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尼——”
“什么蒙德里安？”
“别担心。一切都会没问题的。”
“那休利特呢？他们那幅蒙德里安会回去吗？”
“一切都会没问题的。”
“她是这么告诉我的。”
“嘿，我希望你说得对，伯尼。可是，我不知道。我今天早上出门去，想跑十五英里，结果才跑了十英里，我右边膝盖里就开始有种奇怪的感觉。不是真正的痛，而是一种感觉，觉得有点敏感，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现在人家都说跑步是要跑到痛，而不是痛了还要跑，但如果是敏感的感觉该怎么办？我想只要它变成疼痛我就会停下来，但它就一直只是敏感，然后又变得更敏感一点，于是我跑完了那十五英里，然后又跑了三英里，加起来总共十八英里，最后我回家洗了个澡、躺下来，现在我的膝盖在没命地抽动。”
“她的猫真的回去了？”
“你还能走路吗？”
“被放在一个小盒子里。”
“我大概还可以再跑十八英里。我的膝盖是敏感得在抽动，不是痛得在抽动。这真是疯了。”
“真的？”
“哦，会没事的。沃利，今天下午在一个美术馆发生了一些事——”
“嗯，把它送给养猫的人吧，我不需要了。卡洛琳的猫回去了。”
“天哪，我差点忘了。我甚至不确定我是不是应该跟你讲话。那件事和你有关吗？”
“嗯，只要适合就好。对了，你把那个篮子留在这里了。那个用来提猫还是什么东西的篮子。”
“当然没有。但那些抗议的小孩当中带头的是我一个朋友的儿子，而且——”
“一个脑筋动得快、很会利用机会的贼。”
“哦，我就说嘛。”
“我想这是媒体发明的，不过我想他们可能会就这么用下去。杰瑞德的朋友沙欣·弗拉维兹本来建议用‘幼豹’，但另外一个朋友亚当告诉他们说豹的小孩不叫幼豹，而是叫小豹猫，但‘小豹猫’因为听起来不够凶悍而被否决了。无论如何，我们的秘密不会传出去的。我想杰瑞德已经开始认为这整件事都是他的主意了，你只是在最后一刻沾点好处而已。”
“沃利，你想不想当‘青年豹’的律师，出出风头？我想不会有人控告他们，但会有记者想采访，说不定还会有人想为这事出本书或拍部电影，杰瑞德需要有人维护他的利益。而且杰瑞德的爸爸说要跟他妈妈打官司争取监护权，所以他妈妈也需要有人维护她的利益，还有——”
“这是他们给自己取的名字？”
“你对那个妈妈有兴趣？”
“你是说他那些核心成员？就算他们想提起你也不可能。只有杰瑞德一个人知道今天下午的事情不只是‘青年豹’组织的政治行动。”
“我们只是好朋友。事实上，沃利，我想你说不定会喜欢那个妈妈。丹妮丝，这是她的名字。”
“他的伙伴们呢？”
“哦？”
“他的回答变成了政治演说。别担心，他没有提起你。”
“有笔吗？丹妮丝·拉斐尔森，电话七四一五三七四。”
“我看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这官司能打得起来，不过我不是律师。杰瑞德面对别人问问题，挺得住吗？”
“小孩的名字是杰森？”
“他那个蠢货爸爸打电话来，责问我怎么可以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他正在严肃考虑要告我、争取监护权，当然除非我同意减少赡养费和教育费等。杰瑞德说如果要他跟他爸爸，那他宁可去住休利特。如果他要告我，你看他这场官司打得起来吗？”
“杰瑞德。”
“真是个老到的演员。”
“都一样。我应该什么时候打电话给她？”
“伯尼，这里简直是个疯人院。现在好不容易才平静了一点。我的儿子怎么样，嗯？”
“早上。”
“等我解释之后你就明白了。”
“天哪，现在已经是早上了，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我不明白。”
