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无法会面——”他接着刚才的话头，仿佛从未被打断，“我想留个简短的口信给他。”
“请稍等，亲爱的。”红发女郎拿起电话，说：“喂？……除了戈尔德温还有谁这么说？你就不能找个正常点的家伙吗？……好吧，再试试。”她啪地放下电话。高个子男人一动不动。
“请说，”格雷迪告诉他，“我会想办法为你传达的。”
“我很抱歉没法开张支票给他，”优雅的高个男人语气不屑，略带疲惫。“可能这是他唯一会感兴趣的事。由于无法——”
“代我向他致意，就说，他就是只不要脸的艾鼬。”
“很抱歉，福蒂斯丘先生。巴卢先生今天早上实在太忙了。”
“换成臭鼬吧，亲爱的，”她说。“他不懂英国词汇。”
“巴卢先生已经让我等了两个小时，”他语气冰冷，声音却甜蜜富有磁性，显然是经过许多训练。“我不习惯为了见谁等两个小时。”
“那就换成臭鼬，双倍的臭鼬，”福蒂斯丘告诉她。“另外再加一点硫黄味，还有最廉价的妓院香水味。”他整了整帽子，在镜子前瞟了眼自己的侧影。“我祝你日安，去他妈的谢里顿·巴卢公司。”
我四下环顾。角落里的小女孩停止了哭泣，正在一脸漠然地化妆。一个相貌出众、个头很高的家伙挥起一只优雅的手臂，盯着他的腕表，然后不急不慢地站起身。他将一顶浅灰色霍姆堡毡帽[3]吊儿郎当地戴在脑袋一侧，检查了一下他的黄色麂皮手套和银质包头手杖，然后慢悠悠地踱向一头红发的接待小姐。
这个高个演员昂首阔步、风度翩翩地走出门，用他的手杖开了门。
我在一张包着印花棉布的翼式靠背椅上坐了下来，椅背比我的头足足高出八英寸。坐在里面让我觉得缩头缩脑的。格雷迪再次对我微笑，是那种边缘磨得锋利的笑容，然后再次俯身去听电话。
“他怎么了？”我问。
“坐下歇歇吧，大个子，”格雷迪小姐对我说。“你可能得等上一整个礼拜。”
她满脸同情地望着我。“比利·福蒂斯丘？他没事。他没有得到任何角色，于是就每天来，照例表演一遍。他估计也许会有人看见他，喜欢他的演技。”
范恩小姐带着名片返回了彩绘玻璃窗。
我慢慢地合上嘴。就算你在好莱坞住了很久，也不一定能亲眼见到电影里的演员。
一个身材高挑、举止优雅、皮肤黝黑的女孩抬头望来，眼神傲慢无礼。她刚从一扇装饰成彩绘玻璃窗的暗门中走出来。黑皮肤女孩走到近前，格雷迪小姐把我的名片递给她：“斯平克。”
范恩小姐穿过那扇暗门，出现在面前，朝我努努嘴。我经过她身边向里走去。“这边，右手第二间。”她注视着我穿过走廊，来到了第二扇门前，门是开着的。我走进房间，关上了门。
她头也没回，尖声尖气地叫道：“范恩小姐。”
一个胖墩墩的白发犹太人坐在书桌后，笑眯眯地看着我。“你好，”他说。“我是莫斯·斯平克。有何贵干，老兄？放松一下，来支烟？”他打开一个貌似行李箱的东西，呈给我一根足有一英尺长的香烟，套在一根私人用的玻璃管里。
“哦，哦。你那典型的布尔茅尔学院[2]口音哪儿去了？”
“不，谢谢。”我说。“我抽普通的烟。”
我坐在她桌上的一角，抓了几把她喷出的烟，再吹进她的头发。她愤怒地往边上一躲。“滚开，蠢货。”她的声音尖锐得几乎可以刮掉油漆。
他叹了口气。“好吧。理解。我们瞧，你叫马洛，对吗？马洛。马洛。我听说过有个叫马洛的人吗？”
“简而言之就是敲诈。”她叹了口气。“你他妈的为什么不从这里滚出去呢，伙计？在我派一群肥头大耳的警察追捕你之前？”
