人往往比不聪明的人更容易看清楚这一点。面对这样一种现实，不同的人经受的打击程度往往有所不同。在童年时没有被过多地灌输过那种追求个人成就、力图卓越超群的崇高理想的，也许就比较容易接受自己只是一个凡夫俗子的现实，就像比较容易接受自己长了一个太大的鼻子，或是长了一头太过稀疏的头发。
下午，卡尼萨德斯在医院里试着询问一起轮奸案可能的受害者。现在他觉得很累，无力去撰写询问的记录。其实他也完全可以省去这道手续。受害者的三个表兄弟一直守在病床边上，不让他看到那个女孩。凭借一位女医生的帮助，他才得以隔着一道临时拉起来的白色帘子和女孩说话。谈话的结果并不让人吃惊，早就在预料之中：并没有发生强奸，女孩只是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卡尼萨德斯让医生给他描述了伤口的类型、瘀血的位置、被成把扯下的头发以及撕裂的伤口情况。他记下了那几个表兄弟的名字，其中有两人被指控参与了强奸。他们在同卡尼萨德斯告别的时候脸上并无紧张的表情，甚至有点轻松愉快。提出指控的是受害者十一岁的妹妹，她在窗口看到了发生的一切，然后跑到了警署。她的不幸在于，碰到了一个不可贿赂的警官。现在女孩坐在警察总署的某个地方，手里拿着一只草编的娃娃，旁边站着塔吉特唯一的女律师。也许她已经意识到，她生活中美好的部分已经成为过去。
波利多里奥本来一向认为自己是个天资聪慧的人。现在回想起来，他也不知道，为何会对自己有这样一种判断。虽然他在上学和职业培训期间以及应付其他形形色色的考试时没有遇到过什么大的困难，但也从来没有获得过特别出色的成绩。他总是在一个中等水平。
“你在看电视？”阿斯兹嚼着口香糖，趿拉着鞋走进房间，把一摞卷宗放在写字台上。他一边把手伸到自己的后背挠着痒，一边消失在邻屋里。
现在每当搞不懂某件事情的时候，他都会想起那次智商测试，比如面对同一件事他总得比别人多费些许工夫才能理解的时候，又比如听了一则笑话他总要比他的同事慢半拍才笑出声的时候。
“什么？”卡尼萨德斯在他身后大声叫了一句。
卡尼萨德斯的智商测试结果实际上要比波利多里奥高出许多。但是具体高了多少，波利多里奥已经记不清了。唯独他自己102的测试结果牢牢地印在了他的记忆里。虽然他坚信，在清醒的状况下他的成绩一定会高出不少，即使不会比卡尼萨德斯高，但也绝对会比现在的结果高。
“卷宗。”
“酒精，压力，断电？”卡尼萨德斯大声叫道，一个平胸的黑人女孩双膝跪在地上，“这难道是原谅自己的理由？把我们的智商凑个整数降到一百才好。”
“给我做什么？”
这是一次灾难性的智商测试。之后波利多里奥对当晚大部分经历的记忆都已模糊不清，唯独智商测试结果却总在他的脑海中浮现：102。
“指纹。”
那天半夜，警署里断了电，波利多里奥和卡尼萨德斯花了好几个小时，想找个有方扳手的人来打开保险丝的盒子。他们点着蜡烛继续工作了好一阵子。在大麻和酒精的作用下，疲倦陡然变成了亢奋。他们在院子里用揉成团儿的纸张打起了雪仗，在走廊里翻滚着文件柜玩起了警察捉强盗的游戏。卡尼萨德斯自诩为埃默森·菲蒂帕尔迪（著名的巴西赛车手），波利多里奥则用烟头把一堆垃圾点着了。这时从一个推倒的文件柜里掉出来一捆殖民时期的特殊证件。他们把证件放到打字机上，打上了虚构的名字（“道德委员会特别调查员，某某人的名字”）。晨曦中，他们带着这些证件跌跌撞撞地奔妓院而去。
“什么指纹？”
