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杀人。
警察失职。
还有现在这个，不幸的意外。如果格里芬叔叔说他向斯塔布斯展示捕鱼枪的时候发生了意外，事情就会变得容易很多。但是格里芬坚持自己的说法：他当时在驾驶桥楼上，斯塔布斯没有回应对讲机，他就把船设为自动驾驶，爬下了舷梯，看见斯塔布斯的胸口插着一把捕鱼叉。因此她想对陪审团坚持一种说法：斯塔布斯是由于瞎玩捕鱼枪而不小心射中了自己、。
弄错身份。
对于这一假设，捕鱼叉的入射角至关重要。到目前为止，维多利亚已经咨询了两位鉴定证人——一位佐治亚理工大学的生物力学教授，以及一位私营企业的安全工程师。教授告诉她，这种意外假设“不可能依靠生物力学得出合理的证明”；而工程师则说他的试验同样不能得出结论。他们都拿不出任何能在法庭里用得上的东西。维多利亚还找了一位教授——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人为因素方面的专家，但是他的报告还没有写好。
好吧，她不得不承认史蒂夫通过这一技巧赢了许多官司。
史蒂夫曾半开玩笑地考虑过在法庭里现场演示。他先给捕鱼枪上膛，然后对着自己穿着防弹背心的胸膛发射。他在办公室里做过一次演习，把捕鱼叉射出了窗外，落到了街对面的露台上，那里有个正在一边烤全鸡一边吸大麻的牙买加钢鼓乐队。维多利亚敢打包票，如果乐队里有一位陪审员而且正好被射中的话，那这个演示只能帮倒忙。。
史蒂夫教给了她这个关键词，让她尽可能多地重复。他曾叮嘱说：“尽可能把我们的主旨灌输到公众意识里去，决不让步。”
她拉着格里芬的手肘，带着他走向了电梯。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两个人的角色逆转了。她还记得多年前在迪士尼乐园里，格里芬叔叔拉着她的胳膊护着她在人群里穿行。现在她是保护的那一方了。她是挡在格里芬叔叔和牢狱生活之间唯一的屏障，至少目前是这样。当案子开庭后，史蒂夫就会来争夺这一位置。
“不幸的意外。”
但是现在她很享受聚光灯以及媒体的关注。这桩谋杀案备受瞩目，实在是棒极了，尤其是在由自己主导辩护的情况下。难怪史蒂夫不愿意让步。不过她已经定下了自己的“洛德法”。
面对着这些晚报记者们，维多利亚换上了一副律师的职业化表情——自信，但并不自大。她回答道：“我们完全相信陪审团会将此案定为一场不幸的意外。”
“你自己选择，史蒂夫。你可以退居次席，或者退居旁听席。”
“我的律师会回答所有的问题。”格里芬平静地说。
“没问题。你说了算。这是我们说好了的。”他如此回答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格里芬？”一个特别粗鲁的记者大声问。
史蒂夫无条件的让步引起了她的怀疑。她原以为他会撞开法庭大门，发表些能上头条的言论。然而今天在她处理传讯事宜的时候，他没有出现，让她时间独享了十五分钟的媒体关注。现在，当维多利亚艰难地从记者们中间挤出一条路走向电梯的时候，她依然怀疑史蒂夫有没有潜伏在附近，准备召开他自己的新闻发布会。
“你要怎么辩护？”另一个记者嚷嚷。
“洛德女士！格里芬先生！”一个邋遢的年轻男子大喊道。她认出他是《基韦斯特岛市民报》的记者。“那条船上发生了什么？”
“会达成认罪协议吗？”一个记者喊道。
“在法庭上一切都会揭晓。”她对着镜头微笑着说。
两人走出法庭时，一股潮湿的热浪向她迎面扑来。法庭的门正对着一条通往电梯的露天通道。相机快门声和提问声此起彼伏。走廊被那些龇牙咧嘴、垂涎三尺、争先恐后的豺狼虎豹们——也就是新闻记者——围了个水泄不通，维多利亚护送着格里芬，好不容易突出重围。。