“我打电话给我的律师不是要问时间的。我打电话给我的律师，是因为我有事要他帮我做。”
“但我说的台词不是这句。‘把嫌疑犯都带过来。’这句才是我的意思。我要你做的就是这件事。”
“你有事要我帮你做吗？”
“真是引人入胜啊，伯尼。”
“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问呢。”
“事实上他从来没真这么说过。他说的是‘弹吧，萨姆’，或者‘弹那首曲子吧，萨姆’，或者其他类似的变化，但他从来不说：‘再弹一遍，萨姆。’”
“佩德罗辛小姐吗？‘我吟唱忧愁／我吟唱悲泣／我没有忧愁／我只是借取——’”
“‘再弹一遍，萨姆。’”
“请问是哪位？”
“那不是差事，那是偷鸡摸狗的执照。《卡萨布兰卡》里那句台词是怎么说的？”
“‘我只是借取／从某个明日／那里沉睡着／足够的忧愁／让我吟唱悲泣。’这是玛丽·卡罗琳·戴维斯啊，佩德罗辛小姐，你一向喜欢的诗人。”
“我已经有差事了，记得吗？我是个警官。”
“我不明白。”
“在野兽的肚子里。听着，我有件差事要给你，雷。”
“明白什么？在我看来，这是一首简单明了的好诗。诗人是在说，她要写的感情深度是目前尚未经历过的，因此她汲取未来的不幸以便下笔。”
“我也这么想。你在哪里？”
“罗登巴尔先生？”
“折得非常小，塞进我的帽子里了。”
“正是在下。我手上有你那幅画，佩德罗辛小姐，你只要来拿就行了。”
“但我没看到你拿任何东西，伯尼。你把那幅莫特里恩怎么了？”
“你手上有——”
“这样的伪装才好啊，不是吗？”
“那幅蒙德里安，只卖一千美元。我知道这数字低得离谱，但我急着要离开这里，需要尽快弄到钱。”
“哪里哪里。你是疯了还是怎么的？不要告诉我不是你干的，因为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你那顶帽子真是我这辈子看过最蠢的了。我想我认出那顶帽子比认你还要容易。”
“我要等到星期一才能去银行，而且——”
“跟你谈话总是这么令人快慰，雷。”
“把你手上有的现金都带来，再加上一张支票补足差额。去拿支笔来记下地点和时间。别迟到，也别早到，佩德罗辛小姐，否则你就再也别想要得到这幅画了。”
“伯尼，你以为你在做什么，收集莫特里恩吗？因为据我了解，古根海姆博物馆也有两幅，我在想你的下一个目标会不会就是那里。”
“好吧。罗登巴尔先生，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相信。”
“你把你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了。你不记得了吗？”
“对。艾丽森看到它很惊讶。我想她就跟我一样惊讶。”
“但那个号码——”
“唔，你慢慢决定吧。你今天晚上不需要做什么。”
“其实是阿姆斯特丹大道上一家韩国人开的水果店。我很失望，佩德罗辛小姐，但并不意外。”
“少了一边。它看上去有点不太能保持平衡，要跳要扑的时候好像很没有把握似的。我无法决定是应该把另一边的胡须也修一修，还是等这一边的长出来就好了。”
“但是——”
“是她找到我的。事情太复杂了，现在不好解释。重要的是它回去了。它的胡须如何？”
“但是电话簿里有你的名字，佩德罗辛小姐。曼哈顿电话簿，住宅部分。我不可能是第一个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的人。”
“你怎么找到她的？”
“不是，但是——但是我没有告诉你我的名字。”
“我把那幅画给了她，她就把猫还回去了。”
“你说的是埃尔斯佩丝·彼得斯。”
“说话算话？”
“是的，但是——”
“真神奇。那个纳粹还真说话算话。”
“嗯，我无意冒犯，佩德罗辛小姐，但你没有骗过我。你报出姓名的时候那种迟疑的样子，然后再加上那个错误的号码，嗯，这太明显了。”
