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哼。只是奎斯特小姐，除了奥林会发脾气之外，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我看着烟斗熄灭，又划了一根火柴，举到烟斗的凹处，望着对面的她。
“我就是不想说。我非常害怕奥林发脾气。不过，我可以经常打电话给你，对吗？”
“吸烟斗是种很邋遢的习惯吗？”她问。
“为什么？”
“或许吧，”我说，“不过，要我放下它二十美元可是不够的。而且，不要试图回避我的问题。”
“我——我不想告诉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你不能这么对我说话，”她勃然大怒道，“吸烟斗就是一种邋遢的习惯。我母亲从不让我父亲在家里抽烟，哪怕在他中风后的最后两年里也是。他有时会拿着空烟斗干坐着。但她的确不喜欢他这么做。我们欠了一大笔债，她说，她可没闲钱给他买没用的东西，比如烟草。教堂可比他更需要烟草。”
“你住在哪家旅馆？”
“我有点明白了，”我缓缓地说，“在你们家这样的家庭里，其中某个成员成了害群之马。”
她双手合拢放在桌子边缘，用力绞着双手。那是我所见过的最没有意义的手上动作。“我觉得你是个侦探，你能够马上找到他，”她说。“我可能最多只负担得起二十美元。我还得付这里的一日三餐、住宿费用和回程的火车票，你知道，旅馆贵得离谱，还有火车上的食物——”
她霍地站起身，一把抓过她的急救包。“我不喜欢你，”她说，“我想我不打算雇你。如果你暗示奥林犯了错，那么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家的害群之马不是奥林。”
“嗯哼。那就要看情况了。我告诉你我的价码。”
我眼皮都没动一下。她一转身，冲向门口，刚握住门把手，又再次转过身冲了回来，突然嚎啕大哭起来。我对此情此景的反应，好比一条吃饱了的鱼放弃鱼饵。她掏出自己的小手帕，拭了拭眼角。
“是的，我就是指单干，不泄露给别人知道。”
“现在我推测你会打电话报警了，”她哽咽道，“曼哈顿报纸会打听所有消息，刊登我们家的丑闻。”
我沉默了很久没有回答，接着，我说：“你是说单干，不泄露给别人吗？”
“你不必有此猜测。别再折磨我的感情了。让我看看他的照片。”
她伸出纤细的食指放在唇边，用舌尖小心翼翼地碰了碰指尖。“我觉得，要是我知道这点就不会来找你了。寻找他，你会怎么收费？”
她匆匆忙忙抛下手帕，从包里摸索出了其他东西。她把东西递给办公桌对面的我。一个信封。薄薄的，里面可能有几张快照。我没有打开看。
“要想吓唬你，我肯定束手无策。你觉得他可能遇到了什么事？”
“从你的角度来描述一下他。”我说。
“你打算吓唬我吗，马洛先生？”
她凝神思考了片刻，这让她有机会动了动她的眉毛。“去年三月，他当时二十八岁，有一头浅色的棕发，颜色比我的还要淡一些，留着一个大背头，一双浅蓝色的眼睛。他很高，超过六英尺。不过体重大约只有一百四十磅。他有点瘦骨嶙峋的感觉，以前留着一点金色的胡须，不过母亲让他刮掉了。她说——”
“有时候，口袋里空空如也。”
“不用告诉我。牧师需要用它来填充一个靠垫。”
她冷冷地瞥了我一眼，眼神似乎不太友善。“要真是这种情况，我们会知道的，”她说，“每个人口袋里都能找到证明身份的东西。”
“你不能这么说我母亲，”她大嚷道，脸色因为怒气而惨白。
“你看，”我疲倦地说，“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个顺手牵羊的小贼，而是一个遭遇车祸撞击后失忆或是严重受伤而无法说话的家伙吗？”