全是些愚蠢的套话，她暗忖。在法庭上一切自然都会揭晓。她只是不知道揭晓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斐泽斯法官首先花了几分钟整理办公用品，维多利亚只得放弃宣读起诉书。日程表排出来了，法官设定了取证的截止期限和庭审日。随后他宣布保释金是一百万美元。没问题。这个数额已经在事前达成了协议，并且保释金已经到了账。格里芬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出法庭，不用体会穿上门罗县监狱橘色囚服的不适和羞愧……除非他在审判中被定罪。
“在适当的时候……”她补充说，“斯塔布斯先生不幸意外身亡的真相会水落石出。”
说的没错。
史蒂夫会为她感到骄傲的，她想着。
“手提袋之于女人就相当于蛋蛋之于男人。如果出门的时候不带上它，你就会感觉和没穿衣服一样。”
天上忽然下起了一阵细雨，维多利亚担心她的妆会花。法院的设计风格是亚热带式，通道是露天的，也就是说你可能会被太阳暴晒或是被雨淋湿，但实际上你还没有走出这栋楼。
她同样也穿了件淡紫色的D&G双排扣西装，翻领特别宽的；一件骨感的紧身上衣；一条合身的半身裙，是羊毛的夏季包臀裙，布料里混了些弹力纤维，所以很有弹性。不，她不需要任何修身穿法就可以凸显身材。她那绒面革内衬的宝缇嘉皮革编织黑色手提袋——跟小书包一般大——正好用来放法律文件和她的化妆品。莎拉·杰西卡·帕克在《欲望都市》里是怎么说的？
他们走进了大厅，经过一幅绘着西班牙帆船的壁画，画上的海盗们在一处沙滩上了岸，正在持剑打斗。她琢磨着，这样的画面在法院里可不寻常，仿佛是在颂扬这座岛很久以前无法无天的状态——或许其实也并没有那么久远。
她一上午都小心翼翼地不让格里芬知道她很生气。这是他的第一次出庭，需要显得自信而放松。她看了格里芬一眼，觉得那身黑色的双排扣西装非常得体。但是这套西装让他的胸膛显得过于厚实，块头更骇人了。维多利亚在心里默默记下，等陪审员选定之后，要让他换一身显得苗条些的衣服。
“看这边，洛德女士！”一个摄影师尖声嚷着，手里拿着照相机对着她。
“该死，格里芬叔叔。我跟你说过要对我说实话。如果你撒谎，我就帮不了你了。”
“不，看这里，洛德女士！”另一个摄影师大喊道。
过去的两天里，在史蒂夫的建议下，维多利亚走起了“绿色通道”，然而她并不喜欢这个“通道”要把她引领去的地方。她在县政府的不动产档案室里搬下一本本发霉的书，折断了两根手指甲，认真阅读不动产的交易信息。现在她已经确定自己被格里芬叔叔误导了，打算一回到酒店就质问他。
“格里芬要做证词吗？”一个穿着脏兮兮的牛仔裤和背心T恤的男人大声问。
但格里芬叔叔真的是无辜的吗？
记者们也追到这里来了，堵在大厅里，乱哄哄的像一群蟑螂。这真是一群惹人厌烦、吵吵闹闹、言语粗鲁的家伙。然而维多利亚就像是一位走红毯的明星一样，认为自己最好还是习惯一下这种关注。她觉得，聚光灯虽亮，但照亮的角度有限，只能聚焦在一个人身上。尽管律师们都有合伙人，但他们其实还是独行侠。谁还记得强尼·卡克伦的合伙人是谁呢？梅尔文·贝利的合伙人呢？格里·斯彭斯的合伙人呢1？
史蒂夫最近一直在准备富有创意的辩护词，旨在影响新闻界和待选陪审员们。有一次他想了句“如被吹落的白雪那般纯洁无辜”，然而很不幸，那是个涉及白粉的案子。
确实，在一桩重大谋杀案里扬名立万的律师理应有站在聚光灯下的心理准备，同时还得再买些防水的化妆品。
史蒂夫曾提出的让格里芬引吭高歌：“无罪，无罪！全能的上帝赐我以恩惠，我无罪！”非常押韵。但维多利亚一口回绝，对她而言，这样太过夸张了。
1以上三人都是美国著名律师。
“我无罪！”哈尔·格里芬按照维多利亚的指导，嘹亮而清晰地喊出了这两个字。他们正身处距离基韦斯特岛港口三个街区远的门罗县法院四楼的法庭里，站在克莱德·斐泽斯法官面前。史蒂夫还在迈阿密准备他父亲的案子，留下维多利亚独自处理格里芬的出庭传讯事宜。她很高兴能自己做主。