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肯定你办得到，”恩迪科特干巴巴地说。
“好吧，我们假设一场诉讼，”法瑞尔说。“在诉讼中，这张照片是你的物证——如果你能证明的话。可你办不到。韦尔德小姐也不会为你们证明。她只知道照片上能看到什么，其他人也能看到。你们必须找一个能够证明照片拍摄时间、拍摄地点和拍摄方式的证人，将案件串联。否则，我会提出抗议——假如我碰巧是辩方律师。我甚至可以请来专家，证明这张照片是伪造的。”
“唯一能帮你们作证的人就是拍照的那个人，”法瑞尔不急不慢地继续说道。“我知道他已经死了。我怀疑那就是他遇害的原因。”
梅维斯·韦尔德低头看着她的双手，手指绞着一只白手套。
恩迪科特说：“这张照片就是确凿的证据，表明在某个时间、地点，斯蒂尔格雷夫不在牢里，因此他就失去了杀害斯坦的不在场证明。”
“那不关你的事，”恩迪科特不客气地说。“昨晚有人枪杀了斯蒂尔格雷夫。凶手可能是个女人。韦尔德小姐有嫌疑。我很抱歉这么说，但似乎是有这种可能性。”
法瑞尔说：“只有当它被引入法庭作为证据时，它才算是证据，恩迪科特。看在老天的分上，我可不是要教你法律。你懂法。忘了那张照片吧。它什么都证明不了。没有报纸敢刊登的。没有法官会承认它是证据，因为没有合适的证人能够证明。如果这就是马洛隐瞒的证据，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讲，他根本不算隐瞒证据。”
法瑞尔心平气和地插了一句：“要是我理解得不错，你想要韦尔德小姐做你的证人，用这张照片把事件的前后联系上。那要以何种诉讼进行呢？”
“我没有打算因谋杀而审判斯蒂尔格雷夫，”恩迪科特干巴巴地说。“可我确实有点感兴趣是谁杀了他。神奇的是，警察局也对此感兴趣。我希望我们的兴趣没有冒犯你。”
“恩迪科特先生，有很多人拍过我的照片。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在一起的照片。我曾和斯蒂尔格雷夫还有其他人。在‘舞者’餐厅共进午餐、晚餐。我不明白你要我说什么。”
法瑞尔说：“没什么会冒犯我。这也是我为什么有今时今日的地位。你确定斯蒂尔格雷夫是遭人杀害的吗？”
“你能解释一下吗，韦尔德小姐？”
恩迪科特只是盯着他。法瑞尔轻松地说：“我知道现场找到了两把枪，都属于斯蒂尔格雷夫。”
他严厉地看了我一眼，再次转向梅维斯·韦尔德。
“谁告诉你的？”恩迪科特犀利地问。他皱着眉，身体前倾。
“我整晚没睡，脸皮好像一直在往下耷拉，”我说。
法瑞尔将香烟扔进烟灰缸架，耸了耸肩。“见鬼，这些消息迟早要透出去的。其中一把枪杀了奎斯特和斯坦。另外一把杀了斯蒂尔格雷夫。也是近距离射击。我承认，这些人通常不会选择轻生。但这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我咧嘴笑笑。法瑞尔眨巴着眼看看我。恩迪科特从他的眼角瞄到了我的笑。“你觉得有什么好笑的？”他厉声对我说。
恩迪科特郑重地说：“毫无疑问。感谢你的建议。那碰巧是错的。”
“我只知道，我从照片上看到了什么，”她告诉他。
法瑞尔微微一笑，沉默了。恩迪科特缓缓转向梅维斯·韦尔德。
“你只需要看一下照片就可以知道，”恩迪科特暗示道。
“韦尔德小姐，这间办公室——或者说它的现任至少——不倾向于以某种曝光他人的代价来寻求出人头地，尤其是这种曝光可能是致命的。我的职责是，决定是否有人应该因这些谋杀案而受到审判、起诉，如果证据充分的话。我的职责并非是要通过挖掘隐私毁了你的职业生涯——你不巧正好是某个人的朋友，而此人尽管从未定罪或是因为任何罪行而遭到起诉，却无疑曾是个犯罪组织的匪徒。我认为，关于这张照片，你对我还不够坦白，但我现在不会深究。我询问你是否射杀了斯蒂尔格雷夫，这没有多大意义。但我得问你，你是否知道任何可能杀死他的凶手的信息？”
她从容不迫地回答：“不愿意，恩迪科特先生，我没法证明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或者什么地方拍摄的。我都不知道有人拍了这张照片。”
法瑞尔立刻接过话头说：“信息，韦尔德小姐——不仅仅是怀疑。”
恩迪科特轻声说：“你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吗，韦尔德小姐？”