“大概没有，”我说。“我从没听说过一个叫斯平克的家伙。我要求见一个叫巴卢的人。这个名字读起来很像斯平克吗？我不是在找斯平克。而且，悄悄说一句，让这个叫斯平克的人见鬼去吧。”
“我可没说是含蓄的。”
“反犹太吗？”斯平克说。他大手一挥，手上的淡黄色钻戒仿佛黄色交通灯一般。“别这样，”他说。“坐下来，冷静一下。你不认识我。你也不想认识我。好吧，我没有生气。在这样一个圈子里，你得做到不惹人生气。”
“海伦·格雷迪，”她说。“好吧，一点含蓄的色情没什么坏处，不是吗？”
“巴卢，”我说。
“有点下流，那个——怎么称呼——小姐，”我扭过脖子去看她桌上的铭牌。
“现在清醒点，伙计。谢里·巴卢是个大忙人。他一天工作二十小时，哪怕这样，他还总是有很多事做不完。坐下来，跟小斯平克聊聊。”
“哪一类小道消息？别担心会吓到我。”
“你在这里管什么？”我问他。
“也许吧。”
“我负责他的安全，伙计。我要保护他。谢里这样的人物不是想见就能见的。我为他甄选对象。我和他是一回事——在某种程度上，你懂的。”
她从一只水晶盒子里抽出一支烟，然后用水晶打火机点燃。“兜售？你的意思是换钱——在好莱坞？”
“可能我超出了你所指的程度，”我说。
“我想兜售一点小道消息。”
“有可能，”斯平克欣然赞同。他剥掉了一个铝制私人雪茄盒外面厚厚的胶带，轻轻地抽出了雪茄，仔细查看它的生产标志。“我不会否认。为什么不展示一下？让我们了解一些。到现在为止，你都是在虚张声势。我们这儿这种人太多了，已经行不通了。”
“毫无疑问。如果我可以问一下的话，是关于哪方面的？”
我看着他剪掉雪茄头，点燃那支貌似价格不菲的雪茄，“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出卖他？”我狡猾地问。
“我有很重要的事。”
斯平克的细小眼睛眨了眨，我吃不准，不过里面含着眼泪。“我出卖谢里·巴卢？”他压低了嗓门，断断续续地说，就像在主持一个六百美元包办的葬礼。“我？我宁可出卖自己的母亲。”
她再次看了我的名片，粲然一笑。“大家都是这样，”她说。“嗯——那个——马洛先生。看看这些可爱的人吧。他们每个人都是打两个小时前办公室一开门就来到这儿等候了。”
“这招对我也行不通，”我说。“我从没见过你母亲。”
“我必须要见他，”我说。
斯平克将他的雪茄搁在边上形状如同鸟池的烟灰缸上。他挥了挥双臂。悲伤正在吞噬他。“哦，伙计。该怎么说呢，”他悲痛地说。“我对谢里·巴卢的爱好比对我的父亲一般。甚至更胜于此。我的父亲——好吧，不谈了。来吧，伙计。有点人情味。给点旧时的信任和友谊吧。跟小斯平克讲讲吧，如何？”
“很抱歉。这不可能。下次再来拜访，好吗？感恩节前后。”她穿着一件白色毛料裙，紫红色的丝绸衬衫上罩了件短袖黑色天鹅绒外衣。她的头发如同炽热的夕阳，她戴着黄宝石手镯、黄宝石耳环，以及盾形的黄宝石宴会戒指。她的指甲颜色与衬衫颜色完全一致。她看上去仿佛花了好几个礼拜才打扮妥当。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只信封，扔到他面前的书桌上。他从里面抽出唯一一张照片，严肃地凝视着它。他把照片放在桌上，抬头望着我，又低头看看照片，再次抬头望我。“好吧，”他呆呆地说，声音里突然没了他刚才提到的旧时信任和友谊。“这有什么特别的吗？”
