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将棕色的雪茄烟蒂丢进我的烟灰缸。我俯过身，用铅笔头挤灭了烟蒂。她用戴着长手套的手指轻轻碰了碰我的手。她的笑容令我瞬间清醒了。她身子向后靠，跷着腿。她的双眸中开始闪现点点亮光。真是很久没调情了——对她而言。
“你保密的话，它们对我就毫无意义了。”
“爱情是一个如此乏味的词，”她沉吟道。“我很惊讶，爱情诗歌中英语语言如此丰富，却还能接受这样一个苍白无力的词。它没有生命力，没有余韵。它使我想起夏天穿着百褶裙的小姑娘，脸上挂着粉色的微笑，害羞的声音，可能还有最不合适的内裤。”
“我有自己的理由。”
我一声不吭。她毫不费力地变换语速，再次变得一本正经。
“为什么？”
“从现在起，梅维斯每部电影可以进账七万五千美元，最终能加到十五万美元。她已经开始走红了，势不可挡。除非是爆出一桩丑闻。”
她嘴一噘，表示失望。“可我敢肯定，你过去这些天一直在这么做。”
“那么有人应该告诉她斯蒂尔格雷夫的身份，”我说。“你为什么不说？顺便问一句，假如我们真的有了这些证据，我们敲诈韦尔德时，斯蒂尔格雷夫会袖手旁观吗？”
“怎么做？”
“他一定会知道吗？我认为她不会告诉他。实际上，我认为她都不会跟他再扯上什么关系了。不过这与我们无关——只要我们找到证据。只要她知道我们有证据。”
“我们做不到吗？”
她戴着黑色长手套的手伸向她黑色的包，突然停住了，轻轻敲打着桌子的边缘，然后手缩回来放在大腿上。她没有看着包，我也没有。
“我们要证明他是一个知名黑帮分子，”我说。
我站起身。“我也许碰巧要向韦尔德小姐负点责。想到过这点吗？”
“可我害怕，阿米哥。在这个国家，目击一起黑帮行凶案件是很危险的。不，我们不会敲诈斯蒂尔格雷夫。对于斯坦先生的事，我们只字不提，此人我可能认识，可能不认识。梅维斯·韦尔德是一个知名黑帮分子的密友，有人在公共场合看见他们在一起，知道这些就足够了。”
她只是微微一笑。
“我讨厌说大话，”我说，“可我不怕斯蒂尔格雷夫——或者像他这样的来一打也没关系。”
“如果真是这样，”我说，“你难道不觉得你他妈的是时候滚出我的办公室了吗？”
“可斯蒂尔格雷夫还在牢里，”她微笑着说。“即使他不在牢里——即使，比方说，我碰巧跟某个叫查莫斯的医生很熟，他当时是县监狱的医生，他告诉我，在一个秘密时刻，他允许斯蒂尔格雷夫去看牙医——当然是在狱警的陪同下，不过那狱警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就在斯坦遭枪击的那天——即使这一切碰巧都是真的，难道使用这些信息敲诈斯蒂尔格雷夫，不是一种很糟糕的方式吗？”
她双手搁在椅子扶手上，开始起身，依然笑脸盈盈。她还没来得及转身，我抢先拿了她的包。她瞪着我，满眼怒火，朝我“呸”了一声。
“那样我们会赚更多钱。”
我打开包翻了个遍，找到一个看着有点眼熟的白色信封。我从信封里甩出了“舞者”餐厅拍的照片——那两部分照片现在粘贴在另外一张纸上。
“你会更喜欢那种情况，”她幽幽地说。
我合上包，扔给对面的她。
她没有笑。
此刻她已经站起来了，咬牙切齿，异常沉默。
“报道说，他在两个街区以外遭枪击，”我说。“我更喜欢就发生在公寓楼前的说法。你当时探出窗外，正好目击了经过。你瞧见了凶手逃跑，恰好在一个街灯下，他转过了身，灯光捕捉到了他的脸，要不是老头子斯蒂尔格雷夫，就见鬼去吧。你看见他的小丑鼻子，认出了他，事实上，他头上还顶着停有几只鸽子的高礼帽。”
“有趣，”我说着在光面照片上折了四分之三英寸。“如果这不是伪造的，他是斯蒂尔格雷夫吗？”
她发出了一阵银铃般的清脆笑声。“阿米哥，总还有我不认识的男人。哪怕是在贝尔西别墅。”