“阿齐。我们去喝了杯酒，之后我们又喝了一杯，然后我们回到家，尤比马上冲过来要我摸，这不像它平常的作风，我就摸着它，一抬头，看见尤比在屋里的另一个角落，于是我赶紧低头看看我在摸的那只猫，结果正是阿齐·古德温。闯进我家把它带走的那个人又把它送回来了，门还是跟我出门的时候一样锁得好好的，和上次一样。”
“但你到底是怎么知道我的真名的？”
“阿齐？”
“运用一点演绎法。外行人编假名字的时候，几乎都会用和原来姓名相同的缩写。而且他们经常选择某种人名的变体来当姓，比如杰克森、理查斯、约翰森，或者彼得斯。我猜你真名的第一个字母是P，而且很可能和彼得斯有着同样的字根[2] 。另外，你的外表特征显示你可能有亚美尼亚血统。我拿出电话簿，翻到Pet开头的部分，然后找一个名字缩写是E的、听起来像亚美尼亚人的名字。”
“当然，没问题。真是一场大乱！我觉得当时我们大可以趁机把《蒙娜丽莎》偷出来，只不过那幅画在卢浮宫。但我得告诉你一个大消息——猫回来了！”
“但是这太不寻常了。”
“总之不在牢里。我没事。你和艾丽森安全离开了吗？”
“不寻常就是寻常，佩德罗辛小姐，前面多加了一个不字罢了。对了，这句话不是我发明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个老师常这么说。她叫伊莎贝尔·约瑟夫森，据我所知这不是假名。”
“你在哪里？”
“我只有四分之一的亚美尼亚血统，而且别人都说我长得像妈妈这边的亲戚。”
“不是。”
“我倒觉得你的长相明显有着亚美尼亚特征。不过也许我只是突然出现了那种人们偶尔会有的灵光一闪。这实在不重要。你要那幅画，不是吗？”
“伯尼，谢天谢地。我担心死了，真怕你发生了什么事。你不是从牢里打电话来的吧？”
“我当然要。”
***
“那就把这抄下来……”
除了我之外，翁德东克的公寓里没有人，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我能确定这一点，是因为我检查了所有的地方，甚至包括厨房里的餐具橱。然后我打开水龙头让水一直流，直到水热得可以冲泡速溶咖啡。如此产生的饮料不会令挑剔的人兴奋不已，也不会帮我醒酒，但至少可以让我当一个毫无睡意的醉鬼，而不是摇摇欲坠的醉鬼。我把它喝下去，打了个冷战，然后开始打电话。
“丹弗斯先生吗？我是罗登巴尔，伯纳德·格林姆斯·罗登巴尔。很抱歉这么晚打电话给你，但我想你听完我要说的话之后就会原谅我的打扰了。我有几件事情要告诉你，先生，还有一两个问题要问你，还有一份邀请……”
我打开门进去。
＊＊＊
但我没有立刻把门打开。首先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听，然后把眼睛凑在锁孔边，又趴下来看门缝里有没有透出光线。什么也没有，没有光线，没有声音，什么也没有。
我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等到都打完之后，我的耳朵已经因为长时间紧贴着话筒而疼了起来。要是戈登·翁德东克知道我用他的电话在做什么的话，他躺在冰柜里都会爬起来的。
有一户门内传出争吵声，但不是翁德东克家。他的公寓门上贴着一张纸，宣布该户系由纽约市警察局下令封锁。这个封锁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翁德东克的门锁是这公寓的唯一屏障。那是西格尔牌的，相当不错，但我以前就撬开过一次，它对我来说已经没有秘密了。
电话打完之后，我又冲了一杯咖啡，在冰箱里找到一条巧克力，在橱柜里找到一包薯片。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是很奇怪的一顿饭。