一年中有两次，工作人员会把各种文件纸张堆积在警署的走廊上，粗略地翻阅一遍后，就把它们搬到院子里烧掉。这是一份令人厌烦而又不得不做的工作，常常要持续到第二天拂晓，而这份工作历来最后总是落到署里最年轻的同事身上。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有的卷宗被扔掉了，而有的却保存了下来。整个管理制度都是从法国人那里照搬过来的，就像照搬的那些客套话一样，而为此所消耗的人力物力与由此带来的效益完全不成正比。这里的被告很少有会读书写字的，而法庭的审判过程往往十分简短。
“毛瑟枪上的。”
波利多里奥的智商是102，这是根据一份为法国十二至十三岁的学生设计的问卷算出来的。波利多里奥和卡尼萨德斯在警署找到了这份问卷，当时它被用来包裹在马赛印刷的表格。他俩在规定的时间内先后用铅笔填写了这份问卷。填写问卷的时候，波利多里奥已经喝得烂醉，卡尼萨德斯的情况也差不多。那晚他们要处理许许多多的卷宗。
“那把毛瑟枪上的，你有病吧？今天上午就已经宣判了。”
——尼克松（美国前总统）
整整五秒钟没有动静。接着阿斯兹上身探回到房门口，他停止了嚼口香糖。“不要说我有病，好不好。我只是在完成我的工作。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在这把毛瑟枪上提取指纹。如果你们不需要什么该死的结果，就不要给我留什么该死的纸条。”
你们知道希腊人怎么回事吗？是同性恋毁了他们。当然，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亚里士多德是同性恋，苏格拉底也是。你们知道罗马人怎么回事吗？罗马的最后六个皇帝也是同性恋。
他又不见了。可以听到，邻屋的门打开了。
第二章 警察总署
“是波利多里奥吗，还是其他什么人？”卡尼萨德斯大声问道。
海面上风平浪静。大海就像一块巨大无比的铁板，一直延伸到天际线的另一端。一艘竖着黄色烟囱的大型游轮熄灭了灯火，沉睡般地停泊在岸边。许多喝光的香槟酒杯散落在甲板上。财富，就像我们那位举着蓝色塑料油罐的朋友常说的那样，属于所有的人。去夺回财富吧。
“我怎么知道？”
阳光无声地掠过军用机场的跑道、废弃的幻影五型战机的机翼、商贸集市和毗邻的塔吉特市政大楼。阳光照射在手工业作坊门铺前垂放下的金属帘子上，透过这个时候还没有上班的警察总署的百叶窗，沿两边长满茅草的港口大街一路直上，把金色的光泽抛洒在二十层的喜来登大酒店的外墙上。六点刚过的时候，太阳终于照到了被沿海山脉缓缓隔开的大海。这是1972年8月23日的早晨。
“你说的结果是什么？”
太阳照在不计其数的塑料瓶子和废弃的汽车残骸上。满地都是报废的电池盒、破碎的砖瓦、霉烂的杂物、堆积如山的粪便和动物尸体。太阳越升越高，最终越过垃圾屏障，照耀在新城区的第一排房子、几栋西班牙风格的两层小楼和近郊伊斯兰寺院破损的塔尖上。
“是啊，能是什么呢？什么呢？为了你们这帮笨蛋我花了好几个钟头……”
太阳并不理会这一切，照样升过地平线，照在活着的和死去的、信教的和不信教的、贫困的和富贵的人们身上。太阳照在白铁皮、胶合板或厚纸壳搭成的屋顶上，照在红荆树和满地的污垢上，照在一道由三十米高的垃圾堆砌而成的屏障上，垃圾山把盐工区、荒芜区和这座城市的其他居住区分隔开来。
其余的话听不清楚了。
棚屋东侧的墙面染成了一片橙色，低沉而缓慢的节奏在灰色的小巷里渐渐沉寂。在沟沟坎坎中像木乃伊似的蒙着面纱的人们醒过来了，干裂的嘴唇吐出喃喃的话语，唱着赞美万能上帝的颂歌。三只狗把舌头浸在泥泞的小水洼里。整个夜晚的温度都没有降到三十度以下。