银铃般的笑声再度蹦了出来。“你真是个滑稽的人物，阿米哥。你真的是。我不知道还有你这样的人呢。”
“克利夫兰的黑帮头目，去年二月在你的公寓楼前遭人枪击。他在那里有一套公寓。我想，你也许遇见过他。”
“战前的存货，”我说。“我们这样的人日益稀缺。你从哪儿弄到的照片？”
“斯坦？”她柔声问。“斯坦是谁？”
“在梅维斯·韦尔德化妆间中她的手袋里拿来的。当时她在片场。”
“尽管这似乎很奇怪，不过我对你的爱情生活真他妈的一点没兴趣，冈萨雷斯小姐。我估计你的男朋友横跨各个领域——从斯坦到斯蒂尔格雷夫。”
“她知道吗？”
我嘟哝了一声。
“她不知道。”
“非——常不错。”她拖长了声音说。“他也是我的男朋友。”
“我纳闷她是从哪里弄到的。”
“好吧。韦尔德小姐对我相当粗鲁。我伤心地离开了。接着我就遇到了这个手上拿着钥匙的意大利佬。我把钥匙从他手上夺过来，扔进了后面的灌木丛。后来我向他道歉，为他捡回了钥匙。他似乎也是个不错的小家伙。”
“从你那里。”
“你根本瞒不了我。”
“胡说八道。”我的眉毛略抬高了几英寸。“我会从哪里弄来呢？”
“我可能意外撞见了他。就是那个家伙吗？”
她那戴着长手套的手伸向桌子对面。她的声音冷冰冰的。“请还给我。”
她立刻哈哈大笑。“昨天晚上，阿米哥。就在梅维斯·韦尔德的公寓外。我就坐在马路对面的一辆车里。”
“我会还给梅维斯·韦尔德。我不愿这么说，冈萨雷斯小姐，可我到哪儿都不会是个敲诈者。我就是缺乏这种迷人的性格。”
我没答话。
“还给我！”她厉声说。“要是你不——”
“你从没跟他说过话吗？”她不经意地问，有点太过于随意了。
她突然停下了。我正瞪着她说完那句话。她光滑的脸庞浮现出一种鄙夷的神情。
“我没想这么多，”我撒谎道。“我不认识这个男人。”
“非常好，”她说。“算我看错人了。我以为你很聪明，可现在看得出你只不过又是一个愚蠢的私家侦探。这间破烂的小办公室，”她向四周挥了挥手，“还有你这里过的寒酸的日子——这一切都应该告诉我，你是哪种大傻瓜。”
“难道你不认为他可以将罪名改成可保释的吗——如果他真的想这么做的话？”
“的确是，”我说。
“我不知道他们指控他的罪名是什么。如果有重要人证的话——”
她缓缓地转过身，走向门口。我绕过写字台，她让我为她开门。
“难道你不觉得奇怪他没有申请保释吗？”
她缓步走出门外。她走路的方式可不是在读商业学校时学到的。
“是的。”
她沿着走廊，头也不回地走了。她走路的姿态很美。
“警察，”她鄙夷地说，“永远不会说出他们知道的一切。他们总是不能证明他们可以证明的一切。我猜你知道，去年二月他在监狱里关了十天。”
门砰的一声撞上了气动闭门器，只听“咔嗒”一声门轻轻地关上了。似乎过了很久门才关上。我伫立看着它，仿佛以前从未见过门关上一般。于是，我转身走回我的写字桌，电话铃响了。
“也许不能。警察也不能。”
我拿起电话，应声回答。是克里斯蒂·弗伦奇。“马洛吗？我们想在总部见你。”
“你能证明吗？”
“立刻吗？”
我说：“如果你是在等着我透露，我知道某人的身份——好吧，我是知道。”
“越快越好，”他说着挂了电话。
她若有所思地顿了顿。
我从便条簿下抽出那张粘在一起的照片，将它与其他几张一起放在保险箱里。我戴上帽子，关上窗。不用再耽搁了。我看着手表上秒针的绿色针尖。离五点还有好一会儿。秒针绕着表盘一圈一圈地转，就像一个挨家挨户敲门的推销员。指针指在四点十分。你认为她这会儿就该打电话来了。我脱下外套，解下肩带枪套，将它和卢格枪锁在桌子抽屉里。警察可不喜欢你在他们的地盘上带枪。即使你有权利带一把。他们希望你去的时候态度谦卑，手上拿着帽子，声音低沉而彬彬有礼，眼神空洞。
“在我眼里，生意和性爱可没有严格的区分，”她平静地说。“你不能羞辱我。性爱是一张我用来抓住傻瓜的网。有些傻瓜十分有用，而且慷慨大方。偶尔有一个是危险的。”