看见空无一人的走廊，因为等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已经出了逃生门，又开始爬楼梯了。我爬了三层，回到我刚才离开夏娃·狄格拉斯的十五楼，站在逃生门前迟疑了一会儿，然后再爬一层，用我的工具打开了门。
我还是吃了，然后回到客厅去打发一点时间。已经很晚了，但还不够晚。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我走出翁德东克的公寓，没有锁门，一路走到五楼。经过十五楼沉睡中的夏娃·狄格拉斯时，带着微笑；经过十一楼的阿普林夫妇时，叹了口气；经过九楼的莱奥娜·特里曼时摇了摇头。我在五楼要打开逃生门的时候颇费了一番工夫。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这把锁和其他逃生门上那些构造简单的锁是一样的，也许我电话打得太多手指僵硬了。我打开门锁，经过走廊到另一扇门前，小心地看听一番之后才把门打开。
阿普林夫妇在家。此刻，当我像准备投海的老鼠一样站在他们家门口的时候，阿普林先生说不定正闲适地翻阅着他那已遭劫掠的集邮册。随时会发出一声咆哮，把他太太吓一跳，一下子把重播的玛丽·泰勒·摩尔[1] 忘得一干二净。然后他可能会反射性地冲到门边，猛地把门拉开，然后看见——什么？
我安静得像只老鼠。屋里有人在睡觉，我不想吵醒他们。而且我有一大堆事情要做。
还好我停了下来，因为那座公寓里有人。我一定是听到了什么，才会把耳朵贴在门上，然后听到了应该是电视上情景喜剧里的笑声。我抽出撬锁工具，把眼睛凑近锁孔，果然看见了灯光。
最后，事情终于都做完了。我非常安静地溜出五楼那间公寓，把门锁上，然后再次上到十六楼。
我从逃生梯到了十一楼。一时想不起阿普林家的门是哪一扇，然后我瞥见了那个泄露天机的、没有连接任何警报系统的安全装置钥匙孔。我拿出我那串工具，正把一条钢丝穿进普拉德门锁准备拨弄的时候，突然有什么让我停了下来。
你知道，我想这是最痛苦的部分了。爬楼梯不是件轻松的事，爬十层楼梯（谢天谢地，还是没有十三楼）则是件非常不轻松的事。纽约跑步者俱乐部每年都在帝国大厦举办爬楼比赛，一直上到八十六层，每次都有某个手脚细长、爱表现的家伙赢。他爱怎么赢就怎么赢吧，爬十层楼已经够痛苦了。
我眯着眼睛从防盗孔往外看了看，打开门锁，把门拉开一条小缝，检查了一下走廊。出来后，我想到要用我的工具把门重新锁上，后来决定不这么做。既然夏娃的生活方式是这个样子，那么她忘记锁门应该也是家常便饭。说到这一点，离开她家的客人说不定也会顺便翻翻她的钱包，或者她说不定认为这种行为并非偷窃而是报酬。人家说，公平的交换就不是抢劫。
我再度进入翁德东克的公寓，关上门，上了锁，然后花点时间喘口气。
当她的呼吸节奏改变时，我一动不动地等了一两分钟，然后滑下床垫、挪下那个睡觉的平台，移到地板上。地毯很厚，我无声地从上面走过，捡起我的衣服到客厅里穿上。我快走到门口的时候，想起了我那根五英尺高的圆筒，于是又回去拿。“我敢说你一定是建筑师，”先前夏娃说过，“这里面装的一定是蓝图。”我问她怎么猜到的。“你这副眼镜，”她说，“还有这顶帽子。还有这双看起来很睿智的鞋子。哎呀，唐纳德，你一看就是一副建筑师的样子。”
[1] 玛丽·泰勒·摩尔（Mary Tyler Moore，1936—2017），美国演员，主要演电视连续剧。
之后，最困难的是要一直保持清醒、等她睡着。我的思绪开始飘浮，顺着某条弯弯曲曲的奥妙思路朝着梦乡而去，我总是及时抓住自己，猛地把自己拉回来，而每一次都觉得很侥幸。
[2] 佩德罗辛的原文是Petrosian，彼得斯的英文是Pe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