“哦，别犯傻了。你身上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不过，你现在可以别再装成一朵复活节百合了。奥林身上有什么特殊的标志吗，比如胎记或是伤疤，抑或是胸口上文有《诗篇》第二十三篇的文身？别不好意思。”
“我不敢去问警察。奥林不会原谅我的。他最顺利的时候也够苦的了。我们家——”她犹豫了再三，那双眼睛背后隐藏了她所不希望的东西。她屏住呼吸继续说道，“我们家不是那种普通家庭——”
“咳，你不必对着我大吼大叫。你干吗不看看照片？”
“你想过去警察局询问一下吗？”
“他大概穿着衣服。毕竟，你是他妹妹。你应该知道。”
“嗯，我打电话给他上班的地方，就是加州西部飞机公司，你知道的。他们说，他跟不少人一样，已经被解雇了，他们只知道这些。于是，我又去了邮局，询问奥林是否变更了地址。他们称无法提供我任何信息。这是违反规定的。我把情况告诉他们，那个人说，好吧，如果我是他妹妹，他就去查查看。随后，他进去查看了一下，回来说没有。奥林没有变更过地址。于是，我开始有点儿害怕了。他可能遭遇了车祸或别的不测。”
“不，他没有，”她紧张地说。“他的左手有一个小伤疤，原来那里有个脂肪瘤。”
“好吧，”我说，“继续说下去。”
“他有什么习惯？除了不抽烟、不喝酒、不和姑娘约会之外，平时还靠什么来消遣？”
她一下脸红了。“那经理是这么说的。我只是转述给你听。”
“为什么——你怎么会知道？”
“你刚才说一丁点杜松子酒吗？”我问。
“你母亲告诉我的。”
“求你了，马洛先生，”她最终说，“我觉得奥林身上不会发生这种事。要是奥林听到你这么说，你会觉得很遗憾。他抠门得要命。可我知道出事了。那只是一栋便宜的出租公寓，我压根不喜欢那个经理。是那种让人讨厌的男人。他说，奥林好几周以前就搬走了，他不知道奥林搬去了哪儿，他也不关心。他唯一想要的就是一点儿杜松子酒。我都不知道奥林为什么会住在这样的地方。”
她微微一笑。我开始纳闷，她自己是否有爱好。她拥有一口雪白的贝齿，却没有刻意张大嘴巴。这点不容易。“你真傻啊，”她说，“他博览群书，拥有一台价格不菲的照相机，他喜欢用它来偷拍别人。有时，别人会很生气。可奥林说，人们应该看看他们自己真正的模样。”
“还是我太粗俗了吗？”我问道。
“希望这永远不要发生在他身上，”我说，“是哪种照相机？”
“我的老天！”
“那种镜头非常精密的微型相机。几乎在任何光线下都能拍照。一台徕卡。”
“他搬家了，”我说，“你不知道他搬到哪里去了。你担心他此刻正住在豪华酒店的顶楼，过着纸醉金迷的日子，身穿一件貂皮大衣，浑身散发着有趣的香水味。”
我打开信封，取出几张小照片，图像非常清晰。“这些是那台相机拍的吗？”我说。
“什——么？”她双目圆睁，透过眼镜就像在深海鱼缸里看到的一对眼睛。
“哦，不。这是菲利普拍的，菲利普·安德森，是我之前交往过一阵的男孩。”她顿了顿，叹口气说：“我想，这才是我来这儿的真正原因，马洛先生。只是因为你也叫菲利普。”
“哈，”我说，“关于海湾城我唯一知道的是，每次去那儿我都要买一顶新的头盔。你想让我把你的故事讲完吗？”
我“嗯”了一声，不过隐约感觉有点儿感动。“后来菲利普·安德森怎么样了？”
“也许你不知道海湾城，马洛先生。”
“可我们在说奥林——”
她再次停了下来，重复了地址，我仍然没有记下来。我就坐在那里看着她：她的眼镜，柔顺的棕发，傻乎乎的小帽子，未染豆蔻的十指，不抹口红的小嘴，还有那小小的舌尖在苍白的双唇间忽进忽出。
“我知道，”我打断她，“菲利普·安德森怎么样了？”