差一分六点的时候，传来了扣人心弦的小提琴曲。卡尼萨德斯想把卷宗拿过来，但他的双腿架搁在写字台上，手够不着。这时音乐声戛然而止。电视机里又出现了那个模糊的时钟图像，背景是新闻节目的演播室。一个年轻帅气的男人坐在一张柚木的桌子后面，桌上整齐地放着一盆插花、一个麦克风和一部黑色的电话机。年轻的男人用阿拉伯语和法语向观众问好后，开始用法语念新闻报道。
当那一刻到来的时候，他把手中的螺丝扳手和塑料油罐猛烈撞击在一起，大声喊道：“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
今天，为庆祝国王六十四岁的生日举行了一场阅兵式。庆典上可以看到骑着高头大马、身着白色军服的军官，随从们穿着宽松的外袍，头上插着孔雀羽毛。一名高级军官被任命为州长。一所中学被烧毁。新闻播音员的声音显得很是严肃庄重。当他身后的画面上出现一位戴着黑色头巾的女人，扑在被烧焦了的孩子尸体前打滚时，他突然说不出话来。他强压住抽泣，躲到桌子下面，擤了鼻涕，停顿了一下后，回到桌前继续念新闻。北部最新开发的磷矿的开采数量。之后画面上出现了一个穿着运动短裤的女人，正双腿水平向前跃向空中。她的下面是一个沙坑，身后是一个塑胶跑道：德国田径运动员海迪·罗森泰尔。播音员停顿了一下。荧屏上又出现了一幅新的画面，有人指着一位戴着白色帽子、脸上涂着油彩的男人，正和几个身着西装的人说着话。另外有几个男人穿着轻便的运动装，手里拿着冲锋枪正站在奥运村的平顶上。巴勒斯坦人民为自由而战……慕尼黑警察局长表示……所有人质处在……接着是一个好几分钟长的采访，一位宗教界的高层人士对局势作了精辟的分析。
一个上身赤裸的男人站在土坯垒成的墙头，他双臂向两侧伸展着，好像钉在十字架上。他一手拿着一把生锈的螺丝扳手，一手拿着一只蓝色的塑料油罐。他的目光越过一片帐篷和棚屋，越过堆积如山的垃圾和塑料棚盖，越过一望无际的荒漠，最后落在了太阳即将升起的地平线的一点上。
卡尼萨德斯两手交叉在脑后，张大着嘴，把下颌扭来扭去发出咯咯的响声。接着他把腿从写字台上放了下来，拿起了卷宗。最上面的是那张印有指纹的A4纸。纸上有一段标准的官样文字，下面是两个方框，方框中间各有一个椭圆的指纹。
——希罗多德（古希腊作家）
“塔吉特。”新闻播音员说道。
年复一年，我们派出一艘艘船只前往非洲，无论是生命还是金钱，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为的是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你们是谁？你们的法律是怎样的？你们说的是什么语言？但是你们却从来没有派出过一艘船只来我们这里。
卡尼萨德斯抬头看了一眼。荧屏上是张照片：一辆车窗装有栅栏的白色运输车，被一辆十二吨的大卡车横着推向一栋房子的外墙，就像一只食品罐头那样炸开了花。因杀害四人在今日上午刚刚被判处死刑的囚犯阿玛窦·阿玛窦在被运往刑场的途中逃脱。新闻播音员转过身来对着照片，用双臂比画着车辆交叉的行驶方向，讲解着事故的发生经过，最后引用了一位警察将军的话，大意是不久一定会重新抓获这个在逃的囚犯，但愿真主会给他的心灵带来平安，因为警察是不会这么做了。他把那摞纸扔到了桌上，轻轻咳嗽了几声。镜头又回到了时钟的图像。这时是六点一刻。
第一章 海边的塔吉特
卡尼萨德斯看着那两个方框。武器上右手拇指的指纹清晰可见，和阿玛窦十天前在警局按下的右手拇指指纹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