我再次看着手表，静静聆听。今天下午这栋大楼似乎很安静。过了一会儿，周围将会一片寂静，之后灰拖把女士拖沓的脚步声将会在走廊中响起，她会挨个转转门把手。
“大部分人都想。可我们暂时先把性爱抛在脑后吧。”
我又将外套穿上，锁了里间的门，关掉电铃，出门来到走廊上。而这时，电话铃响了。我冲进门时几乎撞断了门上的铰链。不错，正是她的声音，不过那语调我从未听过。一种冷酷和谐的语调，不是平淡、空洞或是死气沉沉的，甚至也不是孩子气。只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孩的声音，可我的确认识。她还没说三个字，我就明白这熟悉的声音意味着什么。
“你想跟我上床吗？”
“你叫我打电话我才打来的，”她说。“不过你不必告诉我任何事。我去了那儿。”
她戴着黑色的长手套，拿着这个小玩意，幽黑深邃的双眼凝视着我，眼里不含一丝笑意。
我双手握着电话。
她从包里取出一支细长的棕色香烟，小心翼翼地用那把金色的镊子夹好，等着我为她点燃。我没有这么做，于是她用一个金色的打火机自己点了烟。
“你去了那儿，”我说。“是的，我在听。然后呢？”
“是的。我的心情很糟糕。”
“我——借了一辆车，”她说。“我把车停在街对面。那里停了很多车，你不会注意到我的。那里有一家殡仪馆。我没有跟踪你。你出来的时候，我试图跟在你后面，可我压根不认识那边的路。我跟丢了。于是我回来了。”
“你的心情很糟糕。”
“你为什么回来了？”
“不错，”我说。“谢谢你告诉我。我们要讨论的当务之急是什么？跟你上床并不是当务之急。随便哪一天都行。”
“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你从那房子里出来的时候，看上去有点可笑。或许只是我的感觉而已。他是我哥哥，就是如此。于是我折返回去，按了门铃。没人来应门。我觉得这也很可笑。也许我有心灵感应或是其他类似的能力。突然之间，我似乎一定要进入那栋房子。我不知该怎么进去，可我必须要进去。”
“你不了解妓女，阿米哥。她们是最可钦可佩的人。当然，除了那些非常低贱的妓女。”
“我就是这样，”我说道，这是我的声音，可有人一直在打磨我的舌头。
“你一定要像个妓女一样说话吗？”
“我报了警，告诉他们我听见有枪声，”她说。“警察来了，其中一个通过窗户进去了。接着他让另外一个警察进来。过了一会儿，他们让我进去。后来他们不放我走了。我只得告诉他们一切，告诉他们他是谁，还有我撒谎说听见了枪声，但我很害怕奥林出了事。我也只能把你供出来了。”
“的确是。不过我脱掉衣服时，会更加刺激的。”
“没关系，”我说。“要是有机会跟你说的话，原本我也是想亲自报告警方的。”
“你总是穿黑衣服吗？”我问。
“对你来说有点棘手，是吗？”
我们进了那间闭门思考的内室，坐了下来。
“是的。”
“你不必跟我说笑，”我说。“我是在自娱自乐。我刚演了一场令人捧腹大笑的好戏。我们进去谈吧。”
“他们会逮捕你吗？”
“整个上午我都没心情说笑，阿米哥。”
“可能会。”
“我已经吃了，”我说。“吃的是氰化物。非常可口。我的脸色看起来不那么发青了。”
“你就让他躺在地板上。断气了。我猜，你是迫不得已。”
“我等了好久，”她说。“我还没吃午饭。”
“我自有道理，”我说。“虽然听起来不怎么令人信服。这对他来说没有区别。”
她一身黑衣，就像前天晚上穿的，只是这回是一套量身定做的套装，一顶宽大的黑色草帽潇洒地斜戴着，白色丝绸衬衫的领子外翻，叠在了夹克的领子之上。她棕色的喉部柔软灵活，双唇鲜红，仿佛一辆崭新的消防车。
“哦，你总是有自己的理由，”她说。“你非常聪明。什么事你都有理。好吧，我猜，你也会打电话给警察告诉他们你的理由。”