“不行。”
“要我告诉你这个女孩是谁吗？”
“有人已经等了六个月，”她小心翼翼地说。“能找别人帮忙吗？”
“这男的是谁？”斯平克打断我。
“一般需要等多久？”
我沉默不语。
“今天？”她和蔼可亲地询问道。“还是本周？”
“我问你这男的是谁？”斯平克几乎是在向我咆哮。“快说吧，混蛋，快说。”
“早上好。我想见巴卢先生，”我说。我将自己的名片放在桌上。她捏着名片的一角，乐出声来。
我还是不吭声。斯平克缓缓地去拿电话，那双坚定冷酷的眼睛还盯着我的脸。
“不，”她对电话那头说。“不，很抱歉。我恐怕这不管用。实在、实在太忙了。”她挂了电话，在一张单子勾掉了什么，接着又冷酷地打量起我来。
“继续，打电话，”我说。“打给城里，找凶案组的警探克里斯蒂·弗伦奇。那又是一个很难说服的年轻人。”
一个外表冷酷的红发女郎慵懒地坐在一张亚当式写字台[1]前，正在对着一部纯白色电话机讲话。我走上前去，她用那双蓝眼珠冷冷地白了我几眼，随后就盯着屋顶的飞檐。
斯平克的手从电话机上挪开。他缓缓起身，拿着照片走出门外。我等待着。外面日落大道上车辆在远处来往穿梭，千篇一律。时间一分一秒安静地坠入井中。斯平克刚点燃的雪茄冒出的烟在空气中缭绕，而后便被吸进了空调的通风口。我望着墙上数不清的签名照片，都是签给谢里·巴卢的，致以对方永恒的爱意。我估计，既然他们出现在斯平克的办公室，想来都是些过气的明星。
其中有些人欢欣鼓舞，充满了希望。有些人似乎已经待了好多天。一个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女孩在角落里拿着手帕抽泣。没人注意到她。我从好几个不错的角度欣赏了她的侧影之后，这伙人才认定我不是来采购也不是在这里工作的人。
[1]由罗伯特·亚当和詹姆士·亚当开创的家具与建筑的新古典主义风格。
于是，我拍了拍廊上一根有细长凹槽的白色柱子，打开门，径直走入占了建筑物整个前部的接待室。里面摆着深色的仿古家具，还有许多椅子和靠垫包了类似印花棉布的长椅。窗边挂着蕾丝窗帘，旁边的印花棉布盒子与风格相似的家具相得益彰。地上铺了一块花地毯，有一群要见谢里顿·巴卢先生的人正巴巴地等候着。
[2]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著名的女校，七所“女校常春藤”中的一员。
在“舞者”餐厅的露台上，几只早起的鸟儿正准备喝它们的午餐饮料。二楼临街的一面是透明玻璃，前面撑出了遮阳篷。我向前驾驶，开过了驶向日落大道的弯道，在一幢四方形两层楼建筑的街对面停下了车，这幢玫红色的砖房有几扇小小的白色铅制的凸窗，前门处还有一座希腊式门廊，从街对面看起来，就像一个古色古香的锡制门把手。门的上方是扇形窗户，上面一本正经地嵌着“谢里顿·巴卢公司”几个黑色的木头字母。我锁好车，穿过街道来到前门。这扇漆成白色的门又高又宽，锁眼大得足以穿过只老鼠。这个锁眼里面是一把真正的锁。我伸手去摸门环，可这家人似乎也预料到了这点。门环跟门是连成一体的，只是个装饰。
[3]男用软毡帽，帽边狭窄呈卷形，帽顶有纵向凹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