她直视恩迪科特说：“不知道。”
法瑞尔笑笑说：“好吧，万一答案是肯定的话啊，这照片就不能当作证据。”
他站起身，鞠了个躬。“今天就到这儿吧。感谢你们前来。”
“是我在提问，”恩迪科特尖锐地说。
法瑞尔和梅维斯·韦尔德站起身，而我却没动。法瑞尔说：“你要召开一次记者发布会吗？”
这时法瑞尔冷漠地说：“请稍等。这就是马洛先生被认为隐瞒的证据吗？”
“我想这事交给你吧，法瑞尔先生。应付记者媒体，你总是很有一套。”
“你愿意出庭作证，证明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地点吗？”他翻过照片给她看。
法瑞尔点点头，走去开门。他们便出了门。她出门时似乎没有看我，不过有东西轻轻地拂到了我的颈后。可能是无心的。她的手套。
“很熟。他在很多方面都非常有魅力。我真不敢相信——”她难过得说不下去，只能耸耸肩。
恩迪科特注视着门关上。他看着桌子对面的我。“法瑞尔是你的代理律师吗？我忘了问他。”
“你和斯蒂尔格雷夫的交情如何，韦尔德小姐？”
“我雇不起他。所以我只能任人宰割。”
恩迪科特向后一靠，用他那修长的手指敲打着椅子扶手。他彬彬有礼地转向梅维斯·韦尔德。
他淡淡地一笑。“我让他们占尽了上风，然后通过折磨你挽回我的尊严，嗯？”
坐在她边上的男人穿着一套具有天使气息的淡灰色法兰绒西装，翻领上别着一朵康乃馨，大得跟一朵大丽花似的。他在抽一根印有字母图案的香烟，将烟灰掸落在地上，完全忽略手边的烟灰缸架。我认识他，以前在报纸上见过他的照片。李·法瑞尔，全国最炙手可热的金牌律师。他一头白发，可是双目炯炯有神。他那棕褐色的皮肤是室外暴晒的结果。看样子，与他握个手都得价值一千美元。
“我阻止不了你。”
他从桌上拿起一张照片，皱紧眉头。我望着对面的另外两个人。他们并排坐在一起。一个是梅维斯·韦尔德，她戴着那副有白色宽蝴蝶结的深色太阳镜。我看不见她的脸，可我觉得她正盯着我看。她的脸上没有笑容，非常安静地坐在那儿。
“你对你的做事方式不至于很自豪吧，马洛？”
“隐瞒了什么证据？”我问。
“我开头就错了，之后就只能自作自受了。”
“你的处境不妙，马洛。前途暗淡哪。你隐瞒谋杀案的证据，这是妨碍司法公正。你会为此坐牢的。”
“难道你不认为你对法律有一定的义务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他并不需要一个回答。我只是静静等待。
“是的——如果法律跟你一样的话。”
“你是马洛？”他的声音里有一丝南方人的软糯味道。
他苍白修长的手指插进蓬乱的黑发里。
塞威尔·恩迪科特坐在一张深色的扁平桌子后面，瞧着我走进来。他指了指对面的一张椅子。我坐下来。他是个又高又瘦的人，一头蓬松的黑发，手指纤长。
“这种答案我有很多，”他说。“它们听起来都千篇一律。公民就是法律。在这个国家，我们至今没有明白其中的含义。我们把法律当成敌人。我们是个憎恨警察的国度。”
那一排小单间的后面，有一扇门上写着“塞威尔·恩迪科特地方检察官”。我敲敲门，进入了一个通风的要人大办公室。一个很漂亮的房间，有老式的、带衬垫的黑色皮革椅，墙上挂着前任地方检察官和州长的照片。微风徐徐抖动着四扇窗户上的网眼窗帘。高架子上立着一台风扇，呜呜作响，无精打采地缓缓旋转着。
“要改变这点还有很多要做，”我说。“双方都是。”
大约一半的椅子上都坐着等候的人，他们脸上是已经苦候多时的表情，而且预计还得久等一阵。大部分人衣着寒酸。有一个是从牢里放出来的，穿着劳动布工作服，旁边有个看守。还有一个白脸的小孩，体型像个轱辘，一双病恹恹的眼睛空洞无神。
他探过身子，按下蜂鸣器。“不错，”他轻声说。“会的。看来有人得跨出第一步。谢谢你过来。”
越过服务台可以看见玻璃隔开的小房间一字排开。另外一侧是候客室，一排坚硬的座椅统一面向一方，对着小隔间。
我出门后，一个秘书从另一扇门进去了，手上抱着厚厚一叠文件。
你穿过双开门，门里面是一台专用交换分机系统和服务台，边上坐着一个看不出年龄的女人，世界各地的市政办公楼里都能看见她们。她们永远不曾年轻，也永远不会老去。她们相貌平平、没有魅力、毫无风格。她们不必取悦他人。她们很安全。她们很文明，但缺乏教养和智慧，有见识，却从不对任何事情感兴趣。当人类用生命换取生存、用雄心换取安稳时，就会变成她们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