她只花了十多分钟就赶到了。我听见开门关门的声音，我来到接待室，她果然在那儿，典型的美国栀子花。她直勾勾地盯着我，眼睛黑暗深沉，不带一丝笑意。
“不见得。”
通过远程遥控，他们甚至能操纵一个小城市的老实人，比如奥林·奎斯特，只要几个月时间，就能让他脱胎换骨，变成一个冰锥杀人犯，把他原本简单的缺点变成连环杀手必备的虐待狂气质。
“哦，是的，你会的，”那个声音说，声音里透着一股我无法解释的喜悦之情。“你当然会。他们会让你打的。”
我坐在那儿，等待电话响起。可它没动静。我望向窗外。大街上人声鼎沸，隔壁咖啡店厨房里的通风管道中洋溢着蓝碟特餐的香味。时间流逝，我身子前倾，一手托着下巴，凝视着那山墙的芥末黄色的石膏，上面仿佛有一个将死男人的模糊影子，手上拿着一把短冰锥，感觉自己肩胛骨之间被刺的地方隐隐作痛。好莱坞改变无名小卒的本事实在了得。它可以让本该为卡车司机熨衬衫的邋遢村妇成为一个艳光四射的皇后；让原本要带着饭盒上班的某个发育过度的孩子成为笑容灿烂、洋溢着男性魅力的英雄；让你从一个大字不识一筐的汽车外卖员变成国际知名的交际花，嫁了六个百万富翁，人生最后堕落乏味到觉得唯一的刺激是去勾引一个穿着一条汗淋淋内裤的家具搬运工。
“我们别为此争论了，”我说。“我这行里，有人竭尽所能去保护客户。有时会做得有点儿过分。而我就是这样。我已经将自己置于他们的威胁之中。但并非完全是为了你。”
“来吧。”
“你就让他躺在地上，断气了，”她说。“我不在乎他们怎么对付你。如果他们把你送进监狱，我认为我会希望他们这么做的。我深信你会非常勇敢地面对。”
“在电话上我无可奉告，阿米哥。”
“当然，”我说。“一如既往的愉悦笑容。你瞧见他手里的东西了吗？”
“关于什么事呢？”
“他手里什么都没有。”
“好吧，那我过去可以吗？”
“好吧，就在他手边上。”
“不可能。我在等一个电话。”
“什么都没有。根本没有任何东西。是什么样的东西？”
“啊，你是，阿米哥。我在你那个有趣的小办公室里等了老半天。你能过来一趟跟我谈谈吗？”
“很好，”我说。“我很高兴听到这些。好吧，再见。现在我要去城里的警局总部了。他们想要见我。祝你好运，要是再也见不到你的话。”
“今天下午口音有点重了。”
“最好还是留着自己的好运吧，”她说。“你也许用得上。而我不会想要的。”
“哈啰。”
“我已经为你尽力了，”我说。“也许如果你一开始就多给我一些信息的话——”
我拨通了贝尔西别墅的电话，找冈萨雷斯小姐接电话。请问是哪位？请稍等片刻，马洛先生。嘟，嘟。嘟，嘟。
我话还未说完，她便挂断了电话。
“请打我公寓的电话。十万火急。我务必要见你。”签名是D。
我轻轻地将电话放回“摇篮”[1]，俨然把它当成一个婴儿。我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手掌。我走到洗脸盆前，洗了洗双手和脸庞。我将冷水泼到脸上，用毛巾狠狠地擦干，盯着镜子。
我没听见任何声音，我返回正门，开了锁，捡起邮件，带进办公室，随手扔在办公桌上。里面没有什么会令我感到更困难了。我离开那儿，来到另一扇门前，拉开门闩，过了好久，我才打开门，向外望去。一片寂静和空虚。我的脚边有一张对折的纸。一定是从门外塞进去的。我捡起来，打开一看。
“你可是冲下了悬崖，”我对着镜中的脸说。
我手拿钥匙站在办公室的门口。接着我悄无声息地来到另一扇门前，那扇总是锁着的门，站在那里，侧耳倾听。她也许已经等在那儿了，在那歪戴着的眼镜后，她的眼睛闪闪发亮，那张湿漉漉的樱桃小嘴随时等待着有人亲吻它。我不得不将告诉她一件远比她想象得困难的事，片刻之后，她便会离开，我将永远见不到她。
[1]原文为cradle，既指“听筒架”，也是“摇篮”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