“我给奥林写过信，说我要过来，可他没回信。于是，我从盐湖城发了一封电报，可他还是没回音。所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前往他的住处。可真是千里迢迢啊。我搭了一辆公交车，来到了海湾城，找到爱达荷街449号。”
“他还在曼哈顿。”她一扭脸，目光投向一侧。“母亲非常讨厌他。我猜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负责讲笑话，”我说，“你负责讲故事。你趁休假出来了，然后呢？”
“没错，”我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要是想哭的话就哭吧。我不会责备你的。我只是刀子嘴豆腐心。”
“我以为侦探都会把事情写在小笔记本上的。”
我盯着两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的人正低头看，没多大用。另外一张相当清楚，上面是一个骨瘦如柴的高个子，长着一对细小的眼睛，嘴唇偏薄，下巴尖尖的。要是你忘了擦掉鞋上泥土，这样的男孩会提醒你。我把照片放在一边，望着奥法梅·奎斯特，试图在她脸上发现些什么，哪怕在这样遥远的距离。可我做不到。没有丝毫的血缘共性，当然，这绝对说明不了什么。永远说明不了什么。
我哼了一声。
“好吧，”我说，“我会前往调查一下。可你应该能猜到发生了什么。他身处一座奇怪的城市。他的收入不错。也许比他一生中任何时候赚得都多。他遇到了之前从未见过的一类人。那绝不是堪萨斯的曼哈顿这样的城市——相信我，绝不是，我了解海湾城。于是他放弃了培训，又不想让家人知道。他会摆平一切的。”
她思索了片刻，眉头紧蹙。接着她打量着我的脸庞，仿佛正在下定决心似的。随后，她的话就如连珠炮一般：“奥林总是会定期给我们写信。可是最近半年来，他只给母亲写了两封信，给我写了三封。最后一封信还是几个月以前的。母亲和我非常担心。于是我趁休假过来探望他。他以前从没离开过堪萨斯。”说到这儿，她顿了顿，问：“你不打算做些笔记吗？”
她只是默默地望了我片刻，接着摇摇头说：“不。奥林不是会这样做的那种人，马洛先生。”
“嗯哼，现在来聊聊奥林吧。我们已经知道他到了加利福尼亚，知道他来到了海湾城。我们能为他做什么？”
“任何人都会，”我说，“尤其是像奥林这样的家伙。那种小城里貌似虔诚的家伙，一辈子生活在母亲的管束、牧师的劝导之下。来到这里他很孤独。他赚到了钱。他想花钱买些甜蜜温馨和五光十色，并不是那种从教堂的东窗照射出来的光线。我倒不是反对这些。我的意思是，他已经受够了这一切，对吗？”
她咯咯一笑，手指在桌面上划出一条线，低着头说：“你是说，那种斜框的眼镜让人看起来像东方人？”
她默默地点了点头。
“几乎人人都想，”我说，“假如你要戴无框眼镜，你至少要配得上。”
“于是，他开始了游戏，”我继续说，“可他并不知道怎么玩。那也需要经验。他的生活里充满了荡妇和酒精，他的所作所为对他来说就像是偷了主教的内裤。说到底，这家伙都二十九了，要是他想学坏，那是他的事儿。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把错误归咎于别人。”
“奥法梅·奎斯特。”她眯了眯眼睛，好似要哭一般。她告诉我“奥法梅”如何拼，没有空格。“我和母亲住在一起，”她继续说着，声音越来越急促，仿佛她要为我的时间而付费。“我的父亲四年前去世了。他是个医生。我的哥哥奥林本来也要做一个外科医生，可后来他读了两年医科转向工程学了。一年前，奥林来到海湾城[3]的加州西部飞机公司工作。其实他不必去的。他在威奇托[4]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我猜，他或许是想出来到加利福尼亚去闯闯。大部分人都这样。”
“我不想相信你，马洛先生，”她缓缓地说。“我不希望母亲——”
“你叫什么名字？”我几乎咆哮道。
“刚才你说过二十美元，”我打断她的话。
“马洛有七个字母，”她说，“菲利普·马洛有十三个字母。[2]七和十三——”
她一脸震惊。“我现在就得付钱吗？”
“怎么讲？”
“在堪萨斯的曼哈顿是什么规矩呢？”
她盯着我看了片刻，仿佛我是某个怪胎。“七和十三，”她低声答道。
“曼哈顿可没有私家侦探。只有常规的警力。其实，是我觉得我们那儿没有。”
“出于什么原则？”我问，“眼睛闭着还是睁开的？”
她的手再次伸进工具包中摸索，扯出一个红色的零钱包，从中取出一些纸币，钱都分别整齐地折叠起来。三张五美元和五张一美元。钱包里似乎所剩无几了。她半举着钱包，所以我看清了里面是空的。接着，她在桌子上摊开几张纸币，一张一张叠好，推到我面前。动作缓慢而悲伤，仿佛她正在溺死一只最宠爱的猫咪。
“我知道，”她低声说，“奥林绝对会怒气冲冲，母亲也会暴跳如雷的。我就是从电话簿中找到你的名字——”
“我给你开张收据，”我说。
“没错，”我说，“我的话太多了。孤独的人总是话很多。他们要么喋喋不休，要么压根不说话。我们可以开始谈正事了吗？你看起来不像那种会去找私家侦探的人，尤其是你不认识的私家侦探。”
“我不需要收据，马洛先生。”
“你的话太多了。”
“我需要。你不肯给我你的名字和地址，因此我需要留一张有你名字的单据。”
“我？”我说，“我不想。我烦透了别人告诉我历史。我就坐在这儿，因为我没地方可去。我不想工作。我不想要任何东西。”
“派什么用？”
“可你为什么想要这么做呢？”她一脸困惑地问。
“用来证明我是你的代理人。”我拿来收据簿，开了收据，举起本子让她在副本上签字。可她不愿意。过了一会儿，她不情不愿地拿起铅笔，在副本上用工整的秘书字体写下了“奥法梅·奎斯特”。
“看，”我说，“你来自堪萨斯的曼哈顿。上次我背诵《世界年鉴》时，那里还是个离托皮卡[1]不远的小城。人口大约一万两千。你在阿尔弗雷德·扎格史密斯医生手下干活，正在寻找一个叫奥林的人。曼哈顿是个小城。没错。堪萨斯的大部分地方都是那样。关于你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信息，能够挖掘你整个家族的历史了。”
“还是不留地址？”我问。
她只是瞪着我。
“我不想留。”
“要是你雇我，”我说，“我就是你雇用的人。是我，就是我。假如你想在这件事上找些门外汉，那你就是疯了。我挂了你的电话，可你还是跑来了。所以，你需要帮助。你叫什么名字？出了什么事？”
“那就随时打电话给我。我家里的电话也在电话簿上。布里斯托公寓，428号房。”
我划着一根火柴凑近烟斗，向着对面喷出一口烟。她不由得向后一缩。
“我不太可能来拜访你，”她冷冷地说。
“扎格史密斯医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她快速插话道。接着她又问：“你真的这么觉得吗？”面色微微泛红。
“我还没邀请你呢，”我说，“要是你愿意的话，四点钟打给我。我可能会有所发现，也可能没有。”
我伸手抓来一只烟斗，填上烟草。“‘希望’这个词并不准确，”我说，“摘掉帽子，给自己找一副那种彩色边框的时髦眼镜。你知道，就是那种斜框的，颇具东方色彩的——”
她站起身，“我希望母亲不会认为我做错了，”她边说，边用苍白的指甲点了点嘴唇。“我是指到这儿来。”
无框眼镜后的双眸不停地闪烁。“我希望没有。”
“只求你别再告诉我任何你母亲讨厌的事了，”我说，“只要略过这部分。”
“有人告诉过你，你是个可爱的小妖精吗？”
“哎呀，真是的！”
“我想你可以这么说。要是我必须向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倾诉我的家庭事务，至少我也得有权决定他是不是我可以信任的人。”
“别再说‘哎呀，真是的’。”
“那你只是在浏览橱窗吗，嗯？”
“我觉得你是个非常粗鲁的人，”她说。
“我不确定我愿意告诉你。”
“不，你不是这么认为的。你认为我很可爱。而我认为你是个迷人的小骗子。你觉得我不会为了什么二十美元接下这个案子，对吗？”
“那肯定是另外一个扎格史密斯医生，”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她镇定地瞥了我一眼，突然冷酷地瞪着我。“那又是为什么？”还没等我回答，她又说：“因为空气里弥漫着春天的味道？”
“哦，不。这位是阿尔弗雷德·扎格史密斯医生，在曼哈顿。堪萨斯的曼哈顿，你知道的，不是纽约的曼哈顿。”
我仍旧未回答。她的脸微微泛红。接着她咯咯一笑。
“我认识一位乔治·扎格史密斯医生，”我说，“在圣罗莎。”
我不忍心告诉她，我只是因为太无聊、无所事事才接了她的案子。也许也是因为春天到了。她眼眸中所蕴含的某些东西却比堪萨斯的曼哈顿更沧桑。
她看起来很惊讶，一脸严肃地说：“当然，你肯定认识扎格史密斯医生。”她的舌头无精打采，舌尖从双唇间探出，徒劳地搜索着什么东西，结果一无所获。
“我觉得你非常善良——真的，”她温柔地说。随后她迅速转身，几乎是跑着离开了办公室。她的脚步沿着外面的走廊发出轻微、尖利的“嗒嗒”声，就仿佛父亲试图享用第二块馅饼时，母亲敲打餐桌边缘所发出的声音。而他身无分文，一无所有，就坐在堪萨斯的曼哈顿门廊里的一张摇椅中，嘴里叼着他的空烟斗。在门廊上的摇椅中摇来摇去，又慢又轻，因为那时你已经中风，只能摇得又慢又轻。嘴里叼着烟斗。没有烟草。除了等待，无所事事。
“那老小子怎么样了？自从上次我从车库顶上摔下来后就没见过他了。”
我把奥法梅·奎斯特来之不易的二十美元装进了一个信封，写上她的名字后扔进了抽屉。我可不喜欢身怀“巨款”到处乱跑。
她坐在了椅子边缘两英寸处，说：“要是我跟扎格史密斯医生的一个病人这么说话，就别想保住饭碗了。他非常挑剔我跟病人说话的方式——哪怕是最难缠的病人。”
[1]堪萨斯州的首府。
“我只是太自负了，不善表达，”我说，“进来吧。”我为她开着门，随后搬了把椅子给她。
[2]菲利普·马洛的英文名是Philip Marlowe，共十三个字母。
“电话上是没办法交谈的，”她犀利地说。“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
[3]此处指的是旧金山昵称。
五分钟后，我用作接待室的那半个办公室门外响起了门铃。我又听见了门关上的声音。接着，便是一片寂静。那扇门半掩着。我仔细倾听，觉得有人刚才向另一间办公室里探头张望，没进门就离开了。紧接着木板上又传来了一阵轻轻的敲门声，而后，出于同样的目的，又发出了那种咳嗽声。我从办公桌后站起身来，向外望去。她就在那里。她无需张口，我就能知道她的身份。她看上去比任何人都像麦克白夫人。她是一个小巧玲珑、打扮得干干净净，又显娇气的女孩，一头精心梳理过的棕色秀发，还戴着一副无框眼镜。她身上的衣服很合身，肩上背着那种看起来很别扭的方形包包，让人想起慈光会的修女带着急救箱奔赴伤员。柔顺的棕色秀发上的帽子仿佛是过早从她母亲头上摘下来的。她素面朝天，既没涂唇膏，也没有珠宝装饰。无框眼镜让她看起来像是个图书管理员。
[4]堪萨斯州中南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